荊潭唱和詩序原文賞析

朝代唐代 詩人韓愈

揭露 社會

譯文
　　裴公的隨從官員當中，有個人拿著《荊潭唱和詩》讓我來看，我接過來誦讀一遍，就仰起頭說道：“太平安定的曲調平淡淺薄，可是憂愁傷感的歌聲深刻精彩；歡樂愉快的文辭難以寫好，可是窮困痛苦的作品容易成功。因此，文學創作，常常出自漂泊異鄉、隱居山林的人士。至於那般王侯顯貴，官高祿厚，得意洋洋，不是自來擅長而又愛好作詩，那就沒有功夫弄這個。

　　如今裴公任荊南節度使，開闢鎮守荊州地區，統轄九郡；常侍楊公，領有湖南一帶，土地長兩千裡。他們兩位，推行德政、執行刑罰都很努力，所得爵位俸祿也都極高。而且竟然還能留心研究文學藝術並且寫作很下功夫，把文才運用在吟詩作賦上，往來不絕，有唱就和，搜尋奇字挑選怪詞，精心雕琢文字，要與穿布衣、束皮帶、住在里巷、生活困苦、專心寫作的貧士爭個高低。他們兩位所寫詩篇，音調鏗鏘，猶如金石之聲，深刻精彩，足以感動鬼神，真是人們所說的才能全面、能力高超的詩人呀。兩個幕府的隨從官員，以及下屬官吏，也都跟著他們的長官寫了和詩，只要編進詩集的，都是值得一看的。這些詩篇，譜上樂曲，抄成書冊，是應當的。”這位隨從官員說：“您的話說得對。”稟告裴公，讓我寫下來作為《荊潭唱和詩》序。

註釋
荊潭唱和詩：裴均、楊憑唱和的詩集。裴均：字君齊，河東郡人，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至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出任荊南節度使。楊憑：字虛受，唐德宗貞元十八年至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出任湖南觀察使。裴、楊二人及其僚屬，公務之餘，詩歌唱和，編成一集。今已佚。
從事：州郡長官自任的隨從官員，幕僚。
示：讓……看。
卒業：誦讀全書。
音：古代詩歌都能按曲歌唱，所以詩歌也可稱“音”。
要妙：精微的樣子。
羈（jī）旅：旅客。
草野：指代山林隱士。
不暇：沒有空閒。
僕（pú）射（yè）：唐宋兩代朝中設左右僕射，輔佐天子議決國政，相當於宰相職位。
蠻荊：荊州居住少數民族，經濟文化落後，所以冠以蠻字。
統郡惟九：荊南統制九郡，即荊南、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
常侍：官名，又稱散騎常侍。侍從天子，掌管文書、詔令。
壤（rǎng）地：土地。
崇：高。
詠歌：指作詩，因為古代詩歌既可吟誦又能歌唱。
德刑之政：古代統治者常以德政與威刑作為治民手段。
往復迴圈：指雙方互相酬唱往來。
搜奇抉（jué）怪：搜尋新奇，挑選怪異。形容刻意雕鏤詩文。
雕鏤（lòu）：雕刻。文中指在文辭華麗上下功夫。
韋布：布衣皮帶，借指生活貧寒。
里閭（lǘ）：本指里巷的門，文中是指里巷，平民所居。
較其毫釐分寸：比較文章高下。
鏗（kēng）鏘（qiāng）：金石之聲。
幽眇（miǎo）：精微。
信：的確，誠然。
兩府：指荊南節度使、湖南觀察使兩個幕府。
屬：隨著。
在編者：收錄在這本詩歌集裡。
鹹：都，全。
施之樂章：譜上樂曲。

參考資料：

1、陳霞村，閻鳳梧著．唐宋八大家文選 上：三晉出版社，2008.08：第50-52頁

　　作者在序文中對於上司官高祿厚、有志文學說了一番稱頌之辭，但是主要在於闡述“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的文學理論。揭示了封建時代達官顯貴，驕奢淫逸，志得意滿，不可能唱出時代的強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備受壓抑的貧士卻往往能寫出真實感人的詩歌。文章篇幅短小，語言簡練直快，立論雄健挺拔，頌揚而有分寸，爽直而有餘味。

　　文章劈頭一句“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顯然是想講清楚這篇文章是應人所請，並非主動邀寵。但行文中卻有意隱去了“從事” 的主人，隱去了拿詩給作者看的目的，似乎從事是漫不經心毫無目的地拿來給我看看罷了，並非裴公有意求序，這就不露痕跡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維護了他的自尊心、謙恭的態度無疑會使求序者高興，從而在心理上產生後面的感慨肯定是對自己讚揚的直感，而不去深究底層的蘊含。

　　作者的感慨無疑是全文的主體，是作者精心設計出來的一段雙關語性質的議論。從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運用常見的反襯手法，用寫作的平常規律來反襯裴、楊二公的特殊性，從而得出“材全而能鉅”的結論，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轉合，環環相扣。對方聽了自然心滿意足，深信不疑，不僅點頭稱是，裴公也欣然首肯，連忙命人“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這裡通過強烈的對比，強調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實的內容。那些和平之音、歡愉之詞，由於缺乏真情實感，哪怕在文辭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談無味，難以打動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聲、窮苦之言。由於是發自肺腑的心聲，即使在文辭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帶有一種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這不單單是作者觀察文藝現象的基本出發點，也給讀者樹立了品評詩文優劣的標準。作者把這個觀點首先亮出來，作為立論的根據，接著又得出“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效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的結論。

　　照對上述觀點，再看作者對裴、楊二人的介紹，表面上雖然是一派讚揚之詞，說得很熱鬧，但突出的只是他們的位高權重，只是他們的“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而對詩歌的內容卻較少提及。 “統郡惟九”的荊南節度使，領“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觀察使，明顯是屬於“氣滿志得”的“王公貴人”；他們雖然“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 “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但通過兩者對照，讀者不難做出客觀而中肯的評價：作者在懾於權勢、礙於情面的情況下違心地說了些恭維之詞，通情達理的讀者是會理解的，作者給後人提供了品評詩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荊譚唱和詩》並沒有因那些恭維之詞而流傳千古，而他這篇序文卻因為深刻揭示了文學創作的一條重要規律而永放光彩。

　　作者應友人要求為詩集《荊潭唱和詩》寫序文，並藉著這篇應酬式的序文，趁機闡明他的文學主張，間接而含蓄地評價了這部詩集。這篇序言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作者這幾句話，其實是其“不平則鳴”之文論、“以文為詩”之技法的延伸，同時也道出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

　　翻開一部中國度學史，雖不乏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還是那些感時傷世、抒發優國憂民愁思的作品。描寫愉悅之情的像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樣的作品，實屬少見，而膾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則是抒寫窮苦與愁恨的作品。這大概與中國古代社會亂離，民生多艱，知識分子大都具有憂患意識有關。

參考資料：

1、羅斌主編．唐宋八大家散文鑑賞 第一卷：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01：第120-121頁

　　裴均於公元803年（貞元十九年）五月升為荊南節度使，楊憑於公元802年（貞元十八年）九月擔任湖南觀察使。兩人在此任職期間，常有詩歌唱和。後來把這些詩連同他們從事、部屬的和詩一起集合起來，名之曰《荊潭酬唱詩》。但在詩壇上卻多大名氣，為擴大影響，於是就請求作者為之作序。 　　

參考資料:
1、羅斌主編．唐宋八大家散文鑑賞 第一卷：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01：第120-121頁

　　作者在序文中對於上司官高祿厚、有志文學說了一番稱頌之辭，但是主要在於闡述“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的文學理論。揭示了封建時代達官顯貴，驕奢淫逸，志得意滿，不可能唱出時代的強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備受壓抑的貧士卻往往能寫出真實感人的詩歌。文章篇幅短小，語言簡練直快，立論雄健挺拔，頌揚而有分寸，爽直而有餘味。

　　文章劈頭一句“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顯然是想講清楚這篇文章是應人所請，並非主動邀寵。但行文中卻有意隱去了“從事” 的主人，隱去了拿詩給作者看的目的，似乎從事是漫不經心毫無目的地拿來給我看看罷了，並非裴公有意求序，這就不露痕跡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維護了他的自尊心、謙恭的態度無疑會使求序者高興，從而在心理上產生後面的感慨肯定是對自己讚揚的直感，而不去深究底層的蘊含。

　　作者的感慨無疑是全文的主體，是作者精心設計出來的一段雙關語性質的議論。從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運用常見的反襯手法，用寫作的平常規律來反襯裴、楊二公的特殊性，從而得出“材全而能鉅”的結論，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轉合，環環相扣。對方聽了自然心滿意足，深信不疑，不僅點頭稱是，裴公也欣然首肯，連忙命人“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這裡通過強烈的對比，強調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實的內容。那些和平之音、歡愉之詞，由於缺乏真情實感，哪怕在文辭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談無味，難以打動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聲、窮苦之言。由於是發自肺腑的心聲，即使在文辭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帶有一種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這不單單是作者觀察文藝現象的基本出發點，也給讀者樹立了品評詩文優劣的標準。作者把這個觀點首先亮出來，作為立論的根據，接著又得出“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效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的結論。

　　照對上述觀點，再看作者對裴、楊二人的介紹，表面上雖然是一派讚揚之詞，說得很熱鬧，但突出的只是他們的位高權重，只是他們的“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而對詩歌的內容卻較少提及。 “統郡惟九”的荊南節度使，領“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觀察使，明顯是屬於“氣滿志得”的“王公貴人”；他們雖然“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 “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但通過兩者對照，讀者不難做出客觀而中肯的評價：作者在懾於權勢、礙於情面的情況下違心地說了些恭維之詞，通情達理的讀者是會理解的，作者給後人提供了品評詩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荊譚唱和詩》並沒有因那些恭維之詞而流傳千古，而他這篇序文卻因為深刻揭示了文學創作的一條重要規律而永放光彩。

　　作者應友人要求為詩集《荊潭唱和詩》寫序文，並藉著這篇應酬式的序文，趁機闡明他的文學主張，間接而含蓄地評價了這部詩集。這篇序言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作者這幾句話，其實是其“不平則鳴”之文論、“以文為詩”之技法的延伸，同時也道出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

　　翻開一部中國度學史，雖不乏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還是那些感時傷世、抒發優國憂民愁思的作品。描寫愉悅之情的像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樣的作品，實屬少見，而膾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則是抒寫窮苦與愁恨的作品。這大概與中國古代社會亂離，民生多艱，知識分子大都具有憂患意識有關。

參考資料：

1、羅斌主編．唐宋八大家散文鑑賞 第一卷：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01：第120-121頁

　　裴均於公元803年（貞元十九年）五月升為荊南節度使，楊憑於公元802年（貞元十八年）九月擔任湖南觀察使。兩人在此任職期間，常有詩歌唱和。後來把這些詩連同他們從事、部屬的和詩一起集合起來，名之曰《荊潭酬唱詩》。但在詩壇上卻多大名氣，為擴大影響，於是就請求作者為之作序。 　　

參考資料:
1、羅斌主編．唐宋八大家散文鑑賞 第一卷：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01：第120-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