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心理健康與幸福的論文

　　總體來說，人們所能體驗到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與心理健康與否有著密切的關係。在物質條件或客觀環境等同的情況下，心理健康程度高的人比程度低甚至不健康的人能夠體驗到更多的幸福。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與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分析》

　　摘要：目的：探究人口學變數、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質因素對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響。方法：對廣州市政府、企事業單位340名青年白領進行問卷調查。結果：1廣州青年白領積極人格特質處於中上水平，生活滿意度處於中下水平。2情景性因素和特質性因素與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關。3階層迴歸分析表明，性別、壓力知覺、社會支援和樂觀是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的顯著預測變數，而心理健康的顯著預測變數是樂觀和社會支援。結論：廣州青年白領對生活狀況不甚滿意，但對自我評價積極、樂觀向上，對未來充滿希望，並且情景性因素和特質因素對廣州青年白領的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有不同的預測作用。

　　關鍵詞：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心理健康

　　中圖分類號：B8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84201302-0175-04

　　1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水平飛速提升，在此發展過程中白領青年作為國家人力資本的中堅力量，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為自己創造著財富，但是，物質上的豐富並不能等同於主觀上的幸福。相關調查顯示，諸如公務員、高校教師、外企職員等白領青年的幸福感相較於其他人群並不高，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時常受到負面情緒的困擾，緊張、失眠、無意義感常常充斥著他們的生活談傑，2008;田振敏，2010。該研究把青年白領定義為：年齡在40週歲以下，具有大專包含大專以上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依靠知識和技術謀生，月薪4000元以上，有較穩定經濟收入和較高社會地位的工薪階層。

　　產生於20世紀末美國的積極心理學PositivePsychology是當代心理學的一股重要力量，它反對傳統心理學過分關注人類心理問題、心理疾病診斷與治療的消極取向，它研究人類的積極品質，關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積極心理學的研究包括積極個人體驗、積極人格特質和積極組織系統。目前，關於主觀幸福感和核心自我評價這一積極人格特質的研究多以學生群體、教師群體、老人群體等為研究物件，涉及青年白領群體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偏向於社會學、人口學等視角，並且多以理論上的描述性研究為主，鮮有實證研究去探討青年白領的主觀幸福感狀況及其與核心自我評價的關係。而作為社會發展主要推動力量的青年白領的主觀幸福感狀況如何?他們對自我的評價狀況又如何?他們的核心自我評價與主觀幸福感究竟存在何種關係?核心自我評價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中到底存在哪些影響機制?當了解了這些關係之後，又該如何改善他們的自我評價水平和主觀幸福感狀況呢?這些都是擺在研究者面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而學術界沒有進行深入研究的問題，這正是提出該研究的理由所在。因此本文將以廣州青年白領為研究物件，從積極心理學的視角，在調查基礎上考察他們的核心自我評價和主觀幸福感的現狀及分析核心自我評價影響主觀幸福感的機制。

　　主觀幸福感及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眾多，可以分為人口學變數、情景性因素和特質性因素。壓力和社會支援作為情景性因素對個體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產生重要影響已經得到了諸多證明嚴標賓，鄭雪，2006;Schiffrin&Nelson，2008。而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興起，積極人格特質開始受到更多的關注。Shimai等人2006對1099名美國和308名日本青少年的研究表明，熱情、希望、好奇心和感恩等性格優點與人們的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Peterson及其同事2006通過網路取樣所進行的一項回溯研究也表明，積極特質有助於幫助個體從生理和心理疾病中恢復過來。而目前對於白領青年心理健康或者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仍缺乏整合研究，因此該研究擬從人口學變數性別、年齡、情景因素社會支援、壓力知覺和積極人格特質核心自我評價CSE、希望、樂觀三個層面探究白領青年群體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以期能客觀揭示白領青年群體心理狀況及其內外部影響因素，為白領青年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狀況的改善提供理論支援。

　　2 研究物件與方法

　　2.1 研究物件

　　研究採取方便抽樣法，選取廣州市越秀區政府單位集中和天河區商業中心的政府、企事業單位的青年白領作為研究物件。共發放38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40份，有效回收率為89.5%。其中，男性213人，佔63.0%，女性127人，佔37.0%;未婚51人，佔15.0%，已婚210人，佔61.8%，其他79人，佔23.2%;一般員工202人，佔59.4%，基層管理者77人，佔22.6%，中高層管理者61人，佔18%;被試年齡22～35歲，平均為28.3歲。

　　2.2 研究工具

　　2.2.1 主觀幸福感量表

　　Diener等人1995編制，共19個專案，7點評分。包括生活滿意度量表、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三個分量表。該研究中主觀幸福感及其三個分量表的Cronbach α係數分別為0.84、0.83、0.83、0.80。

　　2.2.2 心理健康量表

　　李虹等2002修訂，共20個專案，採用“是”和“否”計分。包括自我肯定、憂鬱和焦慮3個分量表，總量表的Cronbach儀係數為0，88，分量表的Cronbach α係數分別為0.79、0.76和0.85。

　　2.2.3 核心自我評價量表

　　楊曉峰等2009修訂，12個專案，5點評分，單一維度，其Cronbach α係數為0.76。

　　2.2.4 樂觀量表

　　袁立新等2007編制，共11個專案，5點計分。

　　3.2 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影響因素的迴歸分析

　　為進一步考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研究者以主觀幸福感為因變數，人口學變數、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質因素為自變數進行階層迴歸分析。首先，性別和年齡組成第一階層進入迴歸方程，其次，可能會因人口學變數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的特質因素CSE、樂觀和希望作為第二階層進入迴歸方程，最後情景性因素壓力知覺和社會支援作為第三階層進入迴歸方程。結果發現，三個階層可以解釋主觀幸福感41%的變異量F9，168=14.738，p=0.000。以同樣的方法對心理健康進行迴歸，結果發現三個階層可以解釋心理健康43%的變異量F9，185=14.738，p

　　4 討論

　　4.1 廣州青年白領積極人格特質處於中上水平，生活滿意度處於中下水平

　　對廣州青年白領群體的主觀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影響因素的初步描述，得知廣州青年白領的積極情感、消極情感和生活滿意度的題均得分分別為3.99、2.75、3.48，情景性因素壓力知覺和社會支援的題均得分分別為1.82、5.00，特質性因素CSE、樂觀和希望的題均得分分別為3.30、3.62、2.79，結合量表專案的評定等級，可以發現廣州青年白領的積極情感、希望、樂觀和CSE等積極因素都在中等以上水平，而廣州青年白領的生活滿意度和消極情感則低於量表的理論中值。研究者發現，青年白領所向往和憧憬的幸福生活與其現實需要有著密切的聯絡，價值期望過高和現實中的需求缺位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從而影響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比如：理想中期待擁有自己的產業，而現實中卻處處受制於公司和領導;理想中期待有豐富多彩的業餘生活，而現實中卻是繁忙的工作和單調的休閒活動等等。

　　4.2 情景性因素和特質性因素與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關

　　相關分析表明，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質因素與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關。階層迴歸的結果表明，樂觀和社會支援均是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顯著預測變數。研究表明，社會支援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有兩種作用機制董增雲，2007：一是主效應模型，該模型認為社會支援對個體身心健康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能夠維持個體良好的情緒體驗和身心狀況，從而有益於身心健康;二是緩衝效應模型，該模型認為社會支援在壓力條件下與個體的身心健康發生聯絡，它緩衝壓力事件對身心狀況的消極影響，保持和提高個體身心健康水平。領悟社會支援是指個體對社會支援的期望和評價，是對可能獲得的社會支援的信念，也是主觀支援的一種。相對於實際社會支援，領悟社會支援對於瞭解和預測個體的心理健康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領悟社會支援更可能表現出對個體心理健康的增益性功能。廣州青年白領在平時社會或者面對應激情景時，感知到較多社會支援的個體擁有更多的應對資源，採取更積極的應對方式去化解壓力，從而能夠擁有較多的積極情緒體驗或者緩解壓力的負面效應，因此領悟社會支援是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影響因素。樂觀是指對事情的結果持積極的態度，更多看到生活中好的一面，認為事情會向好的方向發展。樂觀主義者對未來抱有良好的期待，這種期待能鼓勵個體為解決問題不斷做出努力，因此更有可能順利解決問題，並由此帶來更好的結果。與悲觀主義者相比，樂觀主義者通常會看到現實生活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好的一面，有利的或有建設性的一面，並且這種態度能夠在實際行動中體現出來，發揮出積極的作用，會有較高水平的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

　　4.3 階層迴歸分析表明，性別、壓力知覺、社會支援和樂觀是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的顯著預測變數

　　該研究發現性別和壓力知覺也是預測廣州青年白領主觀幸福感的顯著變數。研究表明，性別與主觀幸福感正相關，即女性的主觀幸福感要顯著高於男性，而壓力知覺與主觀幸福感負相關。每個人都需要一定的壓力水平以促使個體的心理機能和行為狀態達到最佳程度，但是如果壓力水平過高或壓力持續時間過長，個體應對壓力的身體資源就會減少，能量消耗、機體免疫功能下降，引起身心緊張，從而降低個體的幸福感水平。廣州青年白領的壓力主要來自工作和家庭，尤其是工作前景不明升職無望、跳槽困難等和生活開支過大供房、供車、物價飛漲等等問題較為突出，這些問題無疑對廣州青年白領的主觀幸福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在中國社會，無論是工作還是家庭對男性的角色期望普遍都會更高，這種高標準會導致其感受到的壓力會更大，男性的幸福感水平會低於女性可能源於這一社會因素。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認為可以從兩方面提高廣州青年白領的心理健康和主觀幸福感水平：一是政府部門、工作單位和家庭朋友等要給予他們更多的工具性或情感性支援，良好和諧的社會，家人、朋友、同事的理解和關心可以排解負面情緒，緩解心理壓力，使他們能夠及時宣洩自己的壓力和緊張等不良情緒;二是開發和加強廣州青年白領的積極心理力量，它們是：勇氣、關注未來、樂觀主義、人際技巧、信仰、職業道德、希望、誠實、毅力和洞察力等等，這些積極品質是他們應對生活情景的重要心理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