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的論文_供給側改革心得論文

　　供給側，即供給方面。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取決於經濟中需求和供給的相對平衡。供給側，相對於需求側。本文是小編整理的供給側改革論文，僅供參考。

　　供給側改革論文篇1

　　雙十一那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原話這樣說：“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供給側改革”，或者說供給管理，與傳統的需求管理——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的提法，顯然不同。這是否意味著高層的經濟判斷和治理思路出現了重大的調整?看起來像是這麼回事，巨集觀經濟管理的思路也許有了新的方向。巨集觀經濟政策從“管理需求”這一端，跳到了“管理供給”那一端，這可不是小的政策調整，不是動一動基準利率或者搞一搞降準這些小玩意， 這可是大動作。

　　1.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不同

　　***1***需求管理好比西醫

　　在經濟學理論中，需求管理理論主張通過調節市場需求來達到管理國民經濟的目的，典型代表是凱恩斯。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要點是：政府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刺激投資和社會需求，彌補私人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實現充分就業，

　　消除產生社會失業與經濟危機的基礎。舉例來說，當經濟增長減速時，可以多發點貨幣，刺激一下需求，經濟增長速度很快就恢復了。歷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是上世紀美國大蕭條中凱恩斯主義的應用，羅斯福總統用一系列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來刺激市場需求，引領美國經濟走出蕭條。在中國，最典型的案例是前些年金融風暴時，中央政府用增加信貸的方式快速佈局四萬億人民幣的投資，這一舉措硬是將中國經濟增長拉出了下行的軌道。但是，需求管理好比西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短期見效快，但不能根除問題。

　　***2***供給管理好比中醫

　　供給管理理論主張通過對總供給的調節來達到巨集觀經濟目標。供給學派的思想由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後來經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等人研究和發展，形成了所謂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供給學派認為，市場存在自我調節的機能，供給自身能夠創造和調節需求，要擺脫經濟滯脹的困境，治本之方是增加生產和供給，因為增加供給可以消除過剩的需求。而要增加生產和供給，首先必須減稅，提高人們儲蓄和投資能力，削減政府開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由市場機制對經濟進行自動調節。過去三十年中國的巨集觀經濟管理側重於需求端，要刺激經濟，首先想到的是擴大需求，增加消費。事實上，供給一側同樣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比如北京計程車總量供給如果不增加，只是提價和增加油補，仍解決不了打車難問題。再比如國內一線城市的樓市，政府調控樓市基本沒有效果，原因是隻著力於打壓需求，而不是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供給管理很像是中醫，從整體國民經濟的機理入手，從個人的財富創造能力入手，來調節市場需求，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供給管理的思想和政策實施起來並不容易，見效也需要一段時間。供給學派最典型的政策案例是所謂的“里根經濟學”。

　　2.成功的“里根經濟學”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國第49屆總統，當時的美國正遭受自美國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直接導致了美國許多國民對建立在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基礎上的美國政經制度產生了很大的懷疑。1981年2月，美國總統里根向國會提出美國國民經濟復興計劃，這個計劃的總體思路是：以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來對付美國的經濟停滯，以貨幣學派的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來對付通貨膨脹。里根經濟學就是這兩個學派經濟理論觀點相結合的產物。在里根的巨集觀經濟政策框架下，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削減政府開支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來降低通貨膨脹率;通過減稅和加速企業折舊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礙於生產的規章制度，來為企業經營者提供寬鬆的環境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政策空間，調動企業經營者和投資者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如果說羅斯福用“新政”帶領美國走出了蕭條，而里根用開創性的供應學派的“里根經濟學”引導美國人走出滯脹危機並贏得了冷戰勝利。因此，里根經濟學被稱為“里根革命”，也是美國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3.中國經濟遇到新問題：“供需錯位”

　　對於中國供給學派的經濟專家來說，“供需錯位”——“供給不足”和“需求不足”，已然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比如，在一些服務業、高階製造業、中西部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供給嚴重不足。很多人為了購買滿意的產品或一個馬桶蓋而遠赴海外，這種短缺不可能依靠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去解決。在供給不足的同時，國內的傳統工業產能過剩非常嚴重， PPI 指數已經連續43個月負增長，產能過剩的實質是產需不匹配，這種過剩也不可能憑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加以解決。對於新供給學派來說，解決“供需錯位”的問題不能依靠需求管理政策，要在供給端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4.“里根經濟學”能在中國複製嗎?

　　目前中國國內的經濟形勢有點滯漲，陷入某種困境，靠貨幣和財政政策來刺激需求和保持經濟增長已經是強弩之末，而這個局勢頗有點像當年里根面對的經濟大環境。這是供給學派思想和所謂“供給側改革”能在中國引起管理層高度關注的巨集觀背景。但是，里根經濟學能在中國成功複製嗎?或者說，這一成功的變革思路能在當下的中國經濟改革中作為一種參照嗎? 回答這一問題前，讓我們先了解清楚所謂“供給端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什麼。 第一，簡政放權，讓市場機制起作用，依靠市場來調節有效供給，梳理要素市場，最終啟用有效需要;第二， 減稅讓利，讓企業提升盈利能力，最終達到增加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的目的;第三，穩定貨幣供給，減少政府赤字，讓經濟在一個低通貨膨脹率的環境中復甦; 簡要之，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可以歸納為以上三條。 這三條貌似都切中中國經濟的時弊。而且，從近兩年政府的經濟改革的系列政策來看，這三點也正是主要內容。有些已經做了，有些正在實施，有些還在規劃中。但是，實施起來難度很大。當年在推行“里根經濟學”變革的時候，里根有一句名言，他這麼說：“在這場危機中，政府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是問題的根本。”里根的意思是說，政府幹預經濟是引發經濟危機的根本問題。要解決經濟問題，要讓市場繁榮起來，首先要解決的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問題。

　　5.供給側改革難點

　　對於供給學派來說，提倡自由市場調節、減少政府幹預是全部經濟改革政策的基礎。在我國，政府豈但只是干預經濟，簡直就是捆綁經濟，政府權力是一切經濟的核心，市場只是隨從。這是本質。問題是：動政府的乳酪可能嗎?可以預見的中國式的供給學派的經濟政策

　　***1***消化產能過剩

　　在中央財經小組會上明確提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過剩產能佔據了大量社會資源，使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可以預計，中央可能會出臺重磅措施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解決之道將可能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加快企業併購重組，提高行業集中度;第二，擴大出口，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等開闢新的需求市場，

　　加快產能輸出，將工廠遷移至中亞、非洲等國家，在供給端消化產能;第三，化解房地產庫存的三個路徑：1***採取政府購買商品房轉為公租房或保障房;

　　2***繼續降低房貸利率減少購房成本以刺激需求;

　　3***加快農村人口向市區的遷移聚居。

　　***2***服務業發展

　　在“供需錯位”的矛盾格局下，“供給改革”的根本任務是將資源要素從產能過剩的的產業中釋放出來，為消費服務的“朝陽產業”提供更多的勞動力、資金和技術。當下中國服務業發展的根本瓶頸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在教育、醫療、金融、旅遊等領域，消費者抱怨聲不斷，大批消費者源源不斷到國外消費，這跟國內服務業供給側的乏力有關。服務業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可以維持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提供就業崗位。就此看來，中 國服務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已經來臨。

　　***3***經濟結構性改革

　　從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報道來看，“經濟結構性改革”分解為四個關鍵點：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經濟結構性改革帶來結構性機會。結構性機會將體現在以下方面：企業重組併購;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相關行業的減稅讓利;房地產企業的轉型;網際網路+的產業發展機會，特別是網際網路金融產業的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發展，比如新三板與將來的戰略新興板;不良資產的交易和轉讓，等等。

　　6.供給端可能發生真正的改革嗎

　　過去幾十年，我們為了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政府慣常是通過增加投資來增加總需求，現在轉向供給管理，那麼未來增長將更多依靠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有效供給和利用，這是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本質上說，從“三架馬車”到“供給側改革”，這種經濟治理思路的變化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的實際問題，政府不是萬能的，經濟轉型必須放在以市場調節為主的航線上，政府行政權力必須逐漸退出市場。 如果“供給側的改革”依然是政府自說自話，依然是政府唱戲，市場看戲，這樣的“供給管理”改革很可能就變成了更為僵化的計劃經濟管理，政府在不斷的改革中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有話語權。在政府實際主導的經濟雙軌制條件下，市場貌似受到尊重，但事實上，市場只是政府的一個影子。在政府正確決策的情況下，市場的影子還可以乘涼，但在政府錯誤決策的情況下，市場只是政府的一個屁。 過去三十幾年，小政府大市場、簡政放權、政企分家、國企不與市場競爭等等改革多流於口號和形式，

　　事實上，政府的行政權力沒有一天不在增加，這一點看政府收入及其可支配的社會資源佔GDP的比重逐年不斷增加就可以得到證明。 “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政府的改革。這樣早就預期的、早就被企盼的、早就該發生的改革會來嗎?

　　供給側改革論文篇2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正確判斷我國經濟形勢的基礎上作出的科學論斷，是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妥善應對重大風險挑戰的正確決策部署。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對於深入貫徹落實這一改革舉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在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供給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側短期刺激的理論基礎在於：當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形成增長缺口時，意味著生產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會出現週期性的失業率提高現象，因此要刺激總需求以使實際增長率達到潛在增長率水平。但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這種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用處很小。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存在理論誤讀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誤讀，其理論來源大致包括以下幾類：一是以薩伊定律為核心的新古典理論;二是以傳統供給經濟學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三是以發展經濟學為核心的各類結構主義;四是以保守主義、貨幣主義以及供給主義為核心的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五是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理論;六是以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主義。但是，這些理論都不能成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薩伊定律所倡導的“供給自動創造自身的需求”“巨集觀經濟不需要進行需求管理”等主張，與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機理相沖突。從薩伊定律出發，市場不可能出現全面的生產過剩，這與目前大規模的產能過剩顯然並不一致。薩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預原則，也顯然難以治理當今時代的經濟問題。

　　供給經濟學應對的核心問題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失業與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問題。然而，目前中國經濟並不存在“滯脹”。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幾大問題集中體現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長動力源變化導致的增速下滑、產能過剩以及制度性與機制性問題累積下的結構扭曲等方面。供給學派所開出的減稅和削減福利等藥方，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結構主義興起於上世紀50年代，主張用國家干預和大規模投資等措施來突破落後國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臨的各種瓶頸性約束。其實質是主張干預主義

　　和非均衡主義，明顯與中國完善市場機制、促進均衡發展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改革目標相沖突。

　　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是哈耶克的保守主義、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以及拉弗的供給主義的混合體和變種，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執行上的完全市場化不僅與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相沖突，與中國持續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的目標相背離，而且難以解決中國面臨的複雜問題。

　　華盛頓共識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巨集觀平衡”為內容，拉美和東歐的結構性改革已經證明了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因此，以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不僅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在經濟上也存在致命缺陷，它所開出的藥方自然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

　　新制度主義雖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質上是一場制度創新這一要點，但其簡單的私有化邏輯難以適應當前中國多層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肩負的“巨集觀穩定+消除扭曲+新動力機制培育”的大改革大調整任務，需要超越簡單的產權體系改革。

　　深入研究這些理論誤讀，可以發現它們存在共同的問題和困境：

　　一是簡單分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供給側”等同於供給經濟學，“結構性”等同於結構主義，“改革”等同於制度主義。這種簡單化表象化的理論解讀具有很強的誤導性，容易使公眾認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於簡單的減稅、簡單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或者簡單的政府管制或計劃。事實上，這些簡單化的政策主張都沒有抓住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任務，甚至與之南轅北轍。

　　二是先驗假定需求管理和總量管理失靈了，因此各類政策應從需求側管理全面轉向供給側管理，理論基礎應當徹底轉向各類反凱恩斯流派。這種觀點顯然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此次以美國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新興市場匯率大動盪為主要內容的國際金融危機和以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工業品市場蕭條、新興經濟體產能過剩為主要內容的國際實體經濟危機與上述理論流派所適用的20世紀70—80年代的“滯脹”具有本質性的區別;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同樣不是“滯脹”問題。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不拒絕需求側管理，而且在很多環節需要需求側管理進行配合。

　　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把握三條原則

　　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桎梏。必須超越各種型別的凱恩斯主義和供給經濟學的對立與爭論，跳出“用需求管理來處理需求問題”和“用供給管理來處理供給問題”的二元主義困境，強化結構性視角、制度性視角和增長模式轉換視角。在短期，應關注市場失靈帶來的供求失衡問題，以政府適度干預對衝世界經濟波動帶來的外部衝擊，以內需適度擴張彌補外需下滑帶來的需求缺口並緩解產能過剩。在近期，適度啟動供給側調整，利用“看得見的手”和整體規劃積極處置殭屍企業。在中期，全面實施結構性改革，從制度層面重構市場，釋放市場活力，推動政府主導型結構調整逐步過渡到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避免政府過度干預。

　　超越左和右、市場與政府的簡單分類。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結為以“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為核心的新古典思潮，也不能歸結為以“整體主義+政府幹預+部分計劃化”為核心的左派結構主義。必須清晰地看到，中國目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不僅僅根源於市場失靈或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層次的多元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