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書法字型圖片

　　啟功先生當然應該算是一位雅人。他的盛名主要得之於書法。其書結體取柳公權之謹嚴,間架端莊,無絲毫懈怠之氣;又參以瘦金書的勁健,氣息之中,卻充沛著二王的靈動。下面小編帶給大家的是，希望你們喜歡。

　　欣賞

　　啟功的書法是這樣練成的

　　“我最終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風,我不在乎別人稱我什麼‘館閣體’，也不惜自謔為‘大字報體’，反正這就是啟功的書法。”

　　我從小想當個畫家，並沒想當書法家，但後來的結果卻是書名遠遠超過畫名，這可謂歷史的誤會和陰差陽錯的機運造成的。

　　瞭解我的人常津津樂道我學習書法的機緣：大約在十七八歲的時候，我的一個表舅讓我給他畫一張畫，並說要把它裱好掛在屋中，這讓我挺自豪，但他臨了囑咐道：“你光畫就行了，不要題款，請老師題。”這話背後的意思再明顯不過了，他看中了我的畫，但嫌我的字不好。這大大刺激了我學習書法的念頭，從此決心刻苦練字。這事確實有，但它只是我日後成為書法家的機緣之一，我的書法機緣還有很多。

　　我從小就受過良好的書法訓練。我的祖父寫得一手好歐體字，他把所臨的歐陽詢的九成宮帖作我描模子的字樣，並認真地為我圈改，所以打下了很好的書法基礎，只不過那時還處於啟蒙狀態，稚嫩得很，更沒有明確地想當一個書法家的念頭。但我對書法有著與生俱來的喜愛，也像一般的書香門第的孩子一樣，把它當成一門功課，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閱帖和臨帖。所幸家中有不少碑帖，可用來觀摩。

　　記得在我十歲那年的夏天，我一個人蹲在屋裡翻看祖父從琉璃廠買來的各種石印碑帖，當看到顏真卿的《多寶塔》時，好像突然從它的點畫波中領悟到他用筆時的起止使轉，不由地叫道：“原來如此!”

　　當時我祖父正坐在院子裡乘涼，聽到我一個人在屋子裡大聲地自言自語，不由地大笑，迴應了一句：“這孩子居然知道了究竟是怎麼回事!”好像屋裡屋外的人忽然心靈相感應了一樣。

　　其實，我當時突然領悟的原來如此的“如此”究竟是什麼，我也說不清，這“如此”是否就是顏真卿用筆時真的“如此”，我更難以斷言;而我祖父在院子裡高興地大笑，讚賞我居然知道了究竟，他的大笑，他的讚賞究竟又是為什麼，究竟是否就是我當時的所想，我也不知道，這純粹屬於“我觀魚，人觀我”的問題。但那時真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了，就好像修禪的人突然“頓悟”，又得到師傅的認可一般，自己悟到了什麼，師傅的認可又是什麼，都是“難以言傳，惟有心證”一樣。到那年的七月初七，我的祖父就病故了，所以這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通過這次“開悟”，我在臨帖時彷彿找到了感覺。臨帖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到了十七八歲的時候就出現了上一段所說的事，這件事對我的影響不再是簡單地好好練字了，而是促進我決心成為書法的名家。到了二十歲時，我的草書也有了一些功底，有人在觀摩切磋時說：“啟功的草書到底好在哪裡?”這時馮公度先生的一句話使我終身受益：“這是認識草書的人寫的草書。”這話看起來好似一般，但我覺得受到很大的鼓勵和重要的指正。我不見得能把所有的草書認全，但從此我明白要規規矩矩地寫草書才行，絕不能假借草書就隨便胡來，這也成為指導我一生書法創作的原則。

　　二十多歲後，我又得到了一部趙孟的《膽巴碑》，非常地喜愛，花了很長的時間臨摹它，學習它，書法水平又有了一些進步。別人看來，都說我寫得有點像專門學趙孟的英和***煦齋***的味道，有時也敢於在畫上題字了，但不用說我的那位表舅了，就是自己看起來仍覺得有些板滯。

　　後來我看董其昌書畫俱佳，尤其是畫上的題款寫得生動流走，瀟灑飄逸，又專心學過一段董其昌的字。但我發現我的題跋雖得了寫“行氣”，但缺乏骨力，於是我又從友人那裡借來一部宋拓本的《九成宮》，並把它用蠟紙鉤拓下來，古人稱之為“響拓”，然後根據它來臨摹影寫，雖然難免有些拘滯，但使我的字在結構的謹嚴方正上有了不少的進步。又臨柳公權《玄祕塔》若干通，適當地吸取其體勢上勁媚相結合的特點。

　　以上各家的互補，便構成了我初期作品的基礎。後來我又雜臨過歷代各種名家的墨跡碑帖，其中以學習智永的《千字文》最為用力，不知臨摹過多少遍，每遍都有新的體會和進步。

　　隨著出土文物、古代字畫的不斷髮現和傳世，我們有幸能更多地見到古人的真品墨跡，這對我學習書法有很大的幫助。我不否認碑拓的作用，它終究能保留原作的基本面貌，特別是好的碑刻也能達到傳神的水平，但看古人的真品墨跡更能使我們看清它結字的來龍去脈和運筆的點畫使轉。而現代化的技術使只有個別人才能見到的祕品，都公之於眾，這對學習者是莫大的方便，應該說我們現在學習的書法比古人有更多的便利條件，有更寬的眼界。

　　就拿智永的《千字文》來說，原來號稱智永石刻本共有四種，但有的摹刻不精，累拓更加失真，有的雖與墨跡本體態筆意都相吻合，但殘失缺損嚴重，且終究是摹刻而不是真跡;而自從在日本發現智永的真跡後，這些遺憾都可以彌補了。這本墨跡見於日本《東大寺獻物賬》，原賬記載附會為王羲之所書，後內滕虎次郎定為智永所書，但又不敢說是真跡，而說是唐摹，但又承認其點畫並非廓填，只能說：“摹法已兼臨寫”。但據我與上述所說的四種版本相考證，再看它的筆鋒墨彩，纖毫可見，可以毫無疑問地肯定是智永手跡，當是他為浙東諸寺所書寫的八百本《千字文》之一，後被日本使者帶到日本的。現在這本真跡已用高科技影印成書，人人可以得到，我就是按照這個來臨摹的。

　　來源：本文節選自《啟功口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