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進酒隸書書法作品欣賞

　　隸書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從文字的演變來看，隸書、尤其是漢隸，其結體、筆法，直接繁衍了草書、楷書、行書。應該說，隸書是中國文字發展極其重要的一種體現，下面小編帶給大家的是，希望你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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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隸書的觀念：

　　隸書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從文字的演變來看，隸書、尤其是漢隸，其結體、筆法，直接繁衍了草書、楷書、行書。應該說，隸書是中國文字發展極其重要的一種體現，一個環節。再從藝術的角度來看，隸書則以全新的面目進入民族的審美歷程。折筆的爽利，方筆的朴茂，側鋒的優美，感受到中國文字的變化多端，豐富多彩，也看到了中國文字與生命共鳴的體式與風貌。

　　東漢是中國隸書集大成的歷史時期，大師如雲，名碑林立。本是書法載體的文字，終因文體的雷同，立意的淺顯，思想的蒼白，使人們不屑提及碑文，卻把興趣集中在文字的體式上，也就是所看到的隸書書體。於是，中國的藝術長河，中華民族的審美意識，就開始關注隸書，饒有風趣地看著這種書體的演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書法家的書寫實踐裡，隸書的生命一次又一次被啟用。

　　看漢以後的隸書作品，對隸書高度的程式化有了清醒的認識。結體的趨同，筆法的相似，風格的統一，讓後來的書法家有一點茫然。求逼真，會被人嘲諷為書奴，想創新，又找不到方向。隸書猗歟高哉，何人敢言征服。

　　正如同大自然是征服不了的，面對隸書也不能輕言超越。掌握大自然的規律，會明瞭自己生存的位置，瞭解隸書的本質，就可以感受隸書程式美的機鋒。中國戲曲和書法都是東方藝術程式美的代表，只有身臨其境，才能真切感受到程式美的形象特點。

　　作為當代較有創新能力和獨特藝術感受能力的書法家王增軍，他感受到了隸書程式美的語言特點，以及隸書的審美正規化。這兩點基於王增軍對隸書的瞭解。不管是秦隸、漢隸、唐隸，還是宋隸、明隸、清隸﹔不管是廟堂鉅製，還是率性而為，王增軍心隨筆動，筆從心來，一一探訪，逐漸掌握了隸書的規律。藝術的娛樂性，揭示了藝術的目的是對人感官的刺激，並在此過程中完成了藝術的審美功能。中國書法是非娛樂性的藝術，從一開始，她就與文化傳承，生活記錄，情感表述，心靈寄託等等緊緊聯在一起。賦予書法純粹的藝術特性，是中國文字十分成熟的時期，甚至是毛筆書寫退出世俗生活的歷史時刻。

　　隸書的非娛樂性更加明確。隸書碑文中的記功表事，依託著隸書謹嚴的法度和端莊的風儀，才有可能讓子孫牢記心間。隸書這樣的歷史背景，這樣的形象展現，王增軍何為。以往隸書的非娛樂性，是中國書法作為藝術的侷限。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放大隸書的“娛樂性”，有可能是實現隸書走向藝術之路的必然選擇。為此，王增軍調動了對隸書的全部記憶，自信地回味著對隸書真摯的親近，從隸書的體式，用筆的規律等等，分析著隸書之美。眼高，手自然不俗，王增軍以對隸書的“全知”，達到了書寫隸書的“全能”，使當下的隸書創作有了新的語言。首先，王增軍緊緊依靠漢隸高大的身軀，他知道，對隸書的任何瞭解，任何突破，都不能遠離漢隸的文化根源。那種從天而降式的探索與創新，庶幾承擔得起對隸書的文化責任。王增軍從歷史的高度，接近隸書，認識隸書。其一，在他的筆下，看到了與漢隸的趣味十分相同的當代隸書作品。其二，王增軍的隸書書寫包容了個人的生命情感。隸書應用的實際意義，詮釋著儒家禮教的等級觀念，阻隔了藝術的娛樂性和抒情性。在現代語境下進行書法創作的王增軍，當然知道當代書法藝術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個性與抒情性的結合，文化表述與娛樂性的交融。這兩點如果在敘事文學中實現，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然而，試圖在抽象的書法藝術中達到如此的目的，困難重重。王增軍沒有被困難嚇倒，他駕馭著輕重緩急的線條，注重章法的變化，追求一個字和另一個字的差異，注重一行字和另一行字的區別。漢隸碑刻沒有的墨法之異，色調之差，巧妙地進入了王增軍的筆端，提升了他的隸書創作。其三，王增軍在簡牘的率真和靈動裡看到了隸書的希望。相比較而言，王增軍比清代人幸運。對隸書進行了革命性貢獻的清代書法家，對隸書的功過是一言難盡的。結體與筆法的變化，直至人們的審美觀念，清代書法家的確實現了對隸書的再理解。但是，清代隸書過分的裝飾性和飛揚跋扈的個性，一方面拓展了隸書的形式美，又一方面作繭自纏，使人們望而生畏。現當代考古學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如居延漢簡、武威漢簡等的出土，不僅顛覆了歷史學、文字學、文獻學，也顛覆了書法學。漢簡傳達了二千多年前中國人的書寫風格，直接表述了隸書書體的原始形態，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對隸書的誤讀。漢代碑刻與摩崖石刻被刻工損壞的隸書筆法的生動韻味，在簡牘中戲劇性地出現在面前，從而構成了對當代書法創作的重要影響。王增軍對簡牘的重視異乎尋常，他在古老的墨跡中，捕捉時間深處的靈感、體驗，總結隸書書寫的常識和隸書書寫的規律，以達到古為今用，人為己用。王增軍的隸書汲取了簡牘的優點，鬆弛書寫，使字型、筆畫在合適的時候稍許誇張，極大增強了作品的生機與生氣，與當代藝術崇尚自由的傾向形成了精神的對接。因此，對於當代擅長隸書創作的書法家們，王增軍的意義是值得關注和深思的。把隸書寫成了美術字，寫成了新魏體，還煞有介事地以一己姓氏進行標榜，如“趙錢孫李”隸，“周吳鄭王”隸，實乃令人發笑。

　　在科學指導創作，理性迴歸書壇的時代，對隸書的重新審視、理解、判斷，形成隸書正確的審美觀念，將有助於推動書法創作的整體發展，也是歷史性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