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毛筆書法字帖

　　褚體是初唐四大書法家的褚遂良所創的楷書字型，對後世影響非常的巨大，在家中多備上幾份書法作品對自己的褚體書法也有非常大的幫助。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對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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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體書風的淵源與流變

　　褚遂良***公元596-695年***是晚於歐陽詢、虞世南近四十年出生的初唐又一書法家，被尊為“初唐四大家”之一。他尤長於楷書，張懷瓘《書斷》評褚書“真書甚得其***指王羲之***媚趣，若瑤臺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增華綽約，歐、虞謝之。”《唐人書評》裡也稱褚遂良的書法“字裡金聲，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他的書法在當時名噪一時，聲揚萬里，對後世也產生了深刻而廣遠的影響。

　　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說：“褚河南書為唐之廣大教化主”，指出了褚遂良書法澤被有唐一代書壇的事實。王澍在《虛舟題跋》中也說：“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險勁則為薛曜，稍痛快則為顏真卿，稍堅卓則為柳公權，稍纖媚則為鍾紹京，稍腴潤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棲梧，步移不失尺寸，則為薛稷。”雖然所評未必十分準確，但可見褚氏卻為唐代書壇一關鍵人物。當時受他影響最大、得益最多的莫過於薛稷。張懷瓘稱薛稷“書學褚公，尤尚綺麗美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所以在唐中宗、睿宗時就流傳著“買褚得薛不落節”的說法。康有為也曾說：“唐世小碑，開元以前，習褚、薛者為最盛。”薛稷為褚氏嫡傳，承其衣缽，為世所知。楊守敬也正是據此推斷既無年月、又無書者姓名的《龍門山涅槃經》為薛稷所書。

　　敬客所書《王居士磚塔銘》年代不確，其風格瘦勁飄逸，神似褚河南，所以有人說他學褚;也有人說它出自《龍藏寺碑》。不管敬客先學褚還是先學《龍藏寺碑》，褚與《龍》碑終屬於同一類風格，且時間相去不遠。只不過敬客當時書名不顯，不免為鉅公所掩。

　　此外，高正臣、徐浩以及鄭萬英《信法寺彌陀像碑》***658年***等皆師法褚氏，蔚成風氣。如果從流傳至今的唐代墓誌來看，從顯慶之開元之間，許多無書者姓名的墓誌精品其書風很多都受到褚遂良書風的薰染，如《郭君妻張氏墓誌》***652年***、《斛斯君妻索相兒墓誌》***652年***、《劉普曜墓誌》***653年***、《楊玉墓誌》***655年***、《李信墓誌》***657年***、《趙王李福妃宇文修多羅墓誌》***660年***、《騎都尉李文墓誌》***664年***、《九品亡宮墓誌》***665年***、《呂眾及妻曹氏合葬墓誌》***668年***等。

　　從以上所舉史料來看，褚遂良書法確如前人所評，在唐代初期近百年的時期裡曾經風靡書壇。虞世南死後，魏徵將褚遂良推薦給唐太宗。不可否認，褚遂良的成功與虞世南死後他受到唐太宗的重視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他的博學多識，藝術高超，才華出眾。總的來說，褚遂良書法明顯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筆畫瘦硬;二是含有隸意;三是提按分明;四是極具媚態。下面，我們結合史料從這四個方面去探討褚遂良書風形成的淵源所自。

　　一、師法隋唐

　　許多有成就的書法家都是最先從師法同時代的名家開始的，褚遂良也不例外。比褚氏稍早的初唐兩位傑出書家虞世南、歐陽詢都對褚遂良產生了影響。李嗣真《書後品》中說：“褚首師虞。”張懷瓘《書斷》也稱其“少則服膺虞監。”項穆《書法雅言》稱“褚氏登善始依世南。”而歐陽詢則是褚遂良之父褚亮的好友。《唐書本傳》曰：“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筆者按：隸書在唐代實則指今天的楷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鄭杓、劉有定《衍極並注》稱“褚遂良親師歐陽。”《評書帖》曰：“褚河南書《龍門三龕記》，中年筆也，平正剛健，法本歐陽，多參八分。”褚遂良《孟法師碑》唐拓孤本的收藏者清代李宗翰跋曰：“遒麗處似虞，端勁處似歐，而運以分隸遺法，風規振六代之餘，高古追鐘王以上，蓋登善早年極用意書。”可見，在褚遂良學書的道路上，歐陽詢和虞世南是最早的兩位提攜者，他們的書風對褚遂良早期書法的面貌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而除了歐、虞之外，褚遂良早期同時還受到了家法——其父褚亮的影響，只不過其父書名不顯，故多不為人所知也。

　　初唐歐陽詢、虞世南皆是由隋入唐的，他們的書風直接承襲隋人衣缽，故初唐時期書法的面貌與隋代的書法有著直接的血緣關係。自然，褚遂良也是如此，所以錢泳說褚遂良“與歐陽詢同習隋派。”李嗣真《書後品》則記載了“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遂良等皆授之於史陵”的史實。史陵是隋代人，生卒年不詳，但趙明誠《金石錄》卷三記載了他寫的楷書《禹廟殘碑》***大業二年，公元606***。根據《書斷》中“史有古直，傷於疏瘦”的評論，可略知史氏書風之大概，其對於初唐書風是有一定影響的，所以明代王叔明也稱“虞、褚同師於史陵。”隋代不僅在政治上統一了中國，而且在文化藝術上也表現出明顯的融通格局。其書法就是熔鑄南北書風，有整齊之現象，而《龍藏寺》、《賀若誼》諸碑實已開歐、虞之先聲。

　　二、熔鑄六朝

　　阮元在《石揅經室集》中說：“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知歐、褚之所來。”眾所周知，隋代歷史很短，雖然其時書風有一種融會的特徵，但其直接承傳自六朝，與六朝書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阮元這句話直接點名了歐、褚書風由隋上溯到六朝碑刻，一脈相沿的承傳過程。清代一些書論家曾將書法史上的風格作南北之別，並衍生出由魏晉至唐的演變脈絡和書家歸屬，而褚遂良的歸屬一直頗有爭議。錢泳認為“褚屬南派”，而阮元則認為“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我們從褚氏流傳的作品特別是其早年作品看，筆畫瘦硬堅挺，得益於北碑尤多，所以阮元又說：“其***指北碑***尤佳者，如《刁遵墓誌》、《司馬紹墓誌》、《高植墓誌》、《賈使君碑》、《高貞碑》、《高湛墓誌》、《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平道興造像藥方記》，建德、天寶諸造像記，《啟法寺》、《龍藏寺》諸碑，直是歐、褚師法所由來”。將褚遂良歸為南派的錢泳也承認了北碑對包括褚遂良在內的初唐諸家的影響，他認為“其間如《刁遵》、《高湛》、《鄭道昭》、《元太樸》、《啟法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而清代集碑學之大成、力倡“尊碑”之說的康有為更詳細而明確地分析了北碑與褚體的具體淵源關係：“《楊震碑》縹緲如遊絲，古質如蟲蝕，尤似楷隸，為登善之先驅”;“《吊比干文》之後，統一齊風，褚、薛揚波，柳、沈繼軌”;“《吊比干文》，瘦硬峻峭，其發源絕遠，自《尊楗》、《褒斜》而來，……其裔胄大盛於齊，所見齊碑造像百種，無不瘦硬者，……下則開《龍藏》，而胎褚孕薛者也。”可見，在褚遂良早年的作品中，不僅同時代書家對他有直接影響，而且六朝碑刻瘦硬清挺的面目也滋養和孕育著褚遂良書法風格的形成。

　　因為褚遂良書風最終的形成與他在一生中的廣採博取有關，他的書風也在逐漸發生一些變化，所以強行將他歸為南派或北派，難免讓人覺得牽強。但是，北朝碑刻書法的精神氣息卻實實在在地影響了褚體書風，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我們只要看看北齊時期許多不知名的墓誌石刻文字便不難知曉。一種書法風格或面貌的形成，往往先由民間書寫形成一種共同的習慣或相近的面目，再由名家加以吸收整理，發展其優點。這種流行於北齊石刻文字間的瘦硬清挺的風格在漫長的歲月裡經歷了萌芽、胎吸、積累、衍變的過程，可以說，褚遂良正是六朝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派書風的完成者。

　　三、取意魏晉

　　褚遂良瘦硬之骨得益於其早年師法北碑，而其秀逸之姿則與他後來上溯王羲之有關。張懷瓘說褚氏“長則祖述右軍”;李嗣真也說：“褚氏臨寫右軍，亦為高足”。在王羲之受到推崇的唐代，各家書法受到王羲之影響自是情理中事，然而各家所得卻不同。褚遂良對王羲之作品研究極深，善辨真偽。據朱長文《續書斷》載：“虞世南死，太宗思之，嘆曰：‘吾無與論書者矣!’魏鄭公白薦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其偽。遂良獨論所出，無敢舛冒，非夫博學深究者，豈足與是非數百年之舊跡哉!”褚遂良鑑賞極精，領會王字也與人不同。樑巘說：“王右軍字大小、長短、扁狹，均各還體態，率其自然。至唐人，顏、柳、歐、虞則剪裁其體，直取方格內整齊，而歐得其骨，虞得其源，褚得其趣。”可見各家學王都是“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鄭板橋語***各人根據自己的性格氣質、審美趣味有鑑別、有取捨，各取所需。而褚遂良學王，所得正在其“趣”，在其生動之處。褚字生動處，即其輕飄處。王偁曾說：“及其***指褚遂良***自書，乃獨得右軍微意，評者謂其字裡金生，行間玉潤，變化開合，一本右軍。其諸帖中《西昇經》是學《黃庭》，《度人經》是學《洛神》，《陰符》學《畫像》，《湖州獨孤府君碑》、《越州右軍祠記》、《同州、雁塔兩聖教序記》是其自家之法。”王昇所評，將褚書與王羲之書師承源自一一對應，未免機械刻板，且有些褚氏作品已不存世，無從考對;但可以肯定的是，褚氏書法受到了王羲之的很大影響並著意於王書的風致生動處的。此外，對於魏晉的書家作品，朱長文提到褚氏“學鍾公之體”，即胎息鍾繇古雅絕俗的高古氣息;樑巘則提到據他判斷是魏晉人書寫的《敬善寺碑》***無書寫者姓名***“筆意似褚”，他發出了“豈河南學此耶?”的追問。總之，魏晉時期的一些作品，特別是王羲之的書風對褚體書風的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由此在褚體早年瘦硬堅挺之中融入了虛和風雅的韻致，這對於成熟的褚體風格的形成至關重要。

　　四、上追漢隸

　　宋人董逌在《廣川書跋》中說：“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疏瘦勁練，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筩》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河南書者，正得於此，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書貴瘦硬方通神”是杜甫的論書名句，而瘦硬正是褚遂良書法的明顯特徵，所以宋濂曾說：“褚書《千文》，柔勁險媚，真如鐵線縈結而成。”而楊賓在《大瓢偶筆》中同樣認為：“登善本領全在瘦勁，瘦勁之際，而媚生焉。今但言其媚，則失之矣。”那麼，褚體書風的瘦勁從何而來呢?除了前面提到的北齊碑刻之外，還有別的汲取嗎?其勁與媚的結合何以如此完美?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了褚體書風最後的形成?

　　我們從現存的褚氏作品分析來看，許多字的橫畫末端、捺腳等處都帶有濃厚的隸書筆意，飽滿而有風致。這一點，前人也早有察覺。宋代陳藻在跋褚書《枯樹賦》時直接說：“褚登善書用隸法。”蘇東坡在《東坡集》中評《孟法師碑》時也說：“清遠蕭散，微有隸體。”王昶則從結體方面指出褚書借鑑隸書的特點，“登善從隸出，故結字稍寬;率更從篆出，故體較長。”劉熙載所評與王昶微有出入，但同樣肯定褚出於隸書，“歐、褚兩家並出分隸，於‘遒’、‘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書評評之：歐其如龍威虎震，褚其如鶴遊鴻戲乎?”

　　那麼，究竟褚書從隸書中主要借鑑了什麼呢?這一點，清代阮元在《揅經室三集》卷一《復程竹盦編修書》中首先作了回答：“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乙’字捺腳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畫末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鉤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跡。”近人胡小石則從內擫、外拓兩大筆勢的發展方向對書法史脈絡作了簡單梳理，認為“鍾***繇***書尚翻，真書亦帶分勢，其用筆尚外拓，……王***羲之***出於鍾，而易翻為曲，減去分勢，其用筆尚內擫，不折而用轉，……此二家之異也。其後鍾為北書之祖，而王為南書之祖。北朝多師鍾，故真書皆多分勢，……鐘王而降，歷代書人每沿此二派以為向背。在唐，虞、褚齊名。虞書內擫，分勢少;褚書外拓，分勢多。”這與前述褚遂良師法北朝石刻的事實是吻合的。

　　而清人王澍在其《虛州題跋》中多次影響褚氏書法的漢代具體碑刻作了說明，他認為“河南書本《韓叔節》***即指《禮器碑》***，世人皆知河南書之神，而不知其所以神也。河南晚年無筆不酷模《叔節》，獨《思古》一刻，乃為神似。觀其形貌，無一筆似者，而神而明之，獨見天倪，此其所以神也。”又說，“餘謂褚公書實自《韓敕孔子廟碑》來，觀其用筆，寓勁健於清微，藏變化於妥帖，正與褚公《聖教序》如出一手。今以《韓敕》書法摹褚，突過一重，乃適得合”。他一語指出了褚書疏瘦勁健的淵源所自：“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為奇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吾向以褚河南書疏瘦勁練，如鐵線綰成，究其本根，實源於此。”

　　眾所周知，《禮器碑》是漢碑中的極品，向來為人推崇，被清人列為“漢碑三傑”之一。如果說，在漢碑中，《張遷碑》以“拙”取勝，《曹全碑》以“秀”見長，《石門頌》以“逸”為人樂道的話，那麼，《禮器碑》正是以其鐵線銀鉤般的線條和微妙變化的結體稱頌於書史的。但是這種勁健不是蠻僵之力，而是活脫，是百鍊鋼化為繞指柔，而褚河南可謂深得其中三昧。對於這一點，董其昌作了較高的評價：“發筆處便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傳語。蓋用筆之難，難在遒勁。而遒勁非是怒筆木強之謂，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這大概就是樑巘說的“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吧。

　　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在大量史料和前人評述的基礎上，我們不難看出，褚遂良作為唐代風格獨特的一位優秀書法家其藝術語言逐漸形成的過程，從而證實了一個樸素的學書道理：借鑑前人，開拓創新。褚遂良正是在廣泛借鑑前人的基礎上，“陶鑄永珍，隱括眾長”，自己融會貫通，逐漸形成彪炳書史的褚家風貌。

　　那麼，這種風格形成之後，褚體在書法史上的發展又如何呢?對後世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清人樑巘在《評書帖》中描述了開元前後書風的變化：“開寶前，歐、褚諸家提空筆作書，體皆瘦硬。自明皇學魏隸，力趨沉著，筆實體肥。一時王縉、蘇靈芝悉宗之，雖季海、清臣、誠懸亦不免。”這說明黃帝的喜好對一個時期書法風氣影響的作用。這一點，在書法史上並不少見。在清代，康熙愛董，乾隆愛趙，一時董趙書風風靡書壇。而唐玄宗素喜豐腴，上行下效，由是書壇風氣大開。米芾對此頗有抱怨：“唐官誥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型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樑巘同樣也指出了這一點，“唐初字尚瘦硬，如歐、虞、褚皆是，故工部雲：‘書貴瘦硬方通神’。至玄宗字肥，其後顏魯公、徐浩、王縉、蘇靈芝諸人字皆寫肥。”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褚遂良以瘦硬堅挺見長的風格自然受到冷落，其“廣大教化主”的地位也已是昔日黃花，褚書在風靡書壇百餘年後凋謝了。

　　但是其瘦硬的特點在宋代卻遇到了知音，最為著名的就是宋徽宗。徽宗趙佶雖為亡國之君，困死北域，但他在文藝事業上的貢獻卻永垂青史。他在書法上的貢獻不僅在於設立翰林書畫院、命人刊刻《大觀太清樓帖》，更在於創立了“瘦金體”的風格，堪稱書苑一枝奇葩。他的書法通過對筆畫起收之處、折筆和豎筆的強調，給人明顯的節奏感。更重要的是，他突出了字的筋骨勁挺，使其不因筆畫的細瘦而顯得柔弱無力。對於撇、捺和一些長筆畫則充分舒展，加上運筆時參以行書筆勢，所以氣韻顯得格外流暢和飄逸流動，這在楷書中是難能可貴的。而趙佶書法風格的形成正是由於鍾愛褚遂良、薛稷等“瘦硬通神”的書風，並且將其瘦硬挺拔髮展到了極至。明代陶宗儀《書史會要》中說：“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跡求也。”

　　如果說宋徽宗學習褚氏書風是非常明顯，因而容易為人知曉的話，那麼，宋代四家之一的米芾受到褚氏的薰染則並不太為世人所知了。但是，書論史上許多書論家對此卻眾口一詞：

　　項穆：“米書之源，出自顏、褚。如要學米，先柳入歐，由歐趨虞;自虞入褚，學至於是，自可窺大家之門，元章亦拜下風矣。”

　　吳德旋：“惲南田雲：‘褚、米一家書，學米先需從褚入。’餘謂學褚有得，自可不須學米。”

　　楊賓：“米襄陽自言初學顏，次學柳，次學歐，次學褚最久，……今觀其書，於歐、柳俱無所得，……今之所傳，大都得力於褚最深。”

　　錢泳：“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

　　我們可以說，在宋代書家中，宋徽宗是在形貌精神上直接繼承了褚、薛的風格，並將他們的特點誇大和張揚了;而米芾則更多在筆勢氣息上予以借鑑，並化為自運而不留痕跡。他們的區別在於：宋徽宗的取法物件比較單一，而米芾廣採博取融成自家風貌，因而取法物件是多元的。

　　在宋代，受褚氏書風影響的並非只有趙、米二人，比如王澍指出：“樗竂***張即之***書出河南。”又說，“宋黃庭堅《夷齊廟碑》，山谷此碑出自褚中令，亦已開徽廟瘦金之先，世人見此書，未有信其為山谷者。”可見，張即之、黃庭堅等人也並未忽視從褚遂良處汲取營養。至於後來，學褚者自然代不乏人，比如明人“***祝***希哲根柢在河南、北海二家。”“汪退谷……再變學褚，得其瘦”等，本文不再一一臚列贅述。直至今日，仍有許多褚書的痴迷者，褚體書風已然沉澱為中國書法藝術百花園裡不可忽視的歷史存在，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感召著後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