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醫生職稱論文發表

　　醫生獻身於維護人民健康的事業，他醫德醫道大於天，個人利益拋一旁，患者病情在心間.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篇一

　　談門診醫生工作站上線

　　[關鍵詞] 門診醫生;工作站;網路

　　[中圖分類號]R857.3[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4721***2009***02***a***-069-01

　　門診是醫院的重要服務視窗之一，但長期以來門診病人在看病過程中存在“三長一短”現象***病人掛號、交費、取藥排隊的時間長，醫生診斷的時間短***在醫院普遍存在，反覆排隊等候問題一直以來困擾著醫院和患者，給患者就醫帶來諸多不便。很多醫院都努力嘗試各種方法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由於實現手段的侷限性，都只能做一些業務上的區域性改造，比如說設立視窗預約掛號、簡易門診、安排專人導醫等來方便病人就診，但這些措施大多都很難從根本上解決“三長一短”問題[1]。

　　2000年我院實施了HIS系統，實現了門診掛號、收費等模組的資訊化，提高了效率，加快了就診流程，但這種區域性的資訊化建設只是簡單地實現了手工流程的“電子化”，沒有從本質上解決門診病人就診問題。

　　為了進一步提高醫院管理水平，加快資訊化建設步伐，向數字化醫院發展，為病人提供快捷的醫療服務。通過前期向一些兄弟醫院參觀學習，對一些軟體公司的考查，我院準備投入資金實施門診醫生工作站。結合其他醫院實施過程中的經驗與問題，並結合我院的實際情況，提前作了相關的準備工作，並對一些可能發生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

　　1領導層成立專門小組，解決問題

　　門診醫生工作站上線應用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各個方面。任何一環節發生問題，都會對系統上線的工作過程產生阻力，甚至制約系統上線的順利進行。因此，成立以院部領導為組長的事件協調組，部門領導及相關科室主任為成員。協調的方式以例會為主，每週五下午召開，事件協調組成員參加，對需要協調的事宜提前預告，以便做好相應準備工作，提高協調會效率。對一些突發事件和急需解決的問題，由組長隨機組織召開。

　　2保證硬體裝置、軟體支援

　　門診醫生工作站是醫院資訊化的一個終端，能否正常穩定執行，有賴於整個醫院區域網絡的支撐。它對網路的安全性、可靠性、穩定性要求非常很高。一旦發生故障，就會影響到門診醫生工作站上線應用，甚至造成病人無法就診。上線應用前，網路應選用高可靠性裝置，通過在網路出口安裝防火牆、區域網與外界實現物理隔絕等方法，從硬體和軟體上防止網路間使用者的非法訪問以及網路外使用者的非法訪問，從而保證整個網路系統的一定安全性。配備兩臺伺服器做成叢集，如有一臺出現問題另一臺以最短的時間自動切換過去。配置千兆乙太網交換模組，配備大型UPS不間斷電源，保證能為主伺服器和核心交換機供電6 h以上。指定一名工程師負責網路中心管理和資料庫的線上維護，定時巡查網路中心機房，及時發現和排除網路故障。指派一名硬體工程師負責門診終端的硬體維護工作。配備一定數量的備用機和備件，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難以修復的裝置必須用備用機或備件替代。採取以上措施，有效保障了門診醫生工作站及時上線應用。

　　3醫護人員工作中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門診醫生工作站上線應用時，使用者對醫生工作站軟體的熟悉程度、微機操作技能和上線應用態度都有一定的差距。因我院的實際情況，老專家門診比例比較大。由於他們在我院隊伍中的特殊位置，他們習慣手工操作, 平時專研醫學，對電子病歷等知之甚少，需要改變傳統的工作模式，短期內會與固有思維產生激烈碰撞，部分人員容易產生對立情緒。從操作上則對他們相對集中培訓，必須全程參加，要求瞭解軟體系統，能夠進行微機操作，儘可能獨立操作，熟練程度和操作技巧留待在以後的實踐中逐步提高，而對應用確實有困難的專家，配備手寫板或者請年青醫務人員擔任助手。從思想上應堅持從正面引導，著重講清門診醫生工作站的優點。調動那些積極上線應用的醫務工作人員去感染其他人，請他們來說說應用的心得休會，這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實施上線期間採用“先普後專”方法。先集中培訓普通門診，然後在他們實際使用週期間再培訓專家門診。選派技術操作熟練醫務人員適時指導，這樣一來減輕了資訊科工作人員壓力，二來他們已經在使用過程中感受到使用工作站帶來的方便、準確、快捷等優點，更有說服力。對專家門診又實行分段方針，一般醫院上午的門診工作量比較大，則在第一週上午使用傳統模式，下午使用醫生工作站，計劃二週時間過渡;到了第二週則視個人使用情況，可以全天使用醫生工作站;第三週則必須全都切換到工作站。遇到病人排隊積壓情況，由協調組協調解決。這樣好讓他們有一個過渡的過程。

　　4多方面相互整合使系統優化

　　隨著醫院的發展，門診醫生工作站上線應用是大勢所趨，必須要上，早上早得益。當醫生了解到門診醫生工作站上線應用的優點和便捷後,會與醫院形成共識，減少牴觸情緒，提高門診醫生工作站應用的自覺性。加強應用保障，要落實在具體行動上。門診醫生工作站上線應用時，工程師給每個門診醫生工作站發放反饋意見表，每天收集整理，及時反饋指導意見，及時修改完善相應程式。通過有效的應用指導，幫助臨床醫生熟悉系統軟體，熟練技術操作。

　　最終，通過門診醫生工作站來優化醫院的門診流程，有效改變掛號收費排隊長、就診秩序混亂、人多嘈雜無序等狀況，確保工作的準確性和效率的提高，使門診的醫療服務更加貼近病人，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醫療服務要求。使醫院逐步向數字化，資訊化，科學化邁進。

　　[參考文獻]

　　[1]王雪峰.數字化醫院門診病人就診流程的優化[J].中國醫院管理,2007,27***4***：50-51.

　　[2]徐旭東,毛琦敏,楊國斌,等.門診醫生工作站上線應用要分步實施[J].中華醫學研究雜誌，2006,6：2.

　　[3]劉克濤,王明君,劉敏.藥品招投標資訊系統的設計與開發[J].中國醫藥導報; 2006，3***33***：148.

　　篇二

　　一名家庭醫生的行醫哲學

　　【關鍵詞】文化;家庭醫學;醫學教育;自述;哲學;初級保健

　　【中圖分類號】R19

　　【文獻標識碼】A

　　在過去幾年中，有兩本題為《醫生如何思考》的圖書出版。其中一本的作者是哈佛血液和腫瘤學家Jerome Groopman，這本書描述醫學專科醫生如何看待和履行其職業責任;另一本由醫學人文學者Kathryn Montgomery撰寫，總結學術型普通內科醫師以醫院為基礎的臨床決策過程。這兩本書啟發了我：作為一名全科醫生，我是如何思考的。

　　我此刻的思考方式清晰地反映了我過去的經歷。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參加的住院醫師培訓專案很注重住院和非住院患者疾病的管理，但很少關注臨床照顧的過程。學習過程就是輪轉，完全侷限於患者的年齡和性別、照顧的地點以及器官系統分科。然而，必備的持續臨床經驗及在行為和社群醫學的輪轉則是作為臨床醫學“真正”工作的附加培訓。

　　住院醫師培訓過後，我又用了大約5年的時間才弄清楚家庭醫生的含義。我讀過的兩本書，MeWhinney的《家庭醫學概論》及Gayle Stephens的《家庭醫學概念基礎》使我對自身工作有了初步的認識。1992年，我和同事John Frey從很多家庭醫學運動發起者那裡蒐集了一系列家庭醫學口述歷史。正是這些人，對我的行醫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對他們由衷地感謝。同時，我也要感謝父母對我職業素養形成給予的幫助和耐心。

　　從後來的閱讀中，我又有了更深的體會。John Saultz在《家庭醫學教科書》一書中指出，在進行患者照顧時需要考慮多種因素，包括可及性、持續性、綜合性、協調性和醫療背景。也有一些學者探究家庭醫生究竟如何開展工作――所謂的“黑匣子”――從門診疾病分佈到疾病治療的認知策略。最近，對於複雜系統的研究――系統各部分的關係如何影響整體行為及系統如何與環境相互作用――被用於解釋家庭醫生在進行患者治療時需要考慮的多種因素。英國醫生Iona Heath和John Launer在各自的書中，分別將家庭醫生比做人類經歷的見證者和自傳的共同作者並做了巧妙的分析。我還發現，家庭醫生David Loxterkamp描寫他在緬因州農村開展醫療服務的文章很有價值。

　　儘管這些書在我對家庭醫生工作的認識上有所啟發，但是它們都缺少了一些東西，也就是作為家庭醫生該如何看待患者和他們的擔憂。我想在本文中彌補這一欠缺。

　　我的個人行醫哲學圍繞三個問題――過程、人、政治――基於我作為一名家庭醫生所面對的最基本問題，即當患者帶著問題找到我的時候，我該如何做。

　　1、關於過程

　　我認為每一次診療都有如下需求：認識、評估、理解、記錄和溝通。每位患者的陳述都是基於他/她的疾病體驗和醫療背景***包括但不侷限於醫療環境、醫療的歷史和關係維度、醫療政策和經濟學***而形成的。一開始，我傾聽他們的陳述並進行檢查。同時，我利用醫學知識、經驗和外部資源將收集到的資訊重新整合到一個臨床病例當中，以進行評估和制定診療計劃。我會將診療計劃記錄下來並和患者說明――這是每個常規診療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利用五種策略來幫助我進行整合。首先，我利用一個假設模型來評估現有問題。結合量化資訊和知識經驗產生的臨床直覺，我設定一個臨床假設，然後進一步確定診斷。掌握常見的嚴重疾病和罕見疾病，牢記過去錯誤診斷的教訓，然後分析眼前的狀況***例如疾病的社群模型及每個患者的特點***，這樣，我把診斷的正確機率提到最高，同時也不排除錯誤診斷的可能性。當假設需要修訂時，我拓寬思考範疇，重新審視診療和假設形成的每一步。這種模型對於家庭醫生處理難以鑑別的疾病時十分有效。

　　當我無法確診時，我利用在醫學院學到的鑑別模型來評估問題***見表1***。分析診斷分類的同時，我會搜尋Up-to-Date***循證臨床決策支援資料庫***並和同事探討，儘量不錯過本身思維範疇之外的可能性。誠然，發現臨床異常病例***回想醫學教育中對異常病例的高度關注***會給職業發展帶來好處，但對於把發現異常病例作為最高目標的診斷思維學派我卻不敢苟同。我的專業能力不在於此。

　　第二，我利用“吃水線”模型來確定診斷和治療策略***見圖1***。我深知，在臨床實踐過程中，時間一直與我為友――很多疾病是自限的，也有很多疾病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顯現，因此我只在必要的時候進行診斷試驗。一百萬美元的檢查創收並不是我的首要目標。我的責任是對患者的持續照顧：我深入吃水線以下***如擴大診斷測試和治療干預的範疇***，每深入一步都以必要性為前提。

　　第三，我在大腦中保留一塊特殊的位置，用於識別和處理緊急狀況。我在這個位置儲存著如睪丸扭轉和闌尾炎這類時有出現的急症的相關資訊。掌握這類疾病的特點和治療是我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處理這些問題時，我也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

　　第四，我注重與每位患者接觸時對時間的利用。我們總是關注與患者接觸的時間本身：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既幫助患者解決問題又不至於耽誤下面的計劃，如何利用新的資訊科技使工作更加有效。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如何在保證效率的同時又不損害對患者的照顧，一些作者提出了有價值的建議。

　　然而我最為關注的，卻是兩次就診之間的那段時間。它開始於我離開診室時手觸到門把手的瞬間。很多醫生最怕的就是這個瞬間，因為患者很有可能這時提出他們最大的擔憂。然而，正是此時，一腳在門內一腳在門外，我試著加深與患者的溝通：回憶本次問診獲取的重要資訊，提醒他們重要的診療計劃，或者很簡單地，讓他們知道我剛剛有認真地聽他們講話並樂意繼續傾聽。對於大多數健康問題，尤其是慢性健康問題，問診結束時真正的工作才開始***例如，我們可以想一想，對於每天需要多次服用多種藥物的患者來說，依從性是多麼重要***。正是這個瞬間，我的職責發生了變化，我的診斷作用弱化，建議和指導作用增強。

　　第五，作為一名家庭醫生，我會針對在醫院或診所遇到的不同患者及其問題選擇合適的思維和應對方法。在某些情況下，具有反饋迴路和廣泛考量的系統理論是最適宜的方法;另外一些情況下，意義明確的分步方法――先做A、再做B、然後做C――更符合當前任務。而且，我越來越感覺到，在辦公室成員之間佈置任務***給醫療團隊的其他成員分配工作任務***也是臨床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的通訊技術快速應用和制度化的今天，制定任務分配的常規標準是一項令人興奮的新職責。 　　2、關於人

　　我應該牢記，以良好初衷和持續隨訪為特點、為患者承擔職業責任和道德責任的“足夠好的照顧”在大多數情況下比“最好的照顧”效果好，尤其當“最好的照顧”是一個完美卻不現實的目標時。一名骨科醫生為一位82歲患有關節炎的老人進行靛關節置換，醫生想要追求手術的完美無缺。而一名家庭醫生會意識到，其他的因素也會影[自患者的結局，不得不考慮，例如，患者的認知能力可能會有欠缺而無法完成術後隸複訓練;這種情況下，或許止痛藥是一個更好的選擇，雖然止痛藥有副作用且沒有明確的治療效果，但它能夠緩解疼痛、改善功能。全方位的患者照顧方琺使我接受並探究每位患者生命的細微差別並從中學習。通過實踐觀察，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不良結局有時不全是自於診療錯誤，也歸國於人類個體差異。這個信念支撐我克服長期醫療執業過程中遇到的情感和智力困境。

　　重新審視我對於我所服務的人的作用同時強化了我的職業人生。在任何醫療實踐中，患者管理和患者指導總是存在辯證關係，如果我認為我能夠“管理”患者，那這種想法就很不明智。或許在醫院我還有些掌控能力――醫院的環境有助於我對患者身體機能進行最大程度的監督和控制，降低患者對干預措施的背離機會。然而，對於門診患者，他們一旦離開診室，我就必須放下掌管一切的架子。

　　正因如此，當與患者面對面時，我會採用一個引導者或指導者的姿態。當我對患者進行引導時，我把他們當作合作伙伴。我參與規劃他們的未來，但不只是簡單地告訴他們該如何做。我肯定他們的優點和智慧，以此鼓勵他們。我內心堅信他們的潛力，以此激發他們。這樣一來，我邀請患者和我共同創造一種信任、尊重、情感聯絡的體驗，這種體驗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治療作用。雖然在此過程中我會用到動機訪談的相關技巧，但我的引導遠在這些技巧之上。

　　提供引導很大一部分在於重視患者在痛苦面前的潛在適應能力。奧地利精神病專家及大屠殺倖存者Viktor Frankl提出，醫生要培養預見性，從患者目前的狀態看到他將來的狀態。他舉了一個游泳過河的例子***見圖2***。由於河水本身的流向，如果想要從A點游到河對岸，就必須逆流而上***向C點***才能到達B點。患者也是一樣。如果我只看到患者目前的狀態，最終他們有可能順流而下***到D點***。如果我認為他們雖然有一定侷限性，但是值得尊重並有潛力通過努力改善自身健康狀況，他們就更有可能堅強地與疾病抗爭並且改善健康結局。正如Henry David Thoreau說的那樣，“人們擊中的必是他們瞄準的。因此，……最好把目標設得較高。”我的工作就是引導他們設定目標。

　　3、關於政治

　　這裡的政治，並不是指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或者醫療政策，又或者美國的家庭醫生是否在一個醫療“體系”裡工作的問題。而是指在現有的生活和工作文化下，我如何在患者、家人及其他醫生的關係網內協調各種力量。

　　用心理學家Donald Ransom的話說，患者並不是我們藉以找到醫療實踐“真正”物件***疾病***的“骯髒的窗戶”。“生活方式”和“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只是影響患者對現有疾病看法並形成疾病處理的基本框架的兩種因素。通常，患者並不瞭解這些因素，並且心理和結構限制往往使他們無法做出並堅持自己的決定。因此，我必須在工作中牢記這些因素和限制。

　　一些素質和技能幫助我引導、傾聽和理解患者的故事並幫助他們在我的評估和計劃中建立自信。這些素質和技能包括全神貫注、肢體接觸、詢問、真誠、同情和話語。它們幫助我想象患者是如何感受其疾病經歷的――而這與疾病過程大不相同。它們也使我能夠將患者看做是診室和病房之外的廣袤土地上的一個居住者並和他們建立情感聯絡。

　　執業之初，我因為不能解決每個人的醫療和社會心理需求而苦惱不已，現在這種苦惱不復存在。我們還有亞專科醫生、社工、諮詢師、社群衛生工作者、護士、老師和公共衛生倡導者來分擔這些工作。面對患有罕見疾病或者症狀雖常見但一線治療卻不起作用的患者，如果我記不起他的首次診斷檢查，我不再感到羞愧。這麼多年來，多數情況下，我能夠幫助大多數患者。即便我不知道他的問題所在而幫他轉診，我也同樣是在提供幫助。這樣一來，除了實際的臨床照顧外，我成為一個值得信任的顧問、一個疾病的闡釋者。

　　從長遠來看，很難估計疾病會給患者的人生軌跡帶來怎樣的影響。家庭醫學是以循證為基礎的學科，同時它也尊重個體差異。患者的未來，儘管某一種可能性很大，也是難以預測並且很難向患者解釋的。

　　這種不確定性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然而，當我把這種不確定性當作是與患者共同探索的―個奧祕而非要躲避的―個威脅時，我能夠更好地接受醫療實踐中時不確定性：這種看法幫助我理解疾病對於患者的意義――或者是^生路上正常的一段彎路、或者是意料之外的路障，也幫助我更準確地分析和描述我作為一名家庭醫生的工作。

　　4、結語

　　作為一名家庭醫生，我並不是那種彙集各種亞專科知識的“超級-多功能-迷你-亞專斟醫生”：我將醫學、流行病學、心理學、人類學和神學結合起來用於實踐。在實踐中，我將醫學基本原則***不受時間、年齡、性別、地點影響***和患者的家庭和社會背景結合應用。對於家庭醫學裡的“家庭”的含義，一直眾說紛紜。我認為這裡的“家庭”是指一切非嚴格意義的生物醫學，所有利用對人類疾病經歷的反思所得目的真知灼見。

　　作為一名家庭醫生，我的想法可能與其他家庭醫生的想法大相徑庭。通過我對同事工作的觀察，他們中有些人對於患者及自身在患者照顧中的作用有著和我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也和我一樣，在診療中有過成功也有過失敗。這些差異存在於醫療團隊中，也存在於整個學科中，但它並非是我創作本文、表達想法的初衷和重點。

　　我的初衷是，我們從一個診室出來再進到另一個診室，依賴於生物醫學思考模式，使我們忘卻了這個學科的核心所在：把患者看做是一個個的人，重視他們，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困難，然後把這些感知與醫學知識和經驗教訓結合起來，充滿自信和同情地與患者共同制定評估和治療計劃。我相信，持續地把關注點放在這個核心之上應該是我們工作的重要部分。

　　為促進這一過程並幫助我反思我作為一名家庭醫生思考和行為的價值觀，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在工作當中如何思考?”，思考這個問題***及類似問題，“我對我所做的工作感覺怎樣?”***使得我將最完全的自我――一名真正的家庭醫生和對職業的熱情――帶到我的患者和他們的家人面前。我相信所有的家庭醫生都能達到這種狀態。通過這種自省――提問、反思、領悟，我們都能夠培養自己作為一名家庭醫生的獨特之處。這使得我們能夠在與患者的接觸中展現最好的自己和獨特的才能。如此我們方能觸控到這個職業的靈魂，並進一步去觸控患者的靈魂、自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