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黃興分道揚鑣的原因

  黃興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勳,辛亥革命時期,以字黃克強聞名當時,與孫中山常被時人以“孫黃”並稱,那麼你知道嗎?下面是由小編提供的,讓我們來進一步瞭解。

  

  黃興與孫中山作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曾經聲應氣求、並肩戰鬥九年,後因中華革命黨組黨原則之爭,而一度分道揚鑣。中華革命黨組黨原則之爭,就其思想實質而言,乃是兩種自由觀的直接碰撞。

  黃興與孫中山合作始於1905年組建同盟會,而其合作的基礎之一,就是自由平等思想。孫黃的人生經歷儘管各異,但有一點卻非常相似,他們都是經過西學的洗禮而確立革命思想的。孫中山雖然“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受過傳統文化的薰陶,但從十三歲起到二十六歲,卻主要置身於夏威夷、香港等資本主義社會,接受著系統的西方資本主義教育,從而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制度的強烈反差,痛感祖國的衰微和同胞的苦難,於是乎產生了“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願望。他提出必須“步武泰西,參行西法”,把西方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變成中國社會的現實。

  孫中山早年的自由觀承認“人人有天賦之權”***《在廣東旅桂同鄉會歡迎會的演說》***,強調自由“專為人民說法”,“全為人民全體而講”***《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的演說》***。這顯然帶有十七世紀英國霍布斯、洛克等人自由觀的烙印。霍布斯、洛克都強調天賦人權,在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上,主張個人是第一位的,社會、國家是第二位的,個人是本源,社會、國家是派生的,個人是目的,國家是手段。

  黃興從小受到封建教育,讀經書,習八股,應縣試,沿著傳統“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前進。1898年正當戊戌變法運動趨向高潮之際,24歲的黃興進入張之洞創辦的以“中體西用”為宗旨的兩湖書院,開始接觸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民主學說,“對西洋革命史及盧梭《民約論》諸書,朝夕盥誦。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腦蒂中矣”***《黃興在湖南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說》***。

  1900年,黃興曾參與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在長江流域組織的自立軍起義活動,並賦詩抒發崇尚志士和憧憬自由的情懷:“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可憐此豪傑,豈肯困樊籠?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穹。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1902年黃興東渡扶桑,留學東京弘文學院。他的摯友龍紱瑞說:“光緒庚子以後,國勢阽危,留東人士鹹思自奮。惟派別分歧,主張各異。先生則醉心盧梭《民約論》,力主根本改革”,推*翻“專制政體”,“建立共和”,使中國“立於世界競爭之場”***《黃***癸卯華興公司革命避難西園事略》***。

  1905年,黃興與孫中山殊途同歸,攜手建立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說:“民黨以主義、政見為團結,官僚派以金錢飯碗為團結。”孫黃團結自然也離不開“主義”和“政見”。這可以從孫黃共同制定的《中國同盟會總章》和《軍政府宣言》得到說明,如其中宣稱:“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緯經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

  可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和資產階級民主決策、相互制約機制等,是孫黃合作的“主義”和“政見”,也是他們共同奮鬥的基礎和目標。孫中山作為總理,是由會員投票公舉的,任期和許可權也均有限制。

  孫黃從團結奮鬥到分道揚鑣,導源於1914年孫中山籌組中華革命黨。

  二次革命後,孫黃流亡日本。孫中山“夙夜以國事為念,每睹大局之顛危,生民之塗炭,輒用怛惻,不能自已”,於是決定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再圖革命,蘄以犧牲之精神,盡救國之天職”。他“鑑於前車,懲於覆轍,知已往弊害,全坐不服從、無統一兩大端”***《致黃景南等函》***,因而中華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的要件”***《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

  入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中華革命黨總章》***,“甘願服從”孫中山一人***《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並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據親歷者居正回憶,孫中山以堅定的態度、強硬的語氣對“革命同志”說:

  一、革命必須有惟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

  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惟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

  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

  四、再興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面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同志,況並將“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句抹煞,這是我不能答應,而無退讓之餘地的。***《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

  黃興的功與過

  黃興的一生與整個辛亥革命相始終,他以策動和領導武裝起義著稱於世。眾所周知,黃興青少年時代並未上過專門的軍事學校。赴日留學,他就讀於巨集文學院速成師範科,擬“學成回國後充任學堂的師資”。然而,黃興沒有終身從事教育,而是與軍事結下了不解之緣:華興會預謀在長沙發難,他自任總指揮;武昌起義爆發,他被推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南京臨時政府組成,他做了陸軍總長;及至臨時政府取消,還擔任過南京留守。這自然是由於嚴重的民族危機使然。黃興在擔任上述職務過程中,打過不少仗,如何看待他在軍事上的成就,如何認識他打過的敗仗,則是正確評價黃興的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戰役雖然失敗了,但仍有著積極的意義。

  首先,它打擊了敵人,加速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化和瓦解。萍瀏醴起義爆發,曾引起清廷朝野上下的極大震驚,清政府集中湘、鄂、贛、蘇四省兵力才將這次起義鎮壓下去後,他們仍擔心中國南方和長江流域“伏匪”“蠢動”,“再起風潮”,“北京官員仍為之戰慄不已。”***上海《時報》,1907年1月4日。***防城起義發生,兩廣總督張人駿上奏清廷說:革命軍“攻陷防城,戕官焚署……凶焰日張,剿辦愈難措手。”***清軍機處檔案:《光緒三十二年兩廣總督張人駿折》。***雲南河口起義發生,雲貴總督錫良驚呼:“匪之來,防不勝防,匪之過,剿無可剿,勢成束手,禍已噬臍。”***雲南河口起義清方檔案:《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五日雲貴總督錫良致外務部電》,《辛亥革命》***三***第274頁。***這一次又一次起義使統治者如坐鍼氈,窮於應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