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寫人的文章

　　寫人的文章,就是以人物描寫為主的文章,人物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希望大家喜歡。

　　：楊絳《記傅雷》

　　說起傅雷，總不免說到他的嚴肅。有一次，幾個客人在客廳裡談得熱鬧，陣陣笑聲，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興。忽然他靈機一動，躡足走到通往樓梯的門旁，把門一開，只見門後哥哥弟弟揹著臉並坐在門檻後面的臺階上，正縮著脖子笑呢。傅雷一聲呵斥，兩個孩子在登登一陣凌亂的腳步聲裡逃跑上樓。梅馥忙也趕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搶先去責罵兒子;在兒子前，她卻是擋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溫言告誡。等他們倆回來，客廳裡漸漸回覆了當初的氣氛。但過了一會兒，在笑聲中，傅雷又突然過去開那扇門，阿聰、阿敏依然鬼頭鬼腦並坐原處偷聽。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聽得傅雷厲聲喝，夾雜著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梅馥抱歉地為客人換上熱茶，大家又坐了一會兒，辭出，不免嘆口氣：“唉，傅雷就是這樣!”

　　有人說傅雷“孤傲如雲間鶴”;傅雷卻不止一次在鍾書和我面前自比為“牆洞裡的小老鼠”。傅雷的自比，乍聽未免滑稽。但傅雷這話不是矯情，也不是謙虛。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實心情。傅雷曾告訴我們：某某“朋友”昨天還在他家吃飯，今天卻在報紙上罵他。這種事不止一遭。傅雷講起的時候，雖然眼睛裡帶些氣憤，嘴角上掛著譏誚，總不免感嘆人心叵測、世情險惡，覺得自己老實得可憐，孤弱得無以自衛。他滿頭稜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他也像老鼠那樣，只在洞口窺望外面的大世界。他並不像天上的鶴，翹首雲外，不屑顧視地下的泥淖。傅雷對國計民生念念不忘，只潛身書齋，作他的翻譯工作。

　　傅雷愛吃硬飯。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乾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讓給梅馥了。朋友們愛說傅雷固執，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執，有時候竟是很隨和的。他有事和鍾書商量，儘管討論得很熱烈，他並不固執。他和周煦良同志合辦《新語》，儘管這種事鍾書毫無經驗，他也不擯棄外行的意見。他有些朋友批評他不讓阿聰進學校會使孩子脫離群眾，不善適應社會。傅雷從諫如流，就把阿聰送入中學讀書。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儘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裡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淨盡。假如傅雷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悅誠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談一下，準會想得周到些。

　　傅雷對於翻譯工作無限認真，不懈地虛心求進。他經常寫信和我們講究翻譯上的問題，具體問題都用紅筆清清楚楚錄下原文。傅雷從不自滿——對工作認真，對自己就感到不滿。他從沒有自以為達到了他所懸的翻譯標準。他曾自苦譯筆呆滯，問我們怎樣使譯文生動活潑。他說熟讀了老舍的小說，還是未能解決問題。我們以為熟讀一家還不夠，建議再多讀幾家。傅雷悵然，嘆恨沒許多時間看書。有人愛說他狂傲，他們實在是沒見到他虛心的一面。

　　傅雷翻譯傳記的時候，是在“陰霾遮蔽整個天空的時期”。他要借偉人克服苦難的壯烈悲劇，幫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他要宣揚堅忍奮鬥，敢於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可是，智慧和信念所點燃的一點光明，敵得過愚昧、褊狹所孕育的黑暗嗎?對人類的愛，敵得過人間的仇恨嗎?嚮往真理、正義的理想，敵得過爭奪名位權利的現實嗎?為善的心願，敵得過作惡的力量嗎?傅雷連同他忠實的伴侶，竟被殘暴的浪潮衝倒、淹沒。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復生，可是被遺忘的、被埋沒的，還會重新被人記憶起來，發掘出來。

　　***本文有刪改*** 一九八0年十一月

　　：魯迅《藤野先生》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鬥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裡。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裡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裡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嚥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裡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開啟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裡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裡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裡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區域性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裡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裡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裡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訊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訊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魯迅《憶韋素園君》

　　現在有幾個朋友要紀念韋素園君，我也須說幾句話。是的，我是有這義務的。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罷，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有一天。在教師豫備室裡遇見了一個頭發和鬍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這就是李霽野。我的認識素園，大約就是霽野紹介的罷，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現在留在記憶裡的，是他已經坐在客店的一間小房子裡計畫出版了。

　　這一間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麼雄心和大志，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卻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

　　於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裡辦事了，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著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的輪著他守寨。

　　我最初的記憶是在這破寨裡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著也還是釘住著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夠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於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卻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麼?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齧碎了自己的心。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8〕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裡，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面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麼?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著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並無這神力，只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麼?……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僥倖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他為了日光浴，面板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卻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著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志願，也怕難於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裡靜臥著，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麼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於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裡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於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將一本《外套》當作唯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援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陀思妥也夫斯基，安特列夫，紹介瞭望·藹覃，紹介了愛倫堡的《菸袋》和拉夫列涅夫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

　　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記念的時候，倘止於這一次，那麼，素園，從此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