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互文性在文學中的意義網路及價值
論文摘要：在文學文字中，相似的事件、場景、人物、意象、經驗和感覺重複出現，構成了文字創作和閱讀體驗的基礎。任何事實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於巨大的事件網路和鏈條中；任何意義也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須依賴共生的語境和意義。只能用意義解釋意義，而文字也只有通過參照文字才能獲得意義。在互文中，既不存在意義的中心，也不存在一個超然的觀察點。互文性理論可以避免從單一視角或緯度去孤立地對待文字，任何試圖分析或解釋文字的人，都必須參與文字的互動。
論文關鍵詞：互文性；文學批評；意義網路；價值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又稱文字間性，是指其他文字或知識對當前文字意義的塑造。在文學理論中，互文性意指通過歸因發現某一文字***或意義***是從其他文字***或意義***中析取或據以建構的。它著眼於特定文字***或意義***與其他文字***或意義***的聯絡。互文性是廣泛存在的，並非單指文字之間的關係而言，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同樣是改變與影響文學實踐的重要因素，讀者先前的閱讀經歷、知識儲備和在文化環境中所處的地位也可以形成至關緊要的互文性。
互文性作為術語是20世紀60年代後期由法國學者朱麗婭·克里斯蒂瓦提出的。朱麗婭·克里斯蒂瓦在她的論文《巴赫金：詞語、對話、小說》中試圖打破關於文字由作者所規定的傳統觀念，認為文字是它對其他文字、對語言結構本身聯絡的產品。
二、互文性在文學中的意義網路
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性這個概念的初衷，是在研究語言符號如何在文字結構中派生意義時，注意到了意義的多重性和不可確定性。意義不是由作者直接傳達給讀者的，而是通過其他文字的轉接或過濾形成一系列規則，分別由作者和讀者共享。在文學文字中，相似的事件、場景、人物、意象、經驗和感覺重複出現，構成了文字創作和閱讀體驗的基礎。
在後結構主義看來，互文性不僅僅表達了文字之間的關係，而是文字互動後產生的實際生成品，是一種意義的迴圈和再生。一個主題在過去的文字中反覆出現，最終歸於沉寂，而該主題在新文字中得到重新發掘，相關意義和經驗被喚醒及重塑，並添加了文字創造者新的意義指向和體驗，再由讀者賦予新的解釋和闡發，該主題和意義得到增殖。所以，互文性不僅是其他文字在當前文字中的複製、嵌入、拼接及編織，而是表達了主題及意義通過文字活動的再生和變化。超文字則是通過文字或文字元素的連結，使任何一個文字成為龐大的文字網路中的一個連線點，文字通過連結延展，不僅成為文字網路中橫向組合中的一個鏈條，而且成為縱向聚合中的組成元素。
與互文性相比，超文字體現了文字相互聯結、嵌入和拼接的物理關係，構成一個自足的體系，可以獨立存在，甚至與作者或讀者無關。超文字是強加給文字的外部屬性，是現代網路技術通過標記語言對傳統文字的“賦碼”，超文字的解釋者仍然是技術，如各種瀏覽器。但是，超文字把互文性的部分屬性和特徵具象化了。互文性具有可描述、可分析及可推解的基本特徵，屬於一種認識論程式，其基本屬性是心理的和抽象的。
互文性的實現需要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共同完成，即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一切莫不歸結於對話”，“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超文性與超文字屬於兩個概念，它指一個文字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轉換從另一個文字中派生出來，“超文性所關注的是文字間故意地、自覺地被賦予的關係”。實際上超文性關注的是文字與前文的關係，是互文關係的一種。互文性從型別上看，可以分為共時互文和歷時互文。在共時互文中，文字處在複雜龐大的共生關係中，各種文字相互指涉，相互依賴，相互參照，其實現程式是作者通過文字編碼植入自己的意向，文字本身以及讀者在解讀文字時自身的知識和經驗體系與文字產生互動；文字在共時互文中通過再現與互動得到延伸和豐富。在歷時互文中，當前文字對前時文字單向指涉和參照，前時文字通過當前文字得到再生和增殖。各種歷史事實和文字通過發掘和整理獲得重新解讀和觀照，時空的交錯在當前文字中達到暫時的統一或分解。
互文性實際上是文字的跨文性。熱奈特區分了五種跨文性，除了互文性，還有類文性***所謂類文字是由附文，如標題、前言、註釋等，和外文，如書評等構成的***、元文性***即一篇文字與評價該文字構成的指涉關係***、超文性以及統文性。這種分類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互文性，是對互文研究的深化。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重複出現的主題和人物特徵、創傷和掙扎、優雅與失敗，羅伯特·彭斯詩中的樹林、白雪以及林中的路徑等自然意象都為互文性理論提供了驗證。
互文性在文學批評中得到了積極的響應和應用。黃念然認為，作為一種新型文學理論，互文性理論強調讀者與批評的作用，否認文字的終極意義的存在，強調文字意義的不可知性或流動性，從而更重視批評的過程而不是結果；重視文字間的相互指涉，更看重文字意義的共時性展開；突破了傳統文學研究封閉的研究模式，把文學納入到與非文學話語、程式碼或文化符號相關聯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學研究的範圍，形成一種開放性的研究視野。但是，也有研究者過分相信互文性的能量，對互文性理論進行過度的闡釋。如有研究者認為：“一個文學文字以編碼的語言遊戲方式出現，將文字看做是沒有主體的流動的象徵符號遊戲，這種能指遊戲消解超驗意義，文字的意義消解於無限的能指遊戲中，文字從意義的暴政下得到解放，進而釋放了在邏各斯中心主義囚籠裡的意義多元性。”這恐怕多少有點曲解了互文性的意義。在互文中，文字不是沒有主體，只是非唯主體；能指雖然無限，互文的指向卻有限，其共生的語境、同現的搭配、意義的交集都在某種程度上框定了互文的指向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互文性限制或框定了語言符號能指的無限性，它只是消解了意義的單一性和強制性，卻不能消解意義本身。龐大的互文網路與積極的意義互動促使意義約定形成，不僅限制了文字編碼無限的自由語用意志，也限制了文字解讀的囂張趨勢。在互文中，無論是作者、文字還是讀者都享有有限的自由，否則就會失去其存在的前提。但是，在這裡，意義的邊界是模糊的、動態的，因為意義產生於互動，而互動具有不確定性。
論文關鍵詞：互文性；文學批評；意義網路；價值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又稱文字間性，是指其他文字或知識對當前文字意義的塑造。在文學理論中，互文性意指通過歸因發現某一文字***或意義***是從其他文字***或意義***中析取或據以建構的。它著眼於特定文字***或意義***與其他文字***或意義***的聯絡。互文性是廣泛存在的，並非單指文字之間的關係而言，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同樣是改變與影響文學實踐的重要因素，讀者先前的閱讀經歷、知識儲備和在文化環境中所處的地位也可以形成至關緊要的互文性。
互文性作為術語是20世紀60年代後期由法國學者朱麗婭·克里斯蒂瓦提出的。朱麗婭·克里斯蒂瓦在她的論文《巴赫金：詞語、對話、小說》中試圖打破關於文字由作者所規定的傳統觀念，認為文字是它對其他文字、對語言結構本身聯絡的產品。
二、互文性在文學中的意義網路
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性這個概念的初衷，是在研究語言符號如何在文字結構中派生意義時，注意到了意義的多重性和不可確定性。意義不是由作者直接傳達給讀者的，而是通過其他文字的轉接或過濾形成一系列規則，分別由作者和讀者共享。在文學文字中，相似的事件、場景、人物、意象、經驗和感覺重複出現，構成了文字創作和閱讀體驗的基礎。
在後結構主義看來，互文性不僅僅表達了文字之間的關係，而是文字互動後產生的實際生成品，是一種意義的迴圈和再生。一個主題在過去的文字中反覆出現，最終歸於沉寂，而該主題在新文字中得到重新發掘，相關意義和經驗被喚醒及重塑，並添加了文字創造者新的意義指向和體驗，再由讀者賦予新的解釋和闡發，該主題和意義得到增殖。所以，互文性不僅是其他文字在當前文字中的複製、嵌入、拼接及編織，而是表達了主題及意義通過文字活動的再生和變化。超文字則是通過文字或文字元素的連結，使任何一個文字成為龐大的文字網路中的一個連線點，文字通過連結延展，不僅成為文字網路中橫向組合中的一個鏈條，而且成為縱向聚合中的組成元素。
與互文性相比，超文字體現了文字相互聯結、嵌入和拼接的物理關係，構成一個自足的體系，可以獨立存在，甚至與作者或讀者無關。超文字是強加給文字的外部屬性，是現代網路技術通過標記語言對傳統文字的“賦碼”，超文字的解釋者仍然是技術，如各種瀏覽器。但是，超文字把互文性的部分屬性和特徵具象化了。互文性具有可描述、可分析及可推解的基本特徵，屬於一種認識論程式，其基本屬性是心理的和抽象的。
互文性的實現需要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共同完成，即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一切莫不歸結於對話”，“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超文性與超文字屬於兩個概念，它指一個文字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轉換從另一個文字中派生出來，“超文性所關注的是文字間故意地、自覺地被賦予的關係”。實際上超文性關注的是文字與前文的關係，是互文關係的一種。互文性從型別上看，可以分為共時互文和歷時互文。在共時互文中，文字處在複雜龐大的共生關係中，各種文字相互指涉，相互依賴，相互參照，其實現程式是作者通過文字編碼植入自己的意向，文字本身以及讀者在解讀文字時自身的知識和經驗體系與文字產生互動；文字在共時互文中通過再現與互動得到延伸和豐富。在歷時互文中，當前文字對前時文字單向指涉和參照，前時文字通過當前文字得到再生和增殖。各種歷史事實和文字通過發掘和整理獲得重新解讀和觀照，時空的交錯在當前文字中達到暫時的統一或分解。
互文性實際上是文字的跨文性。熱奈特區分了五種跨文性，除了互文性，還有類文性***所謂類文字是由附文，如標題、前言、註釋等，和外文，如書評等構成的***、元文性***即一篇文字與評價該文字構成的指涉關係***、超文性以及統文性。這種分類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互文性，是對互文研究的深化。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重複出現的主題和人物特徵、創傷和掙扎、優雅與失敗，羅伯特·彭斯詩中的樹林、白雪以及林中的路徑等自然意象都為互文性理論提供了驗證。
互文性在文學批評中得到了積極的響應和應用。黃念然認為，作為一種新型文學理論，互文性理論強調讀者與批評的作用，否認文字的終極意義的存在，強調文字意義的不可知性或流動性，從而更重視批評的過程而不是結果；重視文字間的相互指涉，更看重文字意義的共時性展開；突破了傳統文學研究封閉的研究模式，把文學納入到與非文學話語、程式碼或文化符號相關聯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學研究的範圍，形成一種開放性的研究視野。但是，也有研究者過分相信互文性的能量，對互文性理論進行過度的闡釋。如有研究者認為：“一個文學文字以編碼的語言遊戲方式出現，將文字看做是沒有主體的流動的象徵符號遊戲，這種能指遊戲消解超驗意義，文字的意義消解於無限的能指遊戲中，文字從意義的暴政下得到解放，進而釋放了在邏各斯中心主義囚籠裡的意義多元性。”這恐怕多少有點曲解了互文性的意義。在互文中，文字不是沒有主體，只是非唯主體；能指雖然無限，互文的指向卻有限，其共生的語境、同現的搭配、意義的交集都在某種程度上框定了互文的指向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互文性限制或框定了語言符號能指的無限性，它只是消解了意義的單一性和強制性，卻不能消解意義本身。龐大的互文網路與積極的意義互動促使意義約定形成，不僅限制了文字編碼無限的自由語用意志，也限制了文字解讀的囂張趨勢。在互文中，無論是作者、文字還是讀者都享有有限的自由，否則就會失去其存在的前提。但是，在這裡，意義的邊界是模糊的、動態的，因為意義產生於互動，而互動具有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