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的自然觀
道家的自然觀,一直是中國人精神生活及其觀念的源頭。道家對生命的熱愛,對永恆的追求,都深深地滲透在其自然觀中。而這對茶文化又意味著什麼呢?下面是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一起來看看。
茶的最早發現與利用,是從藥用開始的。“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如果我們僅僅把它當作一則傳說而誤置一旁,那就未免過於輕率了。其實,一切神話、傳說都深深印刻著人類實踐與勞作的痕跡,從而成為人類文化的基因。這就是一切始發性文化形態的奧妙所在。要知道,上述這個傳說中的茶的老祖宗,在道教中,卻是太上老君點化而成的徒弟。《太上老君開天經》中說:“神農之時,老君下凡為師,曰大成子,作《太微經》,教神農嘗百草,得五穀,與人民播植,遂食之以代禽獸之命也”。不管這種傳說的真實性如何,它與道家精神及其自然觀是極其吻合的。在道家看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人的生存必須順其自然地利用物的自然屬性,這恐怕也是後來的道教充分開掘人的自然潛能—氣功,併發掘物的自然潛能—煉丹的起始觀念與內在原因吧!
其實,不必光看神話傳說之類,歷史本身就告訴我們,道家與茶的關係,比佛、儒更為久遠。事實上,中國的茶文化萌芽確為兩漢至兩晉南北朝時期,而此時期正是中國文人們為老莊思想陶醉得如痴如狂的時代,同時飲茶也成為一種文人的生活習慣。《僮約》說:“烹荼淨具,武陽買荼”。即為飲茶習俗的史證。《三國志·吳志·韋曜傳》亦有以茶代酒之記載,而晉張華《博物志》也同樣有“飲真荼,令人少眠”的說法。然而對道家與茶文化關係最有說服力的要數陶弘景《雜錄》中所說“茗荼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君服之”的己載。其實對丹丘子飲茶的記載還有早於此的漢代的《神異記》:餘姚人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棲之餘,乞相遺也”。因立奠祀。後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丹丘子為漢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個道家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確之處。陸羽《茶經·八之出》關於餘姚瀑布泉的說法即為明證:餘姚縣生瀑布泉嶺,日仙茗,大者殊異。此處所指餘姚瀑布與《神異記》中的餘姚瀑布山實相吻合,歷史上的餘姚瀑布山確為產茶名山。因此“大茗”與“仙茗”的記載亦完全一致。這幾則記錄中的“荼”與“茗”,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早在晉代郭璞在註解《爾雅》時,即解說:***茶***樹小如梔子,冬生葉,一名葬,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謂“蜀人”之記載,即可視為飲茶習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巧就巧在它也是道教的真正發源地;其形成年代,也為兩漢期間。其時,張陵奉老子為教主,創“五斗米教”。此後,道教在理論和組織形式上逐漸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各社會階層都普遍地對它感興趣,而且經久不衰,影響至今。大多宗教都鼓勵人們追求死後天國的樂園生活,從而以冷漠態度對待人生及其社會現實。而道教卻無比的熱愛生命,直接否定死亡,認為光陰易逝,人身難得,只有儘早修仙,才能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樂。道教這一內涵特質所體現的是,重人生,樂人世。這也正是古人崇奉仙道的原因所在。
顯然,陶弘景所說“苦荼輕身換骨”,還有西漢壺居士在《食忌》中所說:“苦荼,久食羽化”,都與道教得道成仙、羽化成仙的觀念有著內在的聯絡,而丹丘子,則是直接給樵夫指點佳茗的仙人。可見道家對茶這種自然之物早有深刻認識,而將其與追求永恆的精神生活聯絡起來。無法否認,使茶成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是道家的首功。
茶樹起源
文字記載表明,我們祖先在3000多年前已經開始栽培和利用茶葉樹。
中國茶樹的起源問題,歷來爭論較多,隨著考證技術的發展和新發現,才逐漸達成共識,即中國是中國茶樹的原產地,並確認中國西南地區,包括雲南、貴州、四川等山區是茶葉樹原產地的中心。由於地質變遷及人為栽培,茶樹開始由此普及全國,並逐漸傳播至世界各地。
茶樹起源於何時?必是遠遠早於有文字記載的3000多年前。只是在1824年之後,印度發現有野生茶樹,國外學者中有人對中國是茶樹原產地提出異議,在國際學術界引發了爭論。這些持
異議者,均以印度野生茶樹為依據,同時認為中國沒有野生茶樹。其實中國在公元200年左右,《爾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樹,且現今的資料表明,全國有10個省區198處發現野生大茶樹,其中雲南的一株,樹齡已達1700年左右,僅是雲南省內樹幹直徑在一米以上的就有10多株。
有的地區,甚至野生茶樹群落大至數千畝。所以自古至今,我國已發現的野生大茶樹,時間之早,樹體之大,數量之多,分佈之廣,性狀之異,堪稱世界之最。
近幾十年來,茶學和植物學研究相結合,從樹種及地質變遷氣候變化等不同角度出發,對茶樹原產地作了更加細緻深入的分析和論證,進一步證明我國西南地區是茶樹原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