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道文化差異

　　在中國茶文化發展歷史程序中，茶藝與茶道無疑佔據核心地位。不過與脫胎於中國母體的日本茶道相比較，中國的茶道似乎顯得薄弱些，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對您有用。

　　【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和、敬、清、寂從唐代開始，中國的飲茶習俗就傳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開始種植茶樹，製造茶葉。但要一直到明代，才真正形成獨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休***1522-1592年***。他明確提出“和、敬、清、寂”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們通過茶室中的飲茶進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溝通，於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內心的塵垢和彼此的芥蒂，以達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清、寂”被稱之為日本“茶道四規”。和、敬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通過飲茶做到和睦相處、互相，以調節人際關係;清、寂是指環境氣氛，要以幽雅清靜的環境和古樸的陳設，造成一種空靈靜寂的意境，給人以薰陶。但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別是禪宗***色彩很濃，並形成嚴密的組織形式。它是通過非常嚴格、複雜甚至到了繁瑣程度的表演程式來實現“茶道四規”的，較為缺乏一個寬鬆、自由的氛圍。

　　【中國茶道】

　　廉、美、和、敬和韓國的茶禮一樣，中國的茶道精神也有不同的提法。中國雖然自古就有道，但宗教色彩不濃，而是將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溶在一起，給人們留下了選擇和發揮的餘地，各層面的人可以從不同角度根據自己的情況和愛好選擇不同的茶藝形式和思想內容，不斷加以發揮創造，因而也就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和清規戒律。只是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著茶文化熱潮的興起，許多人覺得應該對中國的茶道精神加以總結，歸納出幾條便於茶人們記憶、操作的“茶德”。已故的浙江農業大學茶學專家莊晚芳教授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雜誌上發表的《茶文化淺議》一文中明確主張“發揚茶德，妥用茶藝，為茶人修養之道”。他提出中國的茶德應是“廉、美、和、敬”，並加以解釋：廉儉有德，美真康樂，和誠處世，敬愛為人。

　　具體內容為：

　　廉——推行清廉、勤儉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減少‘洋飲’，節約外匯。

　　美——名品為主，共嘗美味，共聞清香，共敘友情，康起長壽。

　　和——德重茶禮，和誠相處，搞好人際關係。

　　敬——敬人愛民，助人為樂，器淨水甘。

　　大約與此同時，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所長程啟坤和研究員姚國坤在1990年6期《中國茶葉》雜誌上發表的《從傳統飲茶風俗談中國茶德》一文中，則主張中國茶德可用“理、敬、清、融”

　　四字來表述：

　　理——“理者，品茶論理，理智和氣之意。兩人對飲，以茶引言，促進相互理解;和談商事，以茶待客，以禮相處，理智和氣，造成和談氣氛;解決矛盾糾紛，面對一杯茶，以理服人，明理消氣，促進和解;寫文章、搞創作，以茶理想，益智醒腦，思路敏捷。”

　　敬——“敬者，客來敬茶，以茶示禮之意。無論是過去的以茶祭祖，公平是今日的客來敬茶，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久逢知己，敬茶洗塵，品茶敘舊，增進情誼;客人來訪，初次見面，敬茶以示禮貌，以茶媒介，邊喝茶邊交談，增進相互瞭解;朋友相聚，以茶傳情，互愛同樂，既文明又敬重，是文明敬愛之舉;長輩上級來臨，更以敬茶為尊重之意，祝壽賀喜，以精美的包裝茶作禮品，是現代生活的高尚表現。”

　　清——“清者，廉潔清白，清心健身之意。清茶一杯，以茶代酒，是古代清官司的廉政之舉，也是現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現。1982年，首都春節團拜會上，每人面前清茶一杯，顯示既高尚又文明，‘座上清茶依舊，國家景象常新’，表明了我國兩個文明建設取得了豐碩成果。今天強調廉政建設，提倡廉潔奉公，‘清茶一杯’的精神文明更值得發揚。‘清’字的另一層含義是清心健身之意，提倡飲茶保健是有科學根據的，已故的朱德委員長曾有詩云：‘廬山雲霧茶，示濃性潑辣。若得長年飲，延年益壽法。’體會之深，令人敬佩。”

　　一直以來，對於茶文化，相較與現在國內更具表演性的所謂“茶道”。一向稱中國茶道為“茶藝”，而稱日本茶道為“茶道”，是因為在中國，飲茶，更多功利性，而日本茶道則更樸素一些。事實上，日本茶道在很多人看來非常刻板，一舉一動一絲不苟，跟中國人“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的不重形式重精神的傳統不同，但也正是這樣的一絲不苟，才形成日本獨有的茶“道”。

　　詳細點說，中國的茶之所以是“茶藝”，因為茶在中國，雖然也形成了一個龐大體系，但這個體系更多體現在“茶”本身，既，茶是一種飲料。茶文化說穿了，更多的是怎樣種好茶怎樣讓茶泡得更好喝，如此而已。然而在日本，茶才真正上升到一個文化的層面，追求一種精神。喝茶，在中國，只是喝茶，最多也只是一種風雅的點綴，而在日本，喝茶，是一個審美過程，是在追求一種境界。

　　這也許是因為，茶在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物品，是做藥用的，而且相當普遍。在日本，茶原本是一種奢侈品，是遣唐使從中國帶來的貴重禮物。因此，飲茶在日本一開始並不像中國這樣普遍，畢竟不是普通人可以隨意獲得的。這也形成了中國與日本在對待飲茶上不同的態度。不過，當茶葉的藥用為日本人所認識，茶葉的種植在日本開始普及而飲茶也開始在日本盛行的時候，日本也曾經歷過與中國一樣，將飲茶作為一種娛樂的時代，室町時代。此時，大宋的“鬥茶”之風傳入日本，特別是武士階層更是把“鬥茶”作為炫耀財富的手段。在這時期，日本還沒有茶道，更談不上什麼茶文化，因為此時的喝茶跟中國一樣僅僅只是喝茶而已，鬥茶，也不過是在比茶的優劣比財富的多少。甚至連中國茶藝的風雅的點綴的作用都沒有。

　　日本茶道的真正形成，應該感謝兩個人——能阿彌和村田珠光。能阿彌是室町時代幕府將軍的文化侍從，正是因為他的作用促使當時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政將宗教入茶道，使日本的茶道真正走上“茶道”之路。一掃當時鬥茶的奢靡之風。而村田珠光更是被日本人稱為日本茶祖。他師從一休和尚，將佛教中的禪宗思想融入茶道之中，從禪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中，開創茶禪一味的道路。正是因為村田珠光的茶禪一味，日本茶文化走上與中國茶文化截然不同的道路，走上真正的“文化”之路。而中國的茶文化，依舊停留在娛樂，停留在文人墨客風雅的點綴階段。村田珠光的茶禪一味，追求的是對自然的尊崇對樸素的尊崇，追求的是擺脫慾望的糾纏以修行來領悟茶道的內在精神。

　　在村田珠光之後，日本的茶文化在千利休的帶領下，進一步向精神世界進發，將茶道煩瑣的步驟儀式大大簡化，使茶道進一步擺脫物質形式的束縛，還原到淡泊尋常的本來面目上。千利休所創的“利休流草菴風茶法”風靡全日本，他在民間的威望甚至威脅到當政者豐臣秀吉的權威，被豐臣秀吉以莫須有的罪名勒令切腹自殺。他死後，他的後人發揚他的茶風，創“表千家”、“裡千家”、“武者小路千家”等數以千計的茶道流派。

　　而表千家、裡千家、武者小路千家傳承至今成為當代日本茶道最有勢力的茶道流派，而其領袖“家元”更是茶道界最具權威的茶道宗師。

　　日本茶人招待一次客人品茶，少的要準備幾個月，多的，甚至有準備幾年時間的。每一次茶會，都是以全部心力來準備的，一絲不苟，即使是茶室門口小徑踏腳的石頭都要細心擦拭灰塵。而來參加茶會的人也同樣本著“一期一會”的心態，把這次茶會看成畢生僅有的一次，全身心的去體會茶會主人的虔誠用心，一花一木，一水一食都全神貫注的去品味，從主人在茶室所掛的字畫所選的插花，主人添碳的每一個動作，主人所選用的茶食……每一個細節都不能忽視。拋卻在茶室之外的“塵世”的一切束縛，全心全意品這一壺茶。

　　正是這樣的對待飲茶的態度，形成這樣的日本茶道，形成完全不同於中國茶文化，中國“茶藝”的日本“茶道”。

　　還記得前年，日本茶道“丹月流”的“家元”來杭州做茶文化交流的時候，品味丹下明月老師一心虔敬泡的抹茶，看著她泡茶時眼中心裡絲毫沒有外物的態度，才真正體會什麼是日本茶道“清、靜、和、寂”的境界。

　　中日茶道文化的異同

　　一是將中國的飲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們是在中國的佛教寺廟中將佛門茶事學回去的，並且將它們作為佛門清規的組成部分一直在佛門嚴格的傳承下來。日本歷史上的茶道大師都是聲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賦於日本茶道以濃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強了日本茶道的權威性，特別是自千利休之後，形成了嫡子繼承的“家元制”，使其權威性更為穩固持久。

　　二是日僧來中國留學之時，中國的飲茶方式已經相當成熟，引入日本後之是作為一種高階文化形態首先在皇室貴族之間流傳，長期為統治階級所專享，後來才逐漸傳播到民間，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飲茶方式和清規戒律也為民間所全盤接受，形成社會共識。

　　三是日本統治階級對茶道的重視利用，加強了茶道與權力的關係。如15世紀的幕府第八大將軍足利義正，讓高僧村田珠光撰寫茶湯法則《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廟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禪院式茶禮，竭力以飲茶方式來改善人際關係，並且祈禱天下太平。後來的統治者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更將茶道作為一種新型文化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企圖在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一統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為專職茶頭，要他繼續制定和完善茶道的儀式和規則。豐臣秀吉還常在重大政治活動前後舉行規模盛大的茶會，進一步擴大了茶道的社會影響。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茶道成為日本統治者駕馭民眾的一種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會中能產生巨大影響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這種現象在中國不存在.中國的茶文化是在民間土壤上發育起來，逐步成熟。在中國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後來才被統治階級所接受，形成宮廷貴族茶文化。民間的飲茶風習之盛已達到“茶為食物，無異米鹽”、“遠近同俗”、“難捨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甚”***《舊唐書·李珏傳》***的程度，這是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剝奪的。茶葉已成為百姓們日常生活“開門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養生，以茶自娛，以茶敬客，以茶贈友，以茶定親，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風俗習慣，無需教導，無需勸說，人們自然而然會遵守。整日裡為生活忙碌奔波的勞苦大眾，不可能有更高層次的文化追求，不會自覺地去追求什麼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養的文人雅士們則醉心於品茗技藝的探研，他們都具有詩人的浪漫氣質，品茶時追求詩意的審美境界，很少人會從社會學和哲學的角度去考慮茶道精神問題。古代的官吏們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歷來遵循儒家的處世原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仕途得意時忙於政務，自然無暇來過問茗飲瑣事，倒黴失意時則隱退山林不問政事，只以茶來排憂解悶，尋求解脫，不會過問社會道德教化問題。而中國的佛門僧侶向來不干預寺外塵俗世界的事務，他們出來參加茶事活動，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現，除了個別像皎然那樣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會去考慮茶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