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論語境中的布迪厄論文

　　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對前蘇聯及東歐流行的所謂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進行了“批判性考察”,他所構想的主要是審美形式的法則。今天小編要與大家分享的是：當代文論語境中的布迪厄相關論文。具體內容如下，歡迎參考：

當代文論語境中的布迪厄
 

　　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美學體系之中,意識形態理論是作為靈魂與基石存在的,而意識形態理論作為一般性的哲學與社會學原理向文學理論的最終生成,其內在的轉換機制必須是經由文學形式,而後形成具有主體性的文藝理論與美學話語。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意識形態理論遺產中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以及“統治階級的思想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的原理,已經為主要作為民間話語形態存在的文學分析與研究打開了廣闊的語言與形式分析空間。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之後,馬爾庫塞、詹姆遜、巴赫金都是在這個廣闊空間進行語言與形式分析的大師。本文則圍繞馬爾庫塞最重要的美學思想與概念進行微觀的剖析。

 

　　一、內容美學與藝術本性

　　嚴格地從美學諸分支學科來看,內容美學與形式美學的劃分屬於音樂美學的領域,19世紀漢斯立克在《論音樂的美》中,針對18世紀下半葉出現的情感美學或者內容美學而提出了“音樂的美體現於樂音的運動的形式”的形式美學觀念。但是由於各自媒介本身特性的差異,把文學作品劃分為內容與形式沒有音樂作品的劃分那樣具有明晰性,內容美學與形式美學的劃分也顯得相對缺乏明晰性。當然,在美學與文學場裡,不同勢力之間的文化壓抑也在相當的程度上反映出兩者之間的迂迴與衝突。 內容美學強調藝術作品的內容重於形式。黑格爾對美的經典表述是: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在這個命題中,感性顯現的物件是理念,藝術的主宰是作為內容的理念。

　　雖然,黑格爾認為藝術是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的統一,但是重內容輕形式的傾向是很明顯地存在的。在某種意義上,在黑格爾的美學體系中,藝術並未獲得自己的獨立價值,它的價值僅僅在於感性地顯現理性。這種觀念到了車爾尼雪夫斯基那兒就被極端化了,他甚至認為:“藝術作品在任何時候都不及顯示的美或偉大”,[1]***P91***作為藝術形象的形象“只是現實的一種蒼白的而且幾乎總是不成功的改作”。

　　在這樣一種藝術觀中,形式是處於被動的消極的屈從地位的。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當中,由於革命實踐與鬥爭的需要,他們對藝術形式的論述不可能非常充分,如前所述,馬克思在意識形態理論中只是天才地做出了在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思想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一論斷,而對於作為經濟基礎的現實權力在政治、法律、道德、藝術諸話語空間的具體現實實現,以及其中的內在機制是如何運作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尤其對文學藝術領域內權力話語與被壓抑話語之間的藝術性的實現缺少範本性的操作文字,這就是說,馬克思在美學與文藝理論領域開創了意識形態分析的全新學派,並且給後世的繼承者留下了廣闊的思維空間,具體表現在兩個緯度,即對現存肯定性文學藝術作品的分析與對作為現存現實的異在力量的否定性文學藝術作品的分析。

　　如果不去對上述內在機制做合乎學理的深究,那就只能用直白的社會話語粗暴地代替文學理論與美學話語,離走向庸俗社會學只是一步之遙。 針對片面強調藝術的意識形態內容,把形式僅僅理解為包裝的手段這一流行於蘇俄的傾向,馬爾庫塞提出了他的審美形式論。

　　他認為:“一件藝術品的真誠或真實與否,並不取決於它的內容***即是否‘正確地反映了社會環境’***,也不取決於它的純粹的形式,而是取決於它業已成為形式的內容。”[2]***P212***也就是說,藝術的特質在於內容成為形式,藝術並不以必然地正確地反映現實為己任,相反,藝術作品通過審美形式使內容,更正確地說是使直接的粗糙的材料擺脫了虛假的外貌,從而成為展現人的自由與美好的理性的審美世界。還認為,藝術的自律存在於其審美形式,並且通過審美形式,藝術成為既存現實的異在力量。在此可以看到,馬爾庫塞正是在馬克思所預留的空間裡進行著如前所說的合乎文藝特質的內在機制的思考。

　　馬爾庫塞對馬克思所言佔統治地位的思想與意識形態在藝術領域中體現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結合了弗洛伊德的壓抑理論,因為在社會現實中統治思想與被統治思想的關係與個體心理中意識對無意識的壓抑是同構的,而且弗洛伊德引入了語言是無意識本質卻無形式顯現的觀念,這為馬爾庫塞如何從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對立面的藝術作品中分離出異在的內容提供了最直接的津樑。

　　他認為,藝術的異在與革命有幾種含義,藝術風格與技巧的變化雖然可以說是革命的,但是純粹技法的變化並非革命的本質所在。藝術革命的本性在於藝術作品藉助審美的形式變換,在構成官方意識形態本質之維的語言及其結構上,藝術作品掙脫並打破了僵化的社會結構的既成語言,他說:“***藝術的革命***傾覆著知覺和知性方式,控訴著既存的社會現實,展現著自由與解放的圖景。”[2]***P208***這與庸俗的社會美學僅僅要求“革命的內容”相比,不僅顯示出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在學術素養上的高下,更透露出庸俗的社會美學學者正是馬克思所要揭露和刃之所指的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言人。

　　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對前蘇聯及東歐流行的所謂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進行了“批判性考察”,他所構想的主要是審美形式的法則,第一,在藝術的政治功能上,他認為藝術的政治功能在於藝術本身與藝術本性。他首先考察了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在意識形態論上的觀點,他們認為,藝術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受制和決定於經濟基礎,是經濟基礎的直接決定物。馬爾庫塞認為,這樣一種觀念“實質上並不符合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辯證構想,而是被人納入一種僵化的框架之中”,[2]***P205***這樣就必然在政治上低估了非物質的力量,尤其是個體的價值與力量,以及他們的政治功能。第二,藝術的政治功能在於審美形式,藝術的本性在於審美形式。

　　馬爾庫塞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由於只關注分析藝術被生產關係、階級地位所決定的程度,並沒有對藝術的一般性給以反思性的追問,是什麼特質使得藝術作品超越了歷史而保留了自身的價值?他認為,這樣一種藝術經典特有的超越時空的“永恆”性只能從藝術作品表達了永恆的人性上找到答案,從構成每一個作品內容的歷史背景的生產關係出發顯然是謬誤的。

　　第三,藝術的自律性與主體性是通過審美形式建立的,藝術要保持自身的自律才能不被現實同化、抑制、消弭,而“社會內容”在藝術作品中的體現,在馬爾庫塞看來,“主要是作為審美原料進入到作品的”,[2]***P219***而且“藝術與實踐的疏離與異在的程度就構成了它的解放價值……在那些與實踐截然對立的藝術作品中,表現的特別明顯”。[2]***P210***在總的傾向上,馬爾庫塞的審美形式觀是要求藝術在自律的前提下,以自身特有的語言構成方式去構築與官方意識形態相異的內容,即新的體驗方式與新的幻象世界。
 

　　二、形式美學與第三條道路

　　在西方美學的源頭,亞里士多德《詩學》開篇的第一段話就是形式主義美學的總的綱領,其後在古希臘與中世紀以來的美學傳統中,一直側重從藝術作品的結構、質料、語言、符號等形式因素來探究藝術與美的本體意蘊。

　　而康德在其“美是無關功利的快感”命題中所隱含的“審美形式”概念則為實證主義以及內容美學的終結提供了哲學意義上的依據,同時也為20世紀形式美學的濫觴開啟了思路。正如威勒克在《文學理論》中所說,俄國20世紀初的一批年輕的形式主義文學研究學者開創了文學自律研究的時代。如果說18世紀鮑姆嘉通試圖通過建立作為感性科學的美學,並使得美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那麼,20世紀初美學與文藝學研究出現的形式主義思潮與之相比毫不遜色。

　　就20世紀形式主義美學學者所擅長的研究領域,可以把他們分為三類:一是側重於繪畫與音樂藝術研究的,如克奈夫·貝爾、阿·恩海姆等,二是側重於文藝學與敘事學研究的,如雅各步森、什克洛夫斯基、巴爾特等,三是側重於對社會現實中文化符號特性的分析的,如包括馬爾庫塞在內的法蘭克福學派的諸多思想家等等。而從20世紀形式主義美學縱向的歷史程序來看,形式美學經歷了兩次重大的波折與形態轉變,第一次是對內容美學的反撥,力圖在結構與形式的緯度重構審美的力量;第二次則是在自身合乎邏輯的運動中又在更高的起點回到文化批判層面。

　　馬爾庫塞的審美形式論基本上與形式美學在知識形態上保持一致,形式美學試圖把形式從傳統的內容與形式的二分法中解放出來,從而賦予審美形式以本體論的決定意義,把藝術品的所謂“內容”看成是亞里士多德式的“質料”,認為“質料”只不過是構成形式的並不具有特別意義與地位的一個因素,並且在馬爾庫塞的審美形式論當中還凝聚了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弗洛伊德的“壓抑”與“反壓抑”,當然主要還是馬克思的“統治階級的思想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等觀念,這樣一種凝聚並不是隨意的雜湊,而是圍繞語言本質論這一軸心來進行的,通過對語言內在運作機制的分析,最終還是把目的落定在社會文化分析與批判的內容美學之上。

　　總的來說,馬爾庫塞認為,審美形式的獨立與自律是藝術實現其異在功能的唯一可能性,審美形式作為組織疏離與拒斥力量,在潛隱之中打破著慣常的感知方式,顛覆著由刻板的意識形態所策劃的內在的語言與結構,並在最後達到“新感性”的全面勝利。 相對於形式美學較多關注純粹的結構因素而言,馬爾庫塞對審美形式的理解做了很大程度的超越。

　　俄國形式主義者及其在布拉格、巴黎的追隨者有意斬斷了藝術與接受者之間的通道,即是把藝術作品絕對地客體化,在發現審美形式價值並對藝術作品的內在結構作出革命性分析的同時,卻沒有看到藝術作品與“世界”之間在語言結構上有內在的一致與關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把馬爾庫塞的形式美學稱為第三條道路,也就說,從研究方法而言,馬爾庫塞避開了傳統內容美學的實證主義與急進的功利性,也避開了20世紀以來形式主義美學愈來愈深陷其中的瑣碎性與過多的語言學色彩,但是同時,他在審美形式上的觀念又保持了基於深層的審美結構闡釋之上的內容美學方法,這既是審美形式研究方法上的立異,也是他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所特有的經世致用精神的體現。

　　相對於形式美學較多關注純粹的結構因素而言,馬爾庫塞對審美形式的理解做了很大程度的超越。俄國形式主義者及其在布拉格、巴黎的追隨者有意斬斷了藝術與接受者之間的通道,即是把藝術作品絕對地客體化,在發現審美形式價值並對藝術作品的內在結構作出革命性分析的同時,卻沒有看到藝術作品與“世界”之間在語言結構上有內在的一致與關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把馬爾庫塞的形式美學稱為第三條道路,也就說,從研究方法而言,馬爾庫塞避開了傳統內容美學的實證主義與急進的功利性,也避開了20世紀以來形式主義美學愈來愈深陷其中的瑣碎性與過多的語言學色彩,但是同時,他在審美形式上的觀念又保持了基於深層的審美結構闡釋之上的內容美學方法,這既是審美形式研究方法上的立異,也是他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所特有的經世致用精神的體現。

　　馬爾庫塞在形式美學上所走的第三條道路有其內在的邏輯構成,也就是說,這樣一種第三條道路不僅在審美的形式顯示上看出自身所攜帶的東西,而且在形式顯示引導下進行考察之時,卻並未把任何預設的觀念帶到問題之中。審美的形式化活動作為一種賦形過程,是不受有待規定的物件的特定的“所在”與“所為”的限制的,審美形式化規定一下就轉離了物件的事實性內容,它只針對物件的被給予的這一方面來看物件;物件被規定為被把握者,被規定為合乎審美形式化活動的所朝向之處。

　　具體來看,馬爾庫塞關於形式美學的第三條道路是在兩個緯度上展開的,一是他認為,藝術所具有的美學形式保障了藝術的自主性,而藝術之所以具有對於現實的批判功能,也在於它具有美學形式,他肯定藝術具有絕對的自主性,重視藝術中的美學形式,並且主張透過藝術激發人們的創造力與不隨波逐流的另類思考。

　　他說:“美學形式將藝術自階級鬥爭的實際中移開,……美學形式構成了藝術的自主性,而與‘既存者’ ***thegiven***相對。然而,這種分離並非產生‘錯誤意識’***falseconsciousness***或是幻覺,而是產生一種‘反對意識’***counterconsciousness***:對於現實主義服從者心靈的否定。”[2]***P221***另一個緯度則是在前一個緯度的所樹立的邏輯前提之上綜合與借鑑了弗洛伊德的“壓抑”、“意識”、“無意識”、“愛慾”等命題與概念,把審美形式看作是受壓抑的無意識與愛慾,看成是對意識與壓抑的反抗,並進而提出“新感性”的理論命題,把第三條道路的價值目標放在對“大眾文化”的分析與批判上。

　　而在這兩個緯度當中,作為橋樑把它們連線在一起的正是上面所說的內在的語言本質結構。馬爾庫塞不僅分析了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對被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語言暴政,而且還對藝術領域中存在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方式的隱蔽性及其構成、形態,作出了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的闡釋,也就是說統治階級意識形態與被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之間壓抑與被壓抑在藝術表現上更為“祕密”。

　　他對本雅明對愛倫·坡、波德萊爾、瓦萊裡等人作品分析的能力大加讚賞,本雅明認為他們的藝術作品都表現了一種“危機的意識”,也就是“表現了一種在腐敗和毀滅中的快慰,在罪孽中的美麗,在自私與頹廢中的讚頌。這種意識就是資產階級對本階級的祕密反抗。……人們由此角度去研究波德萊爾,一定會比那種用無產階級觀點研究他收益更大”。

　　總的來說,馬爾庫塞的形式美學是對20世紀形式美學的繼承與發展,他把形式美學中“審美形式本體論”對內容美學的顛覆又推向對內容美學的全新的提升,也就是,如果失卻了審美形式的本體論意義,那麼審美活動就會變成患有肌體無力症的癱子,就只能是喪失自己特徵的閹割了。
 

　　三、文學社會學的新生

　　在對馬爾庫塞關於內容美學與形式美學思想的分析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這兩種美學思潮都有相當的超越,其原因就在於他是兼取藝術自律與藝術的社會文化功能的,而且他把這樣兩個層面凝聚在語言的內在結構的運作之上。就此而言,馬爾庫塞的美學思想標誌著文學社會學的一種嶄新形態的產生。

　　應該說,馬克思主義美學主要是作為文學社會學來存在並獲得自身不可取代的地位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於文學與藝術具體作品及其現象個案的闡釋,並沒有給後人留下可操作性極強的案例,當然,這絕對不能成為否定馬克思主義美學價值與地位的藉口,因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美學建樹就在於在世界觀與美學哲學的角度上,開創了文學社會學學派所具有的基本原則與知識形態,而且這樣一種開創主要是在文學社會學的巨集綱要旨及最主要的原則之上。這不僅為後繼者留下了可供發展發揮的廣闊餘地,同時也為庸俗社會學的美學與文學理論的產生與氾濫埋下了伏筆。

　　因為,在藝術與文學領域之內,藝術作品的形式與語言並不是直接沿用了社會現實中意識形態語言規則的,藝術作品的內容及其所傳達的意蘊與主旨與社會現實中意識形態的關係也就必然不是直接對應的關聯,不管是文以載道的藝術品還是與社會意識形態相斥相對立的藝術作品。在內容與形式這兩個範疇之間錯綜的關係上,以及在內容與形式如何相互轉換生成上,就是探究馬爾庫塞在何等程度上闡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文學社會學理論的出發點。

　　內容決定形式的命題帶有濃郁的黑格爾哲學色彩,一般來說,這個命題在文學理論中有其合理之處,我們可以從兩個具有終極意義的角度來認識,第一,形式是社會歷史實踐的結晶,藝術形式的產生經過了較為長期的過程,如同馬克思所說:人的五官的感覺都是以往全部歷史的產物。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任何一個當下物品的極細微的線條與形狀都是凝聚和積澱了人類數千年形式感受的能力的結果;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同的形式與媒介日益複雜與多變起來,比如影像與超文字形式在當代藝術與文學上的體現。第二,只是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其產生先後順序無疑是內容居前,但是在這裡我們最好還是準確地把“內容”稱作“材料”。

　　如同詩人屈原在《九問》中所問:“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也就是說,除了考慮材料在形式之前外,更要考慮到一個成熟的事物相對於處於混沌時的材料而言,形式就具有了本質與存在的意義了。 我們還可以從巨集觀與微觀的角度來看內容與形式的不同表徵。就巨集觀來看,形式所具有的賦形作用對於審美的創造與審美經驗的獲得來說,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其他領域的任何事物,在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把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不看作是一般性的哲學原理,而是看作是具有特殊性的局域命題。

　　就微觀來看,內容與形式在審美活動當中還是一種互逆互動的相互征服與相互融和的關係,內容的變化往往是變動不居的,而沒有形式變化參與的內容變化則不可能成為現實與物化形態。形式作為感性的秩序的變化則相對緩慢,而且它賦予內容的只能是現實的既成形態的“陌生化”形式,在這樣一種審美形式之中,作為“材料”進入的形式化了的內容,與社會生活以及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是存在的,即便是什克洛夫斯基在晚年也說:“不向藝術作品中注入意義是一種懦夫的行為”。

　　這樣兩個層面正是文學社會學的邏輯出發點,也是馬爾庫塞在美學與文學社會學上對以“蘇俄”為代表的思潮的一次脫胎換骨。也就是說,傳統的文學社會學在內容與形式上完全是割裂的,無法在審美形式的內在語言與結構中衍生出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對映。

　　在馬爾庫塞對內容美學與形式美學的雙重超越中,一種新的文學社會學的形態在產生,或者說,他是這種新形態主要的代表之一。 當然,馬爾庫塞關於文學社會學的見解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現實主義原則是否定的,其原因就在於沒能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文學的意識形態理論內在地包括了語言的審美原則,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美學與當時流行的蘇俄式的文學社會學完全地等同起來,在他的眼中,現實本身不許諾希望,不存在美的事物,只有自由創造的藝術才在自律的名義下創造著美。

　　但是,在馬爾庫塞拒斥了現實的同時,也就抽空了藝術的社會根基,漠視了現實作為材料進入審美形式的可能性,所以審美形式就會成為在某種程度上的懸置物,所以,他反對政治內容進入藝術作品,認為政治緯度的直接性會侵蝕和損害元政治的緯度———藝術形式,這樣創作的選材取境及其作品的內容就被大大縮小,同時,馬爾庫塞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吸收是較為激進的,那麼以性愛、幻想、非攻擊性、創造性等為基礎的個人主觀經驗就成為藝術的主要領地,噓聲與笑聲取代了巴掌與加農炮。

　　顯然,在這塊領地上受制於審美形式,在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上,馬爾庫塞打破了二者之間的對立,以形式統領內容,這也必然造成審美形式的專制與內容的失重,簡化了內容與審美形式互相融合與征服的關係,在這個方面,他的文學社會學應該說又是有缺陷的。但是從整體上說,馬爾庫塞在文學社會學以及在美學的社會批評上對於陷於沉痾的流行的文學社會學與美學而言,無疑是開創和樹立了新的研究方法與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