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多樣性論文
當代文學是指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文學,其中出現了許多文學流派。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新時期文學、80年代文學、90年代文學、新世紀文學。另外,文學雜誌《當代文學》於2001年9月23日在香港正式創刊。以下是小編今天要與大家分享的:淺析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多樣性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淺析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多樣性全文如下:
【摘 要】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多樣性特徵尤為突出,這是本時期的社會大環境以及文學自身發展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文章試從這些方面來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及新世紀文學呈現出的新的特點。
【關鍵詞】中國;當代文學;多樣性
從1978年至今,已經走過了30多個年頭,在這30多年中,神州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平民百姓的生活到國家的體制改革,偉大的中國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風口浪尖上走出了一條繁榮昌盛的強國之路。歷史以改革開放來命名中國社會主義的新時期,而文學作為社會變革和思想激辯相碰撞的產物,在經歷了巨大的社會鉅變時,自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改革開放也必然地成為新時期文學的總主題和總特徵。新時期以來在文學創作和接受的全過程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和以人民為本位的文藝思想。在與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有機聯絡中,不懈地探求文學在新時期發展中的價值觀念和理論體系。這就表明在當下,執行黨中央的文藝路線仍是新時期文學的主要任務。
20世紀90年代新時期文學進入以多樣分流為特徵的轉型階段。文學的演進不再是以往那種走馬燈式的思潮更替,而是在同一個時空裡的多樣分流、異質同構。在急遽的分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分流和互補。在文學的世俗化傾向強勢發展的同時,作家們仍在堅持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另外現實關注和歷史眷戀一起成為90年代文學的重要支脈。個人化敘事和女性文學成為90年代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人們對物質慾望的追求日益強烈,由此帶來了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和提升。世俗文學以滿足大眾文化消費為目的,以市民大眾的文化品位和語話方式觀照市民社會的功利現實和凡俗的苦樂年華,創作和閱讀共同追求世俗的快樂,其傳達方式也帶有明顯的商品屬性。如池莉的《煩惱人生》、劉震雲的《一地雞毛》等。也有一些作家無視其人文關懷和精神鼓勵的職責,淹沒在慾望的海洋中,從而導致了人性立場的喪失和現實批判的滑落。這是一個客觀而嚴峻的現實,然而它卻不是文學精神的全貌。
在現實主義的旗幟下,還有陸天明的《蒼天在上》、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張平的《抉擇》、《十面埋伏》、周梅深的《人間正道》、《中國製造》、王躍文的《國畫》、《駐京辦主任》等優秀作品張揚著現實主義批判精神,以對現實的熱切關注和冷靜思索描摹社會轉型期的社會世相,揭露和批判了在體制改革下出現的種種現象。當然還有先鋒文學對傳統的叛逆精神,對人生孤獨迷惘的揭示,對個體生命的關注。與此同時,汪曾祺、莫言、林斤瀾小說中的民間精神;王蒙、張煒小說的浪漫主義精神;扎西達娃小說、馬麗華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鐵生、北村小說中的基督精神;張承志、霍達小說的伊斯蘭精神。載示著各種文學精神的小說文字紛紛閃亮登場,其種類之繁多,精神之豐富,是當代文學發展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不管它們是曇花一現、電石火光的瞬間,還是如恆星般燦爛於中國的文學史。
新的世紀,文學的人文精神迎著世紀的曙光,又呈現出高揚的趨勢。首先是人性主題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它既不像新時期之初文學對人性被壓抑的悲憤控訴,也不是隨後出現的對美好人性的讚美,而是對人性的嚴厲拷問。即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性的冷漠與隔絕,人與人之間以自我為中心,難以溝通,以致造成誤解、對立甚至是殘殺。如陳應鬆的《望糧山》、《馬嘶嶺血案》、劉慶邦的《臥底》、張欣的《浮華背後》。難能可貴的是這一時期的抗戰題材的小說在人物塑造上脫離了原來的“高大全”形象表現的更加有個性,血肉豐滿。使得人物呈現出立體性如《歷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劍》中的李雲龍。尤其重要的是民族精神打破了政治的樊籬,超越了黨派觀念。由原來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民單方面所為擴充套件為包括國民黨及其軍隊,甚至紳士土匪在內的全民族所有。
這些文字最大限度的去還原記錄歷史的真相,誰又說這不是人性的迴歸呢?其次是對人生存困境的關注。所謂生存並不僅僅是溫飽問題,而是從人本身出發關注生活中各個階層的人,反映他們生存的艱辛和不幸。如閻連科的《受活》、劉恆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劉震雲的《手機》等。反觀改革開放30年來的文壇,會發現創作趨勢大致呈三個傾向:一是走向市場操作和經濟崇拜,幾乎整個通俗文學、紀實文學都帶有明顯的商業操作特徵。如王朔、二月河、都樑、海巖的作品。二是走向個人創作立場和邊緣化寫作。如新生代詩人在90年代的創作;韓東、朱文等的都市小說;陳然、林白、海男等的女性文學。他們的共同特點即由社會責任感轉向個人生活態度,對個體意識和自我生存狀態的關注,創作也由文化中心位置轉向了邊緣立場。三是堅持精英文化立場和張揚理想主義。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張承志的《心靈史》、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山居筆記》、餘秋雨的《文化苦旅》等。
由於中國正處於經濟文化的裂變轉型期,社會轉型和經濟轉型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加上經濟發達國家的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轉型提供一個參照。對中國文學勢必產生強烈的衝擊、滲透,這種衝擊滲透同時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上使新世紀的文學發生了深刻的裂變。從這一視角去看待當下的文學,所謂商業化創作與個人寫作,平民化的創作角度與知識分子的人文思考,以及對黨的文藝路線的宣傳和解釋,其實都代表了某種社會心理和思潮的不同側面。正是這樣,新時期文學才會以蓬勃的活力呈多元性和多樣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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