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術論文範文兩篇

　　社會指的是由有一定聯絡、相互依存的人們組成的超乎個人的、有機的整體。下面是由小編整理的社會學術論文範文，謝謝你的閱讀。

　　社會學術論文範文篇一

　　災民文化與社會工作的介入

　　因災而致難者，被稱為災民。因此，每逢有災，就必有災民。人們對災民一詞已經習以為常，問題在於，受災群眾在被標籤為災民，且這種標籤又同時被受災群眾自我標籤時，會形成一種怎樣的文化，並因此改變了他們原有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這種被改變了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又可以通過怎樣的途徑得以恢復和重建?

　　一、災民文化

　　筆者曾以社會工作者的身份在都江堰某安置社群進行了近兩個月的以社會重建為主題的援建工作。在與受災群眾共同生活的過程中，筆者觀察到，當受災群眾被標籤為災民、並被他們自我認同後，受災群眾的文化與災難前相比較，出現了斷裂現象，在一段時期內，他們在安置社群中以災民的身份形成了特有的災民文化。

　　這種災民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為弱勢文化。也就是說，當受災群眾被標籤為災民，同時，這種標籤也被受災群眾自我標籤後，不僅社會把受災群眾弱勢化，將他們視為弱勢者，給予相應的關心、幫助和支援，而且受災群眾也會自我弱勢化，將自己視為弱勢者，尋找相應的關心、幫助和支援。這種弱勢文化主要有三種表現形態。

　　一是受災群眾樸素情感顯性化、主導化。災難激發了受災群眾生而具有的樸素情感，在受災群眾中形成了一種比災難前更為突顯的感恩情緒，形成相互理解、相互幫助、相互支援的文化。這種文化用受災群眾的話來說，就是“這麼大的難都過來了，還有什麼過不了的”。這在地震災難發生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受災群眾中佔據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化現象。受這種文化現象的影響，受災群眾在進入安置社群之後，大多能夠相互關照和相互幫助，給予周邊受災群眾力所能及的支援。

　　二是自我弱勢化。這也是地震災難發生後在受災群眾中表現得非常突出的一種文化現象。自我弱勢化的文化在受災群眾中有多種表現。

　　首先，受災群眾自我標籤為災民，並用災民這一概念和政府進行博弈。在需要得到政府的相關支援，或對某些事情有不滿情緒時，受災群眾往往用“我們災民怎麼樣”的話語方式與政府談判，從而發洩不滿情緒，獲得問題的解決。這時，災民這一標籤便成為一種資本，成為受災群眾獲得相關利益的一種表達方式。

　　其次，等待。這是災難發生後，受災群眾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普遍現象。筆者在2008年5月20日進入綿陽進行社會工作介入評估時，在對四個臨時安置社群的評估過程中發現，不少受災群眾處於或坐或躺的等待狀態，即使是有身份的受災群眾也會有這種表現。筆者曾與幾位受災的教師進行溝通，目的是希望這些教師能夠通過自己的行為緩解臨時安置社群受災群眾的等待現象，但筆者還未表達自己的想法，他們馬上就說“我們也在等待”。2008年6月25日，筆者進入過渡性安置社群開展社會工作服務時，也發現不少群眾仍然處於等待狀態。

　　再次，茫然。等待本身就是茫然的一種表現，但在地震災難發生後，受災群眾表現出來的茫然還不僅僅只是等待，還表現在生存和生活目標的缺失等方面。在對四個臨時安置社群進行評估時，被訪談的受災群眾普遍地表現出“什麼都沒有了，不知道今後怎麼辦”的茫然情緒，當問到他們今後有什麼目標時，他們也普遍回答“沒有目標”。

　　等待、茫然現象的形成與受災群眾因災難而形成的災難映像有直接關聯。災難發生時，受災群眾都會有應急反應，在這個過程中，會形成受災群眾的驚慌、恐懼、焦慮等心理現象，而這些方面的恢復有一個過程;另一方面，地震破壞了受災群眾日常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使其生存和生活都進入一種災難狀態，這種新的生存和生活狀態使其日常生存和生活目標喪失，導致受災群眾的災難認知，從而形成災難映像。在這種情形下，受災群眾要適應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重新定位自己，尋找新的生活目標，這個過程外顯為茫然和等待狀態。

　　等待、茫然現象的形成與地震災難對社會組織的破壞也有重大關聯。地震災難不僅破壞了社會的正式組織，包括政府組織，而且也破壞了社會的非正式組織，使這些組織原有的社會功能弱化。地震災難過後，正式組織，如政府組織得到了快速恢復，在安置社群也新建了過渡性的政府組織。但這些組織的功能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恢復，在特定時段內，其功能還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如在地震災難發生後的一段時間內，安置社群的政府組織更多的是把力量用於將臨時性安置社群的受災群眾安置到過渡性安置社群中，並把救援物資傳送給受災群眾，這並不意味著政府職能的錯位和缺位，而是當時災難救援的需要。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安置社群臨時組建的政府組織在安置社群建設和管理中確實發揮了重大作用，但由於組織成員來源於多個政府機構，一些管理者沒有社群建設和管理的經驗，相對被破壞之前的社群組織而言，其社群建設、社群管理的專業性及功能發揮都要弱一些。

　　社會資訊溝通系統的破壞是受災群眾等待、茫然現象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這包括資訊溝通渠道和溝通方式兩個方面。就溝通渠道而言，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的破壞本身就已經意味著社會資訊溝通渠道的破壞。而在媒體，災難發生後的一段時期內滾動播報災區受災情況，對全國人民瞭解災區情況確實具有重大意義，但對受災群眾而言，這些資訊可能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因此，筆者在對臨時性安置社群進行評估時發現，多數臨時性安置社群都配置了電視機。但幾乎每個電視機前都沒有受災群眾看電視，這就相對弱化了群眾獲取資訊的渠道。另一方面，就安置社群各類組織與受災群眾的溝通情況看，大量外來組織的介入也導致了資訊來源的多樣化。至於政府組織，在更多地考慮怎樣安置受災群眾的情形下，與接受安置受災群眾的溝通相對多一些，而與已經安置進安置社群的受災群眾的溝通則可能少一些。就溝通方式而言，在災難情形下，無論是各種各樣的組織。還是受災群眾的溝通方式都出現了簡單化的現象，許多人不加甄別地傳送所得到的各種資訊，使一些虛假資訊得到了快速傳播。筆者曾在援建過程中與當地群眾一起組織了一臺由安置社群群眾自編自演的“迎七一文藝晚會”，結果被傳為某位明星來演出。混雜多樣的資訊也導致了受災群眾的茫然與等待。

　　最後，弱勢者定位。災難性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對受災群眾而言是一種全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需要受災群眾重新定位自己，在社會與受災群眾自身都將受災群眾定位於災民的情形下，多數受災群眾也自我定位為災民，進而定位為弱勢者。這使受災群眾的角色意識發生變化，他們不再把自己視為自己生存和生活的主人，也不再把自己視為具有自我發展能力的人，而是一個需要幫助與支援的弱者，他們把自己的能力擱置起來，不斷地通過各種方式尋求支援，包括物質支援和精神支援，希望有人來幫助他們完成本應由自己完成的工作，甚至視幫助者的工作為理所當然。筆者曾聽到個別受災群眾要志願者幫助倒洗腳水的事情，有些媒體也報道了少數受災群眾圍觀救援卻不參與救援的現象。人們大多把這些現象歸結為道德品質問題，但筆者認為，這是由於受災群眾自我弱勢化，將自己定位為弱勢者之後出現的角色混亂所導致的弱勢行為。

　　三是極端化。極端化現象表現在少數受災群眾身上。這種現象的

　　前提與第一種表現類似，但其文化邏輯卻完全相反。在一次兩位受災群眾相互爭吵的過程中，其中一位受災群眾竟然說：“我死都死過一次了，還怕什麼，你拿刀子來。”在一些受災群眾那裡，“我是災民，你拿我怎樣”的話語成為他們的一種資本。這種現象存在於少數受災群眾中，具體表現為憤慨、對社會的不信任、蠻橫等現象。如在地震災難發生後，少數受災群眾蠻橫地佔有一些救災物資，即使在救災物資公平分配的情況下也片面地認為救災物資分配不公，等等。

　　二、災民文化的基礎及其影響

　　理性地思考災民文化，便不難發現，災民文化的生成不僅與災難有直接的關係，是災難的直接結果，而且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傳統文化及社會建設狀況有重大關聯。

　　從現象上看，災難發生後生成的災民文化有斷裂現象，但從本質上看，災民文化仍然是傳統文化的延續，是傳統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歷史上，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及專制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基礎上生成了“家國同構”的文化觀念，這種文化觀念突顯了家國，遮蔽了個體，使個體對家國的服從性增強，對權力的依賴性增加，獨立性缺失。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這種現象，但這種文化的血液仍然流淌於人們的身體之中。這使人們在地震災難發生、家庭遭遇變故後不可避免地形成對國家的高期望值，出現茫然、等待的文化。

　　另一方面，社會體制不健全也是災民文化生成的重要基礎。經過三十年的改革，中國目前已經進入在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的時期，但社會建設畢竟才剛剛開始，社會體制還不完善。從理論上看，完善的社會體制應該能夠在災難發生後通過相應的組織體制給受災群眾配置所需要的公共品，使受災群眾在災後對公共品的需求得到滿足，從而激發受災群眾參與災後重建的積極性。但現實的情況是，目前社會組織體制並不健全，特別是能夠滿足受災群眾個別化需求的專業化的社會組織基本上處於缺失狀態。這樣，在地震災難後形成了兩種狀況：一是就政府組織而言，雖然政府組織對地震災難形成了快速反應，但主要是集中於巨集觀事務的處理上，而工作於基層安置社群中的政府組織又是由各個政府部門臨時抽調人員組建的，他們雖努力工作，但受工作重點、對社群事務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因素的制約，也很難滿足受災群眾的個別化需求;二是就社會組織而言，儘管一些研究聲稱2008年是中國市民社會的興盛年，但不可否認的是，民間專業性社會組織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受災群眾個性化需求的滿足，而受眾多因素的制約，志願者的服務也存在組織化程度不夠、服務的有序性較差、功能相對較弱等問題。這樣，社會體制不健全使彌補政府不足部分的工作難以實現，從而制約了受災群眾參與重建動力機制的形成。

　　災民文化是災後安置社群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對受災群眾的行為產生了重大影響，形成了受災群眾特有的行動邏輯。

　　災民文化在災難發生後的一段時期內遮蔽了受災群眾原有的主導文化，成為主導受災群眾生存和生活的主導意識形態。在狹義上，文化是人類精神成果的總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就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人的生存和生活本身就表現為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指引體系。這類文化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主流意識形態、非主流意識形態、生存和生活文化。在一般的意義上，主流意識形態是人們生存和生活的主導意識形態，是控制人們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但在災難發生後，情況卻發生了變化。由於主流意識形態屬於國家意識形態，因此，災難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破壞是有限的，在最大程度上也只能說是破壞了主流意識形態在受災地區的載體。而災難對生存和生活文化的破壞則是顯著的，在某種意義上，災難的突然降臨對人們的生存和生活習慣、行為方式、正式社會支援體系和非正式社會支援體系的破壞具有根本性。災難發生時，受災群眾失去了家園、親人、朋友、熟悉的社群、熟悉的社群人群、工作、賴以生存和生活的各類社會組織。災難過後，受災群眾被安置到不同的安置點，開始在具有過渡性的安置社群生存和生活。與生存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人群聚集在一起，面對著陌生並且退化的自然和社會環境，面對著生存和生活的困難，面對功能變化、來自外部或l臨時組建的並且是不熟悉的各類組織，面對著不暢的資訊溝通渠道，適應環境，構建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成為受災群眾面臨的最大任務。這樣，原有主導生存和生活的文化形態被擱置起來，成為大的文化背景，新的災民生存和生活文化，即災民文化主導了受災群眾的生存和生活，成為引導受災群眾行為最基本的文化。

　　這種災民文化中積極的成分是受災群眾自發地相互關心、相互幫助、相互支援的基礎，是災後社會自我恢復的基本動力，也是受災群眾自動走出災難映象、參與災後重建的基本力量。必須明確的是，即使在受到災難破壞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受災群眾具有自動從災難中走出來的能力，而被破壞的社會也具有自我修復和恢復的能力。災難在破壞社會體系的同時，也激發了內存於受災群眾中的相互幫助、相互支援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人們在災後進入陌生環境時，能夠自動形成相應的社會網路，在一定範圍內構建相互幫助、相互支援的網路。筆者在進入所援建安置社群後的訪談和觀察表明，儘管受災群眾在一起已經生活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儘管他們彼此之間並不十分熟悉，但在一個小的範圍內，他們已經開始在相互支援和相互幫助。這是一種社會自我生長的能力，也是在社會重建過程中可以運用的重要的文化資源。

　　儘管災民文化中具有促使社會自我生長、自我恢復的積極因素，但同時，在這種文化中也有抑制社會自我恢復、自我生長的因素，這就是受災群眾的自我弱勢化和極端化文化。自我弱勢化使受災群眾普遍處於茫然和等待的行為方式中，當他們在安置社群中面對眾多問題，即使是能夠自我解決的問題時，其行為選擇要麼是等待，要麼是要求其他部門幫助解決，而少數為極端化文化所支配的受災群眾則表現出憤怒、責罵等行為。

　　受災群眾中自我弱勢化和極端化的文化因素從兩個方面影響了社會的自我恢復和自我生長：一方面，影響了社會自我恢復和生長的時間，使社會自我恢復和生長的過程延長;另一方面，也影響社會自我恢復和生長的深度和廣度。從深度上看，受災群眾在與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受災群眾建立關係時難以深入，他們可能知道交往者的姓，但卻可能不知道交往者的名，更不知道交往者的背景;從廣度上看，他們的相互交往也僅僅侷限在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受災群眾，可以說是一種微觀的鄰里之間的交往，這使他們自發建立起來的相互幫助和相互支援也侷限在一個很微小的空間範圍內。

　　三、社會工作的介入

　　對社會工作介入災後社會重建而言，災民文化既提出了挑戰，也給予了機會。變災民文化中的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促使受災群眾儘快從災難映象中走出來，變茫然、等待為積極參與災後重建是社會工作面臨的重大挑戰，而災民文化中促使社會自我恢復和自我生長的因素又

　　給社會工作開展服務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平臺。

　　從社會工作介入災後社會關係重建的實踐過程看，首要工作是確定社會工作介入社會重建的介入點。社會重建是一個抽象範疇，抽象地談論社會重建對社會重建的實踐毫無意義，因此，社會工作介入社會重建首先要把社會範疇操作化，而操作化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社會工作介入的介入點。這不僅需要對社會範疇有正確的理解，把握社會的本質，也需要把社會範疇的本質與作為本質表現的現象結合起來，從而找到社會本質的現實基礎。社會是一個社會關係體系，因此，社會關係是社會的本質所在，同時，受災群眾在災後也自發地形成了相應的社會網路，從而具有在現實中開展社會關係恢復與重建的基礎，因此，社會關係的恢復與重建是社會工作介入災後社會重建的介入點。

　　正如前面所述，受災群眾的相互幫助、相互支援網路，或受災群眾在安置社群的社會交往網路，因災民文化中負面因素的影響而具有過程延長、深度和廣度有限等缺陷，而這種缺陷也為社會工作介入社會重建提供了空間。社會工作者在社會重建中的重要任務就是，改變災民文化中的負面因素，通過專業服務拓展和深化受災群眾相互幫助和相互支援的網路，增進社會自我生長和自我恢復的能力，促使受災群眾儘快走出災難，參與災後重建，加速社會的恢復與重建過程。

　　構建受災群眾的社會組織是拓展和深化受災群眾相互幫助、相互支援網路最基本的路徑。從受災群眾剛進入安置社群時的情況來看，他們原有的社會組織網路基本被破壞，而這些網路僅僅依靠受災群眾自身是很難快速恢復和建立起來的。筆者在觀察中發現，災前一些群眾性社會組織的成員普遍減少，很多群眾性的社會組織已經停止活動，甚至不少在災前同是一個社會組織成員的朋友，在一個安置社群中居住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彼此卻不知道對方就住在同一安置社群。這就需要社會工作者利用已有的基礎，發現仍然處於活動狀態的群眾性社會組織，找到安置在安置社群中的群眾性社會組織的骨幹力量，通過他們恢復和構建各類受災群眾的社會組織，從而擴大受災群眾的社會網路。

　　聯結受災群眾與安置社群、構建受災群眾與安置社群的關係體系是拓展和深化受災群眾相互幫助、相互支援體系的又一重要路徑。安置社群是政府為了安置受災群眾而採取的一種安置措施，大體上可區分為臨時性安置社群和過渡性安置社群，過渡性安置社群是受災群眾從安置走向永久居住的中間環節。因此，對受災群眾而言，安置社群實際上是一個全新的社群環境，而安置社群又具有過渡性、環境退化、生活問題多、居民異質、困難多樣等特點，這使受災群眾的社群認同和社群歸屬感難以建立起來，從而影響受災群眾與社會正式組織的聯結。為此，需要聯結受災群眾和安置社群，構建二者之間的合作關係。以往，我們對受災群眾與安置社群的聯結問題並不重視，大多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方式，這使受災群眾與社群衝突的可能性增加，從而帶來許多危及社會穩定與社會安全的問題。實際上，受災群眾與安置社群的聯結問題對於災後社會重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種聯結直接涉及受災群眾的生存和生活，以及社會的穩定和安全，因此，對這二者的聯結問題必須加以重視。

　　聯結受災群眾與安置社群還涉及眾多其他方面，包括受災群眾與安置社群管理部門之間的關係，受災群眾與安置社群環境的關係，受災群眾與安置社群中外來援助組織或個人之間的關係，受災群眾與安置社群本身的關係，等等。因此，構建受災群眾與安置社群聯結的路徑也具有多樣性，其中，資訊網路的建設、安置社群管理部門與受災群眾的溝通、豐富多彩的社群活動、安置社群環境管理等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

　　運用專業方法將受災群眾相互幫助、相互支援的鄰里範圍拓展為社群範圍，也是拓展和深化受災群眾相互幫助、相互支援體系的重要路徑。這包括運用各種方法拓展鄰里的空間範圍，由鄰里到“巷巷”，由“巷巷”到“巷巷”之間，等等，也包括通過各種專業方法實現受災群眾之間的深度認識等路徑。

　　在社會關係的恢復與重建過程中，災民文化中正負兩個方面的因素必然會出現相互衝突，此時，利用這種衝突，構建積極的文化氛圍，是改變災民文化中負面因素的重要路徑。這包括宣傳、組織受災群眾討論並運用災民文化中的正面因素抑制負面因素等路徑。

　　總之，在地震災難發生後，受災群眾會生成新的以弱勢化為主要特徵的災民文化，這種災民文化在一段時期內成為受災群眾的主導文化，對災後重建發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深入認識災民文化，以此為基礎恢復和重建受災群眾的社會關係，是災後社會重建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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