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人重還是人以文重閱讀答案

　　中國古代既重立功又重立言的讀書人，最終會以“文”還是“人”而被世人看重，往往不以他們的選擇為轉移。以下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文以人重還是人以文重》閱讀材料

　　中國古人重立功甚於立言，兩者兼具的讀書人，或文以人重，或人以文重，卻未必是自己的選擇。

　　中國古人對歷史人物的地位，有一評價次序，主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後立言。所以《史記》中列傳的首篇是《伯夷傳》，講述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齊的故事。兩人反對周武王以方伯的身份領兵攻打其君主商紂王，到周武王滅商而成為君主後，他們遂不食周粟而餓死。這樣在事功上沒有多少表現之人，仍可因其人格力量體現的意義而納入歷史記載，並領銜《史記》之列傳，可知古代的歷史意義，不盡取決於事功。歷史記憶的重要，體現在《易經》所說的“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不過，“德”既有跨越時空的通達一面，往往又是與時俱進、隨地而異的。能歷久不衰而長傳的道德典範不多，因“立德”而青史留名的例子也很少。加以中國曆代皇帝都想要作之君作之師，所以士人自然也多朝立功立言的方向努力。大體上，真能兩者兼具的讀書人，重立功仍勝於立言。

　　吳稚暉曾論歷史人物說，“如以司馬遷、司馬光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記》，一是全不在乎什麼《通鑑》不《通鑑》。又以蘇軾、王安石為譬，一則有詩文集大見輕重，一則有同樣的詩文集，絲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輕重”。簡言之，司馬遷和蘇軾，更多是人以文重;而司馬光和王安石，則其事功足以傳世，其立言方面的卓絕，便不起決定作用。

　　吳氏一生歷經求學、革命、為官、著書，立功亦復立言。觀其於歷史人物的見解，大致本乎立功、立言次序的古訓，揭示出向以反傳統自居的他，在安身立命處也深受傳統浸潤。復因其閱歷豐富，老於江湖，故論事論人，眼光老辣，常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

　　與吳稚暉關係不錯的胡適，少時不僅有意“立功”，且也有“立言”之意，留學時即擬在詩文上下功夫。而其安徽同鄉梅光迪，則希望胡適像韓愈、歐陽修一樣不“以文士自居”。梅先生甚至說，“文以人重。文信國、嶽忠武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若事功不足甚至“大節有虧”者，其當世文名雖盛，卻難為後人所記憶。故希望胡適“抱定為學之旨，讀盡有用之書，而通其意，將來學問經濟，必有可觀’。只要堅持“以文、嶽二公為師，不必求以文傳，而文自傳”。

　　立功與立言之間那種略帶競爭的緊張，雖近代新人物亦不能免。史家蔣廷黻出身教會學校，又是留學生，然“上進”之心不弱。北伐後他曾以清華教授身份晉見外交部長，在辦公室外靜候數小時，而其興不衰***若是他的清華同事陳寅恪，必早已拂袖而去***。據毛子水說，蔣氏晚年時李濟曾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 蔣沒直接回答，反問李濟：“濟之，現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

　　司馬遷和張騫的知名度，在不同的人中間是不同的。也不知道蔣氏心中究竟傾向於何人。或許他自己也是猶疑的，但他的選擇是明確的——他不重快樂，而希望知道他的人多。從蔣氏的後半生看，他更多已棄司馬遷而就張騫。不過，今日大家記得的蔣廷黻，恰是他或不看重的史作;而他曾嚮往的事功，則久已淡出我們的歷史記憶。一個期望文以人重的人，最後仍不出人以文重之類，或許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弔詭?

　　***文字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