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予文獻以生命閱讀答案

　　賦予文獻以生命，就是要注重對文獻所蘊含的思想文化的闡發，發掘意識形態對文化創造的支配作用，從而賦予“死文獻”以“活生命”。以下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賦予文獻以生命》閱讀材料

　　自古以來，中國文人學者就有一種情懷——創造思想、擔當道義。鄭州大學劉志偉教授以發顯中國思想文化精神為研究使命，以關涉“聖賢”與“英雄”這兩大中國核心文化概念關係的研究為統攝，體認、把握中國文化的心靈結構，最後寫成《漢魏六朝文史論衡》一書。

　　此書分為上篇“國家意識形態與文化創造”、中篇“感‘士’不遇與志‘道’風流”、下篇“《文選》與各體文選論考”。與一般文史論著相比，本書的特點是：有自覺的理論意識，注重對文獻所蘊含的思想文化的闡發，發掘意識形態對文化創造的支配作用，於是賦予“死文獻”以“活生命”。

　　以“大視野”觀照“小文獻”。中國傳統文化本以整體性思維為特色，對中國古代的文史研究追求融通經子、出入文史，以整體視野和融通精神主導研究，將研究物件“還原”到特定歷史文化時空中作整體觀照。下篇之《曹操“捉刀”敘事考論》就是以“大視野”看“小文獻”的代表之作。《語林》與《世說新語》皆敘“曹操捉刀”之事，不過數十字，但二者存在細微差別。劉志偉以敏銳的學術眼力發現了其間隱藏的文化精義：“《世說新語》對《語林》‘捉刀’條的選擇眼光，其實正體現了作者對由‘英雄’崇拜轉為文化審美這種魏晉文化思想變化的深刻把握和認知。”各篇之見解，均來自於對特定歷史文化時空的整體觀照，不僅融通了文史，也“穿越”了古今。

　　從“細微處”揭示“大意義”。有感於科學主義主導人文學術研究之弊，劉志偉堅持了這樣一條研究道路：“以堅實的文獻整理與考據功夫發顯中國文化思想精義”。他的研究顯現出學術追求的“向上一路”：由偏愛對文史的原初感悟到偏重理論思維，再到強化文獻基礎與小學功夫訓練，再到以堅實的文獻整理與考據功夫闡發中國文化思想精義。該書以思想統領文獻，注重學理探尋，善於從文獻細微之處揭示文化“大義”。如《邊讓與〈世說新語•言語〉“正規化”》從《世說新語》“言語”門首條“邊讓見袁閬”這一微小敘事的用意開始，揭示出漢末魏晉“言語”時代的文化精神，進而發顯了“言語門”首條敘事的“正規化”意義。沒有紮實的文獻學功夫，沒有對士人在文化創造中的歷史作用的深切體悟，是難以做到的。

　　由“主內證”思量“輔外證”。《漢魏六朝文史論衡》提出了“內外證結合而以內證為主”的研究思路，“內證”是指文獻本身所能提供的證據，“外證”是指與研究物件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發掘文獻記憶體的證據，比任何外證都更有說服力，因為“內證”是文獻本身“內在理路”的客觀展示，是直接證據。如《〈文選集註〉成書眾說評議》綜合評議了關於《文選集註》成書的各種觀點及其論證方法，發現存在這樣一個問題：“由於直接證據缺失，間接證據有限，各說都無法讓人完全信服。”為此，該文比勘了《文選集註》所引李善注、陸善經注、《文選鈔》等古注本之間的內在聯絡，從“文字內證”及相關“佐證”的角度提出問題：“刊本中的李注是否曾經參校過《文選集註》或者這一系統的其他抄本?”——這對推進《文選集註》研究乃至《文選》研究不無方法論意義。

　　《漢魏六朝文史論衡》將堅實的文獻考信與鮮活的時代文化結合，使得那些看似無關的“死文獻”被賦予了“活生命”，就像作者說的那樣“接續學術元氣”“體悟學術生命”。

　　***《人民日報》2014年2月4日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