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博物館
四川博物院創建於1941年3月，1952年由"川西博物館"更名為"四川博物館"。以下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一、簡介
四川博物院創建於1941年3月，1952年由"川西博物館"更名為"四川博物館"。是收藏和展出四川省文物的重要場所。現有館藏文物30萬件，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巴蜀青銅器、張大千繪畫作品、四川漢代畫像磚和陶塑等。
二、歷史
1951年在資陽黃鱔溪發現了"資陽人"古人類頭骨化石，後又在漢源富林、資陽鯉魚橋、銅梁縣西廓水庫等地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和遺物。四川境內新石器時代遺址遍及全川主採集點已發現300多處，其中以公元前4400-公元前3300年巫山大溪遺址最具代表。該遺址1955年初次發掘，後又經歷了兩次發掘，從200餘座墓葬出土了1250餘件石器、陶器、骨器等物。它的發現，使長江中游地區以紅陶為主並含彩陶的地區性文化得以命名，併為認識兩湖地區的新石器文化打下了基礎。
商周和春秋戰國時期考古取得了較大成果，出土的實物證明，巴蜀地區是極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區域，同時又與中原及周邊地區存在廣泛的文化聯絡。1956年，我館考古工作者發現了新繁水觀音商周時代遺址，出土了三角援戈長 矛、空首斧等青銅器是研究早期巴蜀文化與戰國的巴蜀文化承接關係的重要物證，有著獨特的藝術魅力。1957年、1959年兩次試掘中，出土了陶 、豆形器、缽、平底罐、紡輪及銅戈等物，為研究早期的蜀文化，提供了重要實物。1959年和1980年在彭州市蒙陽鎮瓦瓦街，兩次發現西周早期銅器窖藏，出土了40餘件青銅器，其中獸面象首紋銅罍、羊首耳渦紋銅罍、牛紋銅罍不僅形體碩大，造型和紋飾也十分精美，堪稱重器。其與北方所出形似而色質有別，應為蜀仿中原器型而造。兩件銅觶的內底分別銘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已"，字型與中原地區出土的銅器銘文相同，應為中原傳入。蟠龍蓋饕餮紋罍，其形制、紋飾基本與1973年在遼寧喀左出土的1件商周銅罍相同，亦應為中原文化之物。
1965年
在成都百花潭戰國墓中出土的"嵌錯宴樂攻戰紋銅壺"，通體用金屬嵌錯出豐富的圖案，從上至下共四層，第一層為"習射、採桑"、第二層為"宴樂、弋射";第三層為"水陸攻戰";第四層為"獰獵"及裝飾圖案，成為戰國時期的戰爭、生產等方面的全景圖，具有極高的文物和藝術價值。1972年在郫縣獨柏樹出土了一件有代表性的虎紋銅戈，上鑄一組銘文，類似符號也見於巴蜀其它銅器，這種尚未被解讀符號被稱為"巴蜀圖語"，可能是甲骨、金文系統以外流行於巴蜀地區一種文字元號。1954年在廣元市寶輪鎮清理出土9座戰國時期的船棺墓，共出土銅器29件及陶器、漆器。在巴式劍上，有"巴蜀圖語"，其時代與重慶巴縣冬筍壩晚期船棺墓相同。 般棺葬的發掘，從地下證明了"巴蜀文化"的存在。此外在成都白馬寺、峨嵋符溪、成都琉璃廠等地也出土大量戰國時期的巴蜀青銅器。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巴人墓中，出土了銅鉦、錯錫銅缶、嵌錯雲水紋銅壺、虎紐錞於等。其中14枚鈕鍾組成的一套編鐘是音樂考古的最大成果。《樂書》載:"倍七音而為十四者，小架所用也"這套編鐘各鐘的尺寸正是依次遞減。其上還有精細錯金紋飾，筍 上有巴族常有的符號，文化內涵有楚文化的某些因素。應是兩種文化相互影響的產物。
1980年
從新都縣馬家鄉戰國木槨墓的腰坑中出土青銅器188件，禮器的形制、紋飾多與楚器相似，說明蜀楚文化的交流。兵器、工具等九件、五件成組並鑄有類似族徽的符號。從九器的組合以及銅印上的鐸象徵王權來看，它又明顯具有中原的影響。說明戰國中期，蜀文化與其它文化的整合加劇了，1955年在成都羊子山172號戰國墓出土鼎、釜、甑、罍等銅器50餘件，另還有相當數量的金、銀器，其中，銅器上亦有"巴蜀圖語"。從工藝來看，它不僅受中原影響，也有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秦漢時期，四川自秦並巴蜀以後，經濟文化的發展迅速具有的優越的自然條件和先進的水利工程，形成以成都平原為中心，自流灌溉、沃野千里的"天府"20世紀50年代以來，巴蜀地區已發掘漢墓2000餘座，出土的大量文物，成為我們研究漢代人們的精神世界、思想觀念和信仰習俗等方面重要的資料。
四川漢代的畫像磚，畫像石***石棺***以及陶俑以品種數量多，分佈範圍廣，題材豐富多彩，雕塑精美著稱於世，也是四川美術發展史上繼三星堆青銅器群后又一座高峰。1974年在都江堰外江水閘附近發現高達2.9米的李冰石像，從紀年可知造成公元168年。
四川省漢代崖墓多，出土的畫像石棺佔全國像石棺的90%以上。我館1974年在郫縣新勝鄉發掘的"宴樂百戲"石棺四面滿二，前後檔為雙闕和伏羲、女媧，左右一則是宴樂、樂舞、雜技，另一側為漫衍、角抵、水嬉。1974年同在新勝鄉出土的龍虎戲璧石棺蓋，圖中驕龍猛虎極富動感，龍虎上方刻牛郎織女，似為我國已見最早的牛郎織女圖。
四川漢代石棺是以傑出的雕刻藝術，成為古代雕塑藝術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畫像磚與畫像石、石闕並稱為四川漢代藝術的三大頂峰。它以分佈地域廣、時間連續性強以及藝術形式的變化多樣聞名於世。我館從成都彭州市、新都縣、大邑縣、彭山縣、德陽市、什邡市等地發掘和收集各類題材的畫像磚數百種，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它所透示的思想和樸素美。它反映了漢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最為可貴的是把勞動人民的生產活動作為美的事物來表現，從而構成一幅長的漢代的社會風俗畫。四川漢代畫像磚誇張變形的造型、力量、動感構成了其古拙的美學風貌，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的典範，更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瑰寶。
漢代陶俑有灰陶、紅陶、釉陶，多為模製，也有捏提塑或兩都兼有。其題材廣泛，有說唱、庖廚、樂舞、侍者、勞作、部曲，還與車馬、樓房、禽獸等，四川東漢陶俑具有單純、質樸的美，它不求細部的刻劃，更多地運用誇張的手法追求神似。
南北朝考古最重要的成果是1953年在成都西郊萬佛寺遺址了石刻造像200餘件，年代自樑至唐。造像雖多殘缺不全，仍為研究這一時期佛像造像和四川石刻藝術發展史的重要資料。如樑普通四年、樑中大同三年石刻造像龕都是南朝佛像造像的精品，從萬佛寺石刻藝術表現手法的活潑與雋逸，可以看到它與四川漢代石刻藝術的承傳關係。另我館所藏南齊永明元年造像，為四川造像中有年號之最早者。1957年在廣元市寶輪鎮清理了32座南北朝墓，出土陶器76件，銅器24件，青瓷器30件及一些鐵器、錢幣等物。另外，在郫縣出土的有銘文的銅弩機以及"成漢"墓出土的陶俑。都是這一時期重要的實物資料。
唐宋時期的文化遺存最重要的發現，當推我館建館之最，馮漢驥教授於1942年主持發掘的前蜀永陵，出土有玉哀冊、諡寶、玉大帶和一些銀器，王建石像、棺床上所刻24使樂像，為這一時期雕塑藝術的傑作，也是音樂史研究的重要資料。1971年清理後蜀和陵***孟知祥和妻福慶長公主合葬墓***;1974年清理晉暉墓;1977清理張虔釗墓，都出土了一定數量的文物，為兩蜀史提供珍貴物證。
1959年,在德陽孝泉鎮窖藏出土銀器32件，在萬縣唐冉常才墓發現青瓷百餘件。蜀瓷的遺存的發掘，也是這一時期考古工作的特點。唐宋時期，四川瓷窯星羅棋佈，燒造地區極廣。1953年廣元瓷窯鋪古窯，1976年彭州市瓷峰窯以及邛崍市邛窯、成都市琉璃窯的考古成果都反映出宋代四川制瓷發展的水平。
元代文化遺存，有1956年成都保和鄉元墓。清理的四座墓中，出土陶俑及瓶香爐等30餘件。1974年簡陽市東溪園藝場元墓出土青釉、影青、白釉、黑釉等各類瓷器525件，青銅器60餘件，硯臺17方，從產自不同地方的瓷器，可以看出四川與各地的商貿活動。
明清考古成就主要有1955年在成都白馬寺6號明墓出土隨葬俑82件，瓷器20餘件，部分金、銀飾品。1970年在成都北郊鳳凰山發掘的明蜀王朱椿長子朱悅廉墓，墓中出土各類彩俑500餘件，儼然一個儀仗方陣1974年在平武縣古城鄉發掘王璽家族墓，出土金器129件，銀器49件，其中王瀚妻朱氏墓所出鏤雕人物金髮式，分三層雕樓臺亭閣及40餘人的樂舞表演，做工細膩，層次豐富，堪稱明代工藝美術中的精品。此外，在成都及其附近地區發掘多處明代太監墓，出土了大量陶、瓷器。
四川是一個多民族聚居之地，有14個少數民族，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了燦爛的文明，留下了大量珍貴文化遺產，這也是我館藏品的一大特色。館藏僅彝、藏、羌族的文物就有6000餘件。彝族漆器集彩繪、雕刻、鑲嵌、堆漆等工藝，造型和色彩都極具民族特色。藏族的金銀器、木板經書、鎏金藏戲面目等，是藏文化寶庫中的奇葩。我館收藏的金銅佛像和唐卡不僅數量多，品質亦精，其中《格薩爾王畫傳》為全國罕見。1978年，我館茂汶城關進行了兩次規模較大的考古發掘，出土各類文物1400餘件，為研究羌族的文化淵源提供了依據，此外羌繡、羌笛等都是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體。
所藏曆代法書名畫位居全國前列，宋徽宗的《臘梅雙禽圖》、劉松年的《秋山行旅圖》、唐棣的《攜琴遠眺圖》、文徵明的《高人名園圖》、唐寅的《虛閣晚涼圖》、八大山人、石濤的巨幅山水……，件件珠璣，數百件張大千的畫作，更是受世人關注。
此外，的近現代文物、歷代錢幣、民俗文物也極具特色。本書所選文物只是館藏的極小部分，但它已展示出四川歷史文化的豐厚和博大。撫卷追昔我們應向為四川文博事業的繁榮做出巨大貢獻的幾代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原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現已遷至浣花南路251號，浣花溪公園旁。一期工程已於2008年12月10日通過工程驗收，二期修建完成，2009年5月1日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