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與中國民主制度的研究

　　俞可平，浙江諸暨人，政治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2006年《北京日報》在爭鳴版刊發他的《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篇文章後，隨後被《學習時報》文摘版、人民網、新華網全文轉載，一時洛陽紙貴，被海外媒體解讀為中國最新政治風向標，視為是對傳統意識形態的重大突破。《中國新聞週刊》認為他“將政治民主提上公共議程，開啟一扇虛掩太久的窗”[1]、 是 “民主的思想推手”[2]。由此可見，近二十年來俞可平有關民主的研究取得較高的成果，並對政界、學術界以至國外產生頗大的影響。為此，恰逢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中國改革到了“突破”的關口之際，對俞可平有關民主的研究進行梳理，對進一步促進民主研究及民主化程序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

　　俞可平對於民主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特徵：首先，俞可平對民主的詮釋是建立在馬克思的民主思想之上的。正如他在《馬克思論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價值和共同形式》所強調的那樣：“馬克思的民主思想並沒有離開人類民主理論和實踐發展的長河，正是因為馬克思充分吸取了人類創造的一切民主政治的優秀成果，才使他實現了民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飛躍。”正是如此，在《民主是個好東西》中俞可平認為民主包含六個方面：1，民主是個好東西, 是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的, 是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的;2，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3，民主它只是人類眾多制度中的一種, 主要規範人們的政治生活, 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規範人類的全部生活，有內在的侷限性;4，民主需要代價;5，民主是有條件的;6，民主最實質性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的選擇。[3]

　　其次，俞可平還引進當前西方有關民主研究的最新成果。當前西方，政治學家們開始把民主爭論的重點從“人民”和“統治”本身逐漸轉向“人民”與“統治”這兩者的關係。一些人強調“人民”對於民主的意義，另一些人則強調“統治”對於民主的意義。強調“人民”的理論被稱為“實質民主論”，而強調“統治”的理論被稱為“程式民主論”。很顯然，俞可平借鑑更多的是程式民主論，為此還專門把他近年來的主要研究成果編輯成書，就取名為《民主與陀螺》，而且在許多場合多次強調：“民主就是主權在民，或人民是權力的主體。具體地說，民主是這樣一種政治狀態，在這種政治狀態下，個人的權利得到了最大或者最充分的保護。它既是一種實體，又是一種程式。作為一種實體，民主就是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有一部法律，一般是憲法，它規定這個國家的權力是屬於人民的。人類成功的民主實踐表明，民主通常只有在憲政條件下才能實現。民主不光具有實體的意義，而且同樣也具有程式的意義，即必須有一整套實現民主的執行機制。所以我特別打一個比喻，民主就像陀螺，必須運轉起來才有意義”[4]。而當現場觀眾問道：“‘民主是一個陀螺，要運轉起來才有意義’，那麼抽這個陀螺的鞭子拿在誰的手裡?”時，他又確信的回答“人民群眾自己和官員合起來，就是民主這個陀螺旋轉的動力”。[5]在理解民主的基本內涵之後，俞可平進一步指出民主亟待釐清六個關係，分別是民主與法治、民主與集中、民主與民生、民主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6]

　　最後，俞可平對民主研究還借鑑當前西方流行的治理理論。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西方興起一種新的治理理論潮流，那就是善治。在當時，對於西方政治學界新起的“治理”理論，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治理與善治還是新的概念，甚至連統一的中文譯名還沒有。而在當時國內僅能發現的4篇從政治學角度研究治理和善治的文章中，有3篇是由俞可平撰寫的。俞可平認為，人類的政治核心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善治已經成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他認為，“善治包含了傳統的政治理想狀態，如善政、仁政。但是它又超越了善政、仁政”。從此意義上，俞可平的善治理念並不排斥公民社會。那麼善治與當今

　　世界普遍認可的民主、法治理念有什麼關係?俞可平認為，“善治包含現代民主政治的大多數基本要素。同時，它超越了民主的範疇。民主需要法治、需要公民參與、需要透明和政府責任，所有這些也都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但是善治也包括了效率、穩定、公正、嚴謹等——這些也是有些人用來反對民主的要素。”可民主政治不包含效率、穩定、公正、嚴謹等這些政治目標，這是可以商榷的，或者說良好的民主政治與善政之間的區別並不那麼明顯。但俞可平還是強調，“善治與民主並不能等同，但善治確實能包含民主的諸多要素，從某種意義上，善治是民主想要達到的理想狀態。”

　　當然，俞可平最為強調的是還是善治的超時空性。“在政治領域，很難有什麼東西可以普遍認可，許多政治概念充滿著爭議和分歧，民主、人權等東西之間南轅北轍，甚至在中國學者內部也充滿爭議。善治的時空適應性就更大”。如果說善治是超時空性的，那麼是可以超越民主政治***主要是西方式的民主憲政***直接到達善治，還是通過民主政治走向善治?對此，俞可平把視角引向國內。

　　二

　　對於民主在中國的重要性，在其《民主是共和生命》中就已強調：“民主不僅是黨的生命，也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也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7]當然，由於民主它起源於西方，對中國來說是個泊來品，但是民主是個好東西，“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它的好還在於“民主政治是人類的普遍價值，有共同的要素。但是, 由於實現民主需要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不同的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可能極不相同，因而， 世界各國的民主都或多或少會帶有自己的特徵。”[8]我們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於我們來說，民主是一個好東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我們正在建設的民主，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吸取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優秀成果;但另一方面, 我們不照搬國外的政治模式。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也必須密切結合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條件。”

　　我們正在建設的民主，是既要充分吸取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又必須密切結合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條件。因此，要如何“發展民主是為了造福於我們偉大的人民，造福於我們偉大的國家”[10]。俞可平一方面堅持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另一方面認為“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中國民主化程序是一個增量的過程。羅馬不可能一夜建成。“增量民主”是俞可平提出的一個概念。認為中國的民主發展將是一種“增量式”發展。中國的民主改革將以存量為基礎，即以已經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經驗為前提。發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要與既定的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中國的民主政治將在漸進發展中有所突破，它不能離開先前的歷史軌道，不可能發生整體的突變性改革，但在某些領域將不時會有一些突破性的發展。在他《增量民主與善治》中形象的比喻“中國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只是民主的還不徹底，就像一個水缸，它已經有了半缸水，現在只要不斷地再增加‘民主的量’，把水缸裝滿就行了”。並對關於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俞可平解釋如下：一、正在或者將要進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設，必須有足夠的“存量”，即必須具備充分的經濟和政治基礎;二、這種改革和民主建設，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種新的增長，是對“存量”的增加;三、這種改革和發展在過程上是漸進和緩慢的，它是一種突破但非突變;四、增量民主的實質是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

　　因此，在中國的增量政治和增量民主改革中的“存量”與“增量”，俞可平認為“所謂存量，就是已經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經驗。30年來，中國民主發展積累了可觀的存量。中國民主政治發展主要內容可歸結為六個方面：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黨內民主、基層民主、法制建設和政府改革。這些民主實踐，給我們在觀念和制度層面留下了財富。”[11]增量在俞可平認為則是：“第一，更高地舉起人民民主的旗幟，掌握民主話語的主動權;加強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對策研究，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從全域性和長遠的角度謀劃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未來發展。第二，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正確道路，努力做到‘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第三，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特別是人民代表的選舉、議事、決策和監督制度，更好發揮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立法和監督機關的重要作用。第四，改革和完善人民政協制度，特別是政協委員的遴選、諮詢和監督制度，更好發揮各級人民政協作為諮詢和監督機關的重要作用。第五，推進黨內民主建設，特別是在擴大黨員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方面，應當有實質性的改革措施。第六，大力推進基層民主，特別是縣鄉兩級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方面，應當有實質性的改革舉措。第七，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若干關鍵環節，例如黨政關係、權力監督、幹部推選、黨內選舉、基層選舉、政治透明、公民參與等方面，要有突破性的改革舉措”。

　　用這樣一種“存量”基礎之上的“增量”來看待看待中國民主政治改革，俞可平很顯然地認為中國民主政治改革將沿著三條路線穩步向前推進。第一，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通過擴大黨內民主，推動全社會民主，是推進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第二，逐漸由基層民主向高層民主推進。一些重大的改革將通過基層試驗，逐步向上推進。第三，由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人民在政治選擇方面的自由程度將逐漸提高，競爭性選擇的機會將日益增多。”

　　三

　　民主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誠如俞可平所強調的那樣“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本為作為一個美好理想，在現實的“風吹雨打”當中往往會讓步於現實，具體呈現在人們面前是一個“虛虛實實”混合體。時至今日，人們還在不停地追問，民主究竟是什麼?但不管怎麼追問，要民主已在世界各國達成共識，這也就是俞可平研究民主問題的最大現實意義。當然，俞可平有關民主的研究存在許多的不足與理論缺陷，就像學術界一直對俞可平所追問的 “提出增量民主意義有多大?”“如何實現增量民主，其途徑方法何在?”一樣，爭論仍在繼續，研究也在進行。但不管怎樣，正如俞可平的比喻：“民主是一個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樣運轉起來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