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學導師的讀書技巧

　　海通以還，眾多仁人志士為民族中興著書立說，其中清華大學四大國學導師可謂燦若星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清華大學設立了國學研究院。馮友蘭在《三鬆堂自序》中回憶道：“先設國學門，所以又簡稱國學研究院。國學研究院的教授稱為導師，當時只有四位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

　　四位導師學問既大，其讀書方法可借鑑之處亦多。

　　梁啟超：讀課外書為必修課

　　“學生做課外學問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講堂上功課及格，便算完事，那麼，你進學校，只是求文憑，並不是求學問，你的人格，先已不可問了。再者，此類人一定沒有‘自發’的能力，不特不能成為一個學者，亦斷不能成為社會上治事領袖人才。”做學問的人不去“自發”地閱讀課外書，文不識理，理不通文，最終將制約學術的創新。

　　如何讀書?在梁啟超看來，讀書有精讀泛讀之分。“心不細則毫無所得，等於白讀;眼不快則時候不夠用，不能博搜資料。”梁啟超注重記筆記，“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較的倒是記性不甚好。大抵凡一個大學者平日用功總是有無數小冊子或單紙片，讀書看見一段資料覺其有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長的摘要，記書名卷數葉數***。”

　　王國維：有批判地讀書

　　王國維在《教育世界》的“發章廣告”中指出：“人若久注意一事物，則眼力易疲，疲則難入而易忘，故讀書者必於讀甲類後改讀乙類，然後再讀甲類，乃可以慰眼力之勞。”他主張學生要廣泛閱讀不同專業範圍的書籍，一方面可以擴大自己的知識面，而且還可以使自己在閱讀中得到積極的休息。這一點與梁啟超的 “讀課外書為必修課”有些類似。

　　筆者認為，王國維之主張關鍵在於“不同專業範圍”諸詞，因為往往在常人眼中看似關係很小的學問會成為新知識、新觀念的觸發器。知識越通全面，類比歸納的資源越豐富。

　　如何讀懂一本書?哥德說：一門科學的歷史就是這門科學本身。可見對特定學科歷史的認識對於學術研究非常重要。為了解決日夜困擾自己的人生問題，王國維決定研究哲學，並首先從包爾生的《哲學概論》和文德爾班的《哲學史》入門。在對待這些書時，王國維說：“以能解為度，不解者且置之”，即能讀懂多少算多少，讀不懂的暫且放棄。

　　讀書時不可缺少批判性思維。王國維深諳此道，他說：“如果缺少觀點，缺少見識，讀書再多，也不會對自己的學問有補，而只會使自己迷失在浩瀚的史料中而不能自拔。”如他對戲曲的定義***謂以歌舞演故事也***即是從大量資料中提出，並借為一種標準，重新審視中國戲曲。

　　陳寅恪：有校勘、有批語

　　陳寅恪有一個讀書習慣——在書上圈圈點點，其中有校勘、有批語。蔣天樞有文字記陳寅恪讀《高僧傳》的批語：“先生於此書，時用密點、圈以識其要。就字跡墨色觀之，先後校讀非只一二次，具見用力之勤勉。而行間、書眉所注者，間雜以馬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參證古代譯語……”陳寅恪隨手記下的這些圈點和隨想成為了他日後論文的基本觀點和著述的藍本。

　　筆者認為，讀者在讀書時往往會或多或少地形成特定的意念，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時需要生產自己的思想。而思想的表達需要一定的物質載體，即語言文字，而且我們只有正確地知道特定的事物所對應的語言文字，才可能清晰地意識到它們。更進一步說，對讀本的圈點評註意味著有意識的個人思想表達和特定心理聯想的強化。

　　不唯書，敢懷疑。陳寅恪大量讀書，卻不盡信書。對於書上說的、前人說的和大人物說的，陳寅恪總是一定要經過自己的學習和思考才加以確認。陳寅恪在詩中說道“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這個“不肯為人忙”，指的是讀書求學需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成觀念的約束，要有創見。

　　趙元任：熟讀成誦

　　在《趙元任生活自傳》***又名《從家鄉到美國》***中，趙元任這樣記述小時的讀書經歷：讀諸子諸經時，“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過一會兒，過一陣，過幾年，他就不知不覺的懂起來。有名成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我給它改幾個字兒可以說：‘熟讀經書十三部，不通文章也會通’。我好些書都是先背熟了，後來才慢慢兒懂的。”這個方法有一定的科學性。根據神經系統科學，理解的記憶只動用了表層大腦，只有大量反覆的朗讀和背誦可以幫助開啟大腦內由表層腦到深層的記憶迴路，記憶的素質因而得以改善。

　　北京大學教授辜正坤認為，民國以前的兒童在七八歲時需要背誦《千字文》、《大學》、《中庸》、《論語》等古典文獻，但這種教育方式在民國時期就被認為是封建的、落後的。其實，從語言文字本身的存在規律來看，漢語言文字沒有太多的詞法與句法規則，教學的重點可以放在直接記憶上。兒童的機械記憶力強，成長後理解記憶能力增強、社會生活體驗日益豐富的時候，便容易融會貫通。

　　當然，導師們的讀書方法也有失誤的地方。如王國維將《紅樓夢》完全套入叔本華的學說體系之內，則其不免於牽強附會。葉嘉瑩曾指出“《紅樓夢》一書之精神與價值並不完全符合叔本華哲學，而叔氏哲學本身又原就存有絕大之矛盾”。在借用西方理論處理中國問題時，一定要符合作品的實際，不能生搬硬套，削足適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