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考古最新發現
夏朝考古有最新發現,新發現的陶寺遺址可能為夏朝國都。關於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之陶寺遺址的挖掘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夏朝終於發現古代實物。中國傳統文獻中關於夏朝的記載較多,但由於都成書較晚,已知的又沒有發現公認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證據,如夏朝同時期的文字作為自證物,因此近現代史學界一直有人質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考古發現最早國都,12月12日,早在1978年就已經展開的山西陶寺遺址發掘工作,出版了第一部發掘報告。來自全國考古界的百名專家學者召開座談會,確認陶寺遺址是中國已知最古老的王國都城。而相關領域權威、北京大學李伯謙教授今年早些時候也曾斷言,陶寺就是傳說中的“堯都”平陽。考古發現最早國都,不少人驚呼,“中國考古出大事了”。
1978年至1985年期間,陶寺遺址就已經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有象徵王權的龍盤、玉石鉞等奢華隨葬品,還有可能將中國文字歷史前推800年的“毛筆朱書”。專家認為,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城內功能分割槽、大型宮殿乃至“觀象臺”等禮儀性建築,都證明這是一座王國都城。而陶寺遺址所在的山西臨汾,正是傳說中“平陽”的所在地,“觀象臺”也符合《尚書·堯典》的記載。
不過觀察者網也發現,不少學者還對“堯都”的結論持謹慎態度。2010年的一篇報道也指出,所謂“朱書”其實只有兩個符號,而“觀象臺”目前僅存夯土地基,今人將其復原為高聳的石柱,缺乏直接證據。
作為這一考古發掘專案的主持人,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何努出言謹慎:“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說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他不願意陶寺遺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被捲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譁。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則表示,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幹上一百年”。
12月12日,在《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出版之際,來自全國考古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約100人會聚一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就“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展開研討。
之出土概述
陶寺遺址坐落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東北約7公里處,總面積300多萬平方米,差不多相當於430個世界盃足球場地、7143個標準籃球場,是當之無愧的史前城市“巨無霸”。
1978年至198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為了尋找早期夏文化,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主要發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發掘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墓葬1100餘座。發掘獲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禮樂器、裝飾品等珍貴文物。早期王級大墓中,象徵王權的龍盤、陶鼓、鼉鼓、石磬、彩繪木器、彩繪陶器、玉石鉞等奢華的隨葬品,震驚了海內外。而最早的紅銅鑄造銅鈴與朱書文字,使學界開始認識到陶寺遺址在中國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探索方面的獨特重要學術價值。
據《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主編、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高煒介紹,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確定了陶寺遺址的範圍,明確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質,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為公元前2450年—前1900年。早期王級大墓隨葬數以百計的高等級奢侈隨葬品,與80%空無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鮮明的對比,顯現出當時社會複雜的等級制度、極度的貧富分化甚至階級對立。
資料顯示,遺址內有一個面積約8000餘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根據殘存的遺蹟推算,這個基址上曾有一座面積達280平方米的宮殿建築。而直徑40釐米左右柱礎石的發現,更是確鑿地證明了宮殿空前巍峨。
1978至1985年這一階段的陶寺考古發掘與研究,未能解決陶寺是否為都城遺址這一問題。1999年,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再次展開。
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專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目的在於判定陶寺遺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會組織是否進入到國家。經過十餘年的考古工作,發掘總面積約8000平方米,發現了作為都城必須具備的諸多元素:城牆、王陵、宮城、平民居住區、手工業區、倉儲區,以及禮儀性建築。
據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何駑介紹,陶寺作為都城,城內功能區劃齊備且明確:宮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業區被設定在城內東南部。大約從事農業的普通居民區設定在城內西北部。大型倉儲區位於宮城外側東部。城市的東南有一處夯土基址,何駑推測並經過實證,認定它是觀象祭祀臺及其附屬建築,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澤中之方丘”及其附屬建築。何駑還提到,在今年的發掘過程中,發現宮城正南門有兩條伸出去很長的夯土,推測可能是“闕”的建築基址。他解釋,這種建築類似於故宮午門兩側的雁翅樓,具有較強禮儀性。
如果“觀象臺”等遺址確屬推測中的禮儀性建築,那麼陶寺就是目前考古發現的先秦時期功能區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堪稱“四千年前的北京城”。
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專家認可陶寺是一座都城的觀點。再結合相關史料和傳說的記載,有專家推測,這裡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平陽。正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夏商周斷代工程”專案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所說:“陶寺就是堯都,就是文獻記載的堯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他認為,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大型禮儀建築、文字、銅器、大型的倉儲設施、大型的宮殿建築基址、高規格的墓葬等都是判斷文明形成和國家出現的標準,而這些,在陶寺都有。因而,“陶寺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他說。
臨汾古稱“平陽”,據史書記載,帝堯曾建都於此。而在這裡的種種發現又證實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續的時間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堯的活動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白雲翔表示,陶寺是堯都,在空間與內涵上都有較高的吻合度。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連結串列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後世歷史文獻記載、當地民族誌資料證據、地名甚至方言等等,也都共同指向堯都在晉南臨汾一帶。
自37年前開始發掘,關於陶寺遺址的性質,考古人員一直在探索。雖然目前的大量證據都指向“陶寺就是堯都”,但考古學家們秉持一貫嚴謹的學術態度,仍然表示,目前還沒有到可以下定論的時候,陶寺與堯都之間的等號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和研究。雖然無限接近真理,但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謬誤,考古學家們還在努力中。
雖然圍繞陶寺遺址的爭議仍然很多,但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牽頭人王巍看來,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已經足以“改寫歷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始於夏朝後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遺址考古發現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幾大構成要素***文字、青銅器、都城***均已出現。而且,至遲到陶寺中期,該地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階段。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認知的基礎上往前推進500年。
在7月30日開幕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週年成果展上,主辦方直接將陶寺遺址命名為“堯舜之都”,似乎是想給這一重大考古發現一個更加響亮的名號。
然而作為這一考古發掘專案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謹慎:“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說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他不願意陶寺遺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被捲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譁。
對於陶寺遺址能否認定為“堯舜之都”的問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表示,考古學有其侷限性,考古資料往往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何況堯舜本身還是傳說中的人物,“關於他們的傳說,靠不靠譜還兩說呢”。
趙輝表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這樣一些大命題:中華文明如何起源、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哪些因素髮揮了怎樣的作用?中華文明有哪些特點,為什麼會形成這些特點?至於陶寺遺址,就現有考古發現的規模、內容等看,是個都城等級的遺址沒有問題,但能否將它坐實為“堯舜之都”,那是一個次要的問題,而且現在討論這個問題也還為時尚早。
“這麼大的一個遺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碼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不要急著下結論。”趙輝這樣說。
常常因意見相左而和師兄“頂牛”的何努,在這一點上和趙輝的意見倒是完全一致。他說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幹上一百年”。
過了這個夏天,過慣候鳥生活的何努將再次離家別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堯舜之都”,去尋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