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散文集優美
假如你想要一件東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來找你,就永遠屬於你;它若不回來,那根本就不是你的;下面是有，歡迎參閱。
：西湖夢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歷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後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沈浸著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摺扇上印著一幅酉湖遊覽圖，與現今常見的遊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著各種景緻，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緻的幽雅名稱，凌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於是日日通視，竟爛熟於心。年長之後真到了西湖，如遊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著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遊西湖後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遊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遊，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遊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於玄豔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於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於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係，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的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蹟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徵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遊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獨個兒遊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並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裡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後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蹟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於是，剛剛撫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歷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於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於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於它是極複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裡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於這裡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裡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蹟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佔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著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跨身於湖濱安息，世代張揚著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緻。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遊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最後都皈依於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後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於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揹著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並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著桃紅柳綠、蓴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抓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於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遊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遊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幹悠閒的遊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為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到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嶽，
梅鶴淒涼處士林，
拔似舉家遊曠遠，
***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於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和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遊》***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一個充滿象徵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著才子、隱士，埋藏著身前的孤傲和身後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鬱憤，最後都化作供後人遊玩的景點。景點，景點，總是景點。
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鳳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弔也可休息的亭臺。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雲，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西湖勝蹟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築堤，終於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築此，不為遊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遊觀的藝術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遊觀物，於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遊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於蘇堤。也沒有什麼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後人的感慨來強加於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鬆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裡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他們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儘管美麗，也就是這麼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來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麼都看透了。隱居孤山20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著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幹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著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地道、做漂亮了。在後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位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分。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鬆，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阿的。哪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隻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於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窖，儘管有濃重的黴味，卻是安全而寧靜。於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沈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書籤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願意不願意，這位妓女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後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岳飛放在這位姑娘後面：『蘇小門前花滿枝，蘇公堤上女當壚”;“蘇家弱柳猶含媚，嶽墓喬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較早一點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寫成是蘇小小的欽仰者：“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
如此看來，詩人袁子才鐫一小章曰：“錢塘蘇小是鄉親”，雖為魯迅所不悅，卻也頗可理解的了。
歷代吟詠和憑弔蘇小小的，當然不乏輕薄文人，但內心厚實的飽學之士也多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頗為深刻的。
蘇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夢。她很重感情，寫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樸樸素素地道盡了青年戀人約會的無限風光。美麗的車，美麗的馬，一起飛駛疾馳，完成了一組氣韻奪人的情感遺像。又傳說她在風景勝處偶遇一位窮困書生，便慷慨解囊，贈銀百兩，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歸，書生已去，世界沒能給她以情感的報償。她並不因此而鬱憤自戕，而是從對情的執著大踏步地邁向對美的執著。她不願做姬做妾，勉強去完成一個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視著精麗的高牆。她不守貞節只守美，直讓一個男性的世界圍著她無常的喜怒而旋轉。最後，重病即將奪走她的生命，她卻恬然適然，覺得死於青春華年，倒可給世界留下一個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認為，死神在她19歲時來訪，乃是上天對她的最好成全。
難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說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依我看，她比茶花女活得更為瀟灑。在她面前，中國歷史上其它有文學價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為了一個負心漢，或為了一個朝廷，顛簸得過於認真。只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為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祕藏的聖符。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著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託於梅花與白鶴，而蘇小小，則一直把美熨帖著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換，只是憑藉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妓女生涯當然是不值得讚頌的，蘇小小的意義在於，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著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這種結構是那樣的巨集大和強悍，使生命意識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嶺的圍困中變得恣肆和怪異。這裡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醜的悖論：社會汙濁中也會隱伏著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歷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裡。
西湖所接納的另一具可愛的生命是白娘娘。雖然只是傳說，在世俗知名度上卻遠超許多真人，因此在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種更巨集大的切實存在。人們慷慨地把湖水、斷橋、雷峰塔奉獻給她。在這一點上，西湖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別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只願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個基礎命題的提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有分割兩界的習慣性功能。一個渾沌的人世間，利刃一劃，或者成為聖、賢、忠、善、德、仁，或者成為奸、惡、邪、醜、逆、凶，前者舉入天府，後者淪於地獄。有趣的是，這兩者的轉化又極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煩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與地獄之間，還有一塊平實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間，還有一種尋常的動物：人。她的全部災難，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算得了什麼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並沒有為它留出多少筆墨。於是，法海逼白娘娘迴歸於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拼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許仙，許仙的木訥和萎頓無法與她的情感強度相對稱，她深感失望。她陪伴著一個已經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貴的凡夫，不能不陷於寂寞。這種寂寞，是她的悲劇，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間的悲劇。可憐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喚人而不能見容，在人間呼喚人也得不到響應。但是，她是決不會捨棄許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變成了現實，她不願去尋找一個超凡脫俗即已離異了普通狀態的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她認了，甘願為了他去萬里迢迢盜仙草，甘願為了他在水漫金山時殊死拼搏。一切都是為了衛護住她剛剛抓住一半的那個“人”字。
在我看來，白娘娘最大的傷心處正在這裡，而不是最後被鎮於雷峰塔下。她無懼於死，更何懼於鎮?她莫大的遺憾，是終於沒能成為一個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個歸結性的造型，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界的愴然象徵。
1924年9月，雷峰塔終於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闖將都不禁由衷歡呼，魯迅更是對之一論再論。這或許能證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較量，關係著中國精神文化的決裂和更新?為此，即便明智如魯迅，也願意在一個傳說故事的象徵意義上深深沈浸。
魯迅的朋友中，有一個用腦袋撞擊過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罷“秋風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邊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筆宿債，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廢墟去看看。據說很不好看，這是意料中的，但總要去看一次。
：江南小鎮
我一直想寫寫“江南小鎮”這個題目，但又難於下筆。江南小鎮太多了，真正值得寫的是哪幾個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個都構不成一種獨立的歷史名勝，能說的話並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們全都躲開了，那就是躲開了一種再親見不過的人文文化，躲開了一種把自然與人情搭建得無比巧妙的生態環境，躲開了無數中國文人心底的思念與企盼，躲開了人生苦旅的起點和終點，實在是不應該的。
我到過的江南小鎮很多，閉眼就能想見，穿鎮而過的狹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緻的石橋，傍河而築的民居，民居樓板底下就是水，石階的埠頭從樓板下一級級伸出來，女人正在埠頭上浣洗，而離她們只有幾尺遠的烏篷船上正升起一縷白白的炊煙，炊煙穿過橋洞飄到對岸，對岸河邊有又低又寬的石欄，可坐可躺，幾位老人滿臉寧靜地坐在那裡看著過往船隻。比之於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河邊由吊腳樓組成的小鎮，江南小鎮少了那種渾樸奇險，多了一點暢達平穩。它們的前邊沒有險灘，後邊沒有荒漠，因此雖然幽僻卻談不上什麼氣勢;它們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終比較滋潤的生活方式並沒有讓它們保留下多少廢墟和遺蹟，因此也聽不出多少歷史的浩嘆;它們當然有過升沈榮辱，但實在也未曾擺出過太堂皇的場面，因此也不容易產生類似於朱雀橋、烏衣巷的滄桑之慨。總之，它們的歷史路程和現實風貌都顯得平實而耐久，狹窄而悠長，就像經緯著它們的條條石板街道。
堂皇轉眼凋零，喧騰是短命的別名。想來想去，沒有比江南小鎮更足以成為一種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徵的了。中國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後逃於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廟道觀的並不太多，而結廬荒山、獨釣寒江畢竟會帶來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煩。“大隱隱於市”，最佳的隱潛方式莫過於躲在江南小鎮之中了。與顯赫對峙的是常態，與官場對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間的蓑草茂樹更有隱蔽力的是消失在某個小鎮的平民百姓的常態生活中。山林間的隱蔽還保留和標榜著一種孤傲，而孤傲的隱蔽終究是不誠懇的;小鎮街市間的隱蔽不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殘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過得十分舒適，讓生命熨帖在既清靜又方便的角落，幾乎能夠把自身由外到裡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隱蔽的最高形態。說隱蔽也許過於狹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橋流水人家，蓴鱸之思，都是一種宗教性的人生哲學的生態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這種人生哲學淡忘，但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它就會產生一種莫名的誘惑而讓人渴念。記得在***的高xdx潮期，我父親被無由關押，尚未結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盡，我作為長子，20來歲，如何橕持這個八口之家呢?我所在的大學也是日夜風起雲湧，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開，只得讓剛剛初中畢業的大弟弟出海捕魚，貼補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總是先與我聯絡，怯生生地詢問家裡情況有無繼續惡化，然後才回家。家，家人還在，家的四壁還在，但在那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時時準備遭受風雨的襲擊和路人的轟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些大學畢業生又接到指令必須到軍墾農場繼續改造，去時先在吳江縣鬆陵鎮整訓一段時間。那些天，天天排隊出操點名，接受長篇訓話，一律睡地鋪而伙食又極其惡劣，大家內心明白，整訓完以後就會立即把我們拋向一個汙泥、沼澤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絕無迴歸的時日。我們的地鋪打在一個廢棄的倉庫裡，從西邊牆板的夾縫中偷眼望去，那裡有一個安靜的院落，小小一間屋子面對著河流，屋裡進出的顯然是一對新婚夫妻，與我們差不多年齡。他們是這個鎮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營業員或會計吧，清閒得很，只要你望過去，他們總在，不緊不慢地做著一天生活所必需、卻又純然屬於自己的事情，時不時有幾句不冷也不熱的對話，莞爾一笑。夫妻倆都頭面乾淨，意態安詳。當時，我和我的同伴實在被這種最正常的小鎮生活震動了。這裡當然也碰到了***，但畢竟是小鎮，又兼民風柔婉，鬧不出多大的事，折騰了一兩下也就煙消去散，恢復成尋常生態。也許這個鎮裡也有個把“李國香”之類，反正這對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國香們注意的人物。唉，這樣活著真好!這批筋疲力盡又不知前途的大學畢業生們向壁縫投之以最殷切的豔羨。我當時曾警覺，自己的壯志和銳氣都到哪兒去了，何以20來歲便產生如此暮氣的也隱之想?是的，那年在惡風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鎮的生活，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墊著稻草的地鋪上，默想著100多年前英國學者托馬斯·德·昆西***T.DeQuincey***寫的一篇著名論文：《論***麥克白***中的敲門聲》。昆西說，在莎士比亞筆下，麥克白及其夫人藉助於黑夜在城堡中殺人篡權，突然，城堡中響起了敲門聲。這敲門聲使麥克白夫婦驚恐萬狀，也歷來使所有的觀眾感到驚心動魄。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結論是：清晨敲門，是正常生活的象徵，它足以反襯出黑夜中魔性和獸性的可怖，它又宣告著一種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正有待於重建，而正是這種反差讓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裡，我躺在地鋪上，聽到了江南小鎮的敲門聲，篤篤篤，輕輕的，隱隱的，卻聲聲入耳，灌注全身。
懊多年過去了，生活應該說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種敲門聲還時不時地響起於心扉間。為此我常常喜歡找個江南小鎮走走，但一走，這種敲門聲就響得更加清晰而催人了。
當代大都市的忙人們在假日或某個其它機會偶爾來到江南小鎮，會使平日的行政煩囂、人事喧嚷、滔滔名利、爾虞我詐立時淨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聲音中聽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會走進一種清空的啟悟之中，流連忘返，可惜終究要返回，返回那種煩囂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畫家陳逸飛先生所畫的那幅名揚海外的《故鄉的回憶》。斑剝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殘夢，交錯的雙橋堅緻而又蒼老，沒有比這個影象更能概括江南小鎮的了，而又沒有比這樣的江南小鎮更能象徵故鄉的了。我打聽到，陳逸飛取像的原型是江蘇崑山縣的周莊。陳返飛與我同齡而不同籍，但與我同籍的臺灣作家三毛到周莊後據說也熱淚滾滾，說小時候到過很多這樣的地方。看來，我也必須去一下這個地方。
像多數江南小鎮一樣，周莊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約了兩個朋友從青浦澱山湖的東南岸僱船出發，向西橫插過去，走完了湖，就進入了縱橫交錯的河網地區。在別的地方，河流雖然也可以成為運輸的通道，但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來說大多是障礙，在這裡則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們隨腳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條船一家人家，悠悠走著，不緊不慢，丈夫在搖船;妻子在做飯，女兒在看書，大家對周圍的一切都熟悉，已不願東張西望，只聽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們浮載到要去的地方。我們身邊擦過一條船，船頭坐了兩位服飾齊整的老太，看來是走親戚去的，我們的船駛得太快，把水沫濺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襬，瞋色地指了指我們，我們連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這情景就像街市間不小心碰到了別人隨口說聲『對不起”那樣自然。
兩岸的屋舍越來越密，河道越來越窄，從頭頂掠過去的橋越來越短，這就意味著一座小鎮的來臨。中國很多地方都長久地時行這樣一首兒歌：“搖搖搖，搖到外婆橋”，不知多少人是在這首兒歌中搖搖擺擺走進世界的。人生的開始總是在搖籃中，搖籃就是一條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標必定是那座神祕的橋，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橋邊。早在躺在搖籃裡的年月，我們構想中的這座橋好像也是在一個小鎮裡。因此，不管你現在多大，每次坐船進入江南小鎮的時候，心頭總會滲透出幾縷奇異的記憶，陌生的觀望中潛伏著某種熟識的意緒。周莊到了，誰也沒有告訴我們，但我們知道。這裡街市很安靜，而河道卻很熱鬧，很多很多的船來往交錯，也有不少船駁在岸邊裝卸貨物，更有一些人從這條船跳到那條船，連跳幾條到一個地方去，就像市井間借別人家的過道穿行。我們的船擠人這種熱鬧中，舒舒緩緩地在前走。與城市裡讓人沮喪的“塞車”完全不同，在河道上發覺前面停著的一條船阻礙了我們，只須在靠近時伸出手來，把那條船的船幫橕持一下，這條船就會盪開去一點，好讓我們走路。那條船很可能在裝貨，別的船來來往往你橕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晃晃悠悠，但船頭繫結在岸樁上，不會產生任何麻煩，裝貨的船工一徑樂呵呵地忙碌著，什麼也不理會。
小鎮上已有不少像我們一樣的旅遊者，他們大多是走陸路來的，一進鎮就立即領悟了水的魅力，都想站在某條船上拍張照，他們蹲在河岸上懇求船民，沒想到這裡的船民爽快極了，想坐坐船還不容易?不僅拍了照，還讓坐著行駛一陣，分文不取。他們靠水吃飯，比較有錢，經濟實力遠超這些旅遊者。近幾年，電影廠常來小鎮拍一些歷史題材的片子，小鎮古色古香，後來乾脆避開一切現代建築方式，很使電影導演們稱心，但哪來那麼多群眾角色呢?小鎮的居民和船民非常幫襯，一人拿了套戲裝往身上一披，照樣幹活，你們拍去吧。我去那天，不知哪家電影廠正在橋頭拍一部清朝末年的電影，橋邊的鎮民、橋下的船民很多都穿上了清朝農民的服裝在幹自己的事，沒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覺，倒是我們這條船靠近前去，成了擅闖大清村邑的番邦夷人。
從船上向河岸一溜看去，好像凡是比較象樣的居舍門口都有自用碼頭。這是不奇怪的，河道就是通衢，碼頭便是大門，一個大戶人家哪有借別人的門戶迎來送往的道理?遙想當年，一家人家有事，最明顯的標誌是他家碼頭口停滿了大大小小的船隻，主人便站在碼頭上頻頻迎接。我們的船在一個不小的私家碼頭停下了，這個碼頭屬於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現在叫做“沈廳”，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萬山的居所。
江南小鎮歷來有藏龍臥虎的本事，你看就這麼些小壩小橋竟安頓過一個富可敵國的財神!沈萬山的致富門徑是值得經濟史家們再仔細研究一陣的，不管怎麼說，他算得上那個時代既精於田產管理、又善於開發商業資本的經貿實踐家。有人說他主要得力於貿易，包括與海外的貿易，雖還沒有極為充分的材料左證，我卻是比較相信的。周莊雖小，卻是貼近運河、長江和黃浦江，從這裡出發的船隻可以毫無阻礙地借運河而通南北，借長江而通東西，就近又可席捲富庶的杭嘉湖地區和蘇錫一帶，然後從長江口或杭州灣直通東南亞或更遠的地方，後來鄭和下西洋的出發地瀏河口就與它十分靠近。處在這樣一個優越的地理位置，出現個把沈萬山是合乎情理的。這大體也就是江南小慎的秉性所在了，它的厲害不在於它的排場，而在於充分利用它的便利而悄然自重，自重了還不露聲色，使得我們今天還鬧不清沈萬山的底細。
繫好船纜，拾級上岸，才抬頭，卻已進了沈廳大門。一層層走去，600多年前居家禮儀如在目前。這兒是門廳，這兒是賓客隨從人員佇留地，這兒是會容廳，這兒是內宅，這兒是私家膳室……全部建築呈縱深型推進狀，結果，一個相當狹小的市井門洞竟衍生出長長一串景深，既顯現出江南商人藏愚守拙般的謹慎，又鋪張了家庭禮儀的空間規程。但是，就整體宅院論，還是算斂縮儉樸的，我想一個資產只及沈萬山一個零頭的朝廷退職官員的宅第也許會比它神氣一些。商人的盤算和官僚的想法判然有別，尤其是在封建官僚機器的縫隙中求發展的元明之際的商人更是如此，躲在江南小鎮的一個小門庭裡做著縱橫四海的大生意，正是他們的『大門坎”。可以想見，當年沈宅門前大小船隻的往來是極其頻繁的，各種資訊、報告、決斷、指令、契約、銀票都從這裡大進大出，但往來人丁大多神色隱祕，緘口不言、行色匆匆。這裡也許是見不到貿易貨物的，真正的大貿易家不會把宅院當作倉庫和轉運站，貨物的貯存地和交割地很難打聽得到，再有錢也是一介商人而已，沒有兵了衛護，沒有官府庇廕，哪能大大咧咧地去張揚?
我沒有認真研究過沈萬山的心理歷程，只知道這位在江南小鎮如魚得水的大商賈后來在京都南京栽了大跟斗，他如此精明的思維能力畢竟只歸屬於經濟人格而與封建朝廷的官場人格處處牴牾，一撞上去就全盤散架。能不撞上去嗎?又不能，一個在沒有正常商業環境的情況下慘淡經營的商人總想與朝廷建立某種親善關係，但他不懂，建立這種關係要靠錢，又不能全靠錢，事情還有遠比他的商人頭腦想象的更復雜更險惡的一面。話說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即應天府***後要像模象樣地修築城牆，在籌募資金中被輿論公認為江南首富的沈萬山自然首當其衝。沈萬山滿腹心事地走出宅院大門上船了，船隻穿出周莊的小橋小壩向南京駛去。在南京，他爽快地應承了築造京城城牆三分之一***從洪武門到水西門***的全部費用，這當然是一筆驚人的鉅款，一時朝野震動。事情到此已有點危險，因為他面對的是朱元璋，但他未曾自覺到，只懂得像在商業經營中那樣趁熱打鐵，暈乎乎、樂顛顛地又拿出一筆鉅款要犒賞軍隊。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了，你算個什麼東西，憑著有錢到朕的京城裡擺威風來了?軍隊是你犒賞得了的嗎?於是下令殺頭，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又改旨為流放雲南。
江南小鎮的宅院慌亂了一陣之後陷入了長久的寂寞。中國14世紀傑出的理財大師沈萬山沒有能夠回來，他長枷鐵鐐南行萬里，最終客死戍所。他當然會在陌生的煙瘴之地夜夜夢到周莊的流水和石橋，但他的傷痕累累的人生孤舟卻擱淺在如此邊遠的地方，怎麼也駛不進熟悉的港灣了。
沈萬山也許至死都搞不大清究竟是什麼邏輯讓他受罪的。周莊的百姓也搞不清，反而覺得沈萬山怪，編一些更稀奇的故事流傳百年。是的，一種對中國來說實在有點超前的商業心態在當時是難於見容於朝野兩端的，結果倒是以其慘敗為代價留下了一些純屬老莊哲學的教訓在小鎮，於是人們更加寧靜無為了，不要大富，不要大紅，不要一時為某種異己的責任感和榮譽感而產生焦灼的衝動，只讓河水慢慢流，船櫓慢慢搖，也不想搖到太遠的地方去。在沈萬山的悽楚教訓面前，江南小鎮愈加明白了自己應該珍惜和恪守的生態。
上午看完了周莊，下午就滑腳去了同裡鎮。同裡離周莊不遠，卻已歸屬於江蘇省的另一個縣——吳江縣，也就是我在20多年前聽到麥克白式的敲門聲的那個縣。因此，當我走近前去的時候，心情是頗有些緊張的，但我很明白，要找江南小鎮的風韻，同裡不會使我失望，為那20多年前的啟悟，為它所躲藏的鬧中取靜的地理位置，也為我平日聽到過的有關它的傳聞。
就整體氣魄論，同裡比周莊大。也許是因為周莊講究原封不動地保持蒼老的原貌吧，在現代人的腳下總未免顯得有點侷促。同裡亮堂和挺展得多了，對古建築的保護和修繕似乎也更花力氣。因此，周莊對於我，是樂於參觀而不會想到要長久駐足的，而同裡卻一見面就產生一種要在這裡覓房安居的奇怪心願。
同裡的橋，不比周莊少。其中緊緊匯聚在一處的『三橋”則更讓人讚歎。三橋都小巧玲瓏，構築典雅，每橋都有花崗石鑿刻的楹聯，其中一橋的楹聯為：
淺諸波光雲影，
小橋流水江村。
淡淡地道盡了此地的魅力所在。據老者說，過去鎮上居民婚娶，花轎樂隊要熱熱鬧鬧地把這三座小橋都走一遍，算是大吉大利。老人66歲生日那天也須在午餐後走一趟三橋，算是走通了人生的一個關口。你看，這麼一個小小的江鎮，竟然自立名勝、自建禮儀，怡然自得中構建了一個與外界無所爭持的小世界。在離鎮中心稍遠處，還有稍大一點的橋，建造也比較考究，如思本橋、富觀橋、普安橋等，是小鎮的遠近門戶。
在同裡鎮隨腳走走，很容易見到一些氣象有點特別的建築，仔細一看，牆上嵌有牌子，標明這是崇本堂，這是嘉蔭堂，這是耕樂堂，這是陳去病故居、探頭進去，有的被保護著專供參觀，有的有住家，有的在修理，都不妨輕步踏入，沒有人會阻礙你。特別是那些有住家的宅院，你正有點踟躕呢，住家一眼看出你是來訪古的，已是滿面笑容。錢氏崇本堂和柳氏嘉蔭堂佔地都不大，一畝上下而已，卻築得緊湊舒適。兩堂均以樑掉窗櫺間的精細雕刻著稱，除了吉祥花卉圖案外，還有傳說故事、戲曲小說中的人物和場面的雕刻，據我所知已引起了國內古典藝術研究者們的重視。耕樂堂年歲較老，有宅有園，佔地也較大，整體結構匠心獨具，精巧宜人，最早的主人是明代的朱祥***耕樂***，據說他曾協助巡撫修建了著名的蘇州寶帶橋，本應論功授官，但他堅辭不就，請求在同裡鎮造一處宅園過太平日子。看看耕樂堂，誰都會由衷地贊同朱祥的選擇。
但是，也不能因此判定像同裡這樣的江南小鎮只是無條件的消極退避之所。你看，讓朱祥督造寶帶橋工程他不是欣然前往了嗎?他要躲避的是做官，並不躲避國計民生方面的正常選擇。我們走進近代革命者、詩人學者陳去病***巢南***的居宅，更明確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我由於關注過南社的史料，對陳去病的事蹟還算是有點熟悉的。見到了他編《百尺樓叢書》的百尺樓，卻未能找到他自撰的兩副有名楹聯：
平生服膺明季三儒之論，滄海歸來，信手鈔成正氣集;中年有契香山一老所作，白頭老去，新居營就浩歌堂。
其人以騾姚將軍為名，垂虹亭長為號;
所居有綠玉青瑤之館，澹泊寧靜之廬。
這兩副楹聯表明，在同裡鎮三元街的這所寧靜住宅裡，也曾有熱血湧動、浩氣充溢的年月。我知道就在這裡，陳去病組織過雪恥學會，推行過樑啟超的《新民叢報》，還開展過同盟會同裡支部的活動。秋瑾烈士在紹興遇難後，她的密友徐自華女士曾特地趕到這裡來與陳去病商量如何處置後事。至少在當時，江浙一帶的小鎮中每每隱潛著許多這樣的決心以熱血和生命換來民族生機的慷慨男女，他們的往來和聚會構成了一系列中國近代史中的著名事件，一艘艘小船在解纜繫纜，纜索一抖，牽動著整個中國的生命線。
比陳去病小十幾歲的柳亞子是更被人們熟知的人物，他當時的活動據點是家鄉黎裡鎮，與同裡同屬吳江縣。陳去病坐船去黎裡鎮訪問了柳亞子後感慨萬千，寫詩道：
梨花村裡叩重門
握手相看淚滿痕
故國崎嶇多碧血
美人幽咽碎芳魂
茫茫宙合將安適
耿耿心期抵爾論
此去壯圖如可展
一鞭睛旭返中原!
這種氣概與人們平素印象中的江南小鎮風韻很不一樣，但它實實在在是屬於江南小鎮的，應該說是江南小鎮的另一面。在我看來，江南小鎮是既疏淡官場名利又深明人世大義的，平日只是按兵不動罷了，其實就連在石橋邊欄上閒坐著的老漢都對社會時事具有洞幽悉微的評判能力，真是遇到了歷史的緊要關頭，江南小鎮歷來都不木然。我想，像我這樣的人也願意卜居於這些小鎮中而預料不會使自己全然枯竭，這也是原因之一吧。
同裡最吸引人的去處無疑是著名的退思園了。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我見過的中國古典園林中特別讓我稱心滿意的幾個中的一個。我相信，如果同裡鎮稍稍靠近一點鐵路或公路幹道，退思國必將塞滿旅遊的人群。但從上海到這裡畢竟很不方便，從蘇州過來近一些，然而蘇州自己已有太多的園林，柔雅的蘇州人也就不高興去坐長途車了。於是，一座大好的園林靜悄悄地呆著，而我特別看中的正是這一點。中國古典園林不管依傍何種建築流派，都要以靜作為自己的韻律。有了靜，全部構建會組合成一種古箏獨奏般的淡雅清麗，而失去了靜，它內在的整體風致也就不可尋找。在摩肩接踵的擁擠中游古典園林是很叫人傷心的事，如有一個偶然的機會，或許是大雨剛歇，遊客未至，或許是時值黃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這樣的園林中就會覺得走進了一種境界，虛虛浮浮而又滿目生氣，幾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多次來過。在人口越來越多，一切私家的古典園林都一一變成公眾遊觀處的現代，我的這種審美嗜好無疑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侈願望了，但竟然有時也能滿足。去年冬天曾在上海遠郊嘉定縣小住了十幾天，每天早晨和傍晚，當上海旅遊者的班車尚未到達或已經離開的時候，我會急急趕到秋霞圃去，舒舒坦坦地享受一番園林間物我交融的本味。退思園根本沒有上海的旅遊班車抵達，能夠遇到的遊客大多是一些鎮上的退休老人，安靜地在迴廊低欄上坐著，看到我們面對某處景點有所遲疑時，他們會用自我陶醉的緩慢語調來解釋幾句，然後又安靜地坐下去。就這樣，我們從西首的大門進入，向著東面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地觀賞過來。總以為看完這一進就差不多了，沒想到一個月洞門又引出一個新的空間，而且一進比一進美，一層比一層奇。心中早已繃著懸念，卻又時時為意外發現而一次次驚歎，這讓我想到中國古典園林和古典戲曲在結構上的近似。難怪中國古代曲論家王驥德和李漁都把編劇與工師營建宅院苑榭相提並論。
退思園已有100多年曆史，園主任蘭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授資政大夫，賜內閣學士，任鳳穎六泗兵備道，兼淮北牙釐局及鳳陽鈔關之職，有權有勢地管過現今安徽省的很大一塊地方。後來他就像許多朝廷命官一樣遭到了彈劾，落職了，於是回到家鄉同裡，請本鎮一位叫袁龍的傑出藝術家建造此園。園名“退思”，立即使人想起《左傳》中的那句話：“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但我漫步在如此精美的園林中，很難相信任蘭生動用“退思補過”這一命題的誠懇。“退”是事實，“思”也是免不了的，至於是不是在思“補過”和“事君”則不宜輕信。眼前的水閣亭榭、假山荷池、曲徑迴廊根本容不下一絲愧赧。好在京城很遠，也管不到什麼了。
任蘭生是聰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個官場爛熟的題目招貼一下，趕緊把安徽官任上搜括來的錢財幻化成一個偷不去搶不走、又無法用數字估價的居住地，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靜靜地住著。即使朝廷中還有覬覦者，一見他完全是一派定居的樣子，沒有再到官場爭逐的念頭了，也就放下了心，以求彼此兩忘。我不知道任蘭生在這個園子裡是如何度過晚年的，是否再遇到過什麼凶險，卻總覺得在這樣一個地方哪怕住下幾年也是令人羨慕的，更何況對園主來說這又是祖輩生息的家鄉。任蘭生沒有料到，這件看來純然利己的事情實際上竟成了他畢生最大的功業，歷史因這座園林把他的名字記下了，而那些凌駕在他之上，或彈劾他而獲勝的衰衰諸公們卻早就像塵埃一樣飄散在時間的流水之中。
就這樣，江南小鎮款款地接待著一個個早年離它遠去的遊子，安慰他們，勸他們好生休息，又盡力鼓勵他們把休息地搞好。這幾乎已成為一種人生正規化，在無形之中悄悄控制著遍及九州島的志士仁人，使他們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夢中輕笑。江南小鎮的美色遠不僅僅在於它們自身，而更在於無數行旅者心中的畢生描繪。
在踏出退思園大門時我想，現今的中國文人幾乎都沒有能力靠一人之力建造這樣的歸息之地了，但是哪怕在這樣的小鎮中覓得一個較簡單的住所也好啊，為什麼非要擠在大都市裡不可呢?我一直相信從事文化藝術與從事經濟貿易、機械施工不同，特別需要有一個真正安寧的環境深入運思、專注體悟，要不然很難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家。在逼仄的城市空間裡寫什麼都不妨，就是不宜進行巨集篇鉅著式的藝術創造。日本有位藝術家每年要在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隱居很長時間，只留出一小部分時間在全世界轉悠，手上夾著從小島帶出來的一大迭樂譜和文稿。江南小鎮很可以成為我們的作家藝術家的小島，有了這麼一個個寧靜的家院在身後，作家藝術家們走在都市街道間的步子也會踏實一點，文壇中的煩心事也會減少大半。而且，由於作家藝術家駐足其間，許多小鎮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聲望也會大大提高。如果說我們今天的江南小鎮比過去缺了點什麼，在我看來，缺了一點真正的文化智者，缺了一點隱潛在河邊小巷間的安適書齋，缺了一點足以使這些小鎮產生超越時空的吸引力的藝術靈魂。而這些智者，這些靈魂，現正在大都市的人海中領受真正的自然意義上的“傾軋”。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但願有一天，能讓飄蕩在都市喧囂間的惆悵鄉愁收伏在無數清雅的鎮邑間，而一座座江南小鎮又重新在文化意義上走向充實。只有這樣，中國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實現雙相自立。
到那時，風景旅遊和人物訪謁會溶成一體，“梨花村裡叩重門，握手相看淚滿痕”的動人景象又會經常出現，整個華夏大地也就會鋪展出文化座標上的重巒迭蟑。
也許，我想得太多了。
：風雨天一閣
不知怎麼回事，天一閣對於我，一直有一種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讀書人，它是藏書樓，我是寧波人，它在寧波城，早該頻頻往訪的了，然而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1976年春到寧波養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設法把我弄到天一間裡去看一段時間書，但按當時的情景，手續頗煩人，我也沒有讀書的心緒，只得作罷。後來情況好了，寧波市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們總要定期邀我去講點課，但我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始終沒有去過天一閣。
是啊，現在大批到寧波作幾日遊的普通上海市民回來後都在大談天一閣，而我這個經常鑽研天一閣藏本重印書籍、對天一閣的變遷歷史相當熟悉的人卻從未進過閣，實在說不過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寧波講課，終於在講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這個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天一閣正屬他管轄，在對我的這個可怕缺漏大吃一驚之餘立即決定，明天由他親自陪同，進天一閣。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颱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城市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如約來到天一閣時，只見大門內的前後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磚牆間透出溼冷冷的陰氣。
看門的老人沒想到文化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裡借來半高統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裡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統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乾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趟水進去。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天一閣，我要靠近前去怎麼這樣難呢?明明已經到了跟前，還把風雨大水作為最後一道屏障來阻攔。我知道，歷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
天一閣之所以叫天一閣，是創辦人取《易經》中“天一生水”之義，想借水防火，來免去歷來藏書者最大的懮患火災。今天初次相見，上天分明將“天一生水”的奧義活生生地演繹給了我看，同時又逼迫我以最虔誠的形貌投入這個儀式，剝除斯文，剝除參觀式的優閒，甚至不讓穿著鞋子踏入聖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來到跟前。今天這裡再也沒有其它參觀者，這一切豈不是一種超乎尋常的安排?
不錯，它只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槍的文化奇蹟。
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人種之一，讓人驚歎地創造了獨特而美麗的象形文字，創造了簡帛，然後又順理成章地創造了紙和印刷術。這一切，本該迅速地催發出一個書籍的海洋，把壯闊的華夏文明播揚翻騰。但是，野蠻的戰火幾乎不間斷地在焚燒著脆薄的紙頁，無邊的愚昧更是在時時吞食著易碎的智慧。一個為寫書、印書創造好了一切條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擁有和儲存很多書，書籍在這塊土地上始終是一種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於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天地長期處於散亂狀態和自發狀態，它常常不知自己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自己究竟是誰，要幹什麼。
只要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只有書籍，才能讓這麼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麼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麼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很有一些文人學士終年辛勞地以抄書、藏書為業，但清苦的讀書人到底能藏多少書，而這些書又何以保證歷幾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功名資財、良田巍樓尚且如此，更逞論區區幾箱書?宮廷當然有不少書，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構不成整體文化意義上的藏書規格，又每每毀於改朝換代之際，是不能夠去指望的。鑑於這種種情況，歷史只能把藏書的事業託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這種人必得長期為官，有足夠的資財可以蒐集書籍;這種人為官又最好各地遷移，使他們有可能蒐集到散落四處的版本;這種人必須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各種書籍的價值有迅捷的敏感;這種人必須有清晰的管理頭腦，從建藏書樓到設計書櫥都有精明的考慮，從借閱規則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這種人還必須有超越時間的深入謀劃，對如何使自己的後代把藏書儲存下去有預先的構想。當這些苛刻的條件全都集於一身時，他才有可能成為古代中國的一名藏書家。
這樣的藏書家委實也是出過一些的，但沒過幾代，他們的事業都相繼萎謝。他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麼，這些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的悲劇性願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把上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儲存、繼承諸項關節琢磨到極端，讓偌大的中國留下一座藏書樓，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於有了，他便是天一閣的建立人範欽。
清代幹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範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家，唯此巋然獨存。”
這就是說，自明至清數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於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歸攏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長曆史，不去說它了，明以後沒有被歸攏的書籍，也不去說它了，我們只向這座房子叩頭致謝吧，感謝它為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小小的棲腳處。
範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27歲考中進士後開始在全國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陝西、河南，南至兩廣、雲南，東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跡。最後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小了。這就為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財力基礎巴蒐羅空間。在文化資料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面建立起象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也是蒐集書籍的重要依憑。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蒐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別是蒐集其它藏書家不甚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誌、政書、實錄以及歷科試士錄，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成為過眼煙雲的東西，他也搜得不少。這一切，光有蒐集的熱心和資財就不夠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務之暇把玩書籍，而事實上他已經把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蒐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餘，或者說，成了他蒐集圖書的必要手段。他內心隱潛著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歷史的巨集觀裁斷也是這樣。好像歷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藏書家，於是把他放在一個顛簸九州島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理了一宗大案，也許是彈劾了一名貪官，也許是調停了幾處官場恩怨，也許是理順了幾項財政關係，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上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那裡邊幾冊按他的意思蒐集來的舊書，又要匯入行篋。他那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聲音，比開道的鳴鑼和吆喝都要響亮。
範欽的選擇，碰撞到了我近年來特別關心的一個命題：基於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過來說，基於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他曾毫不客氣地頂撞過當時在朝廷權勢極盛的皇親郭勳，因而遭到延杖之罰，並下過監獄。後來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權奸嚴氏家族，嚴世藩想加害於他，而其父嚴嵩卻說：『範欽是連郭勳都敢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而會讓他更出名。”結果嚴氏家族竟奈何範欽不得。我們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藏書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把範欽和他身邊的其它藏書家作個比較。與範欽很要好的書法大師豐坊也是一個藏書家，他的字毫無疑問要比範欽寫得好，一代書家董其昌曾非常欽佩地把他與文徵明並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他在其它不少方面的學問也超過範欽，例如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範欽寫得出來的。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學，他太激動，大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後左右，太隨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裡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它書籍，在範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襖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於火災，最後只得把剩餘的書籍轉售給範欽。範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也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種冷峻的理性提煉了豐坊也會有的文化良知，使之變成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為。相比之下，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只有這種人才能把文化事業管理起來。太純粹的藝術家或學者在社會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轉力，是辦不好這種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與範欽構成對比的藏書家正是他的侄子範大澈。範大澈從小受叔父影響，不少方面很像範欽，例如他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國外，而內心又對書籍有一種強烈的癖好;他學問不錯，對書籍也有文化價值上的裁斷力，因此曾被他蒐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書，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據說有一次他向範欽借書而範欽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書樓來悄悄與叔父爭勝，歷數年努力而樓成，他就經常邀請叔父前去作客，還故意把一些珍貴祕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隨意取閱。遇到這種情況，範欽總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這裡，叔侄兩位藏書家的差別就看出來了。侄子雖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樣子，但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意氣性的動力，這未免有點小家子氣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終極性目標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樓建成，再蒐集到叔父所沒有的版本，他就會欣然自慰。結果，這位作為後輩新建的藏書樓只延續幾代就合乎邏輯地流散了，而天一閣卻以一種怪異的力度屹立著。
實際上，這也就是範欽身上所支橕著的一種超越意氣、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時間的意志力。這種意志力在很長時間內的表現常常讓人感到過於冷漠、嚴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閣就是靠著它延續至今的。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後，因此，範欽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不妨說，天一間真正堪稱悲壯的歷史，開始於範欽死後。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範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榮幸，還是一場延綿數百年的苦役。
鱉到80高齡的範欽終於走到了生命盡頭，他把大兒子和二媳婦***二兒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遺產繼承事項。老人在彌留之際還給後代出了一個難題，他把遺產分成兩份，一份是萬兩白銀，一份是一樓藏書，讓兩房挑選。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遺產分割法。萬兩白銀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樓藏書則除了沉重的負擔沒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為範欽本身一輩子的舉止早已告示後代，藏書絕對不能有一本變賣，而要儲存好這些藏書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筆費用。為什麼他不把儲存藏書的責任和萬兩白銀都一分為二讓兩房一起來領受呢?為什麼他要把權利和義務分割得如此徹底要後代選擇呢?
我堅信這種遺產分割法老人已經反覆考慮了幾十年。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給自己出的難題：要麼後代中有人義無返顧、別無他求地承擔艱苦的藏書事業，要麼只能讓這一切都隨自己的生命煙消雲散!他故意讓遺囑變得不近情理，讓立志繼承藏書的一房完全無利可圖。因為他知道這時候只要有一絲摻假，再隔幾代，假的成分會成倍地擴大，他也會重蹈其它藏書家的覆轍。他沒有絲毫意思想譏刺或鄙薄要繼承萬兩白銀的那一房，誠實地承認自己沒有承接這項歷史性苦役的信心，總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誠實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無疑問，範欽更希望在告別人世的最後一刻聽到自己企盼了幾十年的聲音。他對死神並不恐懼，此刻卻不無恐懼地直視著後輩的眼睛。
大兒子範大沖立即開口，他願意繼承藏書樓，並決定撥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當藏書樓的保養費用。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後，範大沖也會有遺囑，範大沖的兒子又會有遺囑……，後一代的遺囑比前一代還要嚴格。藏書的原始動機越來越遠，而家族的繁衍卻越來越大，怎麼能使後代眾多支脈的範氏世譜中每一家每一房都嚴格地恪守先祖範欽的規範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一再品味的艱難課題。在當時，一切有歷史跨度的文化事業只能交付給家族傳代系列，但家族傳代本身卻是一種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後代的後代接受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的強硬指令，是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的;讓幾百年之後的後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衝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於許多範氏後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物件，只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儲存，卻不知是為什麼。按照今天的思維習慣，人們會在高度評價範氏家族的豐功偉績之餘隨之揣想他們代代相傳的文化自覺，其實我可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綁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為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祕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範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制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則，處罰內容是當時視為最大屈辱的不予參加祭祖大典，因為這種處罰意味著在家族血統關係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處罰規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3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1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此，必須講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很難過的事件了。嘉慶年間，寧波知府丘鐵卿的內侄女錢繡芸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閣讀點書，竟要知府作媒嫁給了範家。現代社會學家也許會責問錢姑娘你究竟是嫁給書還是嫁給人，但在我看來，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時代既不看重錢也不看重勢，只想藉著婚配來多看一點書，總還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但她萬萬沒有想到，當自己成了範家媳婦之後還是不能登樓，一種說法是族規禁止婦女登樓，另一種說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範家後裔在當時已屬於旁支。反正錢繡芸沒有看到天一閣的任何一本書，鬱鬱而終。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芸那懮鬱的目光。我幾乎覺得這裡可出一個文學作品了，不是寫一般的婚姻悲劇，而是寫在那很少有人文主義氣息的中國封建社會裡，一個姑娘的生命如何強韌而又脆弱地與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從範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於無奈。只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隙。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於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範氏家族陷入困惑。
範氏家族規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也不可缺少的連環，如果有一房不到是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決權，久而久之，每房也都產生了終極性的思考：被我們層層迭迭堵住了門的天一閣究竟是幹什麼用的?
就在這時，傳來訊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要想登樓看書!這對範家各房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黃宗羲是“吾鄉”餘姚人，對範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照理是嚴禁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範氏各房也早有所聞。儘管當時的資訊傳播手段非常落後，但由於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後來宦官集團受審，19歲的黃宗羲在廷一質時竟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餘黨，後又追殺凶手，警告阮大鋮，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後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道德溶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淡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於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範氏家族的森嚴規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範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黃宗羲先生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範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個驗證。他們是藏書家，本身在思想學術界和社會政治領域都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們畢竟為一個人而不是為其它人，交出了他們珍藏嚴守著的全部鑰匙。這裡有選擇，有裁斷，有一個龐大的藏書世家的人格閃耀。黃宗羲先生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開啟，1673年成為天一閣歷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來廣者編為書目，並另撰《天一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人格連結起來了。
從此以後，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矩，但這條規矩的執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後近200年的時間內，獲准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10餘名，他們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國文化史的。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於顯現了本身的存在意義，儘管顯現的機會是那樣小。封建家族的血緣繼承關係和社會學術界的整體需求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藏書世家面臨著無可調和的兩難境地：要麼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麼發揮社會價值而任之耗散。看來像天一閣那樣經過最嚴格的選擇作極有限的開放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是，如此嚴格地在全國學術界進行選擇，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家族的職能範疇了。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這個矛盾的解決才出現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諭旨各省採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600餘種，其中有96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370餘種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並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閣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儘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沒有發還，但在國家級的“百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稱乾隆下今天一閣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藏書的意義最終還是要讓它廣泛流播，“藏”本身不應成為終極目的。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楊，這證明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範欽獲得了大成功。
天一閣終於走到了中國近代。什麼事情一到中國近代總會變得怪異起來，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歷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牆偷書，然後當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燬。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後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不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1914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蹟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只以所帶棗子充飢，東牆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裡。
薛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作業系統，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顯然是受到書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含著某種象徵意義。把保護藏書樓的種種措施都想到了家的範欽確實沒有在防盜的問題上多動腦筋，因為這對在當時這樣一個家族的院落來說構不成一種重大威脅。但是，這正像範欽想象不到會有一個近代降臨，想象不到近代市場上那些商人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會採取什麼手段。一架架的書櫥空了，錢繡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只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面。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並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保存於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裡。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裡汲取過營養。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燬於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這當然更不是數百年前的範欽先生所能預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祕咒也終於失效。
然而毫無疑問，範欽和他後代的文化良知在現代並沒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張元濟先生外，還有大量的熱心人想努力保護好天一閣這座“危樓”，使它不要全然成為廢墟。這在現代無疑已成為一個社會性的工程，靠著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無濟於事。幸好，本世紀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閣一次次被大規模地修繕和充實著，現在已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人們遊覽寧波時大多要去訪謁的一個處所。天一閣的藏書還有待於整理，但在文化資訊密集、文化溝通便捷的現代，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書籍的實際內容給社會以知識，而是作為一種古典文化事業的象徵存在著，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化儲存和流傳的艱辛歷程，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於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聖。
我們這些人，在生命本質上無疑屬於現代文化的創造者，但從遺傳因子上考察又無可逃遁地是民族傳統文化的了遺，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閣傳代系統的繁衍者，儘管在範氏家族看來只屬於“他姓”。登天一閣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敗少有其它參觀處所能使我像在這裡一樣心情既沉重又寧靜。閣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學家顫巍巍地捧出兩個書函，讓我翻閱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錄，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沒有這樣的孤本，中國歷史的許多重要側面將沓無可尋。由此想到，儲存這些歷史的天一閣本身的歷史，是否也有待於進一步發掘呢?裴明海先生遞給我一本徐季子、鄭學博、袁元龍先生寫的《寧波史話》的小冊子，內中有一篇介紹了天一閣的變遷，寫得紮實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實。但在我看來，天一閣的歷史是足以寫一部巨集偉的長篇史詩的。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什麼時候能把他們的目光投向這種蒼老的屋宇和庭園呢?什麼時候能把範氏家族和其它許多家族數百年來的靈魂史袒示給現代世界呢?
看過的人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