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旅遊開發中的四川會館文化本體論

　　一、前言

　　會館是中國特色型建築種類之一，產生的歷史機緣最先是同本土意識有關係。在明清之際，會館的建設和創立更是進入了高峰期。無論是北京或者是各省的省會城市尋求本土人士互助機遇並且“款敘鄉情”的試館，還是伴隨明清移民浪潮在山西和西南地區廣泛出現的“移民會館”，都隱隱地透露出一種清晰且明確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密碼，即故土觀念與異地空間的博弈。筆者認為“安土重遷”與“遷徙”並非決然的二元對立，從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入手，將探取到中國文化中的傳承且不常變的文化精神。在目前仿古建築大行其道的當下，以真實性的精神去應對在實踐中可能會顯得淺薄浮誇的開發工作，看似不合潮流，卻是唯一一種能確保文化遺產合理存續並且發揮正常的旅遊及社會功能的途徑。物質文化遺產尤其是建築類的文化遺產投入到旅遊開發中時，其功能以及文化精神的正確“澄明”是能夠說明“物所以為物”的原因的。旅遊開發去追問物質的特質或其生成的原因，目前的學界著力付諸闕如。而聚焦於旅遊本身的價值性和情感性而非單一的經濟指標性已成為了學界中之一不可忽視的潮流。

　　二、建築本體論的興起

　　由於建築本身是一種以物質有形的狀態來承載和表現傳統與文化的平臺，因此對於具有文化氛圍傳統的建築，做出其本身是“因何為此”的本體論追問是非常具有人文關懷的。勢必在當下功利文化壓倒一切，肆虐橫行該所謂的“文明古國”時，做出此種追問必然要有迴應其關於追問的追問的迴應。就是說具備有“形而上”色彩的本體論探尋如何與非常具有實際開發性質的會館旅遊發展事業產生關聯。毫無疑問，到現階段為止旅遊業超額超量地完成了該項使命。而以價值和情感為標尺看待，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而建築的本體論，可以理解成是“古建築在歷史長河中，物之為物的原因或者憑藉。”這個道理在一個具有相對明確的歷史傳統的人為建築中更顯得容易理解。會館是中國近世三百年以來，在較為獨特的社會歷史變遷中產生的一種社會性公共性建築群或社會組織。在文化遺產競相被開發運用在旅遊產業中時，搭建一個非“形而下”的框架，不僅只有一種超越現實的心悠之感，而且從大處著眼，這也具備常人所無法窺見的“具體而有用”的價值。從哲學思維角度來看，它超越了具體，有用即為小用，無用則是大用。

　　建築本體論的遽然興起並非沒有社會文化作為支撐，到今天，建築現象學的普遍受到建築業界和現象學界的共同歡迎已經有力地做出了最好的註腳。瑞士建築歷史學家諾伯格.舒爾茨依照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而提出的“場所精神”就是很好地為建築本體論的框架做出了一種有益的嘗試。今天的學界存在一種較為普遍的將西方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概念、理論直接放在中國的語境中而拼湊出新的“成果”的習慣。對於本土文化的探究以求得其存在的義理的嘗試並不多見。關注一個事物“是什麼”的知識甄別存在於任何具體學科知識類別中。追問事物“應該怎麼樣”和“緣何如此”則是超越了具體，有益於認識層面的提升。這也是本體論對於具體存在物的貢獻價值之所在。

　　四川的會館，以明清以來的數次移民浪潮這種歷史存在為根基，其建立，高潮，式微的階段性特徵折射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性變遷。在剖析歷史溯源傳統之餘，從文獻出發，借用中國古代智慧大成之《老子》中的本體論觀點，來佐證四川會館的本體觀念，從而引發出在現實情形下更加實際的保護開發策略。

　　三、四川會館中的本體論觀點

　　《老子》一書代表著中國古代先民對於本體觀念的認識。關注其思想的學者不難發現，《老子》首章歷來爭議頗多，幾於無句無爭。不同斷句，導致不同釋義。同樣斷句，取義亦不盡同，甚至相去特遠。如一一羅列，或將形成縟言，失人讀取之興趣。為擺脫這個問題的纏繞，在表述方法上，本文將盡量繞開爭議，直奔主題，以期通過釋讀，揭示其本體論之本義。這裡所謂繞開爭議，不是置爭議於不顧。實際上，本文於諸多爭議處是有所去取的，然後更增以新意，而成釋讀之果。

　　就內容分析，可將中國古代之本體之“道”分為三個層面闡述。其一為道之本體性或超越性;其二為道之造物性或周行性;其三為道之形上性或理論性。三者前後相接，首尾呼應，統而總和，以道之本體論要旨所攝，以序貫《老子》全書。茲依序探之。本研究因此大膽地將中國古代本體論總結為“三說”論，即可說，不可說，以及不得不說。在這三說的紛呈展現之下，中國古人對於本體的觀念隨即得以較為明確的呈現。所引用《老子》之文，實際已經回答了存在於任何地方的形而上的存在論觀點，中國古人所創的本體觀念當然可以用來釋讀同樣創立於中國大地的特殊的建築群落會館。

　　回到四川會館建築中來，作為中國建築史中較為獨特的一類建築，其存在因何?緣何如此?這是能夠回答這種現今被廣泛看做旅遊及休閒資源的文化遺產的存在論的問題。先於萬物的造物主所呈遞的資訊必然體現在會館整體建構之中，因此它必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明顯的代表。而作為這種超越具體物的本體，會館之道具有恆常的超越性，難以言說，往往具有一說即破的感覺。再次，會館建築中的本體是具有形上性。至於會館而言這種存在，它的存在與別處的存在有何不同，其緣何如此呢。筆者認為，在普天之下所顯之常恆的道這個概念以外。在歷史長河及社會變遷中，四川會館所經歷的一切在“道”的基礎上，凝結成了具有特殊指代性的“場所精神”***genius loci***。其源自古羅馬，指萬物有靈的樸素西方觀點可以與中國古代“道”這種本體觀念互為支撐，相互解釋，更好地搭建中國建築本體論的理論大廈。如若沒有“道”的釋讀，顯然會館建築是難以為此的，而如果沒有“場所精神”這個概念限定、決定其具體的歷史範疇和空間尺度的話，“道”的存在實難為人所理解，更遑論在當下經濟領先的現實社會中加以開發和保護。

　　四、四川會館的本體觀的實際應用

　　這個表述本身其實是有問題的，本體本具不可說之意。既然不可說，何來實際應用之理?這樣的詰問當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同時我們不得不在紛繁的現實世界考慮哲學或者本體思考的現實路徑問題。關於哲學的問題，是面對現實人生的尤其是其與神學的分離後，表明了思考本身的人文性的價值指歸。如今的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科技進步世之矚目，但是反面的教訓則是從“落後就要捱打”的時代所刻上的“技術第一”的反人文性的痕跡依舊存在。所以，加強對於文化遺產中的本體觀的研究，最大最有價值的貢獻是能夠突出人類的價值意義以及意義本身的意義。此工程的完成非數年之功，但其能開始便是成功，因為能夠借用本土先人的智慧扭轉了“工具扭曲人性”這個世紀之魔帶給人類的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