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概論完整論文
在中國古代哲學家那裡，所謂的“哲學”並不是西方那種“philosophy”，中國的哲學自有其獨特性。以下是小編分享的，歡迎閱讀!
篇一
當我們去探尋中國哲學史人物研究的方法的時候，腦海中肯定會浮想出這樣那樣的方法，如比較研究法、詮釋學方法、文獻研究法、唯物辯證法、社會思想史研究法、社會學研究法、範疇法、反向格義法等等。但是，無
論使用什麼樣的方法研究人物，吾人有時總會感覺到我們所研究的人物缺少些“靈氣”，被研究者是一個冷冰冰的“殭屍”。究竟什麼樣的方法會將故去的、死的東西“轉生”為當下的、活的東西呢?實際上，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會做到這一點，也沒有任何一種“可能”使“死”的變成“活”的。但是，卻有一種“合力”能夠將過去的東西的“精神生命”在描述中實現“重生”。即是說，在某幾種方法的“合力”的作用下，我們可以將哲學史上的作為“點”的哲學家構設成哲學發展史“面”上的哲學家形象，以我們研究者的眼光從遠處來觀察由他和他的思想時代所構成的那個立體的“哲學史畫面”。這樣，那個過去的人便生靈活現起來。他、他的思想、他和他的時代的思想，將一同進入我們的視野。他去認識他的時代，我們去認識由他參與的他的思想時代。這樣的思想的立體的“風景畫”成為我們研究的物件。筆者將這個“合力”看作是法，即哲學史與思想史相統一、時間發展與空間拓展相統一、文字與話題相統一、主動創造性與客觀邏輯性相統一。“四位一體”法有利於吾人整體地、立體地再現被研究物件的哲學思想，從而最大可能地重塑他們的哲學生命和精神生命。
一、哲學史與思想史相統一
在中國古代哲學家那裡，所謂的“哲學”並不是西方那種“philosophy”，中國的哲學自有其獨特性。中國的哲學並不就是純粹思辨性的，而是兼思想的形而上與生命體悟、社會關懷、倫理規範和道德修養為一體的。朱熹、呂祖謙所編的《近思錄》逐篇綱目為：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達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庇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這就把中國哲學的研究物件體露無餘。顯然，西方所謂的“philosophy”只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我們無需再去談什麼“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我們只要尊重了“哲學”的個性原則和“約定俗成”原則。我們所開展的中國哲學研究和中國哲學史人物研究就一定具有歷史意義、時代價值、文化內涵。徐復觀先生就深刻的指出：“在中國文化主流中，對人生道德問題的探索，及其所得的結論，當然也可以稱之為‘哲學’”。不論是人生問題的思考與解決，還是自然問題、社會問題的思考與解決，皆可以看做是中國哲學問題的解決，皆是對“philosophy”問題的消解。
由此，我們便進入了哲學史與思想史的對接問題。講思想史，它可以是哲學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倫理思想史等等，思想是個寬泛的概念，而哲學與思想的統合正是說明：哲學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思考和體貼、體悟總是在宇宙的、社會的、人生的具體的生活歷程中進行。哲學本質上就是一個反思和體悟的過程。哲學就是哲學史，就是人的思想史。人在認識和反思思想的過程中開顯了哲學思辨。思想是千變萬化的，但總是會開顯出一定的具有時代特色的哲學思辨。反之，哲學思辨的不斷成熟完善，叉根本離不開思想的無限思想過程。思想既是哲學創生的基礎，又是哲學思辨暢遊無限的試驗場。每一場的哲學變革都是淵源於社會的、人生的、自然的深刻的思想的萌動。而變革的哲學思辨恰恰叉解放了思想，思想與哲學總是“和合’”在一起，不可兩離。
人是文化的產物，人創造了文化，文化造就了人。人在生活中構成了文化的載體，達致特定的文化風氣，造就了一個時代的文風、世風、學風，各種“風”以思想的形式影響了人的生活，人在“風”中體悟和反恩人生與社會，探尋價值和意義，人類的思想發展和歷史演變便與哲學的體悟與思想交織在一起。在這樣的思想史與哲學史統一的背景下，我們去看哲學史人物。就要從兩個方面人手。
其一，對哲學史人物生存時代文化氛圍和思想脈絡的把握與理解。中國哲學家不是書齋內“閉門造車”之主，而是關心時事、讀書明理，寓修身養性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致功之中。哲學家思想的提出，必然有對那個時代人物風貌的關注。每個時代，當政者的政治管理理念、經濟安邦方略、文化統治政策，皆有時代性、特殊性。政治管理上的寬鬆與嚴謹、經濟發展上的安穩與動盪、文化統治上的自由與專制，自然會通過是時世人的思想觀念加以體現，哲學家的思想論閾亦必然有濃厚的時代特色，必然反映是時民眾的精神特徵和思想覺悟。研究哲學史人物的哲學思想，必須對他們生存的文化氛圍和思想脈絡有清晰的理解。方可明晰哲學家提出特定哲學思想觀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其二，對哲學史人物家庭背景的分析。儘管吾人不可說家庭對哲學家個體哲學思想的建構具有決定意義，但至少吾人須承認，一定的家庭教育背景、家庭生活環境對個人的成功起一定的制約作用。哲學是有個性的。她內涵了哲學創構者的個性精神，而這個“個性精神”最先便是通過家庭來薰陶、培育的。家庭之中父母對子女的教導與訓示、兄弟姐妹之間的交流與督促，往往會推動子女的健康成長，而且，家庭成員之間的交流、學習與相互影響，對人物個性的培育自然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研究哲學家的思想，分析他的家庭環境、生活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會深人體會哲學家新思想、新觀念提出的自然性和獨特性。
二、時間發展與空間拓展相統一
每一個哲學史人物都不是真空存在。既然稱之為“人物”，既然進入我們研究的視野，他一定是在哲學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一定是在哲學思想演變歷程中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為研究者，在研究被研究者時，被研究者自身本質上也是一個研究者。就是說，過去的、歷史上的哲學史人物。他們一方面站在自己的窗子裡看人，另一方面則與窗子、小屋及周圍的世界構成被人認識、欣賞的風景。那個人透過窗子看了世界。看了周圍的思想與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底蘊，架構了個性的哲學理論系統。風景畫裡的人與物，也即是哲學家個體、哲學家時空之下的思想面貌、時 代的問題意識、哲學家群體，一併進入被研究的視域，那個以某一哲學家為中心的立體畫面自然呈現於研究者面前。
哲學史上的每一個人物，基於過去的、傳統的認知和體驗，在他所生存的那幅文化的、歷史的、思想的、哲學的風景畫裡面，體貼文化和歷史，反思哲學與思想，建構理論和方法，從而與同時代人的思想和言論產生交流與碰撞。人是文化的人，人與文化“和合”共存，人在文化的學習和積累中創新、架構自己的生活體驗和理論觀念。從哲學角度講，這個哲學家學習前人，學習歷史，學習哲學發展史，必將所學與自己的文化反思相聯絡，從而建構自己的哲學理論系統。總而言之，哲學史人物的哲學系統是對前人觀念的批判、繼承與發展。但是，不論這個人物究竟怎樣對待前人。對待前哲學、前思想，他總是與前人相聯絡起來，這個人物的哲學與思想總是哲學思想發展史鏈條上的一個環節，總是歷史地、過程地存在著。這個人物在歷史地認識前人的同時，亦意味著後人對他的歷史地認識。哲學就是歷史的存在，每一個哲學史人物都是時間線索上的結。
哲學家不僅是時間上的結，還是空間上的結，是某一時代下，相互聯絡、相互影響的哲學家全體、哲學思想和觀念全體中的結。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單一要素，人站在窗戶邊去欣賞別人。人、窗戶就實現了某種聯絡;人那種不經意或者不想引人注意的“欣賞”，熟不知又成為別人所欣賞的物件。人根本上是多元要素的“和合存在”，在這個存在系統之中，多元的思想相互交織，人惟有從中反思和體會屬於自己的思想主線，才能張揚自己的思想特色。每個哲學史人物，在大致相當的時間段內，在他活動的區域範圍內，總是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學術交流、學術辨爭，擬或是與同時代未曾謀面的哲學家、思想家思想的“神交”。不同的人對同樣的問題或許有相同的認識，但是。“認識”過程卻總會體現出千差萬別，相同的認識結果背後不見得總是有相同的哲學思辨邏輯和思想體悟歷程，正是它們彰顯了哲學人物的個性精神。正因為哲學史人物之間的交流、論辯，個性哲學體系才多元存在。哲學史人物不是孤立的存在個體。而是在空間中與他人多元存在的複合體，是哲學思想觀念體系發展史上的多元存在和多元聯絡的紐結。
既然哲學人物是時間歷程上的個性人物與空間拓展上的多元複合存在，那麼，對他們的分析就應注意這樣的方法和步驟。
其一，對哲學史人物的哲學觀念做時間層面的分析，即對哲學觀念作階段分析和方面分析。每一個哲學人物的哲學系統總會應用幾個核心的概念來闡發己見。一般來講，哲學概念總會有其歷史演進歷程，故須對之做簡單的梳理，即對哲學概念作階段分析。每一個哲學概念在其總的歷史演進歷程中，在每一個階段上都會呈現出不同的時代內涵。由於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變化，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的積累，哲學概念都體現出時代性。既然哲學概念具有時代特徵和相對意義，那麼，作為研究物件的哲學家涉及到這樣的概念，必然有其獨特性。因此，吾人須對他所詮釋、建構的這些核心概念進一步釐清，與使用相同概念的其他哲學史人物作一定程度上的比較分析。
在特定的哲學家那裡。哲學概念的應用是分層面而展開的。即是說，每一個哲學概念並不是單層次、單方面的，而是多層次、多層面的。概念本身是個系統，內含多方面涵義，從而顯示著哲學概念的提出者、詮釋者對概念的認識深度和廣度以及理論思維的縝密與完善。而且，哲學概念之間又存在相互聯絡，並在哲學家哲學系統中體現出不同的地位、功能與價值。對概念做多層次、多層面的分析的過程就是方面分析，其目的是揭示概念的確定性，標明同一概念在不同哲學家那裡的確定意義，從而張顯哲學的差異性和系統性。
其二，對哲學史人物之哲學觀念做空間層面的分析。這主要是指對哲學史人物的哲學概念做橫向比較研究。既然哲學史人物總是與其他同時代人物相聯絡而存在，那麼，他們之間可能有相似的對相同概念的解釋方式和方法，或者應用不同的解釋方法詮釋不同的哲學概念，結果卻是獲得了相同的詮釋效果。即是說，不同的哲學家對概念的解釋所得效果大體有“名同質異”、“名異質同”、“名同質同”三種可能。對哲學史人物哲學概念的橫向比較研究就是比較他們所達致可能認識的必然緣由、可能路徑、心得體悟和思辨邏輯。透視“名同質異”的概念可能詮釋，反映出不同哲學家對不同哲學問題的個性認識：透視“名異質同”的概念可能詮釋，釐清概念的作者賦予概念如此意義的原因，展示他認識問題的角度與思路;透視“名同質同”的概念可能詮釋，探索哲學史人物是出於相同的認識角度來認識問題還是從不同角度所得出的相同結論，從而就他們的研究進路、思想和方法做出比較和鑑別，以此說明某一概念發展的必然性和趨勢性。
三、文字與話題相統一
哲學家挺立一定的思想觀念總要依託於某本或某幾本特定的經典典籍。由對這些經典文字中特定語句、詞彙、概念的創造性詮釋而架設自己的哲學思想。文字既是哲學家闡釋思想的文獻基礎和資料根據，又是體現他獨特思想的載體，是哲學家闡發自己思想、對原點典籍文字加工、創造之後，加以自己的生命體貼和思想反思而創造出的新的，對後世有重要影響的經典文獻。哲學史上每個人物總是有一部或幾部這樣的代表性著作“文字”，是吾人研究他們思想的切入點。研究這樣的文字，在較大程度上就瞭解了哲學家的思想。
文字既是哲學家哲學思想創新的基礎，又是囊括自己創新的哲學觀點的經典典籍，自然內蘊著特定的語義和核心問題意識，即“話題”。一般來講，哲學家選擇文字，總是有所依據。總是要說明某些問題。哲學家創造文字，撰著經典文獻，成就體系框架，總是圍繞某問題而展開。哲學研究便是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前提和基礎。哲學不是“無病呻吟”，哲學總是對時代問題進行反思，是時代精神、風貌的體悟。哲學史之研究、哲學史人物之釐清和分析正是“有感而發”，“感”之根據就是對文字之“話題”的重現。“話題”是哲學家在思索時代思想語境、社會演進歷程及自我生活閱歷感悟的基礎上創生出來的，既是對時代問題的發現，又是哲學問題的解決之道。因此，“話題”是哲學史人物成就思想觀念、明辨問題解決之道的核心。
文字是哲學家哲學思想的文獻依據，話題是問題的發現和解決歷程;文字就意味著話題的提出和解決。話題便自然內蘊於文字之中。故而，研究哲學史人物離不開文字分析，對文字分析的過程就是對話題反思和詮釋的過程，亦是對哲學家生活時代之時代人文語境的重現過程。要實現文字的新詮和話題的重現，應注意以下兩方面內容：
其一，對文字做句法分析。所謂句法分析，就是對文字，尤其是經典文字和傳世文字、哲學家自己撰著的個性化文字做史料的、文獻性質的分析。中國古代典籍，或因年代久遠而散佚，或因傳抄而訛漏，或因鋟版缺損而謬誤，其語法字句之意不易理解，故須對之校勘字句、梳理語法，以求資料、文字的切實可靠。另外，哲學家所傳世的經典文字，尤其是宋代 以來哲學家的著作，因印刷革命而得以紙質流芳，但亦因此印刷、刻本問題而版本有差異，甚至不同版本之間有互相牴牾之處。這就要對相關文字做版本源流的考察，以分析文字前後出版內容上的差異。對文字做句法分析，便能夠對經典文字的傳沿歷程進行整體的認識。體會文字在不同時代的哲學家群體那裡，在同時代哲學家群體之中不同哲學家個體那裡的意義和價值。對哲學家所撰著的哲學文字做句法分析，能夠觀覽哲學家文字對當時思想界、學術界的影響及在後世流傳的歷程，體會這個文字對哲學家思想傳沿的重要意義。
其二，對文字做語義分析。所謂語義分析，就是對文字之話題的發現與重塑、再詮。儘管哲學家的經典文字的撰著方式各異，但凸顯話題的目的卻是相同的。哲學家平生或著作較多，或惟有一冊，但在他的著述論說中，在與他同時代之人的言語論評中。哲學家哪本著作較為有影響、較為重要，吾人是完全能夠體會出來的。之所以說它重要，關鍵在於這個文字最能系統代表哲學家的哲學思想及其核心主旨，最為完備地提出了話題的解決之道，最為鮮明地表達了哲學家的學術價值立場。對文字進行語義分析，首先便是探索這個文字對於被研究者的重要性，其路徑便是創造文字的哲學家自己的言論以及同時代其他人物對此文字的論說;其次，根據相關文獻資料，釐清哲學家撰著文字的前因後果和思想歷程，結合哲學家的時代背景、人文語境，歸納總結文字所涉及的“話題”;再次，探索文字對話題的解決之道，總結文字問題解決之道的特點，列舉哲學家詮釋此核心話題、問題解決之道的主要步驟和具體方面，並在一定程度上，與同時代的相關人物的相關思想比較，以此凸顯被研究物件話題詮釋的特點。話題不是憑空杜撰的，而是結合文獻資料在比較和詮釋中開顯出來的。一旦話題被發現，話題提出者的思想便能夠重現。
四、主動創造性與客觀邏輯性相統一
歷史總是過去的。面對過去的歷史，我們要重現它，自然不可避免要發揮主體的創造性，從而創造出一個屬人的“歷史”。歷史本不可重現，而研究歷史的人可以重現某種意義的“歷史”。再現歷史的過程，就有了“本來的歷史”和“寫作的歷史”之分別。去寫作歷史、再現歷史，並不是捏造歷史、胡編歷史，而是客觀地理解歷史和講述歷史。哲學史人物研究亦遵循同樣的法則。
哲學史人物的存在、思想的存在總是客觀的、歷史的，而研究者基於特定的形式與方法，可以邏輯地再現歷史人物的哲學思想和觀念。在這個邏輯地再現歷史的過程中，研究者不能按照現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字，而是儘可能地融入哲學史人物的思想世界。這就是說，古代哲學家存在於特定的語境和話題之下，自有其成系統的學說和理念，後人研究他們的思想和學說，首先是進入他們的思想系統，同情地理解、真切地感悟，而不是以當代人的眼光和心態審視古人、妄下評判。用當代語言、思想闡釋出來的“古人”並不是那個“古人”，而是被包裝了的“今人”，是研究者自己在“自言自語”、“自編自導”。哲學史人物研究可以有主動創造，但絕不是用現代語言、思維去創造一個“自己的化身”，而是創造性地、邏輯地展現古人。
主動地創造根本上就是以自己的理解和推理再現本來的歷史;客觀地邏輯地還原就是以古人的語言材料和論斷來描述哲學史人物思想。為實現推理的合理性和闡釋的正確性。研究者應該從哲學史人物原典資料中尋找突破口，探索研究進路的切入點。探討這個切入點的過程就是發揮主動創造性的過程;在人手處的指引下，在問題的刺激下，以哲學家的原典材料架設結構框架，就是客觀地邏輯的理解。過去的總歸是要過去，研究者只要探尋到問題的人手處，只要發現了問題，釐清了哲學家哲學思想的核心話題，就一定可以利用和組織材料，對問題、話題展開論說。
以材料澄明問題，“以事實來說話”，具體可操作的步驟如下：
其一，從通讀《年譜》人手。哲學家成長的歷程便是其思想由萌芽而完善、成熟、定型的過程。哲學家個體性格前後會有差異，其思想觀念在前後期亦有所差別。故而，在研究哲學史人物時，最初的亦是最憂的進路，便是從被研究者的《年譜》進入，透過《年譜》，可以釐清這個人前後思想的變化，可以發現影響此人的其他人物，為邏輯地再現被研究者思想觀念和哲學理論提供了時間線索和人物關係圖。時間線索是為了分析被研究者的思想分期和晚年定論：人物關係圖是分析被研究者的學術交往、學術影響。若說被研究的哲學史人物並沒有《年譜》，那麼，研究者恰好在閱讀被研究者資料的基礎上，根據被研究者自身的論述和同時代其他學者的言論而編寫被研究者的《年譜》。編纂《年譜》便是對被研究者思想演進歷程的釐清。當吾人研究古人時，古人實際上已經成為古人研究的物件，參考研究古人的古人的研究成果，實現吾人對古人的進一步詮釋，以全新面貌、不同論域將古人展現於現代人面前。
其二，哲學家前後期資料的分類與整理。之所以要如此作為，根本上是要將哲學家的思想看做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結果。哲學家思想前後有變化，前後的著述論說並不見得相同，前後期思想的主旨亦會有較多差別。在一定意義上說，哲學家後期思想都存在著對前期思想的自我修正現象、甚至是後期思想批判前期思想，實現思想自我演變程序中的“自我批判”。當吾人按照時間線索將被研究的哲學家文獻劃分為前後期資料，或思想萌芽期、成熟期、定型期等不同時期資料時，當吾人對哲學家所探討的某一問題展開論述時，自然能夠梳理清楚這一思想的演變歷程，以此彰顯哲學家的生命精神。
其三，明晰詮釋話語權的方向。當研究者發揮了主動創造性，釐清了被研究哲學家思想演變的邏輯歷程，那麼，吾人該得到什麼樣的結論呢?或者說，吾人所要得到的結論是吾人“預設”的。還是古人“自己”的?這就涉及到詮釋“話語權”問題。吾人須明白，吾人研究哲學史，研究哲學家，是要“客觀地邏輯地還原”歷史，而不是“臆造”歷史。故而，在哲學史人物研究過程中，吾人研究古人，吾人的作用是通過蒐集資料、整理資料而推理合理結論，而不是預設某種理論、結論，將古人的資料拿來填我們所設計好的“圖”。不可否認，研究者發揮主動創造性，必然有一定的“當代”意識、“先入未見”，只是，吾人應該將這樣的“先入未見”置之於古人資料之“下”，而不是之“上”。就後者言，研究者的“先人未見”是推理的“前提”，古人的資料是“說明工具”;就前者言，研究者的“先入未見”是推理的“結論”，古人的資料是“人手”、“基礎”。“以事實來說話”便是按照吾人分類和整理的古人資料，梳理出古人要說明的“話題”。探尋古人說明“話題”的步驟與方略。吾人研究哲學家所得的結論不是某一固定的“點”，而是對古人哲學思想演變歷程的梳理。是對事實的描述。若說結論，那便是對這個“事實描述”的整體認識和感悟反思。然而，這個“結論”必須是建立在材料推理之“下”。在這裡，吾人的分析思維要從“上”向“下”實現“方向”轉變，否則，研究的結論將不是“古人”的，而是“今人”的。
中國哲學史人物研究是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步驟，是探索中國哲學特性的基礎和前提。沒有相對客觀的、理性的研究方法就不會有公正的、邏輯的結論。哲學史人物雖然成為歷史，但在“四位一體”原則之下，吾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將他們的精神生命、哲學生命和學術生命“重生”。既實現歷史人物哲學思想的客觀、邏輯還原，又體現研究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在一定意義上實現哲學史人物研究和哲學方法探索的圓融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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