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信譽是什麼

　　商業信譽，是指社會公眾對某一經營者的經濟能力、信用狀況等所給予的社會評價，即該經營者在經濟生活中信用、聲望的定位。商品經濟執行的根本基石是商業信譽。

　　商業信譽是社會存在的基石

　　商品經濟執行的根本基石是商業信譽。商業信譽的產生於商品交換行為之初，其原因是交易行為的分割化***即付錢和取貨行為非同時進行***和對產品質量資訊瞭解的非對稱。進行交易要在上兩個原因下進行，就必須相互信賴，這樣信譽就產生了。

　　信譽產生的同時，違約風險便存在了。違約風險的造成當然有很多原因，比如說，無力履約或者客觀環境發生變化而無法履約等。但是還有一種違約的原因就是違約者能從違約行為中能獲得切實的利益，利益驅動違約者去違約。嚴格上講，經濟社會進行的每一次交易都面臨著違約風險。但是若沒有嚴格的法律或者法律存在嚴重的漏洞的話，違約現象就會相當普遍，嚴重的阻礙社會的發展。

　　由信譽風險造成企業巨大損失，乃至企業倒閉的案例有很多。但是若是社會法律健全了，出現違約的現象就會大量減少。若是社會法律或行政制度不太完善的話，違約現象就會成為普遍現象。最典型的要算七八十年代，那時三角債拖跨了無數的企業，而三角債的存在正是由於一些人故意違約從中取益的緣故，那時的制度缺陷主要是國有企業無倒閉機制的約束。

　　我曾經聽過一位企業家的控訴，他告訴我他從學校畢業時曾雄心滿懷接手了當地的一家油脂化工廠。他以他的傑出的智慧在短短半年的時間籌到了再次起動的鉅額資金，並且初步運轉起來，連年虧損的格局逐漸出現了轉機。油脂廠的原料是桐籽，產成品是工業用成品油。到了一年進購原料的季節，他委託本地物資局收購桐籽。與此同時，他與一家軍工企業談好了一大樁成品油的交易，本來的計算公司因此而大大盈利。卻不想事情發生了變化，物資局收購的桐籽質量出現了問題，桐籽的成熟度不夠，出油率極低，加上桐籽的黴爛程度比較嚴重，差不多原來只需要一噸桐籽軋的油現在需要兩噸。物資局違反了合同，公司將它告上了法庭，雖然物資局最終敗訴，但是物資局沒有能力償還這筆資金，終成公司的損失。屋漏偏逢連夜雨，提供給軍工企業的工業用油也因軍工企業的效益不佳而無法支付油品貨款。由於這兩個事件，這個油脂化工廠最終再一次陷入泥潭。這位企業家說，最後為了還債，我們也不得不騙了一兩家企業，來使企業經營好轉。

　　這位企業家說，這些都是我們違心做的，說實話我們不願意這樣做。要是有倒閉機制的話，軍工企業的那一筆貨款一定能夠追回，因為他們有很多固定資產。要是那樣的話，我們決不會也違反商業信譽的，但是在那時候不行。

　　實際上，在七八十年代，受害的何止是一家油脂化工廠，受傷的又何止是一個有雄心的企業家。那應該是一個法規不健全的時代的一種普遍現象，當然現在好多了。現在政策上加大了違約的成本，不管是哪家企業，在違背商業信譽的時候都不得不進行一次得益與成本損失的對比。“消費者是理性的”，違規者一樣也是理性的，也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我們不敢想象缺少法律保證的商業信譽的存在，因為僅僅在法律有空子可鑽的時代，我國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都受到了不同層次的傷害。缺少法律對企業的保護和對商業信譽的維護，只能使商品經濟面臨一種衰落。因為，商業信譽是我們現代商品經濟社會存在的基石。

　　商業信譽的維護不能靠業界人士自覺，不能依靠道德。因為自覺和道德從來是一種軟約束，不切實可靠。當法律將違法成本提高時，當企業在法律環境中持續經營成為可能，企業家行為非短期化時，就不會有違反商業信譽的事了。

　　怎樣建立良好的社會信用

　　毋庸諱言，我國目前的社會信用狀況已經嚴重影響到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我們無法和歷朝歷代信用狀況進行比較，只感到倡導以“仁、義、禮、智、信”，“言從信”為重要支撐，以食言、無信為恥的五千年文明古國，到如今卻呈現一種令人汗顏的社會現象：債權人為討債向債務人求情、送禮，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交易方式倒退，到似乎連原始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都不能讓人放心***因為有假錢和假貨***;另一方面，非法討債公司開始粉墨登場，連黑社會的收數公司都形成一定的運營體系，與此相配套的就是人們的社會道德觀念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滑坡，誰能騙到錢誰就是能人，如此下去，影響的將是民族素質的倒退和道德文化的斷裂。

　　造成社會信用的變化原因固然很多，根子還在體制上，經濟體制、司法體制、產權體制、人事任免體制。

　　首先，執行四十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調政府對社會資源的統一管理調配。給誰不給誰都由政府說了算，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不是經濟與法律關係，這種缺席發展到極端，就表現為剪不斷理還亂的三角債，債權人與債務人角色合而為一，最後似乎唯一債權人只有國家和政府。

　　其次，天下資產都姓公的“產權體制”，一方面使政府自然產生一種父愛意識;另一方面使子民和那些名為法人實為車間的企業產生依賴心理，兒子欠老子，不欠白不欠。另一方面，單一產權又導致政府對企業的干預，企業無法自主經營，自然可以不對信用和債權人負債。

　　再次，這種產權下的企業***包括銀行***幹部任免體制無序化更替，導致企業負責人無法也無心負信用之責，債務人新官不理舊帳，債權人似乎也新官不追舊錢，個人不願為公家的事得罪人。債務人失信無丟臉失格之說，騙來的錢給職工發了工資，反而成為有功之人。

　　如果說上述現象主要體現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銀行與企業關係，那麼司法腐敗又加重了社會信用的整體惡化————拖有利、有理，無論借來的錢還是騙來的錢，拿出一部分公關，剩下大部分可以少還，甚至不還，傻子卻會認為值。由此，必然助長了一些人敢借、敢花、敢騙的膽量。無論國家的錢還是私人的錢，來者不拒。我們從今天億元的居民儲蓄中似乎可以看到老百姓對社會信用環境的看法，無論你怎麼降息，只要不罰息，大部分的老百姓從牙縫裡擠出的那些保命錢，大概是不會拿出來投資交給什麼投資交給什麼投資基金的，因為沒有可信之人，沒有一種可信的人事制度和監督制度，讓投資者能約束住企業經營管理者。

　　要建立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除了目前已經進行的大幅度產權改革，政府退出微觀經濟運作，讓平等的經濟主體自主、自願、依法交易外，眼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標本兼治的辦法，就是從執法入手，嚴厲打擊司法腐敗，嚴肅執法，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決不讓拖欠者有理、有利現象再發生。只有社會的法律環境明朗了，失信要承擔的不僅是道德責任，還有可能承擔經濟甚至刑事責任時，人們講信用的道德觀念才有可能逐步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