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幾本張曉風的散文精選

　　臺灣女作家張曉風的散文之所以能保持長久的魅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她兼備精深的古典文學造詣和廣博的西方藝術素養。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以供大家參考。

　　篇一：春之懷古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從綠意內斂的山頭，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噗嗤的一聲，將冷臉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從雲端唱到山麓，從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籬落，唱入一隻小鴨的黃蹼，唱入軟溶溶的春泥--軟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樣嬌，那樣敏感，卻又那樣渾燉無涯。一聲雷，可以無端地惹哭滿天的雲，一陣杜鵑啼，可以鬥急了一城杜鵑花，一陣風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則則白茫茫、虛飄飄說也說不清、聽也聽不請的飛絮，每一絲飛絮都是一件柳的分號。反正，春天就是這樣不講理、不邏輯，而仍可以好得讓人心平氣和。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滿塘葉黯花殘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裡千宅萬戶的屋樑受盡風欺雪壓猶自溫柔地抱著一團小小的空虛的燕巢，然後，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樹把皇室的御溝和民間的江頭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鮮明的王師，團長期虔誠的企盼祝禱而美麗起來。

　　而關於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經有這樣的一段故事：在《詩經》之前，在《尚書》之前，在倉頡造字之前，一集小羊在齧草時猛然感到的多汗，一個孩子在放風箏時猛然感覺到的飛騰，一雙患風痛的腿在猛然間感到的舒活，千千萬萬雙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沙的手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脈……當他們驚訝地奔走互告的時候，他們決定將嘴噘成吹口哨的形狀，用一種愉快的耳語的聲量來為這季節命名--"春"。

　　鳥又可以開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負責丈量天的藍度，有的負責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負責用那雙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鳥全不是好的數學家，他們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終於還是不敢宣佈統計數字。

　　至於所有的花，已交給蝴蝶去點數。所有的蕊，交給蜜蜂去編冊。所有的樹，交給風去縱寵。而風，交給簷前的老風鈴去一一記憶、一一垂詢。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或者，在什麼地方，它仍然是這樣的吧?穿越煙籮與煙籮的***，我想走訪那躑躅在湮遠年代中的春天。

　　篇二：孤意與深情

　　我和俞大綱老師的認識是頗為戲劇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聽他演講，活動是季曼瑰老師辦的，地點在中國話劇欣賞委員會，地方小，到會的人也少，大家聽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對我而言，那是個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臺去找他，連自我介紹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師那套破舊的椅子上繼續向他請教。

　　俞老師是一個談起話來就沒有時間觀念的人，我們愈談愈晚，後來他忽然問了一句：

　　"你在什麼學校?"

　　"東吳--"

　　"東吳有一個人，"他很起勁地說，"你去找她談談，她叫張曉風。"

　　我一下愣住了，原來俞老師竟知道我而器重我，這麼大年紀的人也會留心當代文學，我當時的心情簡直興奮得要轟然一聲燒起來，可惜我不是那種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訴他我就是張曉風。

　　然後他告訴我他喜歡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認為深得中國文學中的陰柔之美，我其實對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於啟齒，由於年輕和浮淺，我把許多好東西寫得糟極了，但被俞老師在這種情形下無心地盛讚一番，仍使我竊喜不己。接著又談了一些話，他忽然說：

　　"白先勇你認識嗎?"

　　"認識。"那時候他剛好約我在他的晨鐘出版社出書。

　　"他的《遊園驚夢》裡有一點小錯，"他很認真的說，"吹腔，不等於崑曲，下回告訴他改過來。"

　　我真的驚訝於他的細膩。

　　後來，我就和其他年輕人一樣，理直氣壯的穿過怡太旅行社業務部而直趨他的辦公室裡聊起天來。

　　"辦公室"設在館前街，天曉得俞老師用什麼時間辦"正務"，總之那間屬於怡太旅行社的辦公室，時而是戲劇研究所的教室，時而又似乎是振興國劇委員地的兔費會議廳，有時是某個雜誌的顧問室……總之，印象是滿屋子全是人，有的人來晚了，到外面再搬張椅子將自己塞擠進來，有的人有事便徑自先行離去，前前後後，川流不息，彷彿開著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做學術上的或藝術上的打尖。

　　也許是緣於我的自入，我自己雖也多次從這類當面的和電話聊天中得到許多好處，但我卻不贊成俞老師如此無日無夜的來者不拒。我固執的認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賴的，即使是嫡傳弟子，複述自己言論的時候也難免有失實之處，這話不好直說，我只能間接催老師。

　　"老師，您的平劇劇本應該抽點時間整理出來發表。"

　　"我也是這樣想呀!"他無奈地嘆了口氣，"我每次一想到發表，就覺得到處都是缺點，幾乎想整個重新寫過--可是，心裡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麼多功夫，不如干脆寫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寫一個新的!"

　　"可是，想想舊的還沒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這真是可怕的迴圈。我常想，世間一流的人才往往由於求全心切反而沒有寫下什麼，大概執著筆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師去世後，我忍不住有幾分生氣，世間有些胡亂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則對晚輩而言近乎"殘忍"，對"造孽"的人歷史還有辦法，不多久，他們的油墨汙染便成陳跡，但不勤事寫作的人連歷史也對他們無可奈何。倒是一本《戲劇縱橫談》在編輯的半逼半催下以寫隨筆心情反而寫出來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樣的看法，她說："唉，每天看訃聞都有一些朋友是帶著滿肚子學問死的--可惜了。"

　　老師在世時，我和他雖每有會意深契之處，但也有不少時候，老師堅持他的看法，我則堅持我的。如果老師今日復生，我第一件急於和他辯駁的事便是堅持他至少要寫二部書，一部是關於戲劇理論，另一部則應該至少包括十個平劇劇本，他不應該只做我們這一代的老師，他應該做以後很多代年輕人的老師……

　　可是老師已不在了，深夜裡我打電話和誰爭論去呢?

　　對於我的戲劇演出，老師的意見也甚多，不論是"燈光"、"表演"、"舞臺設計"、"舞蹈"他都"有意見"，事實上俞老師是個連對自己都"有意見"的人，他的可愛正在他的"有意見"。他的意見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無論如何，我十分感動於每次演戲他必然來看的關切，而且還讓怡太旅行社為我們的演出特別贊助一個廣告。

　　老師說對說錯表情都極強烈，認為正確時，他會一疊聲地說："對--對--對--對--……"

　　每一個對字都說得清晰、緩慢、悠長，而且幾乎等節拍，認為不正確時，他會嘿嘿而笑，搖頭，說："完全不對，完全不對……"

　　令我驚訝的是老師完全不贊同比較文學，記得我第一次試著和他談談一位學者所寫的關於元雜劇的悲劇觀，他立刻拒絕了，並且說：

　　"曉風，你要知道，中國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點相同的都沒有!"

　　"好，"我不服氣，"就算比出來的結果是'一無可比'，也是一種比較研究啊!"

　　可是老師不為所動，他仍堅持中國的戲就是中國的戲，沒有比較的必要，也沒有比較的可能。

　　"舉例而言，"好多次以後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亞和中國的悲劇裡在最嚴肅最正經的時候，卻常常冒出一段科渾--而且，常常還是黃色的，這不是十分相似的嗎?"

　　"那是因為觀眾都是新興的小市民的緣故。"

　　奇怪，老師肯承認它們相似，但他仍反對比較文學。後來，我發覺俞老師和其他年輕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頭來各人還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師生，也仍然是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