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郵驛是怎麼傳遞的

　　宋朝時候，我國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有進一步發展。順應專制統治的需要，當時的郵驛也趨向軍事化，各種制度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那麼?

　　宋朝的郵驛傳遞

　　宋朝的郵驛傳遞，按當時著名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裡的說法，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步遞，一是馬遞，另一就是“急腳遞”。步遞用於一般文書的傳遞，是接力步行傳遞。這種傳遞同時承擔著繁重的官物運輸的任務，速度是較慢的。馬遞用於傳送緊急文書，一般不傳送官物，速度較快。但因負擔這種傳送任務的馬匹大部分都是軍隊挑選剩下的老弱病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擔最緊急文書的傳遞。因此，在緊急情況下，從北宋開始，又出現了一種叫做“急腳遞”的新的傳送文書的形式。

　　急腳遞的傳遞形式大約是從北宋真宗時候開始的，也即公元11世紀初年。最早，可能用於軍事上，本是邊境上的一種快速傳信形式，據說能“日行四百里”。在北宋真宗時對遼的戰爭中，後來宋神宗時對南方交趾的戰爭中，都使用過這種“急腳遞”。神宗時還在從京師開封至廣西沿線設定專門的“急遞鋪”。北宋與西夏的戰爭，也曾利用過急遞鋪傳送緊急的軍事文書。

　　急遞鋪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時候達到昌盛時期，其制度的完備、組織的嚴密、網路的發達，遠遠超過宋朝。元朝時急腳遞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遞形式，而且馬遞在此時也逐漸消失，急腳遞便成為公文傳遞的唯一通訊工具。如果說宋時還僅僅是在某些地區重點設定的話，元朝時候的急遞鋪則是全國範圍內的普遍設施了。這時除了極少量的緊急公文由馳驛傳送外，幾乎全部文書皆由急遞鋪傳送。

　　元朝的急遞鋪大體上每10裡至25裡設定一處，每鋪配置作為標誌的十二時輪子一枚，紅色門樓一座，牌額一枚。鋪兵則準備夾板和鈴攀各一副，纓槍一支，行旅的包袱和蓑衣各一。看來是風雨無阻。《元史·兵志》上說，鋪兵走遞時，“皆腰革帶，懸鈴，***，挾雨衣，齎***帶***文書以行，夜則持炬火，道狹則車馬者、負荷者，聞鈴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也”。他們怎樣次第傳公文呢?義大利來華大遊歷家馬可·波羅，對當時中國的鋪兵工作有一段很形象的描繪：“在各個郵站之間，每隔約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這裡住著步行信差……他們身纏腰帶，並繫上數個小鈴，以便當他們還在很遠的地方時，聽見鈴響，人們就知道驛卒將來了。

　　因為他們只跑約五公里……從一個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鈴聲報知他們的到來。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準備，人一到站，便接過他的郵包立即出發。這樣一站站依次傳下去，效率極為神速。只消兩天兩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遠地方的按平時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訊息，碰到水果採摘季節，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採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運到上都。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馬可·波羅遊記》卷二***。通過這段敘述，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元朝時候急遞鋪步行送信的神速。

　　可惜的是，這種急遞鋪的制度，沒能順利發展下去，到元末就衰亡了。明朝時候也沒有更多的發展，清代後期就逐漸消失了，而代之以另外的郵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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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北宋、南宋同時，我國北方大地上還存在著幾個由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党項族建立的西夏。

　　當時北方戰爭頻仍，民族壓迫深重，經濟遭到較大破壞，郵驛也一度處於混亂狀態，但不久，遼、西夏和金的統治者，很快收拾殘局，恢復了經濟，也恢復了正常的郵驛通訊，而且具有顯著的民族特色。

　　遼朝的郵驛，一般說比較落後，交通不如中原地區發達。以陸路交通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車、駱駝和馬等。近年來在北方一些地區發現的遼墓畫中，有的便反映當時車馬的內容，可以看出那時交通的一般狀況。遼時，郵驛的重大成就是開闢了東北至中原的驛道。當時，從遼的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內蒙古寧城***、東京***今遼寧遼陽***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間，都有驛道幹線互相溝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員歇宿的驛館。這些驛館裝置一般比內地簡陋，但是飲食供應和車馬裝置，也都與中原相似。

　　東京遼陽府是遼朝在東北地區的中心。東京到各地的驛路四通八達。從宋人曾公亮的《武經總要》記載看，東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沿途共有14處驛館，其中有名的驛館有遼水館、唐葉館、建安館、三河驛等等，驛館間距離自50至100裡不等。以東京為中心，還有驛道直通黑龍江流域和朝鮮半島。遼王朝開闢了從上京臨潢府至黑龍江下游奴爾干城的驛道，全長共達5000餘里。由於這是遼統治者向當地女真人***一種稱為海東青鷹的通道，所以又稱為“鷹道”。

　　遼代馳驛一般以銀牌為證，長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為“宜速”。又有“敕走馬牌”的字樣，以為憑信。驛馳程限要求每日馬遞最快700裡，其次500裡。

　　遼代後期，由於統治階級的加倍***，同時因為遼朝中心地在東北，同中原的驛路往來要通過許多盤山小道，驛運十分艱難，給負擔驛遞的伕役帶來很沉重的負擔。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時，已使百姓達到“破產不能給”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遼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驛舍裡，曾看到牆壁上表現人民反抗思想的詩畫，畫了一隻烏鴉，上面附著兩句詩：“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反映出當時人心向南的情緒。

　　西夏是南宋時割據在今寧夏一帶的民族政權。其在李元昊統治期間，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驛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記載，西夏為了和宋朝爭奪陝北，在今甘肅靖遠境內的黃河上修建莎橋，溝通了陝、甘、寧地區的驛路。莎橋是索橋的轉音，可能就是一座鋪上板面的鐵索橋。此橋直到元朝還屹立在河上***《隴右金石錄》***。

　　據宋人曾鞏的《隆平集》說，當時西夏境內東西有25驛，南北有10驛，自黃河至遼境又有12驛。夏驛主要用馬、牛、駱駝為通訊工具，也仿照中原體制有驛牌。遺留下來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馬焚”，意為“敕令驛馬晝夜急馳”。據考證即是當時西夏驛站傳遞文書時用的符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權，從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國至被蒙古消滅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統治我國北方地區的一個強大政權。開始時，女真族比遼、夏、宋都要落後，還不懂得郵驛的重要。《金史》記載，金太祖完顏阿骨打伐遼時，尚無文字，軍中機密皆由將官當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òu]碗溫敦思忠的使者，往來傳轉詔辭，數千言從無少誤。以後，金統治者“得遼人用之”，學會了用文字，驛傳制度逐漸開始。此後，東北地區的交通郵驛迅速發展，從金太宗起，自京師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至今河南開封，每50裡置一驛，形成一條漫長的郵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賀金主登基，從汴梁出發，由宋金邊境上的雄州至會寧，沿途經過了39個驛站，全程達2500多里路。

　　金世宗時，又設立急遞鋪。這裡還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對他的臣下說：“朕常欲得新荔枝”，於是仿效唐明皇、楊貴妃加強驛傳制度，設了急遞鋪。規定每10裡一鋪，每鋪鋪頭一人，鋪兵三名。鋪兵騎馬傳送文書，日行可300裡。急遞鋪所養馬匹費用，一律向民間徵收，稱之曰“鋪馬錢”。

　　金中都的驛館也是相當考究的。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曾住過中都館驛，他記敘說，中都驛供應梨、慄等乾鮮果品，還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實行了驛牌制度，有金牌、銀牌、木牌三種，後又製成綠漆紅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帶這些驛牌，俗稱金牌、銀牌郎君。南宋人認為，這種制度是由宋朝傳過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紀聞》和趙彥衛的《御寨行程》曾記載了當時東北黑龍江地區金境內郵驛的情況，說金的驛站稱為“寨”、“鋪”、“館”。《松漠紀聞》中有“銀州南鋪”、“宿州北鋪”、“安州南鋪”等等記載。他們的書裡記載的金的驛站都不景氣，道路荒蕪，頹垣殘破，無人修理。說明那時邊疆地區的驛路不如中原講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