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哲學史大綱有感
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學者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視為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誌。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篇一
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學者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視為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誌。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曾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是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1917年歸國任北京大學教授，以提倡文學革命和思想解放而成為與陳獨秀齊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1919年其《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以後又有《章實齋年譜》及大量歷史考證文字發表，在學術界的影響逐漸擴大。胡適在該書的《導言》中指出，中國哲學是世界哲學中的東方一支，與西方哲學處於對等的位置。從而打破了西方學者一向宣揚“中國哲學不屬於哲學史”的謬見，確立了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的位置。胡適還在《導言》中提出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一系列基本規範和基本要求，為後學者指了門徑。該書是近代第一部用西方治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著作。該書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必備圖書，對後世影響深遠。《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哲學史，甚至在各種專史和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堪稱是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蔡元培給此書以很高評價，指出它特長有四：第一，
證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統的方法
這本哲學史大綱在內容上，並非如錢穆《國史大綱》這樣從先秦至於近代，而僅是包括由老子、孔子而後到秦的那幾百年，也即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哲學。胡適在中國近代算得上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文人。他這本大綱也是用一本中西貫通之思想作成。這一點尤其是可以從第一篇《導言》部分看出來的，導言篇主要介紹了胡適的寫作方法，讀來使人受益匪淺。特別是他以讚賞的角度支援以考據的方法作為研究的開端，且用宋儒貫通理論的手法對文章作評論。既免於空疏臆說，且免於支離碎瑣。對於我們做歷史的人來說真是一個好的方法。
《大綱》分十二篇，且根據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一文，作為文章又一佐證。這十二篇，以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古代哲學之終結為始終，另有導言，老子、孔子/孔門弟子、墨子、楊朱、別墨、莊子、荀子以前的儒家、荀子諸篇。既是一個時代順序，又是一個學術淵流。胡適先生對每篇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許多新奇的名詞讓人讀來耳目為之一新要知這書所做已經歷近一個世紀了。如認為先老子之前，乃詩經時代，因為僅有詩經一部可作為後人瞭解那時代人的可靠的著作，稱之“詩人”時代比之於希臘之荷馬史詩，頗是有趣而又有道理。胡適說孔子與儒家，孔子儒的世界觀是以《易》為其觀點的體現。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依他來看都只是一部《易》經。孔子的人生觀、政治哲學為正名主義，正名主義乃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其他發人深醒的闡述不勝舉。而很明顯的一點。胡適最欣賞的便是墨
家了，他後來時常以實用主義為口號作各種社會宣傳，也即是此來源。他認為墨家是對儒家批判地改進，而後來新儒又起而攻墨，各種學說就在這相攻之中發展。而墨者與儒者即佔據了這本書的主要篇幅，讀來使人似乎進入了那個時代的學術爭紛。讀完此書受益匪淺，主要也是通過理解第一篇《導言》中提到的哲學史三點目的獲得的，就是明變、求因、評判。 最首先的獲得是對基礎的知識的掌握。知道了惠施、楊朱、公孫龍等原本不在自己知識範疇的人物，通過對他們所處時代背景，所接受到的教育背景的瞭解，理解他們思想的根源。胡適很注意材料的考據，因為在他看來，作為分析依據的材料如果無法論其正偽，那後面再多的分析都做不得數，當然絕大部分的歷史和文學考據都還看不懂，但是做學問的方法和精神值得學習，另外對這些考據學硬讀下來，即便只能懂一點點，也是收穫。
其次是明變，這是讀完這本書之後覺得收穫最大的地方，諸子的思想，不是憑空想象出來各不相關的，也不是非儒即墨的對立關係。墨子應該是受過孔子儒家思想教育的，在其上通過自己的理解正面的或者反駁的發展了墨家;其後孟子雖然反對墨家，但是其思想又能看出受了墨家的影響;法家最著名的李斯和韓非都是荀子的弟子，相信法家的依法治國的思想的理論基礎，應該就是荀子的性惡論，既然人性本惡，就只能通過嚴法進行控制;即便是儒家自身，孟子和荀子的性本論也是有完全對立的差異。書中的脈絡寫的比較清楚，通過明變讓人更容易理解思想的原因。
最後的評判，從我現在的知識文化水平和社會閱歷水平，談不出自己的想法，只是對儒墨兩家處事邏輯一節的分析印象比較深刻。按照書中分析，儒家做事講究“動機”、“居心”，所以看儒家的治國理論，似乎都是大而化之的，沒有實際措施，而墨家更多是實幹，明確具體該如何做。從自己來說，還是更偏向於墨家的理論，其實墨家的理論，也更多接近於當今社會的科學理論，可惜古代一味尊儒，扼殺了中國發明創作的科學發展。
這本書所獲得的讚譽無以復加，它被視為一本劃時代的著作，實在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部劃時代的鉅著，一部劃時代的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是中國思想史研究上的開山之作，為胡適的學術地位奠定了一塊不可撼動的基石，值得深讀的一部思想著作。
篇二
上世紀二十年代，胡適先生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開篇便詳盡地闡述了“治學的方法”——大概分為“述學”、“明變”、“求因”、“評判”四個步驟。他告訴我們：對任何事物的評述一定要建立在對它的全面、深入地分析當中。這就要求我們要透過紛繁複雜、林林總總的現象，直擊其本質，找到切要問題和問題的切要方面，而後再運用“相對科學的理論”去分析、詮釋它。
讀呂日周先生的為官事蹟片段縱觀材料，不難看出：材料提供者本身對素材的節選是以自身價值判斷為前提做適當取捨的，所以僅能稱其為“片段”，滿眼充斥著對呂先生這位“變革型領導”為官特立獨行、標新立異的“讚揚”。對一位在20年前便立志根治“體制病”的有抱負，願付出，敢擔當的年輕人來講，此後的種種實在不足為奇，然而，就其“為官二十年”的經歷不免讓我們產生兩個疑問：其一，如此實幹的官員為何其“政績”不能得到傳承?其二，如此務實的作風為何不被眾人所接受?帶著上述問題，我們首先對呂先生的領導特質進行一些簡單的梳理。
理想化的影響力。“誰不帶頭，不讓誰當頭;誰不幹，幹誰;誰不改革，改革誰;誰不吃苦，苦誰;誰不從嚴治黨，黨就從嚴治誰;誰不打掃衛生，打掃誰。”從上述“通俗易懂”、“簡潔明瞭”的“呂氏語錄”不難看出，呂先生“理想化”的解決執行力問題的方式，多多少少存在“簡單、粗暴”之嫌。在其較為科學的“尋找問題、發現問題、公開問題、解決問題和追究責任的五步曲工作法”指導下，解決問題的方法在“視而不見”和“真抓實幹”的區間內會有很多種，呂先生恰恰選擇了“一個極端”。這一“極端方式”勢必會“破壞了官場現有的生態平衡和固有的遊戲規則”，自然後續“有人向上反映，說這種做法對民有情，對官無情;得了民心，失了官心。他的工作方式甚至被下級官員評價為簡單粗暴和一廂情願”的事情也就“順理成章”的發生了。
自孔聖人的儒家中庸之道影響華夏，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它力求做到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養以達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神聖的境界。“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開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目標，真正的天人合一：天道是誠，人道是追求誠;天道與人道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將天性與人性合一。在滔滔的歷史長河當中，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了達到其“掌控民眾思想進而鞏固政權”的統治目的時，往往對“聖人”的學
說進行必要的修改和“斷章取義”。長此以往，時至今日“中庸”已經逐步成為一種“去其兩頭，把握中間”的一種生活態度。這種“哲學”之下，我們已經“習慣性”地接受了“無數中國人始終微笑著的臉龐背後充滿了高深莫測的寓意”的神情。呂先生的雷厲風行，並不是他忘記了所處的“環境”，從更深層次講，他正是在利用“中庸之道”達到張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影響力”。
從領導力的相關知識可以看出，呂先生利用“理想化的影響力使他人產生信任、崇拜和跟隨”進而成為“下屬行為的典範，得到下屬的認同、尊重和信任”最終達到“大家認同和支援他所倡導的願景規劃，並對其成就一番事業寄予厚望”的目的。
“積沙成塔”——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無小哪有大?無少哪有多?無人哪有眾?只想髮指示不想管民事的官是想以大代小，以抽象代具體，以說話代辦事。他們清楚，越大越抽象，越大越容易，越大越省勁，越大越不犯錯，想把具體的、難辦的事情推給別人去辦。越小越深入，越小越具體，越小越難辦，越小越費勁。”多年的潛心觀察，造就了呂先生較為敏銳的洞察力，可以看到問題的本質。
通過對日常工作的深入細緻的觀察和分析，呂先生揭開表象，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切要問題和問題的切要方面：“當前最重要的不是解決用什麼來評價幹部的問題，而是要解決由誰來評價幹部的問題。考核幹部除在一定的領導職務範圍內的幹部測評外，還應該增加普通群眾民主測評的內容。說到底，沒有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就沒有徹底追究責任;沒有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就不會有落實。”在解決這一矛盾的方式探索上，進而得出了“他逼必然帶來自逼。而他逼能帶來加強領導，自逼卻能引發體制改革。”
準確地找出問題之所在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環節。“政治體制改革”是最終解決“執政為民”的關鍵。接著“陽光才是最好的防腐劑，公開才是最好的手段”是解決問題方式的主導思路。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呂先生較為科學地分析得出：“建立制度比轉變作風更重要，要把創造環境逐步引向建立新的、有效的“制度環境”中”;“政府創造環境，人民創造財富”，一是政策環境。政策上為經濟大發展開綠燈。二是服務環境。要為一切能夠創造物質、精神財富的人和企業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為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經營環境。三是社會環境。從法律上為人民提供社會安全保障，同時從社會氛圍上形成企業家和能人脫穎而出的良好環境。四是投資環境。通過各種有效途徑，把各方面的錢用來建設長治。五是生活環境。把長治建設成為山明水秀、汙染最輕、具有現代化商品氣息和鮮明特色的一流文明城市。”
“三十年磨一劍，這些發端於實踐的規律性認識，成為呂日周多次地方改革的主線”。可見，上述較為科學的理論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通過自身長期的“定向思維”得出的。“定向思維是在動力定型驅使下的按照既定方向或程式進行思維的活動過程，與發散思維相對。定向思維的基礎是經驗”。這一套“方法論”從實踐中來，通過相關“經驗”的不斷積累，量變產生質變，最終成型。因為其擁有較為詳盡的理論基礎，並經得起“實踐”的檢驗，所以在客觀上可以起到“智力激發”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鼓勵下屬創新，挑戰自我，包括向下屬灌輸新觀念，啟發下屬發表新見解和鼓勵下屬用新手段、新方法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的目的，並實現了“使下屬在意識、信念以及價值觀的形成上產生激發作用並使之發生變化”的客觀效果。
外界看來，呂先生的仕途之路是不幸的，關鍵在於他試圖用個人“影響力”去挑戰“舊制度”;在我看來，呂先生是幸運的，因為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體制改革”的希望，並且這些改革舉措均來源於較為科學地實踐和理論基礎之上的。在體制機制改革的路上，強求“立竿見影”的效果顯然是滑稽、外行和不現實的;它不僅需要全民素質的整體大幅提高，更重要的在於要不斷地湧現出千千萬萬個像呂先生這樣“有稜角”的領導，“堅持不懈”地長期努力。當然，包括呂先生本人也深刻地意識到“改革者是痛苦的”，“地方領導幹部搞改革其實就等於自己選擇了痛苦”。
“痛苦”是每一個人都不願意而又不得不面對的。那麼如果使這些“痛苦”變得輕一些，那麼會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到改革實踐者的行列中來。提供較好的“社會環境”，其中“法治”機制不斷健全和完善就顯得尤為重要了。“一般舊體制的弊端有檔案、條款的依據，而體制外的創新辦法儘管能解決體制內的問題，卻沒有法律依據，改革者就要承擔很大的風險，而在沒有一定氣候的條件下，上級支援這樣的改革會承擔更大的風險，這就使支援的力量要滯後一段時間。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改革者的各種遭遇” ，“按舊體制的老框框老規矩絕不是法治，對創新者的成功經驗儘快肯定，並形成黨的制度性規範，才是真正地走向法治”。最終得出“惟有法治也才能鞏固呂日周們的改革成果”的結論。
當稜角成為一種奢侈品，圓滑勢必佔領高地。我們現行的政治體制當中“圓滑”已經“足夠多了”。所以我們更加應該珍視“稜角”，千萬不要讓稜角成為一種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