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寫大師的文章
大師，是我們對某些人的尊稱，那麼大師的感悟是什麼?大師對於大師的看法又如何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於的相關資料，供您參考!
篇1：大師無處不在
作者:樂樂
今天中午在家看《今日說法》，之後孩子調到《開門大吉》欄目，幾天前，偶遇鄭淵潔的一本書，孩子一口氣把它讀完了，第二天仍舊有讀起來，我不由自主的想看個究竟，一直在我心中，鄭淵潔的光頭形象，讓我覺得他是個地道的粗俗之輩 ，因為曾在什麼地方瞭解鄭淵潔沒有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自己和兒子稱兄道弟，頗覺不可思議的一個人，而此刻開門大吉欄目上，鄭淵潔和兒子正是求助的親偶團，莫非前臺猜歌的就是鄭的老爸爸?
帶著好奇，帶著疑問我開始關注著這位老人，精神矍鑠，器宇軒昂，滿頭銀髮。不曾想他老人家已經83歲高齡了，但是他給我的感覺，不像耄耋之年的長者，他更像是60多歲的老人。我震撼於他老人家的個人成長經歷：鄭洪生老人學歷是高小私塾畢業，而他通過自學，一年讀了一百多本書，每天堅持四點起床，靠勤奮努力，成就自己為石家莊一所大學的教授。看到此我很受教育。緊接著讓我吃驚的是他老人家獨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鄭淵潔是鄭洪生先生的長子，儘管自己是大學教授，卻沒有讓兒子就讀公立學校，自己堅持用自己的一套理論和方法，培養出鄭淵潔這樣的大家，而讓我頗覺佩服的還是這家人的勤奮和努力。鄭淵潔每天堅持四點半起床，一堅持就是三十年，父親每天堅持四點起床，堅持的是一輩子，有什麼力量能阻止這麼一個勤勉的家庭出成績呢?
這鄭家更讓人覺得溫暖的地方，是父母對自己孩子的信任的力量和愛，一輩子不打罵孩子的家庭，有但很少，而鄭家已經流傳了幾代，這樣充滿愛和溫馨的家庭怎麼會 不充滿希望和力量?老爺子八十多歲高齡了，仍對生活充滿樂趣和熱望，他堅持寫微博，堅持看中央臺的各套節目，特別是開門大吉這樣的欄目，是需要有相當厚的積澱的，而老人堅持用自己參加欄目的實力，獲取自己夢想的家庭基金，這份對待生活的態度，是大大地刺痛了我懶惰的神經，我要向鄭洪生老人學習，學習他對待生活的樂觀，自信，熱愛。更應學習他老人家勤勉的生活習慣。這是給自己的孩子用言傳身教留下的最寶貴的財富，對一個家族的興旺，對一個家庭的後續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就是堅持學習的習慣和家風，對一個家的最深遠的意義。
通過偶遇鄭洪生老人，我明白一個道理：大師無處不在，只要你還有一顆謙卑的心，明白自己急需提高和進步。
篇2：是 是 非 非 說 “大 師”
賴 建 青
大師，歷來都是人們仰慕而又似乎十分遙遠的偶像。
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是大師?關於大師的定義或者說標準歷來都非常籠統。
《辭海》上載：大師是指有巨大成就而為人宗仰的學者或藝術家。
《現代漢語辭典》對大師的解釋為：在學問或藝術上有很深的造詣，為大家所尊崇的人。
清代學者陳康祺所著《郎潛紀聞》卷八中載：二百餘年來，講堂茂草，弦誦闃如……稱大師矣。
有人則認為大師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掌握了比較系統的國學知識，以《四庫全書》為主，包括先秦諸子百家;二是對國學典籍中某個部分有較深的研究，有創新的見解，即對國學研究有所貢獻;三是對國學有深刻的領會，有推崇，有批評，對國學研究具有推進作用。
還有人認為大師就是傑出學者、知名專家的尊稱，或者是特指在某一領域有突出成就，為大家公認且是德高望重的人。
儘管對大師的種種定義不盡相同，其實概括起來就是德與才的結合體之特別優秀者，即是現代時興說的“德才兼備”、“德藝雙馨”。
縱觀五千年文明程序中，中華民族出現過許多的大師，如儒學大師孔子、孟子，非儒大師墨子、荀子，道家學說的創始人老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韓非子，還有理學大師程朱、心學大師陸王等等，以及後來的唐宋八大家、揚州八怪、竹林七賢和蘇門四學士……，他們的思想和才學猶如浩瀚宇宙中熠熠生輝的繁星，在中華民族漫漫的歷史長河中閃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人們也曾稱當時名氣較大的十位學者為大師：王國維、胡適、錢中書、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馮友蘭，這些都是文學界具有代表性的人，在藝術領域還有國畫大師齊白石、張大千等。後來，七十年代起數學領域出了個陳景潤，農業領域出了個袁隆平;到了九十年代文學界還有人提出文懷沙、餘秋雨也可以算是大師……。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發生在剛剛走上改革開放百廢待興的神州沃土上：國家有關部委在短短的時期內，分別授予360多人以“工藝美術大師”稱號……
在這些大師中，到底有幾個能夠無愧於這個稱號呢?
人們對這些大師更是褒貶不一、眾說紛紜……。
孔子
說起大師聖人，人們第一個就會想起孔子。
作為儒家思想學派的創始人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政治上主張“為政以德”，力推“仁”、 “禮”，提倡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將“德”、“禮”施之於民，打破了封建傳統“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的信條。這種治國方略至今都被認為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禮”說則體現著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適用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政府，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
孔子在經濟思想上極力提倡“重義輕利”和“見利思義”的義利觀以及富民思想，他所指的“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觀，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即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他愽學多才仍謙虛好學，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與人為善寬厚待人，提倡“已所不為，勿施於人”和“君子有成人之美”。他的弟子將其言行、對話彙編成《論語》，《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30] 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
《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在南宋後並稱“四書”。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微言大義”。《論語》體現了儒家學說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和道德觀，成為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自古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
儒家思想受到全世界的推崇，美國哲學家愛默生說：“孔子是全世界各族人民的驕傲。”
1988年3月，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聚集於巴黎向全世界呼籲：“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要回到2500年前，去向孔子汲取智慧。”
……
縱觀五千年漫長的歷史長河，在古往今來諸多的名人大師中，孔子當屬其中最傑出優秀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人，也應該是最無愧於“大師”稱號的人。
然而，就是這位受到世界人民推崇景仰的大師，他的思想學說也歷經諸多質疑和批判。
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
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
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
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這是唐朝開元二十三年735，玄宗親往孔子聖廟，在祭祀孔子時而作《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一詩。詩意在“感嘆”孔子的際遇。孔子一生生活複雜坎坷，這首詩只選擇他的棲遑不遇的一面，簡單幾言，就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大事。首兩句是嘆惜，三、四句是嘆美，五、六句是再嘆惜，後兩句再嘆美。處處用典，句句切題，整齊有序，一絲不亂。...
“六王畢，四海一。”
公元前221年，贏政滅六國一統天下，成為中華民族第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宣告秦王朝建立。
由於長期處於七國爭霸的混戰之下，久亂方治，當時社會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思想領域非常活躍，嚴重阻礙了秦始皇對原六國民眾思想的統一，威脅到了這個中國第一個大一統專制王朝的統治。其時社會上的兩大思潮是儒家與法家，儒尊古，法抑古。大亂得以大治，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推行新事務新措施亦即大一統專制，與儒家思想理念不相符。而當時六國貴族也打著儒家“克己復禮”的旗號要求恢復周朝的分封制，希望能以此而取回失去的權力。
為了維護大一統的新政，秦始皇下令銷燬除法家之外所有諸子百家的著作，並殺掉代表儒家正統學派主張分封諸侯的王綰、淳于越等數百名儒生，徹底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史稱“焚書坑儒”，中華大地自此進入了“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封建社會。
1915年，新文化運動於民國時期興起，在上海創辦的《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發表抨擊尊孔復古的文章，對孔子進行全面的批判，並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全面否定儒家學說。
胡適採用西方近代哲學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用“平等的眼光”把孔子和儒學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祕色彩，並提出孔子不是儒學的創造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在對儒家思想學說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的影響，受到廣泛關注。摘自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在史無前例的“”期間，毛澤東結合批判林彪，發動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批林批孔”運動，提出要把孔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這位大師的家鄉本土上，在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華大地上，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大字報和漫畫充斥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每一個角落，極盡抨擊詆譭之能事，從文字上、口號上、漫畫肖像醜化等形式各個方面，把批判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提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孔子被指最大的罪狀就是殺了少正卯，至於他有沒有殺或為什麼要殺少正卯，這件事在史書上沒有明確的記載，而在傳說中卻是沸沸揚揚，可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認為是孔子殺了少正卯的依據是他曾歷數了少正卯的可殺之罪，他說：少正卯有“心達或作“逆”而險、行闢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種惡劣品性，人的品性只要有這“五惡”中的一種，就不能不施加“君子之誅”，而少正卯是身兼“五惡”的“小人之桀雄”，有著惑眾造反的能力，他和歷史上被殺的華士等人是“異世同心”，不可不殺。
孔子的另一宗罪是極力倡導“克己復禮”，極大地阻礙了歷史和社會的發展程序。認為他這種封建保守的頑固思維是使中華民族長期處於停滯不前貧窮落後的劣性根源。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唯物辨證法告訴我們，任何思想觀念都與其所處的社會和環境有關，不能簡單地割裂開來看。誠然，一種觀念一種理論要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來改變，也就是要與時俱進，否則就會落後就會被歷史所淘汰。
歷史的事實證明，歷朝的統治者都根據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本階級的利益，或尊孔或批孔，其實無論是儒家思想還是法家思想，都曾在歷史上對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起到過積極的推動作用，可都只不過是被統治階級利用的工具而已。
作為萬世尊崇的孔子也不能倖免不能例外……
今天，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文明的提高，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政府都推崇儒家學說之“為政以德”以及人道主義精神，以人為本。許多國家和地方都建有孔廟，立有孔子的雕像，各種不同語言不同膚色不同民族的人民以不同的方式祭祀這位偉大的先哲，正如愛默生所說，孔子已不只屬於中華民族，他的思想屬於全世界各民族屬於全世界人民……
胡 適
在古今中外的學者大師當中，胡適據說是擁有學位最多的人，其一生中憑著自己淵愽的學識與才華取得了36個愽士學位，其中有多個是美國等世界著名大學所授予，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
假設攻讀一個博士學位僅需兩年，那要取得36個愽士學位也得要72年的時間……
作為學者的胡適，據說其在文學、史學、教育學、考據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均有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對儒家思想學說和紅學研究方面有獨到的見解，並在禪宗研究和《水經注》研究也有較大的成就，因而被譽為是學貫中西的愽學全才。
胡適在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首先採用西方近代哲學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用“平等的眼光”把孔子和儒學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祕色彩，並提出孔子不是儒學的創造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在對儒家思想學說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的影響，受到廣泛關注;作為新紅學創始人的胡適一向看不起紅樓夢，認為《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藝術上比不上《海上花》和《老殘遊記》……。他還是《乾隆甲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甲戍本孤本發現者，後又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如庚辰本，為現代紅樓夢研究奠定了基礎。他在其《紅樓夢考證》中指出：“要想真正瞭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
胡適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提出寫文章不作“無病呻吟”，且需“言之有物”，為新文學的形式作出了初步構想，他由於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
1939年，胡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儘管胡適才華橫溢，學富五車，在諸多學術領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卓著成就，並得到普遍認可，然而他一生也歷經坎坷，飽受爭議和批判。1920年2月，其所著被稱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出版，受到東南大學教授胡先驌的批判：“胡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學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態，言動出於常軌，胡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趨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徵耳。”
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金嶽霖教授說：“我不大懂胡適。”
他在《回憶錄》中坦言一直認為胡適是一個有很多中國歷史知識的人，否則當時不可能進入北大教中國哲學史，可事實卻並非如此。有一件事金嶽霖教授印象很深，胡適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必須的或必然的事要做。”
金嶽霖教授說：“這才怪，有事實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論上的必然……”。
因此，金嶽霖確實認為胡適一定有毛病，他可是搞哲學的呀!哲學中本來是有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可回想起來胡適只有人生觀，沒有世界觀。對於時空、宇宙、無極、太極……，這樣一些問題他根本不去想，他頭腦裡也沒有本體論和認識論或知識論方面的問題，他的哲學僅僅是人生哲學……
其實，胡適不僅僅是認識論或知識論方面有問題，而且在道德與人品上也極其低劣。他在留學外國時受了洋人的教育，回國後慨嘆，“中國不亡，世無天理。”他斷言，東方文明是愚昧的、苟且的、懶惰的和聽天由命的文明。“應該使我們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那並不太豐富的固有文化，都是無濟於事的銀樣蠟槍頭。”
出國留學，本應該是學習西方先進的觀念和科學技術而“為我所用”，以此來報效祖國。而作為一名學者的胡適卻一昧地崇洋媚外，全面否定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並極力地貶低祖國侮辱同胞，實在令人憤懣不已……
那麼，胡適還說了什麼呢?
“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出自這位“大師”之口，另一句則是：“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
其時，胡適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在被他辱罵這“不知恥”的“全國人”中，是否也包括了他胡家的列祖列宗子孫後代……
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孕育了優秀的傳統美德。胡適生長在中國，神州沃土和黃河的水養育了他，而他卻毫無感恩之心毫無故鄉之情。別的一切不說，只從這兩句話中，即可體會出胡適當年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對中國政府乃至中國同胞是何等地蔑視與失望，其奴顏媚骨一覽無遺。
一個連祖國和同胞都可以極口侮辱的胡適，還能稱作“人”嗎?更何況“大師”乎?
魯 迅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這是魯迅先生一句曾經是婦孺皆知的名言。
被毛澤東稱為“中國文化革命主將”、“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和“文化革命旗手”的魯迅出生於沒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一生文學著述只有600萬字，以小說和雜文為主。代表作有《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
面對軍閥混戰日寇入侵以及國民黨統治下社會黑暗政府腐敗，魯迅將筆作“投槍”、“匕首”，用深刻犀利的雜文抨擊時政批判政府，為抗戰和推翻國民黨統治在與論上和喚醒民眾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民國時期影響很大，新中國建立後因此而倍受推崇。
魯迅是天生的俠士，不結黨不拉派，嫉惡如仇，只要看到不公正之事都拍案而起奮力抨擊，不遺餘力，為了正義不怕兩面作戰腹背受敵也決不放棄，這種不討好任何人的求真精神難能可貴，尤其是在一個作家身上有這種精神和俠骨，就更是彌足珍貴。
“真的猛士，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淡的人生。”
“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滅亡。”
有人認為，魯迅是偉大的“批評家”，雖然他是文學家，“文學家”也包括了“文學批評家”，但魯迅的“批評”不僅僅侷限於文學的範疇，還涉及到思想、文化、教育以及社會重大事件等各個方面。凡是落後腐朽、邪惡低階等一切阻礙社會發展的東西，他都會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評批判。
有傳言說建國後曾有人問毛澤東，如果今天魯迅還健在的話他會幹什麼?毛回答說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在監獄中寫作解悶，但沒有地方發表;二是幡然悔悟，不再與政府作對，安安份份過好日子。
也有人說根本沒有這回事。
其實，無論是實有其事還是純屬編造，它都折射出一種資訊：即不管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是適者生存，無論是人還是思想觀念，如果不符合當權者不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則必將被排斥被淘汰。
許多人都認為魯迅是個性格冷酷甚至是不通情理的人，其實與所有的人一樣，他也食人間煙火也有七情六慾，尤其在兒子面前是個典型的慈父。曾有朋友看到魯迅對兒子完全不象平時的嚴肅態度而笑謔於他，魯迅因此作詩云：
無情未必真豪傑， 憐子如何不丈夫?
試看興風狂嘯者， 回眸時觀小菸菟。
其實無論是大師還是俠士，首先他還是人。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有七情六慾，一首詩，流露的是兒女情長……
關於魯迅能否算大師的問題，歷來也頗有爭議。有人說僅僅憑十幾本雜文小說的幾百萬文字，要想算一代大師還差得很遠。
梁實秋指出：“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還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
魯迅與弟弟周作人失和之後，周作人也從婚姻愛情、思想政治、藝術文化各個方面對魯迅進行了攻擊和批判。
否定魯迅論有一個非常一致的觀點，就是魯迅脾氣大，不合群，一昧搞破壞，睚眥必報，“少不讀魯迅。”以及作品量少，熱衷於窩裡鬥，欺軟怕硬等等。
魯迅也曾批評自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裡也常有……。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墳•寫在墳後面》
有人說雖然魯迅只是個雜文家，在文學藝術上並沒有什麼建樹，可是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看不慣當時社會的腐敗黑暗，曾經不遺餘力地抨擊國民政府，為推翻國民黨反動派和蔣家王朝的統治起到了積極的與論作用，因此被共產黨所看重而有意宣傳吹起來的。
可以稱得上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兩個“憤青”，一個是魯迅，另一個是胡適。不用說，大家都知道，魯迅“憤青之語”多多，別的不說，單說有的教授就指責魯迅不該在《狂人日記》這篇小說中說他在燈下翻看中國歷史，居然從字縫裡看到的，滿篇都只寫著兩個字，這就是：吃人。
雖然只是一篇文藝創作的雜文，也不能過於脫離現實。這種置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於不顧極不負責任的全盤否定，不僅傷了炎黃子孫的心，也損害了魯迅本人在中國乃至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魯迅還有備受人們詬病的是在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由於其時中華民族貧窮落後，飽受列強欺凌侵略，在崇洋媚外思潮氾濫中，就連漢字也被認為是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更有人提出漢字要拉丁化。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糾結，魯迅竟然說出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話語，不能不令有識之士為之氣憤為之心寒……
其實，不論魯迅是否能算是“大師”很難有定論，但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鬥士，不畏強權，不怕邪惡，為匡扶正義戰鬥一生，卻是不容否定的事實。
魯迅曾明確地告訴許廣平說：“我的生命，到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是為了我的敵人……要在他的世界裡多留一些缺陷。”
在臨終前的最後時刻，魯迅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是要戰鬥，到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將來，先非撲死你不可。”
林語堂在《魯迅之死》一文中說：“德國詩人海涅語人曰，我死時，棺裡放一劍，勿放筆。是足以語魯迅。”
……
錢鍾書
婚姻就象一座圍城，“城內的人想到城外去，而城外的人都想進城裡來。”
人們通過這句頗有哲理的話知道了錢鍾書。
儘管錢鍾書的《圍城》曾經風靡一時，很多人認為就才學和著作來說，僅憑一本《圍城》和《談藝錄》、《管錐篇》，他實在夠不上大師的標準。
有人說，作品的數量不是衡量夠不夠大師標準的絕對要求，托馬斯只發表了163首詩歌就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可見作品質量才是最重要的。
有專家指出，上世紀90年代思想界的疲軟，知識分子批評立場的放棄以及啟蒙精神的弱化，致使錢鍾書成了熱門人物。
對錢鍾書的文學成就也有人提出質疑，說錢鍾書是卡夫卡的絕食藝人Hungerkünstler。
絕食藝人，與其他任何雜耍藝人一樣，都是將表現某種超出常人的技藝抑或是功夫作為吸引觀眾的亮點，以求博得觀眾的喝彩和銅板的人，而實際上他們那些作為賣點的技藝抑或是功夫都一律是毫無實用價值的：絕食，翻跟頭，頂碗，踩鋼絲，莫不如此。沒有實用價值是雜技的一個基本特徵，是雜技存在的前提。說錢鍾書是屬於雜技表演的絕食藝人，是因為他在《談藝錄》和《管錐編》裡顯示了一種常人難以企及的功夫，而這種功夫從本質上說，又幾乎是沒有什麼實用價值的。
錢鍾書的另一項長處就是他幾乎等同於掃描般的記憶力和他饕餮般的閱讀胃口，以及他用以顯示這兩者的那些筆記。這些就是作為絕食藝人的錢鍾書的“功夫”。這些功夫在他的作品中被他發揮得淋漓盡致，令人歎為觀止。這種功夫在其《談藝錄》和《管錐編》中表現於中國文獻的遠勝過表現於西洋文獻的。
有些人喜歡把錢鍾書同陳寅恪相提並論，其實這兩個人的作品是有著根本差異的，甚至於可以說幾乎是完全對立的。縱觀陳寅恪的著作，大都是有實用性、可說是學術的東西，儘管他同時也具有超乎於常人的極強的記憶力。在陳寅恪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提出和設定某些問題，通過考證和推理得出的結論，甚至可以建立起更大的對歷史與文學的理解和解釋的框架。錢鍾書則完全不具備這些。如果一定要在《談藝錄》和《管錐編》中找到某種理論性的東西，某種方法論，人們所能找到的，不是有人所謂的解釋學的方法或是應用。因為解釋學的基本前提是歷史感：在使解釋學得到充分發展的德國思想史上，是由蘭克Leopold von Ranke、施來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和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等人的歷史主義特別體現的。
在錢鍾書的作品中，我們幾乎完全看不到他表現的歷史感，就從這一點上來看，又與受過德國曆史主義影響的陳寅恪有著根本的不同。
尼采在批判德意志文化的時候說：“文化首先是一個民族在其所有生活表達中藝術風格的統一性。而博學多識既不是文化的必要手段，也不是其標誌;博學多識很可能在其最好的情形下是同文化的對立面聯絡在一起的，同野蠻狀態，這就是說：無風格狀態或是平均了所有風格的混沌狀態。”《不合時宜的感想》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I古典語文學教授出身的尼采的這番話是有著特殊的分量的，而且我們若是想一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德國產生過怎樣的“博學多識”，德國的文化產生過哪些里程碑式的作品，尼采的批判就更顯得嚴重了。
錢鍾書的作品可說是沒有風格的，他的作品樂於表現那些瑣屑乃至鄙瑣的東西，經常把肉麻當機智這尤其體現在《圍城》中等缺乏趣味或趣味敗壞的表現而言，這種風格是比“無風格狀態或是意在表現所有風格的混沌狀態”更為反文化的、更野蠻的;就其在書中和書外以記憶力的量化指標為炫耀的資本和批評他人最重要的標準而言，是類似起源於西域的、南亞次大陸的、吉卜賽的雜技的。
然而，如今這些居然被尊為學術的止境、人文的楷模、文化的巔峰，這就意味著在中國當代文化認識中存在著嚴重的迷誤。這樣的把雜耍當作最高的文化和藝術的社會是尼采所謂修養的非利士人Bildungsphilister的社會，是自以為代表和體現了文化的庸人的社會：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出現的“錢熱”，無疑是一種奇特的現象，這是文化思想界的疲軟，知識分子學術批評的放棄以及啟蒙精神的弱化表現，但是對這種現象的研究與討論卻不應該是所謂“錢學”。“錢熱”的非文化和野蠻的實質決定了對於作為表現“雜耍”功夫的錢鍾書研究應該首先是屬於人類學領域的，因為儘管錢鍾書是通過書寫來表現其存在的——的確，是通過非常博學的書寫來表現其存在的——，然而同其博學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在意識和自我意識上的令人驚訝的缺乏。這種意識和自我意識的嚴重缺乏暴露了其廣大的無意識基礎，而這種基礎，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告訴我們，正是人類學研究的物件。對於高度發達的意識和自我意識的研究是文學批評，是文化批評，是哲學。一個高度發達的意識和自我意識——例如為錢鍾書所蔑視的魯迅——幾乎不給人類學剩下任何地盤，因為這樣的意識和自我意識幾乎到處先期了旨在為無意識建立結構的人類學。只有對於自身缺乏意識和自我意識能力的社會現象——最典型的比如史前期或者近代仍然存在的文明前的野蠻社會中的——人類學才能發揮其強加某種意識結構的特長和優勢：意識的缺乏再一次表明了錢鍾書的非文化的本質。
很多人對錢鍾書的學識和作品的看法是：
跟民國那批庚子賠款去留洋讀書的其他人比，錢鍾書的成績很差;
錢鍾書外語水平一般跟大師級比較而言;
錢鍾書《管錐編》已經被時代淘汰了;
錢鍾書《圍城》非常差，除了炫耀其外語和西方文化見識外，其文學價值也等同於瓊瑤一類水平;
錢鍾書散文等文章對人生社會的看法和見解非常一般;
錢鍾書的《管錐編》是半成品，你都不知道誰適合讀它，或許中西文化比較的可以讀讀，但是意義也不大。《管錐編》其模仿物件可以是伏爾泰的《哲學辭典》，勃登的《憂鬱分析》和米洛拉德•帕維奇《哈扎爾辭典》。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可以看做是《管錐編》的一個章節，但是，就認識水平來說，《人間詞話》遠勝《管錐編》。如果按照普魯塔克的《對傳》的標準，錢鍾書全部著作風格，比較適合作為對傳的是伏爾泰，可惜，錢鍾書的實際水平，遠遠達不到伏爾泰的標準。《管錐編》的最好學習物件是伏爾泰的《哲學辭典》，如果錢鍾書的《管錐編》達到《哲學詞典》的一半成績，就可以算是大師級作品了。可惜，錢鍾書完全沒有這個水平。
錢鍾書聰明，有天賦，這一點毫不懷疑。其學術成就不高，我覺得趙汀陽先生的意見應該可以說明問題：
錢鍾書最喜歡炫耀的就是用一些生僻字夾一些法德拉丁表示高明，所以把外國人都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是這應該為學外語的忌諱。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說：錢鍾書常犯的毛病就是喜歡用“奇異詞”表達和寫作。無論是小說還是學術作品，處處見他這種小聰明式的炫耀。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
對於一個學者或是專家固然沒有必要面面俱到地刻意去苛求，但是有兩個方面卻不能不要著重提到，也就是說評價的底線：其一是才，其二是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重視道德倫理的民族，在對待“德”與“才”兩者之間更看重的是“德”。認為有德無才固然是俗人是庸才，而有才無德卻是壞人是惡人。如歷史上如蔡京、秦檜還有陳世美等人都可說是飽學之士才華橫溢，本可以流芳百世，卻因為無德而被人們唾罵，落得個遺臭萬年的下場。因此，“德藝雙馨”才是千古流芳的根本標準。
所以，故且不說《圍城》和《管錐篇》是否能達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錢鍾書的“德”也頗有爭議。
有人提出，在抗日戰爭和這兩個特殊時期，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巨大災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任何一個有良知的炎黃子孫尤其是知識分子都應該關注和關心國家與民族的命運，而錢鍾書卻沒有任何的表示和行動，過起了“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置身於事外的生活，當起了“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寓公，氣定神閒地寫他的《談藝錄》和《管錐篇》。
薩特指出：在黑暗時代不反抗，就意味著同謀。
一個置國家與民族的命運於不顧的人，是否能當得起“大師”的榮譽呢?
……
郭沫若
作為學者、專家、大師或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任文聯主席，郭沫若可說是博學多才，尤其是在對古文字甲骨文研究有較深的造詣，著有《甲骨文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書。但是，作為學者、專家的公眾人物，郭沫若歷來就是頗受爭議的人，但與魯迅不同的是他所受爭議的不是他的才學，而是他的人品問題。
中華民族非常看重“德”也就是人品，歷史上有很多有才無德的人被人們唾棄。如宋代的蔡京書法造詣很高，當時人們稱頌書法界的“蘇蔡米黃”之“宋四家”中的“蔡”本來是非他莫屬，可就是因為他陷害忠良誤國害民人品低劣，所以人們寧可將書法造詣不如他的蔡襄名列“宋四家”;還有元代的趙孟頫、明代的王鐸儘管書法造詣高，有“神筆”之譽，卻因為是“二臣”而被許多人瞧不起，一直不被官方書界推崇。
其實，郭沫若的人品從年少時就有詬病，有人從他就讀的嘉定府官立中學找到兩張宣統元年5月28日成績單，郭時年16歲，讀初中二年級，成績單顯示郭沫若國文55分，不及格;算術100分，英語98分，而修身即品德僅有35分。 有人說郭沫若的老師太有眼光了，居然從這麼小的學生身上看到了潛在卑劣的品德。
據說人體中的第六感官能令人產生“直覺”，而女性的“直覺”比男性更敏感更準確。我們現在已無法知道那位郭沫若當年的老師是不是女性，也不知道當時給他的修身即品德打35分的根據是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事實證明這個分數打的非常的準確。
從簡歷或是檔案中可以看到，郭沫若在上個世紀20年代就加入了共產黨，是早期的老黨員，而在1958年又重新入黨，這是為什麼呢?原來當大革命處於低潮時他為了自己的安全著想，非常“明智”地多次退出共產黨，因此而得到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的特別庇護。
見風使舵趨炎附勢是郭沫若的慣用手法，林語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郭沫若集天下肉麻之大成。
爆發時，郭沫若發表講話，為全盤否定歷史的極“左”思潮推波助瀾，談話內容傳到國外後，其聲譽在各國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為了自保不顧廉恥的卑劣嘴臉受到世人的唾棄。期間，他極力讚美斯大林，讚美毛澤東和江青，因此受到特別保護。
在《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一詩中郭沫若寫道：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在《為毛主席在飛機上工作照片題詩》中郭沫若寫道：
在一萬公尺的高空，
在圖——104的飛機之上，
難怪陽光是加倍的明亮，
機內機外有著兩個太陽!
不倦的精神呵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響曲的樂章，
象靜穆的崇山峻嶺，
也象浩渺無際的重洋。
兩首詩極盡諂媚之能事。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寫下《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一首：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一貫堅持“尊孔反秦”的學術觀點，可當看到 “批林批孔”運動的不斷升級，早已噤若寒蟬，不知所措。再收到毛澤東的詩後，更是惶惶不可終日，趕緊搜腸刮肚和詩一首，向毛表忠心表達痛悔之意：
讀書卅載探龍穴， 雲海茫茫未得珠。
知有仙方醫俗骨， 難排蠱毒出窮隅。
豈甘樗棟悲繩墨， 願竭駑駘效策驅。
猶幸春雷驚大地， 寸心初覺視歸趨。
為了取悅於毛澤東，郭沫若還寫下了“判宣孔二有餘辜，十批大錯明如火”的詩句，徹底推翻了自己一貫堅持的學術觀點。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寫下《水調歌頭•慶祝十週年》，向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獻媚。但僅僅過了159天，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四人幫”被逮捕，他立即又賦詩《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這種為了生存為了往上爬不顧廉恥的行為為人所不齒，其人格更是倍受質疑。
許多人驚呼：人怎麼可以無恥到這種地步?
在婚姻和感情方面，郭沫若更是荒謬不堪，先後與彭漪蘭、於立忱、黃定慧等多人結婚，並有數個情人。尤其是對於立忱的妹妹始亂終棄，致使其自殺，更是令人髮指。
有傳說一向以“老好人”著稱的周恩來也看不慣郭沫若多次婚娶的行為，在後來郭沫若的又一次婚宴上向他敬酒時說：“郭老，希望這是最後一次參加你的婚禮!”用含蓄卻又犀利的語言來發洩自己的不滿。
如果不是把自己的才學用於為社會為國家作貢獻，而是一昧地趨炎附勢，以求得自身的安全和榮華，那即使他的知識再淵博才華再出眾，也不能贏得人們的尊重與敬仰，只能是一個被鄙視的“文痞”……
陳景潤
說起科學家，我們的腦海裡都會浮現出寬敞明亮的辦公室、儀器裝置齊全的實驗室和身穿白色工作服風度翩翩的專家學者……。
然而，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中國科學界最高機構的中國科學院裡，在鍋爐房上面有一間堆放雜物的屋子裡，有一位數學家在夜以繼日地工作。這間不足六平方米的屋子是他的辦公室和臥室，在中國科學院裡，就連勤雜人員的住處也比這裡要好上不知多少倍。沒有電燈，他就藉著煤油燈昏暗的光亮;沒有辦公桌，他就將草蓆和被褥掀開，在床板上寫。這位數學家就在這極其簡陋甚至可以說是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忘我地工作，挑戰懸疑250多年的世界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他的名字叫陳景潤。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春秋戰國 —《孟子》
有人說：自然科學的“皇冠”是數學，數學的“皇冠”是數論，而歌德巴赫猜想則是“皇冠”上的“明珠”。
數學大師們說：陳景潤是在挑戰解析數論領域250年來世界智力極限的總和。
世界級數學大師、美國學者安德烈•韋伊andre weil說：陳景潤先生做的每一項工作，都好象是在喜馬拉雅山巔峰上行走，危險，但一旦成功，必將影響世人。
經過十多年令人難以想象的嘔心瀝血，沒有計算機，全憑一筆一畫地用手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用於計算的稿紙就裝滿了六麻袋，陳景潤終於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換來了數學家們幾百年來夢寐以求的輝煌。
有人把陳景潤比作丹頂鶴：渾身的羽毛是潔白的，熬紅的眼睛就象白鶴頭上的丹頂那樣鮮紅。
1966年5月，《科學通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表達隅數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乘積之和》簡稱1十2的論文，引起了世界數學家們的驚詫，懸疑250多年的世界數學難題竟然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國人攻克。
“真是不可思議!”一位享譽全球的世界頂級數學大師發出驚歎。
陳景潤用他的智慧與“十年磨一劍”的驚人毅力，成為摘取 “皇冠”上明珠的佼佼者，也由此奠定了歌德巴赫猜想的里程碑。
世界著名的英國數學家赫胥黎在寫給陳景潤的信中讚歎說：
“啊!你移動了群山!”
中國科學院院士林群用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賽打比方說：“陳景潤是數學界的百米飛人博爾特，挑戰智力極限，並保持紀錄幾十年，仍無人能破。”
英國數學家哈伯斯坦和德國數學家黎希特將陳景潤的論文寫進數學書中，並命名為“陳氏定理”。
1999年10月，國家紫金山天文臺將一顆新發現的行星命名為“陳景潤星”。
然而，社會是非常現實的，尤其是在今日中國。
攻克歌德巴赫猜想的“1十2”是攀登世界數學領域的巔峰，不為普通民眾所理解，不象在奧運會奪取冠軍那樣直觀那樣震奮人心，也不象製造“兩彈一星”和製造宇宙飛船那樣實用那樣輝煌，更不象影星歌星那樣受到大眾的熱捧。所以儘管陳景潤是全世界唯一攻克歌德巴赫猜想“1十2”的數學家，卻沒有象研究“兩彈一星”的錢學森、錢三強他們那樣得到高層應有的重視。
這位世界頂級數學大師的待遇甚至於不如一個科級幹部。
那麼，歌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結果到底有什麼作用、究竟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張俊龍在其論文中說：“
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結果，使我們開創了新的數學分支，揭開了圍繞質數素數分佈的所有奧祕。這是哥德巴赫猜想今天的作用。
具體地說，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結果給數學帶來了五大光明：一是它使我們認識了 “真質數”與“假質數”的區別;二是它使我們認識了“0”的個數計算方法;三是它使我們認識了“迴圈序列”;四是它使我們認識了“對偶函式”;五是它使我們認識了“二重定理”等等。
哥德巴赫猜想今天的作用，開創了一個新的數學分支，可稱為“迴圈序列的投影值”由“迴圈序列”，“對偶函式”，“二重定理”等組成。
所以，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現有的數學方法沒有作用——以往的路早已走盡。陳景潤之後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很多“哥迷”還在用現有的數學方法，“瞎估” 哥德巴赫猜想的“哥數”如何如何。這種情況，在《數學學報》上，在《中國科技論文線上》上，在《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籍中……到處都有。
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結果，也符合數論學家王元所說：“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一個數學模型，以它作為模型，可以給數學帶來新的方法、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論。”
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結果已經證實，哥德巴赫猜想的解決，不可能“順便” 解決黎曼猜想;黎曼猜想的解決，也不可能“順便” 解決哥德巴赫猜想。
權威專家們估計，黎曼猜想的解決，有可能“順便” 解決哥德巴赫猜想，又一次估錯了!
通過上述可知，哥德巴赫猜想的作用大於黎曼猜想。”
由於哥德巴赫猜想通常被簡寫為“1十2”一個素數加一個素數，所以相當多的人誤以為它要證明的是1十1=2，這就讓人們疑惑它有什麼用。徐遲在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中說：“
大凡科學成就都有這兩種價值：一種成就有經濟價值，可以用錢計算出來，叫做有價之寶;另一種成就是在巨集觀世界、微觀世界、宇宙天體、經濟建設、國防科技、辨證唯物主義哲學等領域中都有作用，其經濟價值無法用數字計算，叫做無價之寶。”
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結果的意義無疑是屬於後一種。
如果要說得再深入明白一點，那就是哥德巴赫猜想的作用在數學領域就好比是煮熟的大米飯，吃下去並不能直接作用於人體，而是要轉化成葡萄糖以後才能發揮其營養的作用;同樣，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結果在數學領域可以轉化成作用於許多領域的珍貴營養。
而真正能夠理解其重要性及其意義的只有數學界的專家學者，就如同音樂界的交響樂等高雅藝術，古代的“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一般人是根本理解不了的。
陳景潤曾任4、5、6屆全國人大，他的待遇和生活問題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曾作過批示，可在執行中卻難以完全落實。1981年初，鄧小平在關於陳景潤待遇的檔案上批示：“可否為其配一祕書，以分其勞。”中央辦公廳對此批示卻一直被有關部門束之高閣，沒有落實。
1984年4月的一天，陳景潤騎著自行車從家裡到魏公村新華書店去買資料，被一騎車急駛的青年撞倒在地，當即昏迷不醒，後被人送到醫院救治，從此患上了帕金森氏綜合症。
同年7月，陳景潤乘坐公交車去友誼賓館參加會議，下車時被人擠跌在地，從此再也沒能從病床上站起來，直到英年早逝……
在中國，如果是在行政界也就是人們通常指的“現代官場”任職，縣處級幹部都有專職祕書，甚至於科級幹部也很少有外出參會去擠公交車的。陳景潤作為全國人大、世界傑出的科學家卻因騎車擠車被撞傷摔傷，令人嗟嘆。
在現實的中國，人們對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各類體育專案奇魁的世界冠軍都非常看重，認為是傑出的人才，不但國家給予重獎，其家鄉的政府也給予重獎，還享受各種待遇，社會各界也引以為榮，譽之“為國爭光”。
然而，我們知道，奧運會每四年舉辦一次，也就是說每四年都會產生數百個世界冠軍，僅僅中國的世界冠軍就已數以千百計，而在全世界那“世界冠軍”的數量就是數以千萬了。
而陳景潤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成果是兩百多年的顛峰，是全世界數學領域兩百多年唯一的“世界冠軍”，至今也無人超越，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冠軍。可他在中國卻沒有得到國家和社會足夠的重視，更沒有享受到一個作為世界數學大師應有的待遇，以致於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陽春白雪，和者蓋寡;下里巴人，和者三千。
作為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他們熱捧甚至於瘋狂地崇拜世界冠軍，是因為在奧運會奪魁僅憑體能、技術以及技巧，而這些都是直觀的，也就是說是可以看懂可以簡單理解的，這種冠軍離他們更近，更容易被他們所接受。
而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不直接對應民眾，不直接產生經濟效益，是全世界的“陽春白雪”，因此陳景潤不被普通民眾熱捧和崇拜可以理解。可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在科學領域身居高位的領導、那些應該統領全域性高瞻遠矚的高層，對於一個在全世界唯一的科技人才卻視若無睹漠然置之，就不能不令人心寒了……
有一位哲人說過這樣一句話，大意是說沒有傑出人才出現的民族，是可憐的民族;而只有懂得愛護人才珍惜人才的國家才是有希望的國家。
……
袁隆平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如果在農村在試驗田裡看到袁隆平，沒有人會把他與學者、專家和科學家聯絡起來。然而，就是這個純樸得象農民的炎黃子孫創造了震驚世界的奇蹟。
聞名世界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有“當代神農氏”、“米神”之譽稱，先後獲得“國家特等發明獎”、“首屆最高科學技術獎”等多項國內獎項和聯合國“科學獎”、“沃爾夫獎”、“世界糧食獎”等11項國際大獎，出版中、英文專著6部，發表論文60多篇。國際水稻研究所所長、印度前農業部長斯瓦米納森愽士高度評價說：“我們把袁隆平先生稱為‘雜交水稻之父’，因為他的成就不僅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世界的驕傲，他的成就給人類帶來了福音。”2006年4月，袁隆平當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現任聯合國糧農組織首席顧問。
然而，無論袁隆平獲得了多少國際大獎和世界的讚譽，也無論袁隆平能夠當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和聯合國糧農組織首席顧問，而在中國，他卻至今也只是中國工程學院院士，而未能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是中國科學院的門檻比美國科學院的門檻更高，還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們個個都比袁隆平更出色，對人類對世界的貢獻更大水平更高?
面對人們的質疑，中國科學院的院長大人路甬祥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諱莫如深地說袁隆平之所以未能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是“歷史誤會”。就這一句話，便顯示出這位院長大人確實比袁隆平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他能坐上院長的寶座，而袁隆平連院士也當不上，這又說明他對國家對人類的貢獻比袁隆平不知道要大多少!
“歷史誤會”這句話源自於漢朝。漢朝的李廣智勇雙全能征善戰，被譽為“飛將軍”，歷史上有不少對他的歌頌，“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兵壓境直攻中原，漢王朝面臨巨大的危險。李廣率兵大敗匈奴，戰功赫赫，本應拜將封侯，而漢文帝卻說了一句“妙不可言”的話：“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意思是說不給你封侯不是我的錯，只怪你李廣生不逢時，若是生在高祖時代，封個萬戶侯是毫無問題的。說來這漢文帝不知是真傻是假傻，也夠坦率的，可他自己和李廣都還活在現實當中，怎麼就成歷史了?李廣是為你出生入死保住了江山，這封侯拜將是你劉恆的事，身為皇帝要封侯拜將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嗎?說李廣生不逢時豈不是自己摑了自己的耳光罵了自己是昏君嗎?
一千多年過去了，中華民族的飛速發展令世界矚目，已經從落後愚昧的國家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
儘管袁隆平對加入中科院的事一直採取迴避的態度，而面對人們的質疑，作為代表“官方”的中科院始終沒有給人們一個明確的迴音。
儘管有沒有成為中科院院士並不影響袁隆平對農業科技的執著和追求，並不影響他在華夏兒女乃至世界人民心中“大師”的形象……
令人遺憾的是“歷史誤會”還在繼續，漢文帝的“陰魂”還在神州大地上游蕩……
餘秋雨
幾乎所有名人都由一個亮點而引起廣泛關注，也就是通常說的“一炮走紅”。
進入二十一世紀不久，散文集《文化苦旅》讓餘秋雨聲名鵲起，並因此被青歌賽請往現場對歌手作綜合素質點評，更讓他名噪一時……
很難用詞語表達餘秋雨當時暴紅的程度。
“那幾年裡，“三陪小姐”手袋內都有三件物什-----一管口紅、一盒避孕套和一本《文化苦旅》。”
有位名家對餘秋雨所達到的“雅俗共賞”的文化快餐境界作此揶揄，餘秋雨的著作影響之甚可見一斑。
“ 唐代的呂洞賓，成了道家的始祖;明初的沈萬三，住進了後人築造的沈廳;以“梅妻鶴子”著名未曾結婚的林和靖，竟然有了妻子和小孩……”
然而，在餘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散文集中居然有著許多文史知識上的差錯……
《咬文嚼字》月刋編委金文明在閱讀《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這三本散文集時，發現了130多處文史知識方面的差錯。經過考證與整理，金文明歷時3個月完成了一本20餘萬字的考辯著作《石破天驚逗秋雨———餘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辯》。
金文明說：“這本書我只是就事論事，發現一處差錯，經過考證，再把它寫下來。”
日前，這本收錄了餘秋雨散文130多處文史差錯及對這些差錯進行闡述和分析的著作《石破天驚逗秋雨———餘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辯》已由書海出版社出版發行。
這本書主要集中了金文明閱讀《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這三本散文集時發現的130多處文史知識差錯，並進行闡釋和分析。
這本書的責編石凌虛表示，出版方和作者金文明的初衷都是一致的：運用可靠的文獻資料，對餘秋雨的差錯進行有理有據的考證和辯駁，“不僅是給餘秋雨上課”，提示廣大的“秋雨散文迷”;更是為當前浮躁的學界提出警示。所以，當很多上海的出版社都拒絕出版本書的時候，書海出版社主動與作者聯絡出版事宜。
金文明希望廣大讀者、專家，特別是餘秋雨先生嚴格地審閱和考證，提出寶貴意見。
——煽情是餘秋雨一貫的風格，這是作者的特點，你可以不喜歡，但他未必錯。餘秋雨的作品很多表現的是他自己的觀點，“文化權威”的帽子是讀者加的，同時你也可以說這老頭的觀點無聊。
其實，餘秋雨是研究戲劇的，要找硬傷看應該第一個在他的學術著作裡邊找，但是好像沒有人往這方面下功夫。
在文學界對餘秋雨所著散文集中存在文史知識錯誤提出批評的同時，作為青歌賽綜合素質評委的他在點評中也出現了很多的謬誤，如將原本是春秋後期的孔子說成是戰國時期……引起選手和觀眾很多的非議。
除了在散文集和青歌賽綜合素質點評中出現許多謬誤而引起民眾不滿之外，餘秋雨時期在上海市委寫作組的經歷以及“詐捐門”事件，都極大地損害了他在人們心中的形象。
關於時期在上海市委寫作組的經歷餘秋雨是矢口否認，因此躲過了定為“三種人”不能提拔重用的噩運，反而在仕途上順風順水一路走紅，擔任過一些重要的職務……
為了抵制人們的批評，餘秋雨放言說：“時期我沒有寫過一篇批判文章。”可在1975年第十期的《學習與批判》中卻有其署名的《評胡適的〈水滸〉考證》。
再加上後來曾一起同在寫作組的徐景賢、朱永嘉紛紛出來指認，使餘秋雨的抵賴顯得蒼白無力。
而“詐捐門”的曝光更是讓餘秋雨聲名狼藉……
2009年5月，餘秋雨宣稱已向地震災區捐款20萬元，後經有關部門證實，他的實際損款不到6萬。面對公眾的質疑，餘秋雨迴應是向災區捐圖書抵“善款，後來圖書也不知是否到位。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其他的作家身上，人們或許會多一些寬容和理解，因為不是所有的中國作家都能拿得出20萬元去捐助災區的。可餘秋雨就不同了，據有關方面報道，2006年，餘秋雨以1400萬的版稅收入，榮登“2006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首富寶座，引發廣泛關注。對一位版稅過千萬的作家富豪來說，區區20萬元算得了什麼呢?而餘秋雨竟然為此鬧出“詐捐門”事件，更加令人難以置信……
在文學創作上，餘秋雨避開熱鬧喧囂的潮流，走的是一條偏冷的小道，執著與勤奮讓他走向了成功。
從“咬文嚼字”、表現到“詐捐門”事件，餘秋雨可說是飽受詬病……
然而，不管怎麼說，餘秋雨在發掘整理偏僻地區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可小覷的成就。
餘秋雨算不算得上大師，故且不論，可無論如何他也是一位頗有成就的散文作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位遊記散文作家。
作家也好，散文作家也好，首先他是一個人。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
是非功過，歷史自有公論……
文懷沙
上個世紀末開始，一位銀髯飄忽精神矍鑠的老者“橫空出世”，頻頻出現在視屏、報紙、網路等諸多媒體上，他就是頭頂“國學大師”、“楚辭泰斗”、“文史大家”、“百歲老人”以及“反江青”英雄等許多耀眼光環的文懷沙。尤其是進入新千年後，在諸多媒體的不斷炒作下，文懷沙的故事越講越生動、名聲越唱越響、名頭也越來越大……
文懷沙20世紀40年代就在文化界有一定名望，而關於文懷沙的學術水平卻始終存在一些爭議。現摘錄正反兩面評論如下：
反面評論
葛劍雄復旦大學教授：“文懷沙先生是否“國學大師”，其實根本不成問題，因為國學界或學術界從來沒有將文氏當成什麼“大師”，連同人也沒有被承認過。”
錢理群北京大學教授：“恕我孤陋寡聞，我在北大圖書館沒見過這本書即文懷沙所著的《魯迅舊詩新詮》……前幾代魯迅研究專家中好像沒有這個人的名字吧?”
郭建勳湖南大學教授：“文懷沙沒有什麼學術論文，所以在研究領域可以說沒什麼地位。”
桑兵中山大學教授：“在民國以來的學術脈絡裡，根本沒有文懷沙的一席之地。”
徐晉如中山大學博士：“文懷沙的‘正清和’是胡說八道。”
陳四益作家，曾任新華社《瞭望》週刊副總編輯 ：“他在楚辭界根本就沒有什麼地位，他沒有寫過什麼學術性、研究性、考據性的東西，他就是把楚辭翻譯成現代漢語。他那個翻譯得也不是很好。媒體把他稱做什麼“楚辭第一人”，其實是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分配任務，他分配到《屈原集》，那個就搞砸了。他沒有什麼學術著作可以拿出來，他的那個《四部文明》也不算什麼學術著作。”
黃靈庚 中國屈原學會的副會長、浙江師範大學教授：“文懷沙每到一處講“國學”，總是那麼幾句套話，沒有新的東西，學術界的學者都會知道他有多少水平。”
正面評論
錢鍾書著名學者：“文子振奇越世。”
張賢亮著名作家：“文懷沙是不是國學大師，我不好說，但他的學問至少比我大得多。”
許嘉璐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文懷沙的國學大師稱號不是自己封的，但如果要說沒多少作品就不能叫大師我不這麼認為，那要看學問有多大……文老是我的老師，他永遠是我的老師。”
範曾南開大學教授：“少時廁身門牆，匆匆四十餘載。範生何幸，有斯師。文老何幸，有斯徒。”
王學仲著名書法家：“遍觀當今書家，餘獨愛燕叟文懷沙之古樸拙重。”
謝雲著名書畫家：“文老為學界耆宿，書法以古隸見長……文老諳熟詩詞格律之韻，亦通音律，或低沉幽咽、或婉轉高昂，陽剛陰柔，其吟誦聲韻之妙，入之三昧。”
趙缺新國風倡導人：“他的這一系列舉措指復興漢服與編纂《四部文明》，讓我不得不奉之為漢文化復興運動的精神領袖!”
錢明鏘著名詩人、辭賦家：“文懷沙，神人也。神人者，神奇非凡之人也。這主要是說他的姿容、行止、技藝等均非常人所能及的意思。”
應該注意到的是，在文懷沙“百度百科”中所摘錄的這些評價當中，反面評價的大都是教授是學術界的人士，而正面評價的則是社會各界的人士。而他們所評價的是文懷沙的學術問題，這種對學術問題的評價，毫無疑問要以學術界人士的為重。
學者李輝發表原創文章稱，文懷沙先生近年頻繁亮相各大媒體，以百歲老人、“反江青”英雄和國學大師的身份名聲大震。
然而在考據了史實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文懷沙先生的年齡、入獄原因、國學大師身份均存在重大的疑問……
一文驚起千層浪，究竟是誰在“造假”，究竟是誰欺騙了民眾的信任，一時間爭論不休
三個疑點
這些年，特別是進入新千年之後，文懷沙先生頻繁亮相於電視、報紙、網路各種媒體，故事越講越生動，名頭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響了。
在各媒體發表的自述或專訪中，此公生平的耀眼傳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點:一，自稱出生於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體稱作“百歲老人”;二，自述“”經歷，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鋃鐺入獄，同時，又因寫藏鋒詩“反江青”而被視為“英雄”。三，被譽為“國學大師”、“文史大家”、“楚辭泰斗”。
事實果真如此嗎?
1910年出生，還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記者採訪或演講中，文懷沙都自稱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寫出生時間為1910年1月。但據瞭解的情況，卻大相徑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懷沙工作過的單位與呆過的地方主要有三處:
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
2.約1953年調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現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併為中國國家話劇院任劇本編輯;
3.1963年底入獄勞教至1980年釋放回原單位，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離休。
據查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冊，文懷沙的出生時間填為“1922年”;據中國國家話劇院記錄，其出生時間填得更為具體: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勞教時，年齡記錄為“43歲”，推算一下，出生時間也在1921年初。三處記錄的出生時間雖略有差異，但相差不到一年。
當年社會，尚無六十歲退休之憂，似不必把年齡說小。與如今的講述相比，當年相對嚴謹的檔案記錄無疑更為可信。因此，有一點似乎可以明確，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謂“百歲”老人，真實年齡應是88歲左右。
年齡虛報近一輪，是為了便於給早年經歷加上一個又一個耀眼光環。
突出的一個光環:文懷沙多次自述中稱章太炎是其老師，故與魯迅是前後弟子。
據查，1934年秋天，67歲的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1936年6月14日，病逝於蘇州。但在1963年文懷沙的勞教記錄中明確寫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學院肄業”。如果他出生於1921年，1936年才15歲。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後，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是否繼續辦，文懷沙“肄業”的“上海太炎文學院”與之是什麼關係，是否為同一學校?也有待考證。即便是同一所學校，也應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由蘇州遷至“孤島”上海。按此時間推算，當文懷沙入學時，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見過?
另有一個光環:相關年表寫到，1928年18歲的文懷沙，“受聘擔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後任上海劇專教授”。按1921年出生計算，這一年他才7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身擔此任。
由於年齡提前了近12歲，抗戰期間的經歷也就容易豐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記:“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歲秋，於重慶作《聽雨》詩 :‘滴滴更絲絲，江樓聽雨時。一燈紅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亞子評曰‘詩出王摩詰而勝之。’”實際上，此時他還在上海唸書，只有17歲，如何在重慶與柳亞子交往，得柳亞子如此嘉評?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飄動，步履輕盈，思路敏捷，面板滑潤，已相當了不起，足可誇耀，大可不必多說一輪十二年。虛擬年齡，於天，於父母，似均為不敬。如果僅僅限於自家庭院，別說虛增十二歲，就是自稱二百歲、五百歲，也是個人之事，不必較真。但是，如果以 “百歲”之假，行大做商業廣告之實，對消費者無疑有誤導和欺騙之嫌。一旦進入文化史範疇，人際交往與學術軌跡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細加訂正，予以澄清。
到底為何入獄?
文懷沙的“”經歷，特別是多年牢獄之災，受他的自述影響，媒體的不同版本大同小異，故事神奇，繪聲繪色，被渲染為英雄般的壯舉。
關於其入獄原因，一篇報道說:“文懷沙曾經在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為在一次公開場合說了鄙視江青的話，於是被抓到秦城監獄，之後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處報道稱:“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
這些敘述似乎都不符合史實。
首先，文懷沙不僅從來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時表現得十分積極與激烈，吳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對人說過，他對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諒的人之一就是文懷沙。劇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與文懷沙同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作為“吳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員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憶說:“在1957年批判吳祖光和我的大會上，文懷沙表現得非常積極，慷慨激昂。他指著吳祖光的鼻子說:‘你就是現代的西門慶，專門玩戲子。’他這是拿吳祖光與新鳳霞的結婚說事。當時把我們氣死了。”2009年2月10日與李輝的談話
其次，所謂“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的說法，同樣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懷沙早在“”爆發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經被判處勞教。其罪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其它原因。
據知情者回憶，逮捕文懷沙的宣判大會，1963年年底在東單的青藝劇場90年代因修建東方廣場而拆除舉行，青年藝術劇院的不少人都參加了那次大會。查閱史料，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其罪詳情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與周恩來、陳毅很熟，與毛主席談過話，以此猥褻、姦汙婦女十餘人。。先是判處勞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後長期在天津茶澱農場勞教，勞教號為：。他從來沒有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80年4月解除勞改。沒有聽說他的勞教是冤假錯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卻寫為:“1978年，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由此可見，““期間文懷沙並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入獄，也沒有被關押在秦城監獄。
關於文懷沙在“”中的經歷，敘述得最生動的莫過於寫藏鋒詩“反對江青”的勇敢之舉。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異，取其中之一如下:
經歷過“”的人，都知道“樑效”這個名字，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幫“四人幫”說話、發表言論、攻擊對手的寫作班子，正好樑效寫作班子缺人手，一個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讓文懷沙給江青寫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這個朋友將會幫助文老結束監禁和勞改生涯，並且可以進入樑效寫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當優厚。文懷沙的母親聽到這個訊息，立即趕到西北，希望兒子能夠在絕境之中服個軟。文懷沙那時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著母親蓬亂的頭髮、消瘦的面容，心中萬分難過，但他還是說:“媽媽，我不能寫啊，我不能違心啊。”母親沒有再說下去，只是叮囑兒子別往槍口上撞。當時文老滿懷心酸地點了點頭，但沒過多久，文老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實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寫下這樣一首詩“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連起來讀乃是“龜主江青”。當時江青看後隨手就把這首詩扔到了沙發上，可能覺得沒什麼，這一點卻被王洪文看出來了。
這個故事編得實在太生動了!卻無法考證其真實性。
讓人生疑的是，按照當時他的處境，即便真有此詩，又如何能到達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將之“扔到了沙發上”，她沒有看出這是一首“藏鋒詩”，王洪文反倒看出來了?
關於這一“英雄”般的吟詩行動，徐晉如先生在其部落格《士林見聞錄》中有云:“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樑效，且報以詩云……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據云至今懸於文家書房。然此事純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歷史也。”
徐先生的判斷似應更為可信。
層累歷史固然可以為編造者增添光環，但我們如何告慰那些在“”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們的在天之靈?
是國學大師、楚辭泰斗嗎?
一個人是否為國學大師或文史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似不必過於較真。的確，所謂“大師”，自八十年代原輕工部在評選工藝美術師時將名稱定為“工藝大師”的頭銜後，“大師”的含義已有所演變，早已失去神聖感，誠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百姓家”一樣，此乃皆大歡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懷沙或自詡、或被人封為“國學大師”、“新中國屈原學開創者”、“楚辭泰斗”。是否如此，學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外行者評說。何況，有些好學之士尋遍圖書館和網上舊書店，難見一本他的學術專著，故只好放棄研究他的學問的念頭。
將文懷沙稱為“國學大師”“楚辭泰斗”的主要依據，是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過《屈原集》以及隨後陸續出版的《九歌今釋》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發表過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作家、學者舒蕪先生，與文懷沙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共事，一同參與了整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工作。據舒蕪在《老吾老》載《永珍》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憶，當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馮雪峰先生，安排編輯部同人各選一種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馬列主義指導古典文學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這些名著包括《紅樓夢》汪敬之校注、《水滸傳》張友鸞校注、《三國演義》顧學頡校注、《西遊記》黃肅秋校注、《李白詩選》舒蕪編選校注、《陸游詩選》李易協助遊國恩先生編選校注等，文懷沙負責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蕪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內的顧、汪、張、文、李、舒、黃幾位整理者，都不是作為專家被聘請來，而是作為本社編輯人員被交派下編輯任務。從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說是新中國整理某書的第一人，但這個‘第一’完全不包含價值意義，不是開闢者、創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還說:“ 這幾本書陸續出版，除四部長篇小說外，其實都只是薄薄一本，註釋完全是簡單通俗式的，那時講究普及，談不上什麼學術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問世後，隨即受到過其他專家的批評，而“文先生一出手就這樣砸了鍋，隨即調離人民文學出版社”。
關於文著《九歌今釋》等書，柳白先生在其部落格上發表:“紅塵過眼錄之十”《文懷沙、“”中恐怖的“西糾”、聶紺弩、江青》，其中寫道:
雖然，沙之白髯飄飄，仙風道骨之貌，極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學界知其底數的人則都明白，文的楚辭學問至多可抵一名中學教員。
僅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譯》以下簡稱《今譯》為例，即遭到諸多學者質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辭研究論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對文懷沙的《今譯》提出批評。
李一氓說文的“譯文非常不連貫，僅是有一句譯一句，前後句無照應，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脫節。有些地方譯者更是沒有深刻的瞭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則對沙的《今譯》有如下批評:“還必須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談，均依據史實，且有當年黑白文字為證，當不謬也。
最近，湯序波先生編選其祖父湯炳正的書信集以備出版。湯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訊集中，即有寫給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湯先生是學界公認的楚辭專家，曾任中國屈原學會第一任會長。湯先生1988年在致湯序波的信中，這樣提到文懷沙:“從報刊上看，不少人的學術成就並不大，卻由於大事宣揚，名氣很高。我一向反對這一套，現在看來，應當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懷沙’，此人學術水平不高，僅僅翻譯了幾篇屈賦，怎能與郭沫若，遊國恩二公並稱呢?”
湯先生所言，與舒蕪、柳白先生所述相同，似可幫助我們解開那些種種疑竇。
如今，口述實錄盛行於各媒體報道及出版物，為歷史研究、傳記寫作等提供了許多重要素材。但是，魚目混珠，良莠不齊，同樣讓人感到憂慮。在此情形下，人們特別是媒體中人特別需要認真甄別，嚴肅對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編造並以此混淆視聽。
面對李輝的質疑，文懷沙或表示為“不屑”、或“王顧左右而言他”，始終沒有正面迴應……
要弄清楚文懷沙入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按照法律程式，無論是入獄或是出獄都必然有文字手續，如果是冤獄就有撤銷原判的平反決定。只要拿出相關文書或到法院、監獄等有關部門查一查檔案就行。
令人不解的是媒體紛紛報道莫衷一是，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而作為代表政府的官方有關部門本應實事求是地給人們一個交待，反而卻一直保持沉默……
……
如果真正能稱得上大師，必然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人們都知道，被泥沙蒙裹的金子，永遠也是金子;而塗上金色外衣的砂子，永遠也變不成金子。
人們常常感嘆，沒有大師的時代是悲哀的。
其實，大師充斥的時代更是悲哀的……
篇3：每一個相逢，都是一場恩澤
文字/香襲書卷
女人的日子，也是一種修煉。是啊，在倉促而過的人間，我們該修煉成一個什麼樣的自己，這些都取決與我們個人的行為。我們會渴望著擁有很多，名利地位，愛情友情，各種情感交織在生活的邊緣。沿途，會有很多的不同，這一路走來，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循著內心的真實想法，去真實的生活著，在最真實的生活中，修煉最好的自己。
秋天順著時間，越來越深。早晨坐在秋裡，到了需要著披肩的季節了。風帶著有些沁骨的涼意了，白天的太陽還是那樣明晃晃的，到了夜晚，卻也涼爽的睡的安穩了。山道上的落葉，鋪在地上。雲朵在高潔的天空，我虔誠的，在佛前，許下今生的願。修一顆清淨心，與菩提同在。
來來往往中，會遇見很多的人和事。沒有準備的去遇見，是生命中最美妙的奇遇。我們遇見的人，也許會與你擦肩而過，也許會停留片刻，也許會從此走進你的生活，也許會在分別後再無聯絡，可正是這些不間斷的相遇，推動著我們去體驗生命的情感。會為別離傷心落淚，會為相逢喜泣而笑，會為失落嘆息焦慮，會為得到欣慰至極。這生命中所有的相逢，都是一場恩澤，好與壞，都值得我們真心相待。
一手煙火，一手文字。在手持人間煙火的時候，會為方寸之間而落地生根。生火，煮飯，洗衣，養植物。那一刻，天就是那片天，雲就是那朵雲，真實而觸手可及。淨手，寫字之間，看山就看見了山上的樹木，看雲就聽見了雲中的故事，在文字裡行走，四季有花香，種下的都是心靈的芬芳，開出的就是一片自己的景色。
有些人出現在你的生命，是為了教會你一些事情。可能是一場傷害，可能是一場相愛，可能是結伴共事，可能只是為了讓你知道世界的多種形態。不管我們的生命中，有什麼樣的人存在，有什麼樣的事發生，於我們來說，都是應該去面對和接受的。既然，你的生命與之有緣，那就，在塵世裡最深的緣分中，與你生命中的所有發生，共赴一場生命的盛宴。可能盡力了，夢想並沒有實現。可能付出了，情感並不完美。結局並不不再重要，過程就是一段難忘。
我堅持著內心的夢想，我堅持著最初的初心，一如既往，在清晨寫字。日復一日，筆下的文字已經走過了季節的路口，在向著有光的地方，緩慢的，卻堅定的，前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