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我國公共管理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肇始於伍德諾·威爾遜的古典行政學理論、密魯布諾克會議之後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紀80年代後期新公共管理主義，共同構成了公共管理理論發展的軌跡，從而引發全球範圍的公共管理研究與改革。”就其背景而言，這種發展既是以工業技術和資訊科技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結晶，也是政治學與管理科學成果全球共享的結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並深深影響中國的學術研究。處於轉型期的中國是公共管理實踐和思想相對落後的國家，許多問題的解決都寄希望於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方興未艾。中國的行政改革實踐和行政理論的發展，促使大批行政學、管理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對公共管理進行研究。但是我們現有的公共管理理論大都在西方歷史經驗基礎上形成，立足於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運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權分立”的思想進行的公共改革，其範疇、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它的解釋力與其存在的困難之間的緊張關係。另外，我國國內沒有統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常常從自己的學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於哲學理念、思維方式和知識構成的不同，從而導致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異，致使公共管理學在中國尚處於“理論引進與紛爭”階段。改革開放以後，西方公共管理理論的大量湧入，受到了學者們的普遍重視，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公共管理學的學科建設。經過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國公共管理學研究取得巨大的歷史性進步，逐步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同時縮小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研究的差距。但總體來看，我國公共管理學的研究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存在較多問題:

　　1. 公共管理學研究陷入“西化”誤區

　　多數學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紹國外研究現狀與評論國外研究成果為主，或者是試圖按照西方理論框架和基本觀點來解釋中國。我國公共管理學研究自覺不自覺地固化西方經驗，陷入“西化”誤區。在很多情況下是直接用西方話語系統來解釋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論研究過程充滿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跡。在一份“行政管理學前沿與熱點問題研究綜述”在談到研究薄弱環節時認為，特別是在對國外政府管理經驗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紹和引進層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對於如何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實現西方經驗與中國政府管理實踐的結合問題，目前還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不可否認，引進和吸收是理論發展中必不可少的數量積累階段和創新準備時期。然而，不可忽視的一個基本事實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論暗含著一些包括意識形態和基本價值觀的當然前提條件，比如他們認為當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以及多黨輪流執政的政治體制。這種結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正規化就是從西方現成的理論出發，依據西方最新流行理論，對照中國公共管理現實，指出實踐中不符合理論之處，把原因歸結為根本體制暗指難以改變的基本制度。於是，提出對策和得出結論就必然習慣性地陷入“體制無奈”，造成公共理論研究實踐中無為。盲目的尋找理論根據並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僅容易導致學術上的坐享其成消極思想的養成，而且無法結合我們的現實國情，對我們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種誤導。

　　2. 公共管理學研究缺少實質性知識的增長

　　公共管理學研究熱衷於理論概念的“時尚”與研究成果表達方式的“語言陌生化”，偏離社會科學研究方向。有學者概括，社會科學領域存在發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現象:觀點炒作多理論創新少，應景之作多，知識積累少;學風浮躁者多，治學嚴謹者少。在西方所謂“普世”理論與中國基本“制度現實”之間的矛盾衝突中，我國公共管理學研究出現了兩種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學研究成果的盲目引進

　　我國過於追求理論時尚，對國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論採取“夾生飯”引進方式並加入個人喜好，專注於製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態出現。首先，表現為對外來知識和歷史知識消化能力不強。知識沒有國界，我國公共管理學科引進大量西方發達國家公共管理理論，彌補了國內這方面知識的空白與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讓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強，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論僅停留在移植層面，和我國現實的結合還是兩張皮。

　　2.2公共管理學研究缺少反思

　　國內學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種正規化爭論的強烈影響，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專家學者常常從自己原來的學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學的研究，呈現出完全相同的理論觀點但卻各自表述的狀態，看似百家爭鳴，實則原地踏步，理論對話與爭論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說自話”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學的發展史上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爭論，正是在爭論的過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學在逐漸的意識到自己在知識發展上存在的問題，並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進研究，逐漸確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學科地位，實現公共管理知識的有效增長。相比之下，我國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聲音”與“反思’。

　　3. 公共管理學缺乏本土化問題研究

　　“公共管理學的本土化或中國化是指把產生於國外的公共管理學與我國的現實國情和公共管理的具體實踐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理論及理論體系的創造性轉化，使其從概念工具到知識正規化、從精神底蘊到具體方法，均符合我國公共管理實踐的客觀要求，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認知方式、心理特徵、交往行為、價值取向、情感訴求等，以便能夠最充分地體現和適應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公共管理學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質的問題在於構建中國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論。

　　因此，公共管理的機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路的權威。對於經濟和社會組織發展水平都較高的國家來說，這可能是一種具有歷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創新模式，而中國的現實顯然與此相去甚遠。還有如廢除科層制、實行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改革等主張也是如此。長期習慣於奉行西方“經典”理論，忽視了中國公共管理學最應有的對中國許多具體問題的研究。例如，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未曾有過的具體制度，毫無經驗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中國理論界對於公共管理理論的研究成果已非常豐富。但是，關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卻仍處於起步階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決定了有關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許多不同於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論來為之服務，需要將公共管理的理論民族化”。再如，“領導者”難題。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運動中，領導者的作用都是至關重要的。他們的政治決斷力和能力決定著改革的命運，中國也不例外。但是，中國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公共部門的領導者是任命的，並且沒有嚴格執行任期制，變動較快。這一方面導致了諸多改革因為領導人的變動而終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領導人為了獲得任命部門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頻繁地以“創新”的名義做出各種決定舉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於“政績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改革強人”也會遇到“人走政息”的難題，也必須面對“過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門內部既得利益的阻撓。

　　總之，借鑑西方國家理論的研究成果過多，結合我國具體國情進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獻越少，對我國“真實世界的公共問題”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