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問題聚焦的形勢與政策論文

　　中東問題，一般指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的爭端，是自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延續至今時間最長的一個地區熱點問題。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中東劇變與中國中東政策》

　　摘要：中東動盪歷時一年多，導致該地區多國政權更迭，並迅速擴充套件到敘利亞，敘危機已成為這場動盪旋渦的中心。伊斯蘭勢力的崛起成為這些轉型國家面臨的嚴峻課題。動盪使中東地區格局面臨新的調整，地區大國間矛盾和力量消長，將影響有關國家政局和熱點問題走向。美國調整中東政策，深刻影響了地區局勢走向。中國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尊重有關國家人民自主選擇的原則立場，得到國際社會理解和肯定。中東形勢演變對中國中東外交帶來重要機遇和嚴峻挑戰，中國應審時度勢，積極應對，謀求中國與中東國家關係的新發展。

　　關鍵詞：中東劇變;伊斯蘭勢力;美國戰略調整;中國外交;中東政治

　　文章編號：1673―5161201204―0003―13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碼：A

　　一、西亞北非動盪將出現長期化趨勢

　　西亞北非動盪歷時一年多，導致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的政權更迭，並迅速擴充套件到敘利亞。敘危機已成為這場動盪旋渦的中心。敘地處中東心臟，戰略地位敏感，是該地區各種矛盾的交匯點。由於外來勢力特別是美歐插手，敘內外矛盾相互疊加，已演變成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的衝突，地區大國沙特、土耳其與伊朗的較量，以及美國與俄羅斯地緣政治的博弈。經過一年多的較量，巴沙爾政權對內控制力較強，得到多數民眾支援，國際上擁有俄羅斯、伊朗等國相助;而反對派各自為政，力量分散，難成氣候。中俄在安理會否決了美歐以及部分阿拉伯國家提出的隱含軍事幹預和政權更迭的議案，使美在敘複製“利比亞模式”的企圖難有道義支撐。聯合國特使安南的斡旋努力正在進行之中，但難度很大。推翻巴沙爾政權是美國的既定政策，也符合沙特、土耳其等國利益，美繼續扶植反對派，加緊對敘經濟制裁，進一步孤立巴沙爾政權，迫其就範。敘危機進一步惡化，其溢位效應將衝擊整個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另一方面，已實現政權更迭的國家進入了後動盪時期，但其政治、社會危機並未消退。面對繁重而艱鉅的經濟和政治重建任務，又將進入一個新的矛盾高發期，這是因為：

　　第一，這場動盪從性質上看，儘管是內生性的政治社會運動，但帶有“無領袖、無組織、無綱領”的特徵，各種勢力混雜，各種思潮並存，在反對舊政權的旗幟下，暫時進行聯合。傳統伊斯蘭勢力、親西方勢力及民族主義勢力必將展開博弈，填補舊政權留下的政治真空。埃及出現了50多個政黨，突尼西亞合法政黨多達114個，各政黨相互爭鬥，局勢難以穩定。

　　第二，多數國家政權變更，並非通過和平方式，而是以暴力甚至引入外部勢力，以內戰的方式實現。戰爭打亂了國民經濟的正常執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遭到破壞。2011年，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旅遊業收入降至90億美元，僅為上年的2/3，而物價上漲超過10%，阿拉伯國家遭受損失高達1000億美元。利比亞在卡扎菲執政期間，約有4000多人失蹤，而在2011年2～10月的內戰中，高達2.5萬人失蹤。推翻卡扎菲後，利執政當局迫害前政權人士，使利陷於相互報復的惡性迴圈之中。聯合國安理會已敦促利當局，採取一切必要步驟，防止冤冤相報的血腥復仇。

　　第三，推翻強人統治，在廣義看，是民主化程序中的一大進步，但不少阿拉伯國家尚未完成現代國家所必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建構，教派和部落組織是社會的基本形態。正如美國學者塞繆爾・享廷頓所言，在中東，國家一向軟弱無力，比家庭、宗教團體和統治階級還要弱。因此，強人統治往往是維繫這些國家內部部落和教派的重要紐帶。強人統治被推翻，而重建需要穩定，穩定則需要權威，這些國家要確立多數民眾所接受的權威難以在短期內實現。因而其部落和教派矛盾可能再次被啟用。在埃及，除派系鬥爭外，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與穆斯林間的矛盾激化，民眾遊行示威司空見慣。在利比亞，近150個部落各有訴求，地方勢力擁兵自重，中央政府毫無權威，利東部要求自治，南部塞卜哈發生騷亂，西部地區發生部落武裝衝突，凸顯了嚴峻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國家面臨分裂危險。葉門未因薩利赫總統“全身而退”而使國內政治危機化解，各派圍繞權力分配激烈博弈，前景充滿變數。總之，阿拉伯國家後動盪時期的政治、經濟重建困難重重，將進入持續動盪的新時期，在動盪中謀變革，在變革中求穩定，是其主要特徵。

　　二、伊斯蘭勢力的崛起成為中東轉型國家面臨的嚴峻課題

　　在這次動盪中，一直被壓制的穆斯林兄弟會等伊斯蘭組織借勢而起，經歷了從觀望、跟進到積極參與的過程。從已完成議會選舉的國家看，伊斯蘭勢力的崛起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埃及議會選舉結果顯示，穆斯林兄弟會組建的“自由和正義黨”贏得36.6%的選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2011年10月，突尼西亞“伊斯蘭復興黨”在制憲會議選舉中獲41%的選票，成為第一大黨並出面組閣。2011年12月，摩洛哥伊斯蘭政黨“正義發展黨”在新議會395個議席中獲107席，也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利比亞數月後也將進行大選，過渡委主席表示，伊斯蘭教法將是制定法律的基礎。在推翻卡扎菲的戰爭中，伊斯蘭武裝力量發揮了主要作用，在今後的政治舞臺上將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但伊斯蘭勢力的崛起，並不能代表阿拉伯世界再次被伊斯蘭化，也不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重現，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伊斯蘭思潮仍處於演變中。在經歷20世紀七八十年代伊斯復興運動失敗、“9・11”事件和西方國家對伊斯蘭教的抹黑後，不少伊斯蘭學者和組織展開反思，主張對伊斯蘭教義重新詮釋，以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伊斯蘭“中間主義”的出現，是這種反思最重要的成果。所謂伊斯蘭中間主義，是20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由伊斯蘭教學者優素福・蓋爾達維倡導一種新思潮，其核心思想是：反對極端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公正和諧;必須以對話的方式、循序漸進地推進社會變革和民主化程序;反對訴諸暴力和通過外部力量施壓;倡導教法創新，不斷吐故納新，與時俱進，以適應社會的不斷髮展。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對抵禦西方的“伊斯蘭威脅”論和伊斯蘭世界內部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重塑伊斯蘭形象，具有積極意義。2005年6月，在葉門舉行的第32屆伊斯蘭會議組織外長會議通過《薩那宣言》，肯定了伊斯蘭中間主義對伊斯蘭國家應對各種內外挑戰、實現自我革新和發展的重要性。目前，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在阿拉伯國家中得到廣泛傳播，在某種程度上為伊斯蘭教自我革新提供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第二，為適應中東國家的政治轉型，伊斯蘭勢力正在進行自我改造，出現了溫和化、政黨化和民族化傾向。所謂溫和化，是指其主張日趨溫和與理性，排斥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的激進道路，轉而注重走參與選舉的和平漸進道路;其在對待西方態度上，也趨於理性，改變過去一味排斥的立場。所謂政黨化，是指為打破某些中東國家對伊斯蘭組織直接參政在法律上的限制，這些組織將通過組建政黨的方式參與政治。所謂民族化，是指承認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將關注重點轉移到民主和民生問題上來。伊斯蘭中間主義的傳播，伊斯蘭勢力溫和化、政黨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伊斯蘭勢力的主流，正在摒棄極端和僵化的原教旨主義，這有可能為阿拉伯國家探尋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提供新思路。

　　第三，世俗體制已在埃及、突尼西亞等阿拉伯國家存在半個多世紀，基礎深厚，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援。世俗民族主義政黨擁有較強實力，這對伊斯蘭政黨的發展構成有力牽制。伊斯蘭政黨無論單獨執政，抑或與世俗政黨聯合執政，都不可能摒棄世俗體制，走伊朗式政教合一的道路。值得注意是，這場動盪也為伊斯蘭極端勢力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空間。“馬格里布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和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等激進組織，利用動盪帶來的混亂壯大力量。這些激進勢力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支援，也為西方國家所不容，不可能成為參政力量，但其破壞能量不可小視。

　　二戰結束以來，阿拉伯國家獲得獨立後，陸續推進國家現代化戰略。然而，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全盤西化的選擇、抑或是激進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都不能使阿拉伯國家走上民主、富強的現代化道路。相反，阿拉伯國家面臨的內外矛盾更加突出，阿拉伯世界在全球格局中的弱勢地位明顯，這種狀況必然導致人心思變。這次動盪就是在經濟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雙重夾擊下，阿拉伯國家政治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也是廣大民眾繼續探尋強國富民道路的新嘗試。不少有識之士意識到，阿拉伯國家任何變革都將伴隨宗教和世俗兩股勢力的鬥爭，只有在碰撞中求得妥協，尋求世俗與宗教的平衡，尋求維護伊斯蘭文化傳統和實現社會生活現代化的平衡，阿拉伯國家才能走上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打破所謂“威權主義的鬆動，釋放出神權政治的‘魔鬼’，民主化改革指向非民主前景”的“民主悖論”。但這將是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

　　三、西亞北非動盪的主要影響

　　旨在促進阿拉伯各國團結與合作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在應對此輪動盪中反應遲緩，態度搖擺，難以形成統一意見，特別是圍繞利比亞和敘利亞危機，成員國意見嚴重分歧，致使本應在2011年3日召開的阿盟峰會推遲一年。2012年3月，阿盟巴格達峰會討論敘利亞危機等問題，雖呼籲政治解決敘危機，支援安南的斡旋努力，但沙特、卡達等國對敘政府仍持強硬立場。22個成員國僅有10國家元首與會，海合會成員國僅派大使級官員參加，成為阿盟成立以來與會級別最低的一次峰會。歷來在阿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埃及，囿於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無力他顧，在阿盟和地區事務中的作用下降，短期內難以恢復。除海合會成員國外，其他阿拉伯國家也自顧不暇。阿拉伯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其內聚力正在下降，分歧難彌，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

　　但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卡達等海合會國家卻異常活躍。它們憑藉財力和海合會安全互助體系，發放就業和民生補貼，穩定國內局勢，並出兵鎮壓巴林什葉派反政府騷亂，暫時渡過此輪危機，同時它們還介入他國危機，擴大影響，如海合會多次調解葉門危機，催促薩利赫和平交權;卡達利用半島電視臺製造輿論，支援動盪國家反對派，包括向利比亞反對派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扶植敘利亞反對派，要求巴沙爾下臺等。海合會曾於2011年5月在利雅得召開首腦會議，宣佈吸收摩洛哥和約旦為新成員，此次擴員囊括了阿拉伯世界所有的君主制國家，表明這些國家希望“抱團取暖”，增強抵禦風險的能力，同時也表明該組織已打破地域界限，將其勢力範圍擴充至地中海東岸和北非，成為阿拉伯世界的中堅力量，阿拉伯世界的重心明顯轉移。

　　與此同時，本地區三個非阿拉伯國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則不斷調整政策，以圖爭取主動，擴大影響。其中以土耳其最為突出。土耳其正義發展黨自2002年上臺後，調整對外政策，從“重歐輕亞”轉變到“歐亞並重”，利用其聯結歐亞大陸的特殊戰略地位，在歐亞兩端發揮作用，擴大影響力。土利用西亞北非形勢的劇變，加強中東外交，力圖填補地緣政治真空，充當該地區領導者。土埃爾多安多次表示，土將在全球事務中扮演更加積極有效的角色，併為中東地區的權利、公正、自由和民主而努力。中東地區動盪伊始，土即高調介入。埃及民眾起事次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即與安爾多安通話，要求土提供全面合作，協助儘快穩定局勢。土正義發展黨利用與穆斯林兄弟會的特殊關係，警告埃及穆兄會不要向國家軍事和政權機構挑釁，不要訴諸武力。土正義發展黨以中東各國穆兄會監護者自居，推廣“土耳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埃及、突尼西亞、敘利亞等國形勢的發展。在利比亞問題上，土不僅參與了北約對利軍事行動，率先承認班加西過渡委，埃爾多安還專程訪問班加西，表示對反卡扎菲力量的支援。敘利亞局勢動盪加劇後，土緊跟美國等西方國家，宣佈巴沙爾政權“非法”，打壓敘現政權，敘反對派“全國委員會”等境外反對派組織均安身在土耳其，土成為敘反對派的主要基地。

　　伊朗在此次動盪中處境比較複雜：一方面，地區動盪轉移了西方的注意力，有利於伊發展核計劃、增強在本地區的影響;另一方面，隨著美國中東政策的調整，伊核問題凸顯，伊麵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嚴厲制裁和戰爭威脅，經濟日趨困難，民生日益艱困，加上敘利亞巴沙爾什葉派政權能否保住已成問題，這些因素都將壓縮伊朗戰略迴旋空間。

　　中東地區形勢動盪，尤其是伊斯蘭勢力的崛起，使以色列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總體來看，以採取“戰略沉默”，以靜制動，利用海灣國家對伊朗恐懼心理，渲染伊核問題，把國際輿論引至伊朗身上，從而改變其被動處境。土耳其、沙特等國影響力上升，使本地區格局朝著多元驅動的方向發展。上述國家的強勢干預，打破了傳統的激進與溫和國家的界線，使地區國家關係更趨複雜。同時，在西方的煽動下，伊核問題正取代巴以爭端，成為地區主要熱點問題。

　　四、美國調整中東政策並影響中東局勢的走向

　　美國利用地區動盪，推出以“價值觀外交”為核心、以“新干涉主義”為手段的奧巴馬中東政策，旨在維護對中東的主導權，併為其戰略重心東移掃清障礙。應該承認，西亞北非動盪為美始料未及，中東國家政治局勢的不確定性，使美處境尷尬，很難果斷出手，也打亂了此前奧巴馬政府在中東的戰略部署。奧巴馬經過近半年的觀察和評估後，於2011年5月19日發表演講，表示美將採取多重措施加速推進中東民主改造，並稱阿拉伯世界迎來了歷史機遇，美國外交由此翻開新篇章。透析奧巴馬這篇外交文告，聯絡到一年多來美在中東的外交實踐，可看到美國在中東所進行的如下調整：

　　第一，推行價值觀外交。奧巴馬承諾將美國的價值觀和民主原則推廣到中東地區，將埃及和突尼西亞作為民主過渡樣板，為此決定免除埃及10億美元債務，並以借貸形式幫助埃及從全球資本市場籌集1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創造就業機會。美促成八國峰會“多國銀行”承諾提供200億美元援助，支援埃、突兩國社會經濟改革程序，以期在整個中東地區產生示範效應。

　　第二，穩定海灣諸國，強化它們的軍事實力，構建針對伊朗的海灣多邊安全聯盟。沙特等海灣國家是美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和遏制伊朗的前沿陣地，美第五艦隊司令部就設在巴林。這些國家同時也是世界原油的主要供應地，關乎世界經濟的命脈，因而在西亞北非動盪伊始，美將穩定海灣各國作為中東新戰略的重要環節。美不僅默許沙特等國出兵平息巴林什葉派民眾騷亂，而且幫助沙特等國穩定局勢，以緩解地區動盪帶來的衝擊波。2011年12月，美宣佈與沙特達成軍售協議，向沙特出售價值30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並允未來10年內向沙特出售600億美元武器。白宮副新聞祕書喬舒亞・歐內斯特表示，協議強化了美沙關係，展現了美國對沙特增強國防能力這一地區安全要素的承諾。協議與對抗伊朗的潛在威脅有關。

　　第三，藉口“人道主義干預”，推行“新干涉主義”，推動反美政權的更迭。美藉口“避免無辜民眾慘遭殺戮，出現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對利比亞進行狂轟濫炸，推翻了卡扎菲政權，製造了在“人道主義干涉”旗幟下實施新干涉主義的“利比亞模式”。利比亞戰爭與科索沃戰爭相比，既有共同點也有差異，共同點都源自所謂“保護的責任”，不同點則是美動策利比亞戰爭的做法更巧妙，明顯打上了奧巴馬印記，即主要以多邊行動替代單邊行動，牽頭併力推法、英等國合作;強調阿拉伯和非洲國家參與的重要性，遊說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973號決議，為對利行動披上合法外衣;改由法、英等國充當先鋒，發揮領導作用，美退居後臺，擔當後援;實施“以利制利”，支援利比亞反對派。美這種以巧實力打一場低成本、有限度的戰爭，反映了在當前國際體系加速轉型、力量對比日趨不利於西方的背景下，美已無力直接出兵發動一場新的戰爭。

　　第四，加大遏制伊朗力度，壓伊放棄核計劃，進而改變伊政權，是美國中東戰略的核心。伊拉克什葉派上臺後，在中東形成了起於伊朗，經伊拉克、敘利亞，至黎巴嫩的什葉派弧形地帶。伊敘結盟不僅威脅美戰略盟友以色列的安全，也使遜尼派掌政的沙特等海灣盟國深感不安。美遏制敘利亞，力壓巴沙爾政權下臺，目的是打碎這一什葉派弧形地帶，進一步孤立伊朗。美除採取外交孤立、軍事威懾以及網路資訊傳播等手段外，重點針對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系統實施最嚴厲制裁，美伊博弈進入新時期，伊麵臨更嚴峻形勢。

　　第五，巴以問題是美繞不開的難點。奧巴馬重申美將推進巴以和平，甚至提出以1967年邊界線為基礎劃分巴以邊界。美重視以巴問題，目的是改善美與伊斯蘭世界的緊張關係，重塑形象，維護美在中東的戰略利益。但美“雷聲大、雨點小”，並未採取重大實質性步驟，巴以問題僵局難破，尤其在地區局勢持續動盪的形勢下，這一問題將被進一步邊緣化。

　　美國高調宣示重返亞太，是從全域性出發、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調整。從這一層面觀察，美中東政策的調整，既是應因地區形勢動盪而採取的措施，更是為全面實施戰略東移進行必要準備和安排。可以說，美國中東政策的調整，是其戰略重心從中東轉向亞太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在這次動盪中，公開干涉別國內政，推行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引發了多數阿拉伯國家民眾的反感。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不同程度對美有兩面性，既離不開美國，又憎恨美國的霸權行徑。經過此輪動盪，伊斯蘭勢力在不少國家崛起，即使是溫和派，它們的意識形態和執政理念亦與美國中東政策格格不入。因此，阿拉伯國家政府未來不可能像以往那樣配合美國。總的來看，美國不會離開中東，仍將掌握中東的主導權，但影響力正明顯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