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魏晉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統一
論文摘要：魏晉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統一併由北方政權隋朝完成，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這種趨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化意識和經濟發展所構成的背景，二是當時南北之間政治軍事實力的對比。
論文關鍵詞：魏晉南北朝；隋；統一；文化意識；經濟發展；政治軍事實力
公元5，隋朝重新統一了中國，魏晉南北朝作為一個以南北分裂為主的歷史時期，就此結束。如果說歷史上充斥著偶然事件的話，這卻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結果，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這種趨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化意識和經濟發展所構成的背景，二是當時南北之間政治軍事實力的對比。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呈現諸多分裂割據的局面，但促成統一的因素卻在悄悄萌生。首先是流民和移民的大潮推動了語言文字的交流。“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但如果彼此老死不相往來，那麼其言語之間的差異就會越來越大。而移民的往來打破了這種隔閡，因為移民和原住民之間總是要交流的，他們就會尋找出新的交流約定來。西晉後洛陽的正音“南染吳、越，北雜夷虜”及東晉長江下游揚州“僑吳混合之語音最盛行”，而且“此種相互同化作用範圍甚廣”。與此相關的是，進入中原的各個少數族的本族語言也漸漸地在生活中消失。語言文字的統一成了走向政治統一的前奏。
第三是普遍的通婚；第四是文化和行為準則的認同。對少數族的上層，農業化和漢化是一致的。為了統治，他們要與漢族打交道，就會率先學習漢語言文字，如稽胡“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這種結果是驚人的，“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至北朝後期竟需“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接下來是文明感染，如土族的風氣對他們有較大的吸引力，若魏道武帝也服寒食散，以致“藥數動發”。其中一個動因是由此可以提高他們在族群裡的地位或威權。但往往這兩者是同步的，尤其在下層。一旦下層族眾也融通了，民族融合就難以逆轉了。
最後落實在一統觀念的強化。當時南北分裂，但交往頻繁，南、北朝間國書往來，本來的套話是“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後來為“欲示無外之意”而不分彼此，改成“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拋，並取得南北一致的認同。至於深層觀念上的趨同更是無微不至，如“正是北朝規制、南朝影響和地方特色雜錯交織在一起，才形成青州地區南北朝時期地方文化的豐富多彩的內涵”。又如“在北魏宣武帝即位後50年中亦即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間，約公元500—550年，南北雙方進入一個相對和平共處的時期，文化交流頻繁，裝飾藝術風格，特別是裝飾題材、造型及紋飾漸趨相近。如前述南朝墓室與北魏鞏縣石窟內頂裝飾圖案題材的一致、神王異獸等題材在北朝後期石刻及南朝陵墓中的大量流行等”。審美上的一致也是價值觀念趨同的形式之一。
拓跋鮮卑統一北方後有了長期的和平穩定，關中和中原不僅是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而且是傳統文化中心，南方的使者到了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於是在物質與心理的支撐下，誰佔有中原，一統天下之心就會油然而生，名正言順的尊王攘夷之舉總會使人躍躍欲試。魏孝文帝當年酒酣高歌：“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其臣下呼應：“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塒。這種豪情壯志苻堅有過，拓跋燾有過，但客觀形勢都未成熟。宇文邕滅北齊後統一的條件是具備了，但不幸早早病故。因此楊堅建隋後的滅陳之策是這種意願的自然延續。這些都說明無論北方的統治者是漢人還是少數族人，要求統一的主觀願望總是強烈的，這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魏晉南北朝時期行將結束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幅怎樣的歷史場景呢?在南邊，自劉裕建立宋朝起，“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在與北方的較量中，就逐步走下坡路了。劉裕是一個出色的統帥，但為了確保奪取東晉政權，他匆匆從前線返回建康，致使先機盡失，關中淪陷，元氣大傷。宋明帝時，青、齊諸州又為北魏所有，大體上淮河成了南北分界線。“南北朝對峙，其國勢強弱之分界線大約在北朝乘南朝內爭之際而攻取青、齊之地一役”。齊、樑兩朝無大變動，緣淮為界而互有攻防，對峙下還能基本保持平衡，不過由於魏太武帝拓跋燾南侵後，兩淮殘破，無法成為北伐的基地，所以南朝多居守勢。樑末由於侯景之亂，使繼之而起的陳朝境土侷限於長江之南，“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荊、揚之域”。江左政權賴以生存的長江中下游地區皆殘破不堪，如《資治通鑑》卷一六三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五月條雲：“自晉氏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亂，掠金帛既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遺民殆盡矣”。這樣南朝就失去了與北朝分庭抗禮的實力基礎。
此外，對南方政權而言，蜀地雄居上游，有順流而下之勢；而保江必先保淮，淮地一失，不僅建康暴露，北軍也能共得舟楫之利，故益、淮之失決定了整個陳朝不過苟延殘喘而已。隋文帝所採納的伐陳策中，就以“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一旦決定伐陳，蜀、漢兩江北軍輕舟直下，南軍不重兵抵禦，必乘勢而進，如聚船與之決戰，則江防空虛，武昌以下，都可渡江，南方必顧此失彼。因此到了陳朝，統一的時日就取決於北方自身形勢的發展了。
但從長遠來看，南朝的積弱另有原因。東晉南朝的門閥，雖然起初也注意領兵，但畢竟來自文化世家，久之，必定重文輕武，兵人地位很低，士氣不振。而北方少數族歷來尚武，北魏遷都洛陽後雖有所削弱，但到了北周、北齊時又得到重振。這種差異也是南北戰爭中南朝輸多贏少的原因之一。次者，由於長期積澱影響和地域資源多寡所致，當時黃河中下游的經濟發展程度還是高於江左，北朝所鑄錢幣的材質和品相亦好過南方諸朝所鑄，這就是說在作為戰爭基礎的人力物力等物質條件上，北方也優於南方。再者，雖然北人懼暑，南人怕冷，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帶來的服裝需求等輜重更依賴運輸，這也是南朝屢次北伐而兵鋒難過黃河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黃河以北的支流，幾乎都無法供南來舟船的航行，後勤沒有保障，軍隊是無法打仗的。北方只要佔領了江淮之間的地域，就能利用船舶和水道，揮師南下打過長江。因此在南北對峙的情況下，兩淮至為重要，南軍只有在此組建強大騎兵，備集足夠的車馬，方有希望克定河北。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想到、更難做到這一點。因為“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為副馬”。圳，這當然十分有利於長途奔襲，但南方是難以弄到這麼多的馬匹的，直至魏晉之間，農耕區域的主要養馬區“實在冀北”，這個地區當然也歸屬北朝。何況當時北方騎兵已裝備了馬鐙甲具，衝鋒作戰時更是勢不可擋。北魏“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後來北齊曾“敕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雖然其目的在於榨取當地土豪錢財，但南北騎兵基礎的不平衡亦由此可見，因此北強南弱的局面也總是難以改變。
然則基礎於上述這種種的分析與比較，等到隋朝建立後，由北方完成統一，就變得水到渠成了。儘管儒家推崇王道與德化，但既然要大一統，就得用兵。在中國歷史上簡直見不到有和平統一的例子，即使是一方投降，也要到兵臨城下的時候。就象晉滅吳的形勢一樣，隋朝結束南北朝的時候，又重複了南下統一的場面。
客觀上是條件成熟，大勢所趨，主觀上是要建立功勳來鞏固輕易得到的皇位，隋文帝於開皇八年十月“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併為行軍元帥，以伐陳”。十二月，南下諸軍臨江出發。雖然從力量對比上看，由周軍轉化而成的隋軍在滅北齊後士氣正旺，而南軍主力在吳明徼北伐後已喪失殆盡，隋伐陳是以石擊卵，當無懸念，但隋還是十分慎重。首先在當年三月，一邊遣使至陳試探虛實，一邊頒詔羅列陳後主劣跡，以造輿論。此前，更是採用高的計策，因北方收割早於南方，屢屢在北邊農事畢而江南正農收時頓兵臨江，陳朝徵兵防禦，幾年下來，廢農困弊，又被麻痺；陳又不自量力地挑釁：“時後主與隋雖結和好，遣兵度江，掩襲城鎮，將士勞敝，府藏空竭”，更給了隋軍動手的口實。其次隋動用兵力很大，“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又有事先所造大量艦隻，其中大者有樓五層，容戰士八百人，南方已經沒有水軍優勢。再次是多點渡江進攻，“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千裡”。這樣不僅是氣勢壓人，而且使陳朝軍隊首尾難顧，其策略和西晉統一時差不多。加上陳後主初無準備，隋軍勢如破竹，合圍建康，並迅速破城。隋開皇九年正月，陳後主被俘，陳亡。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與此役有關並影響以後歷史發展的是，這次伐陳，是以晉王楊廣為行軍元帥，總統諸軍。為什麼不用太子楊勇率軍呢?其實對當時隋朝而言，更危險的敵人是北邊的突厥。當時突厥強盛，時常犯邊，數越長城，關中震動，所以開皇二年冬“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開皇六年秋，楊勇又移鎮洛陽。楊勇的任務雖然重要，防範好突厥是保證滅陳的前提；但平定南方，一統天下，卻是隋朝第一大功。加之楊廣滅陳後，殺陳之佞臣施文慶等，大快人心，又“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後來楊廣能奪得太子之位，雖然有其他的原因，與此卻也不無關係。
論文關鍵詞：魏晉南北朝；隋；統一；文化意識；經濟發展；政治軍事實力
公元5，隋朝重新統一了中國，魏晉南北朝作為一個以南北分裂為主的歷史時期，就此結束。如果說歷史上充斥著偶然事件的話，這卻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結果，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這種趨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化意識和經濟發展所構成的背景，二是當時南北之間政治軍事實力的對比。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呈現諸多分裂割據的局面，但促成統一的因素卻在悄悄萌生。首先是流民和移民的大潮推動了語言文字的交流。“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但如果彼此老死不相往來，那麼其言語之間的差異就會越來越大。而移民的往來打破了這種隔閡，因為移民和原住民之間總是要交流的，他們就會尋找出新的交流約定來。西晉後洛陽的正音“南染吳、越，北雜夷虜”及東晉長江下游揚州“僑吳混合之語音最盛行”，而且“此種相互同化作用範圍甚廣”。與此相關的是，進入中原的各個少數族的本族語言也漸漸地在生活中消失。語言文字的統一成了走向政治統一的前奏。
第三是普遍的通婚；第四是文化和行為準則的認同。對少數族的上層，農業化和漢化是一致的。為了統治，他們要與漢族打交道，就會率先學習漢語言文字，如稽胡“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這種結果是驚人的，“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至北朝後期竟需“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接下來是文明感染，如土族的風氣對他們有較大的吸引力，若魏道武帝也服寒食散，以致“藥數動發”。其中一個動因是由此可以提高他們在族群裡的地位或威權。但往往這兩者是同步的，尤其在下層。一旦下層族眾也融通了，民族融合就難以逆轉了。
最後落實在一統觀念的強化。當時南北分裂，但交往頻繁，南、北朝間國書往來，本來的套話是“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後來為“欲示無外之意”而不分彼此，改成“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拋，並取得南北一致的認同。至於深層觀念上的趨同更是無微不至，如“正是北朝規制、南朝影響和地方特色雜錯交織在一起，才形成青州地區南北朝時期地方文化的豐富多彩的內涵”。又如“在北魏宣武帝即位後50年中亦即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間，約公元500—550年，南北雙方進入一個相對和平共處的時期，文化交流頻繁，裝飾藝術風格，特別是裝飾題材、造型及紋飾漸趨相近。如前述南朝墓室與北魏鞏縣石窟內頂裝飾圖案題材的一致、神王異獸等題材在北朝後期石刻及南朝陵墓中的大量流行等”。審美上的一致也是價值觀念趨同的形式之一。
拓跋鮮卑統一北方後有了長期的和平穩定，關中和中原不僅是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而且是傳統文化中心，南方的使者到了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於是在物質與心理的支撐下，誰佔有中原，一統天下之心就會油然而生，名正言順的尊王攘夷之舉總會使人躍躍欲試。魏孝文帝當年酒酣高歌：“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其臣下呼應：“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塒。這種豪情壯志苻堅有過，拓跋燾有過，但客觀形勢都未成熟。宇文邕滅北齊後統一的條件是具備了，但不幸早早病故。因此楊堅建隋後的滅陳之策是這種意願的自然延續。這些都說明無論北方的統治者是漢人還是少數族人，要求統一的主觀願望總是強烈的，這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魏晉南北朝時期行將結束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幅怎樣的歷史場景呢?在南邊，自劉裕建立宋朝起，“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在與北方的較量中，就逐步走下坡路了。劉裕是一個出色的統帥，但為了確保奪取東晉政權，他匆匆從前線返回建康，致使先機盡失，關中淪陷，元氣大傷。宋明帝時，青、齊諸州又為北魏所有，大體上淮河成了南北分界線。“南北朝對峙，其國勢強弱之分界線大約在北朝乘南朝內爭之際而攻取青、齊之地一役”。齊、樑兩朝無大變動，緣淮為界而互有攻防，對峙下還能基本保持平衡，不過由於魏太武帝拓跋燾南侵後，兩淮殘破，無法成為北伐的基地，所以南朝多居守勢。樑末由於侯景之亂，使繼之而起的陳朝境土侷限於長江之南，“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荊、揚之域”。江左政權賴以生存的長江中下游地區皆殘破不堪，如《資治通鑑》卷一六三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五月條雲：“自晉氏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亂，掠金帛既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遺民殆盡矣”。這樣南朝就失去了與北朝分庭抗禮的實力基礎。
此外，對南方政權而言，蜀地雄居上游，有順流而下之勢；而保江必先保淮，淮地一失，不僅建康暴露，北軍也能共得舟楫之利，故益、淮之失決定了整個陳朝不過苟延殘喘而已。隋文帝所採納的伐陳策中，就以“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一旦決定伐陳，蜀、漢兩江北軍輕舟直下，南軍不重兵抵禦，必乘勢而進，如聚船與之決戰，則江防空虛，武昌以下，都可渡江，南方必顧此失彼。因此到了陳朝，統一的時日就取決於北方自身形勢的發展了。
但從長遠來看，南朝的積弱另有原因。東晉南朝的門閥，雖然起初也注意領兵，但畢竟來自文化世家，久之，必定重文輕武，兵人地位很低，士氣不振。而北方少數族歷來尚武，北魏遷都洛陽後雖有所削弱，但到了北周、北齊時又得到重振。這種差異也是南北戰爭中南朝輸多贏少的原因之一。次者，由於長期積澱影響和地域資源多寡所致，當時黃河中下游的經濟發展程度還是高於江左，北朝所鑄錢幣的材質和品相亦好過南方諸朝所鑄，這就是說在作為戰爭基礎的人力物力等物質條件上，北方也優於南方。再者，雖然北人懼暑，南人怕冷，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帶來的服裝需求等輜重更依賴運輸，這也是南朝屢次北伐而兵鋒難過黃河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黃河以北的支流，幾乎都無法供南來舟船的航行，後勤沒有保障，軍隊是無法打仗的。北方只要佔領了江淮之間的地域，就能利用船舶和水道，揮師南下打過長江。因此在南北對峙的情況下，兩淮至為重要，南軍只有在此組建強大騎兵，備集足夠的車馬，方有希望克定河北。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想到、更難做到這一點。因為“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為副馬”。圳，這當然十分有利於長途奔襲，但南方是難以弄到這麼多的馬匹的，直至魏晉之間，農耕區域的主要養馬區“實在冀北”，這個地區當然也歸屬北朝。何況當時北方騎兵已裝備了馬鐙甲具，衝鋒作戰時更是勢不可擋。北魏“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後來北齊曾“敕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雖然其目的在於榨取當地土豪錢財，但南北騎兵基礎的不平衡亦由此可見，因此北強南弱的局面也總是難以改變。
然則基礎於上述這種種的分析與比較，等到隋朝建立後，由北方完成統一，就變得水到渠成了。儘管儒家推崇王道與德化，但既然要大一統，就得用兵。在中國歷史上簡直見不到有和平統一的例子，即使是一方投降，也要到兵臨城下的時候。就象晉滅吳的形勢一樣，隋朝結束南北朝的時候，又重複了南下統一的場面。
客觀上是條件成熟，大勢所趨，主觀上是要建立功勳來鞏固輕易得到的皇位，隋文帝於開皇八年十月“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併為行軍元帥，以伐陳”。十二月，南下諸軍臨江出發。雖然從力量對比上看，由周軍轉化而成的隋軍在滅北齊後士氣正旺，而南軍主力在吳明徼北伐後已喪失殆盡，隋伐陳是以石擊卵，當無懸念，但隋還是十分慎重。首先在當年三月，一邊遣使至陳試探虛實，一邊頒詔羅列陳後主劣跡，以造輿論。此前，更是採用高的計策，因北方收割早於南方，屢屢在北邊農事畢而江南正農收時頓兵臨江，陳朝徵兵防禦，幾年下來，廢農困弊，又被麻痺；陳又不自量力地挑釁：“時後主與隋雖結和好，遣兵度江，掩襲城鎮，將士勞敝，府藏空竭”，更給了隋軍動手的口實。其次隋動用兵力很大，“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又有事先所造大量艦隻，其中大者有樓五層，容戰士八百人，南方已經沒有水軍優勢。再次是多點渡江進攻，“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千裡”。這樣不僅是氣勢壓人，而且使陳朝軍隊首尾難顧，其策略和西晉統一時差不多。加上陳後主初無準備，隋軍勢如破竹，合圍建康，並迅速破城。隋開皇九年正月，陳後主被俘，陳亡。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與此役有關並影響以後歷史發展的是，這次伐陳，是以晉王楊廣為行軍元帥，總統諸軍。為什麼不用太子楊勇率軍呢?其實對當時隋朝而言，更危險的敵人是北邊的突厥。當時突厥強盛，時常犯邊，數越長城，關中震動，所以開皇二年冬“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開皇六年秋，楊勇又移鎮洛陽。楊勇的任務雖然重要，防範好突厥是保證滅陳的前提；但平定南方，一統天下，卻是隋朝第一大功。加之楊廣滅陳後，殺陳之佞臣施文慶等，大快人心，又“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後來楊廣能奪得太子之位，雖然有其他的原因，與此卻也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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