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與西漢中期政治
摘要：自古治史者對西漢前期相權對皇權的制約以及西漢中期的外戚專權，尤其是霍光二十餘年的秉國多有議論，然在達成外戚專權的原因方面論述頗少，且過於注重倫理政治方面的探究，而在政治制度層面與政權組織結構方面的研究稍顯薄弱。本文擬從武帝時裁抑相權、設立內朝造成的中央集權強化方面，以及西漢中央政權權力結構層面對西漢中期政治進行解讀。
關鍵詞：西漢中期；政治；宰相制；內朝；外戚專權
一
考察西漢前期兩種中央政權的組織模式，即宰相統領百官與武帝時期的以內統外，下就兩種組織模式的優勢與缺陷進行一一闡述。
西漢初高帝即位，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後時期分為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①其職權大抵如陳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焉。”②據相關學者研究，將宰相的具體權力分為五個方面：選官權、督察百官並有一定的執法權、上計考課權、總領朝議與奏事權、封駁與諫諍權。③總的說來，宰相兼具一定程度上的決策、執法和監督權。從大一統中央集權制上講，宰相兼具數權本身就是集權制的一種體現，而結合西漢前期的政治局勢，宰相一度程度上的集權恰恰是有益於中央政權的統治的。從制度層面來看，宰相制的施行固然可以看做是上古三代共和政治體制的遺存，在排除西漢前期君臣間的相對和諧的特殊情況下，也是實際政治局勢的要求。高惠二帝時期面臨著異姓諸侯王對皇權的威脅，皇帝的關注點一直在剪除異姓諸侯王上，而文景時期，皇帝又面臨著同姓諸侯王對皇權的威脅，當此情形，宰相集權恰恰可以整合中央政權各級官吏的凝聚力，併成為皇帝削弱諸侯王鞏固皇權的相關戰略的有力支撐。同時，一個強有力的管理集團也可以使得皇帝免除後顧之憂，進而致力於鞏固中央政權的活動中。宰相集權制的優勢即在於此。
武帝，由於外部威脅消除，而此時的宰相集權已經使皇帝頗為忌憚，進而對之裁抑。出於加強皇權、弱化相權的目的，武帝自親政起設立內朝逐步對相權進行削弱，並通過頻繁更換宰相以及以細事誅殺宰相來加強皇權、樹立自身對中央政權的絕對控制。毫無疑問，內朝的設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後，在武帝統治期間對外戰爭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內朝作為一項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與成熟的。
結合武帝時期國內外情勢，個人認為，與宰相制相較，內朝制顯然更適合武帝朝以數代之積對匈奴進行積極軍事行動，且極易形成較大的成果。但是從一個政權內部權力機構的穩定傳承上，一個穩定的中央組織更有利於整個王朝的繼續發展。另一方面，出於裁抑相權的目的而對外朝的削弱，特別是對外朝首腦宰相職權的過分削弱，極容易形成外朝百官對皇帝的不信任，進而出於維護自身職位人身安全的考慮，在政府運作過程中也往往呈現“不作為”的狀態。總之，內朝的設立在排除君主加強中央集權方面的設計外，卻對中央政權組織的正常執行和內在調節產生巨大的破化作用。
西漢中期政治的各種變化大多皆根源於武帝時期的“多有創制”④，然這些創制雖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但是由於臨時性與不穩定性的限制，其可操作性依然依賴於君主的領導，因而不是一個可以相對地獨立執行的政府機構。兼之原有行政模式的破壞，與長期戰爭對國計民生的影響，使得武帝晚年的西漢政權實際上處於較為危險的地帶。而這恰恰也就迫使武帝不得不吸取秦二世暴虐而亡的教訓，實行國策上的改弦更張、與民休息，以求得漢帝國的穩步傳繼。
關鍵詞：西漢中期；政治；宰相制；內朝；外戚專權
一
考察西漢前期兩種中央政權的組織模式，即宰相統領百官與武帝時期的以內統外，下就兩種組織模式的優勢與缺陷進行一一闡述。
西漢初高帝即位，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後時期分為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①其職權大抵如陳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焉。”②據相關學者研究，將宰相的具體權力分為五個方面：選官權、督察百官並有一定的執法權、上計考課權、總領朝議與奏事權、封駁與諫諍權。③總的說來，宰相兼具一定程度上的決策、執法和監督權。從大一統中央集權制上講，宰相兼具數權本身就是集權制的一種體現，而結合西漢前期的政治局勢，宰相一度程度上的集權恰恰是有益於中央政權的統治的。從制度層面來看，宰相制的施行固然可以看做是上古三代共和政治體制的遺存，在排除西漢前期君臣間的相對和諧的特殊情況下，也是實際政治局勢的要求。高惠二帝時期面臨著異姓諸侯王對皇權的威脅，皇帝的關注點一直在剪除異姓諸侯王上，而文景時期，皇帝又面臨著同姓諸侯王對皇權的威脅，當此情形，宰相集權恰恰可以整合中央政權各級官吏的凝聚力，併成為皇帝削弱諸侯王鞏固皇權的相關戰略的有力支撐。同時，一個強有力的管理集團也可以使得皇帝免除後顧之憂，進而致力於鞏固中央政權的活動中。宰相集權制的優勢即在於此。
武帝，由於外部威脅消除，而此時的宰相集權已經使皇帝頗為忌憚，進而對之裁抑。出於加強皇權、弱化相權的目的，武帝自親政起設立內朝逐步對相權進行削弱，並通過頻繁更換宰相以及以細事誅殺宰相來加強皇權、樹立自身對中央政權的絕對控制。毫無疑問，內朝的設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後，在武帝統治期間對外戰爭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內朝作為一項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與成熟的。
結合武帝時期國內外情勢，個人認為，與宰相制相較，內朝制顯然更適合武帝朝以數代之積對匈奴進行積極軍事行動，且極易形成較大的成果。但是從一個政權內部權力機構的穩定傳承上，一個穩定的中央組織更有利於整個王朝的繼續發展。另一方面，出於裁抑相權的目的而對外朝的削弱，特別是對外朝首腦宰相職權的過分削弱，極容易形成外朝百官對皇帝的不信任，進而出於維護自身職位人身安全的考慮，在政府運作過程中也往往呈現“不作為”的狀態。總之，內朝的設立在排除君主加強中央集權方面的設計外，卻對中央政權組織的正常執行和內在調節產生巨大的破化作用。
西漢中期政治的各種變化大多皆根源於武帝時期的“多有創制”④，然這些創制雖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但是由於臨時性與不穩定性的限制，其可操作性依然依賴於君主的領導，因而不是一個可以相對地獨立執行的政府機構。兼之原有行政模式的破壞，與長期戰爭對國計民生的影響，使得武帝晚年的西漢政權實際上處於較為危險的地帶。而這恰恰也就迫使武帝不得不吸取秦二世暴虐而亡的教訓，實行國策上的改弦更張、與民休息，以求得漢帝國的穩步傳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