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忍辱故事

　　司馬遷是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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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遷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陵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李陵兵敗的訊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覆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麼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含羞忍辱著《史記》

　　公元前99年，司馬遷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句公道話，結果觸怒了漢武帝，遂遭受了當時最屈辱的宮刑。

　　司馬遷受刑之後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自己多年蒐集的資料和父親的遺願，他決心忍辱負重，終於於公元前91年完成《史記》，光耀後世。

　　幾年後，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馬遷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一般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個令人豔羨的職位。因為一旦身任此職，即得以掌管機要文書，成為皇帝身邊的親近侍從。然而，司馬遷卻始終懷著一種刻骨銘心的恥辱感，把中書令一職視為“閨閣之臣”，不但絲毫不以此為榮，反而以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職以來，除應付必要的公務外，他息交絕遊，集中心思和精力寫作《史記》，也只有這項事業才是自己生命價值的真諦之所在。

　　正是在這種心境之下，司馬遷收到了任安的來信。這封信使司馬遷極為不快。他萬沒想到這位朋友的精神境界竟然如此低下，和一般凡夫俗子的看法毫無二致。他對司馬遷在受刑之後得居中書令之職，不勝欲羨之至，而且要求他以“推賢進士為務”，對朝廷竭盡忠心。任安寫此信的確切日期，已經無從考證，假若是在他因“慶太子之禍”而身陷牢獄之後寫的，那麼，他的信中可能還有這樣一層意思：要求司馬遷向武帝進言，勸其為國惜才，從而赦免自己的死刑。這與司馬遷此時的心情和思想是多麼格格不入。

　　第一，司馬遷對於自己以“刑餘之人”的身份擔任中書令一職本來就是感到恥辱的，以這樣的身份給朝廷薦舉人才，對被薦舉者也同樣是一種恥辱。何況受刑之後的司馬遷對專制暴君的認識已日益清醒，早已不願為之竭盡愚忠了。第二，任安是一位能幹的官員，他被判處死刑，縱不算是負屈蒙冤，至少也是罰過其罪。但是，司馬遷義怎麼能夠在武帝面前為之開脫呢?“李陵之禍”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沉痛嗎?這倒不是說司馬遷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替朋友辯白，而是通過那次事件，他對武帝剛愎暴戾的性格有了清楚透徹的瞭解：凡是他決定了的事情，任何人都無法改變。

　　基於上述原因，他對任安的來信久久不曾作答，可能原來就準備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後來任安即將引頸就戮，死於武帝的屠刀之下。司馬遷考慮到他的這種遭遇跟自己當初有某種近似之處，能夠體諒他此時的心境和思想，於是提筆揮就一封《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都是我們瞭解司馬遷思想發展的極其寶貴的可靠資料。當然，這兩篇東西還是有著很大的差別的：

　　《自序》著重敘述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蹟，對於自己修史的宗旨雖然有所說明，但多有隱晦，對“李陵之禍”只用了不多的語言交代過去。其小心翼翼，說明其在憂患之中，時時以古哲先賢來激勵自己，發憤著書，藉以啟示後人。

　　《報任安書》則是一篇飽蘸著血淚流出的充滿熾烈激情的文字。它詳敘了“李陵之禍”的始末，辯明瞭其間的是非曲直，申訴了自己所蒙受的冤抑。這是在辯白，在控訴，在宣洩，在抒發長久鬱積胸中的憤隙不平之情。

　　其文筆酣墨暢，滔滔若江河之水，一瀉千里，淋漓盡致，是瞭解司馬遷在遭受“李陵之禍”前後思想感情重大變化的最重要的材料。

　　順便說一句，此信當時未必真正送給了任安，可能一直儲存在家裡，直到宣帝時才由其外孫楊惲連同《太史公書》***即《史記》***一起傳佈出去，後來被班固收入《漢書·司馬遷傳》中。

　　“李陵之禍”是司馬遷生平中最為重大的事件，對他的思想發展變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史記》的寫作雖然開始於“李陵之禍”發生之前，而全書的完成則是在此事之後。而且，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推斷，即使原先已經寫成的篇章，也在“李陵之禍”以後重新修改或加工潤色了。因此，可以說“李陵之禍”對於《史記》一書的整個思想傾向都產個了極大的影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樣的遭遇，同樣的禍患，在不同的人身上會產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影響。對於一個平庸的人，悲慘的命運會摧毀他的精神，使之意志消沉，自甘淪落;對於一個利慾薰心的人，受刑之後，而又受到重用，他會感恩戴德，變成一個更加卑躬屈膝、溫馴忠心的奴才。司馬遷在精神上、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一個傲岸不屈、不可摧毀的巨人。在當時的情勢下，他不可能在行動上反抗那強大而殘暴的統治力量。統治者可以損傷他的肉體，但卻無法征服他的思想，戰勝他的精神。而且，經過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深刻了。他重新審視了自己過去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對統治者的態度，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李陵之禍”是司馬遷思想轉變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