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輝格解釋與科學史
就科學編史學來說，其中有若干問題是最為重要的、核心的、本質的，對於任何科學史的研究（乃至於閱讀）都是無法迴避的，當然，對之有關的爭論也是持久的。在本章，我們就將討論這些問題當中的一個，即對歷史的“輝格”解釋的問題。
在當代西方的科學史文獻中，象“歷史的輝格解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或“輝格式的歷史”（whig history）這樣一些術語（相應的形容詞和名詞還有Whiggish，Whiggism和Whiggery）是極為常見的。事實上，在範圍更大的歷史學界，這些術語也是重要的日常用語。它們涉及到歷史研究中一些本質性的問題，是歷史學家們區分某種歷史研究方法與傾向的重要判據。多年來，歷史學家們一直就有關的問題爭論不休。而對於科學史的研究來說，這更是一個重要的，不僅僅是理論性的，而且也與科學史研究的實踐密切相關的問題。
一、概念的提出
在英國曆史上，曾有過兩個對立的政黨：輝格黨（Whig）和託利黨（Tory）。輝格黨即是自由黨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憲制代替神權****，站在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立場上擁護國會，反對國王和天主教。
１９世紀初期，屬於輝格黨的一些歷史學家從輝格黨的利益出發，用歷史作為工具來論證輝格黨的政見。１８２７年，作為輝格黨人的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哈蘭（H.Hallam）出版了其代表作《英國憲政史》，在其中，他提出英國自古以來就有一部不成文的憲法，一向就是主權在民的，並高度讚揚１６８８年的 “光榮革命”，歌頌君主立憲制。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英國近代史，也開創了一代輝格史學。因為它“雖然完全避免了黨派熱情，卻自始至終地充滿了輝格黨的原則。”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輝格黨的歷史學家麥考萊（T.B.Macaulay）則更明確地指出，在很長的時間中，“所有輝格黨的歷史學家都渴望要證明，過去的英國政府幾乎就是共和政體的；而所有託利黨的歷史學家都要證明，過去的英國政府幾乎就是****的。” 但就歷史學後來發展的主要趨式來說，輝格黨的歷史學似乎更佔了上風。直至２０世紀，象屈維廉（G.M.Trevelyan）這樣的英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在其著作的傾向和歷史觀方面，也繼承了這種輝格黨人的史學傳統。
１９３１年，英國曆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Butterfield）出版了《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在這部史學名著中，巴特菲爾德將“輝格式的歷史”（或稱“歷史的輝格解釋”）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擴充。巴特菲爾德開宗明義地指出，就這本書來說：
所討論的是在許多歷史學家中的一種傾向：他們站在新教徒和輝格黨人一邊進行寫作，讚揚使他們成功的革命，強調在過去的某些進步原則，並寫出即使不是頌揚今日也是對今日之認可的歷史。
可以說，這就是巴特菲爾德所提出的廣義的輝格式歷史的定義。在這裡，他已遠遠超出了原來狹義的輝格史學所涉及的英國政治史的範圍，進而考慮歷史學研究中更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傾向，涉及到歷史研究和所謂通史之間的關係，也涉及歷史作為一種研究而帶有的侷限。巴特菲爾德認為他並不是在討論歷史哲學的問題，而是在討論歷史歷史學家的心理學的一個方面。也就是說，他所抨擊的歷史的輝格解釋並不是輝格黨人特有的，它比思想上的偏見更微妙，是一種任何歷史學家都可能陷入其中而又未經檢查的心智習慣。即使那些為託利黨政見辯護的歷史學家們，就其研究方式的實質而言，也是這種廣義“輝格式”的。巴特菲爾德還更加明確地指出：
歷史的輝格解釋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它參照今日來研究過去……通過這種直接參照今日的方式，會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歷史上的人物分成推進進步的人和試圖阻礙進步的人，從而存在一種比較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這種方法，歷史學家可以進行選擇和剔除，可以強調其論點。
照此分析，輝格式的歷史學家是站在２０世紀的制高點上，用今日的觀點來編織其歷史。巴特菲爾德認為，這種直接參照今日的觀點和標準來進行選擇和編織歷史的方法，對於歷史的理解是一種障礙。因為這意味著把某種原則和模式強加在歷史之上，必定使寫出的歷史完美地會聚於今日。歷史學家將很容易認為他在過去之中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實際上卻是一個與今日相比內涵完全不同的世界。按照這種觀點，歷史學家將會認為，對我們來說，只有在同２０世紀的聯絡中，歷史上的事件才是有意義的和重要的。這裡的謬誤在於，如果研究過去的歷史學家在心中念念不忘當代，那麼，這種直接對今日的參照就會使他越過一切中間環節。而且這種把過去與今日直接並列的做法儘管能使所有的問題都變得容易，並使某些推論顯而易見（且帶有風險），但它必定會導致過分簡單地看待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絡，必定會導致對過去與今日之關係的徹底誤解。
那麼，究竟應如何看待過去與今日之關係呢？巴特菲爾德認為，歷史學家不應強調和誇大過去與今日（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之間的相似性，相反，他的主要目標應是去發現和闡明過去與今日之間的不相似性，並以這種方式扮演一個在我們和其它各代人之間的中介者。為了要獲得對歷史真正的理解，歷史學家所要做的：
……不是要讓過去從屬於今日，而是……試圖用與我們這個時代不同的另一個時代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假定路德、加爾文和他們那代人只不過是相對的，而我們這個時代才是絕對的，這樣做是不能獲得真正的歷史理解的；要獲得這種理解只能是通過充分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那代人與我們這代人同樣正確，他們爭論的問題象我們爭論的問題一樣重要，他們的時代對於他們就象我們的時代對於我們一樣完美和充滿活力。
因此，如果我們把今日變成一種絕對，而相比之下所有其他各代人都僅僅是相對的，那麼，我們就正在失去歷史所能教給我們的關於我們自己的更真實的觀點，我們就不能認識那些我們在其中也僅僅是相對的事物，我們就失去了發現的機會，在歷史的長河中，不能發現我們自己、我們的觀點和偏見位於何處。換言之，我們就無法認識到，我們自己如何不是完全自主或絕對的，而只是偉大的歷史過程的一部分；我們就無法認識到，在事物的運動中，我們自己不僅是開拓者，而且也是過客。
在這樣的觀點看來，歷史更本質的價值就在於恢復過去具體生活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歷史學家的工作不應是對在時間和空間中發生的事情給出哲學的解釋，不應是由過去而推斷出某種結論。相應地，巴特菲爾德否認可以以因果聯絡的方式講述歷史。或許更一般地，歷史可以假定這樣一種因果關係：是整個過去導致了複雜的今日，它包括過去運動的複雜性、紛繁的爭論和錯綜交織的相互作用等等。但是當歷史學家真正去追溯過去時，他就會發現相互作用的網路是如此複雜，以致於不可能指出過去（比如說１６世紀）任何一件事是２０世紀今日任何一件事的原因。因此，歷史學家所能做的，只不過是以某種可能性去追溯從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間事件的序列關係，而不是試圖描繪交錯直至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原因與結果的極為複雜的圖表。歷史學家本質上是一個觀察者，他象旅行家一樣，向我們這些不能去訪問一個未知國家的人描述那個國家，他只討論確定的、具體的、特殊的事情，他不應過分關心哲學和抽象的推理。簡而言之，
作為最後的手段，歷史學家對所發生的事情的解釋不是作一番一般的推理。他解釋法國大革命，是通過精確地發現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在任何時候我們需要進一步的闡述，那麼他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把我們帶入更加詳細的細節，讓我們確切地看到實際發生了什麼事情。
巴特菲爾德強調，只有通過一段實際的研究，以微觀的方式看待歷史中的某一點，才能真正使歷史變革背後複雜的運動具體可見。這種對人類變化的複雜性的展示，對人類任何給定的行動或決定之最終後果的不可預見特徵的展示，是人們可以從細節中學到的唯一教益。
然而，越來越深入細緻的研究將帶來另一個問題，這就是巴特菲爾德反覆強調的節略問題。由於歷史中的內容無限豐富，要把所有事實都充分講授的歷史實際上是無法寫出的，所以任何一部歷史著作都必然是節略的。在巴特菲爾德看來，對於所有的歷史，當它們變得更加節略時，必定就成正比地更傾向於輝格式。“在某種意義上，歷史研究的全部困難都來自有關節略的根本性問題。”歷史學家的困難是，他必須節略，而且必須在不改變歷史的意義和特殊資訊的情況下節略。輝格史學家的錯誤在於，它們是為了今日的緣故而研究過去，這個理論基礎為他們提供了一條穿越歷史複雜性的捷徑，使他們很容易發現在過去什麼東西是重要的（實際上卻只是以當代的觀點來看是重要的），從將節略的問題變得容易了。他們基於某種固有的原則去進行選擇和剔除，去組織歷史故事，使歷史運動中相互作用的複雜性被極度壓縮，直到使歷史運動看上去象一簡單的進步運動為止。這樣一種節略的歷史可能會講述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說，輝格式的歷史並不是一種真正合理的節略。
那麼到底應該怎樣進行節略呢？巴特菲爾德指出，節略就是對複雜性進行節略。它不僅是寫入什麼或省略什麼的機械性技藝，而是在不喪失總體性和主旨的前提下如何有機地壓縮細節的問題。在節略時，歷史學家不應按照某種原則來選擇事實，不應插入一種理論。巴特菲爾德要求歷史學家應具有一種能看到重要的細節和發現事件之間的關係與影響的天賦，以及領悟使歷史過程得以起作用的整體模式的天賦。遺憾的是，除了這些一般性的原則和模糊的天賦概念之外，巴特菲爾德對此問題的解決並未提出什麼具體可操作的措施。正是這一弱點成為巴特菲爾德所提倡的反輝格式歷史不能貫徹到底的重要原因。此外，巴特菲爾德在該書中還以較大的篇幅討論了在歷史研究中進行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的問題。他認為這兩種判斷都是歷史學家所應迴避的。
巴特菲爾德一生著述甚豐，除了為數眾多的專題性歷史研究著作（主要是關於１８世紀英國政治史和歐洲近代史的著作）之外，側重史學理論方面的有《基督教與歷史》（１９４９）、《人類論述其過去：史學史研究》（１９５５）、《喬治三世與歷史學家》（１９５７）等專著，及“歷史與馬克思主義方法 ”（１９３３）等論文。不過，其中最有影響的還是《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該書很快就被認為是史學理論方面的一本經典名著，多年來一直不斷重印。巴特菲爾德的這部著作內容本身雖然只涉及政治史與宗教史，但它的影響則波及整個歷史學界。“輝格式的歷史”一詞成了歷史學界進行史學批評的標準專業用語。在很長的時間中，幾乎沒有什麼歷史學家願意成為（或被人稱為）輝格式的歷史學家。在科學史界，巴特菲爾德的這種影響尤為強烈。
二、
正如我們在前一章中所講到的，從科學史這一學科的發展來看，如果不考慮最初期那些萌芽性的科學史著作，大致可以說從１８世紀開始出現了早期的科學史（嚴格地講只是學科史）著作。與啟蒙運動和近代科學的興起相伴，這個時期的科學史著作反映了對科學與進步的強烈信念，把科學看作是社會進步的源泉。當然，此時從事科學史工作的多為科學家，科學史這門學科尚不成熟。到２０世紀初時，科學史研究出現了從學科史到綜合性科學史（通史）的轉變，有了少數職業科學史家，科學史學科自身的價值標準也開始確立。然而，當時科學史界對科學史所持的看法，基本上就是巴特菲爾德所批評的輝格式的的觀點。例如，科學史學科重要的奠基人薩頓，就曾在他的幾部著作中，以定義、定理和推論的形式反覆地強調他的科學觀和科學史觀：
定義：科學是系統的、實證的知識，或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認為是如此的那些東西。
定理：這些實證的知識的獲得和系統化，是人類唯一真正積累性的、進步的活動。
推論：科學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事實上，這種進步在任何其它領域都不如在科學領域那麼確切，那麼無可懷疑。
正因為如此，薩頓在他的科學史研究中，很自然地把鍊金術、占星術和自然巫術當作偽科學而不予考慮，他還把蓋倫的生理學理論斥為空想和荒唐，並以此為理由拒絕討論它們。這些作法當然是與薩頓本人所堅持的實證主義觀點相一致的。實際上，在科學史這門學科發展的初期，實證主義的科學史觀佔據了統治地位，相應地，在科學史研究中，輝格式的傾向也相當極端，相當普遍。
大約從５０年代起，情況逐漸有了改變。在專業科學史學家當中，極端的輝格式研究傾向開始消失。對此，英國科學史家懷耳德（C.B.Wilde）提出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歷史學家已經表明一種研究法的優越性，即從各個方面努力重組以前的思想家面臨的各種問題，而不是以事後認識到的好處作為標準去評判過去；第二，科學的實證主義哲學的衰落，致使那種認為科學知識的現狀在任何絕對的、認識論的意義上，都比早期的知識形式更優越的信仰難以維持下去了；第三，歷史學家已經表明，已比被取代的、在現代科學家看來可能是?a href='//' target='_blank'>奶瓶尚Φ男磯喙勰睿?讜縉詰目蒲Х⒄怪腥捶⒒恿酥匾?饔謾?/p>
巴特菲爾德對於輝格式歷史研究法的批評，無疑在科學史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外來的影響。大約也是在薩頓的時代，科學史中另一種研究傳統的出現，是科學史界接受反輝格觀點的內在基礎。正如懷耳德在第一條理由中表明的，象法國哲學家和科學家科瓦雷有關笛卡爾、伽利略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就是根據過去時代本身具有的術語去解釋過去的典範。這種研究傳統尤其在美國科學史界影響巨大，而它恰恰正是反輝格式的。後來，象醫學史家佩格耳（Q.Pagel）１９６７年在他研究哈維的生物學思想的著作中，則更清楚地指出：
……對於歷史學家，就是要顛倒進行科學選擇的方法，並要在原來的與境（context）中重新敘述其英雄人物的思想。這樣，科學的和非科學的這兩套思想的表現，將不是通過簡單的並列或彼此無關的表述，而是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它們相互支援，相互確證。
此外，６０年代初以後，象科學史家耶茨（D.F.Yates）對科學革命和鍊金術關係的研究，以及眾多學者對牛頓的鍊金術手稿的研究等，也都是科學史界反輝格式研究傳統的典型表現。
更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庫恩１９６８年在為《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撰寫的條目“科學的歷史”中，有這樣一段話，它表明了西方科學史界對這種新的研究傳統的普遍接受：
內部編史學的新準則是什麼呢？在可能的範圍內……科學史家應該撇開他所知道的科學，他的科學要從他所研究的時期的教科書和刊物中學來……他要熟悉當時的這些教科書和刊物及其顯示的固有傳統。
在西方，隨著科學史研究的職業化和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新一代的科學史家更多地接受人文科學的訓練，相應地，新的研究傳統和新的價值標準得以鞏固。正象有人注意到的那樣，這新一代專業工作者在稱呼他們認為過了時的科學史著作時，喜歡用的最粗魯的詞彙之一，就是說那些著作是“輝格式的”。
三、問題與爭論
在《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出版了近２０年後，巴特菲爾德本人也對科學史產生了興趣。１９５０年，他在一篇題為“科學史家與科學史”的文章中，仍堅持反輝格式傾向的重要性：
……實際上，我相信已經證明，有時更有用的是要學習早期科學家們未起作用的某些東西以及錯誤的假說，是要去考察某一特定時期內在智力方面難以克服的特殊障礙，甚至是要去追溯已走入了死衚衕但對科學總體進步有其影響的科學發展的過程。正如在所有其它歷史形式中一樣，在科學史中錯誤的作法，就是總把當代放在人們的心目中作為參照的基礎，或是設想在世界史中１７世紀科學家的地位將取決於他看上去與氧氣的發現有多麼接近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４９年，巴特菲爾德出版了一部重要的科學史著作－－《近代科學的起源》。這部著作雖然主要是根據二手文獻寫成的，可是由於它成功地把科學史結合到一般的歷史中去，從而得到廣泛的稱讚，成了一本經典的科學史名著。但正如許多人都注意到的，這本書在寫法上卻正是他所強烈批評的那種輝格式的寫法。因為他致力於要發現科學的起源，他並未試圖在一個時代的總體構成中（即社會的、智力的乃至政治的構成中）去理解這個時代的科學。更令人驚訝的是，他預先便知道這種起源在何處（即在１７世紀的科學革命中），所以他描述的只是能夠表明在１７世紀的科學中帶來了近代對物理世界的看法的那些成分。例如，他根本就沒有提到帕拉塞爾蘇斯、海爾梅斯主義和牛頓的鍊金術。他並未意識到自己正在撰寫一部顯然是出色的輝格式的歷史！同樣地，在１９４４年出版的《英國人及其歷史》一書中，他也同樣採取了輝格式的撰寫方法。 體現在巴特菲爾德身上的這種明顯的自相矛盾表明，即使是他本人在其歷史研究實踐中，也難以完全貫徹他自己的理論主張。因而，７０年代中後期以來，人們對反輝格式研究傳統的問題再次進行反思，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美國科學社會學家和科學史家默頓在１９７５年便提出：“或許，在編史學中有半個世紀之久的關於輝格式原則的禁忌，已遠遠超越了反對那種讚揚式的當代主義的目標……對於歷史，或許已經到了要求反對反輝格式傾向的時候了。” 比這更早一點，美國科學史家布拉什（S. G. Brush）也曾指出，由於科學史家支反輝格式傳統的接受，他們熱心於把科學理論同前些個世紀的哲學與文化運動聯絡在一起，因而開始降低了在這些理論中技術性內容的重要性，但正是這些技術性內容才使這些理論在現代科學中有意義。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歷史學家和科學教師的目標之間形成了一道鴻溝。 然而，對反輝格式研究方法更為系統的反思和對巴特菲爾德的批評，主要還是出現在１９７９年巴特菲爾德去世之後，它們一方面來自一般歷史學家，另一方面來自科學史家。
歷史學家的反思與批評有的涉及《歷史的輝格解釋》這本書本身，如指出它嚴重地空洞，缺少有力的歷史例證等。有的則涉及歷史研究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如威耳遜（A.Wilson）和艾什普蘭特（T.G.Ashplant）認為，巴特菲爾德正確地辨認出了在歷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的與原來時代不符的模式，但他未能恰當地指出這種錯誤的實質和令人滿意的補救辦法。他們認為，此錯誤的真正根源是以當代為中心（present-centredness），即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認識（更不用說理解）根本地依賴於歷史學家的概念框架，歷史學家對來自當代的“感性定向 ”的利用，迫使他們曲解過去。他們還進一步指出，任何編史學從來都不是中立的，這種以當代為中心不僅僅是個別歷史著作的問題，它也是歷史這一學科自身的結構，是在歷史研究的過程中所固有的，因此，歷史的推論在本質上就是有問題的。
由於巴特菲爾德提出的問題與科學史研究關係更為密切，所以在對其觀點和影響的反思中，科學史家們尤為活躍。１９７９年，美國生物學史家赫爾（D. L. Hull）率先打出了“捍衛當代主義”的旗號。他承認某些型別的當代主義（presentism）是人們所不希望和應該取消的，但是，他卻要捍衛在科學史中另外一些型別的當代主義：閱讀出當代的含義、當代的推理原則，以及將經驗的知識用於過去更早的時期。他認為，在這三種情況下，當代的語言、邏輯和科學不僅對於探索過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對於將探索的結果與歷史學家們同時代的人進行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赫爾指出，對於歷史學家，不論是在對過去的重構中，還是在向其讀者就這種重構進行解釋時，當代的知識絕對都是至關重的。由於歷史學家在當代所處的地位，他必須要在對過去重構利用一切可用的證據和工具，即使這些證據和工具對於他所研究的那個時代的人們是無法瞭解的。此外，他還必須與當代的讀者交流這些重構。歷史學家對他自己的時代的瞭解總是要比對他所研究的時代的瞭解要多，而他的讀者就更是如此了。這裡，赫爾顯然是從目前西方史學界較為流行的將歷史視為人類的建構，因而否認絕對歷史真理的觀點來捍衛當代主義的。
１９８３年，英國科學史家霍爾對於科學史界反輝格的傾向也提出了自己系統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霍爾指出，《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沒有給出任何正面的觀點。它雖然告訴我們歷史不應是什麼樣的，但卻沒有講歷史可以是什麼樣的。巴特菲爾德的看法是，歷史學家對歷史上所發生的事情的解釋不是通過一番一般的推理，而是通過對更加細節性的內容加以闡述。霍爾則認為。，他不相信歷史學家通過“可變焦的顯微鏡”所看到的“具體事實”會自動非理論化地變成“解釋”。他認為在此問題上巴特菲爾德由於一種“似是而非的歸納主義”而落入陷阱。更重要的是，巴特菲爾德把輝格式的歷史等同於對今日與成功的認可，相應地，輝格式的科學史就成了對科學成功的記錄，它採用當代的科學知識作為標準。霍爾旗幟鮮明的指出，在自然科學中，確實有某些東西是正確的，而另一些則是錯誤的。在科學的發展中，從亞里士多德到阿維森納到奧卡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他們並不僅僅是努力要與他們所批評的前輩有所不同，而是要比這些前輩更加正確。正確與錯誤在當代科學的發展脈絡中是非常本質和重要的東西。它們並不是歷史學家發明的，而是存在於文獻中的。霍爾與赫爾類似地指出，科學史家無法避免已具有的優越的知識。一般歷史學家對其研究物件的正確與錯誤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也許並不存在正確的答案，可是科學史家卻總是知道正確的答案是什麼。總之，霍爾認為，由於科學畢竟是進步的，所以以輝格史觀為根據的科學史研究是很難懷疑的，輝格式的進步觀點不可避免地要確立在科學史中。當然，霍爾也並不贊成極端的輝格式傾向，他認為，讚揚或誇大科學成就，或為了當前佔優勢地位的科學成就而進行宣傳鼓動，這些肯定不是科學史家所要做的事。
另外還有一些科學史家指出，伴隨著科學史研究的職業化和極端的反輝格式傾向，科學史帶有了一種排它性。科學史家對科學發展脈絡前後細節的關心是正確的，但當這種關心擴充套件到一種偏執的程度進而排斥了最核心的內容時，就使廣大對科學發展自身有興趣的讀者疏遠了科學史。廣大科學家和對科學感興趣的人在歷史方面的這種集體性記憶缺失是可怕的，因為科學沒有了其歷史，就好象人沒有了記憶。哈里森（E.Harrison）還談到，在另一個極端，反輝格式的傾向利用了無知的長處，把當今那些對過去無用的東西拋開（正象庫恩要求科學史家要忘記他們所知道的科學那樣）。而在利用無知的長處時，反輝格傾向就變成了一種自命不凡的形式，即科學史傢俱有了一種目光短淺的優越感，無視今日科學的成就。
８０年代中期，美國科學史家柯恩（I.B.Cohen）在其研究牛頓的著作中，站在比較公允的立場討論了這一問題。一方面，他指出：“我當然不提倡輝格式的科學史……毫無疑問，壞的、無用的或沒有成果的思想同好的、有用的或富有成果的思想都是許多變革得到的結果。”另一方面，他同樣明確地指出：“我認為牛頓的關於鍊金術的見解或他的神學信念並不值得我們象注意他的《原理》那樣一頁一頁地仔細研究。例如，倘若牛頓沒有撰寫《原理》，學者們會象現在這樣對牛頓的鍊金術的‘創造精神’感興趣嗎？”
縱觀科學史家對此問題的反思，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極端反輝格式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問題的，但他們也不贊成極端輝格式的傾向，而是贊同兩者的有機結合。克拉（H. Kragh）在其１９８７年出版的《科學編史學導論》中的觀點似乎是結論性的。（克拉在其書中使用的術語是“與過去時代不符的 ”（anachronical）科學史”和“按過去時代進行研究的”（diachronical）科學史。這兩者含義大致相當於輝格式的和反輝格式的科學史（克拉本人也這樣認為）他認為，科學史不僅僅是歷史學家同過去這兩者間的關係，而是歷史學家、過去和當代公眾三者間的關係。反輝格式的歷史將不能起到與公眾交流的作用，它將傾向於僅僅走向細節，被動地對歷史資料進行描述，而忽略了分析和解釋。因此，徹底反輝格式的科學史不能滿足人們對歷史通常的要求，它也許能真正代表過去，但它也將是古董式的，除了少數專家之外，大多數人都難以接近。作為一種方法論的指南和對輝格式歷史的解毒劑，反輝格式的編史學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只能是一種理想。歷史學家無法將他們從自己的時代中解放出來，無法完全避免當代的標準。在對一特殊時期進行研究的初期，人們無法按那個時代自身的標準作評價和選擇，因為這些標準構成了還未被研究的時代的一部分，它們只能逐漸得以揭示。為了要對所研究的課題有任何觀點，人們就不得不戴上眼鏡，不可避免地，這副眼鏡必然是當代的眼鏡。克拉的結論是：在實踐中，歷史學家並不面臨在反輝格式的和輝格式的觀點之間的選擇。通常兩種思考方式都應存在，它們的相對權重取決於所研究的特定課題。歷史學家必須具有象羅馬神話中守護門戶的兩面神（Janus）一般的頭腦，能夠同時考慮彼此衝突的輝格式與反輝格式的觀點。
四、小結
限於篇幅，本章對有關輝格式科學史問題各方觀點的述評是很粗線條的，未能就一些更細節性的問題（如“為什麼沒有……？”這種歷史問題在反輝格式的科學史中的位置等等）進一步展開討論，也沒有利用各家著作中廣徵博引的大量科學史乃至一般歷史的具體事例。但是，即使從這樣一種概括性的回顧中，我們仍可總結出一些初步的結論。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巴特菲爾德的確提出了一個在歷史研究中（特別是在科學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雖然在不同的階段人們對此問題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對此問題提出的意義和重要性卻是一致肯定的。
其次，經過幾十年的思考與實踐，人們對此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入。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在科學史中，既不能採取極端輝格式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去採用極端反輝格式有研究方法。我們應在這兩種傾向之間保持一種適度的平衡，或者說保持某種“必要的張力”，也許只有這樣，才可能帶來對科學史的真正理解與把握。
再次，西方科學史研究的發展經歷了從輝格式的到反輝格式的再到兩者統一的過程。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對反輝格式觀點的全面接受，也是發展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階段。我們並不能因為現在人們已認識到在某種程度上輝格式的研究方法在科學史中無法避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採取輝格式的研究方法。這正如薩頓等人的科學史觀現在在西方雖已不再為人們普遍接受，但它對科學史學科地位的確立卻曾起到過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樣（科學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恰恰缺少這一階段）。就科學史研究未來在我國的發展而言，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將是很有借鑑意義的。
在西方，目前撰寫科學史著作的主要有兩大類人：一類是職業科學史家，另一類是對科學史感興趣的科學家。如上所述，雖然近年來人們對輝格式傾向的問題有了重新認識，但伴隨著科學史研究工作的職業化，專業科學史家的研究傳統仍主要是傾向於反輝格式的。而對科學史有興趣的科學家，由於沒有受過正規的歷史訓練，再加上所受的科學文化教育這一背景的影響，則有較強的輝格式傾向。
至於我國科學史界的情況，為了更明確地說明問題，似乎以另一種方式分類更為恰當。即區分為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史的科學史家，和研究西方近現代科學史的科學史家（當然這種分類並不很全面，如未提及對中國近現代科學史的研究，而這是一個近年來蓬勃興起的研究領域，其發展速度令人矚目）。至於對西方古代至中世紀的科學史研究，國內目前則仍近乎於空白。前一類科學史家的工作在我國頗有傳統，工作大多相當紮實（特別是在發掘史料和考證方面）但在對中國古代科學史的研究中，或是有意識地，或是無意識地，他們大多以西方科學成就的標準作為參照，而較少以所研究的時期中國特定的環境與價值標準作為研究重點。更不要說那些將宣傳“愛國主義”作為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首要目標，力圖在一切研究中論證“中國第一”的人，他們往往只是致力於發現中國在多久多久以前就已有了西方近代或當代才取得的某項科學成就，而實際上，這兩者的含義與內容顯然是不完全一樣的。就在研究中選擇西方科學作為參照標準這種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說，他們具有較強的輝格式傾向。至於後一類科學史家，一般來說，他們的情況與西方涉足於科學史的科學家們較為相似。以近年來出版的大量“科學通史”著作和教材為例，其內容與西方目流行的科學史著作有較大差別（例如幾乎總是把科學與宗教的衝突極端尖銳化等）。這也表明，後一類科學史家的研究方法也是相當輝格式的。當然，應該說明，這裡關於科學史研究在我國情況，只是一種總體性的分析嘗試，而少數中國科學史家的研究工作的確有著明顯的反輝傾向乃至更現代的意識。但就總體而言，中國科學史界似乎首先應補上反輝格式研究方法這一課。
其實，類似於歷史的輝格解釋的問題，在我國也早就有人提出過。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其《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就指出：“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只是可惜這種觀點沒有被進一步系統化，也沒有產生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