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業兩代女工價值觀：60年情結候鳥90後
“一代不如一代”的喟嘆，如今被越來越頻繁地運用到“80後”、“90後”工人身上。作為對比參照的群體正是建國初期老一輩紡織服裝工人。他們在生產一線燃燒了自己的青春，寫下了那個年代的光輝印記。
實際上，需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導致不同歷史時代或者同一時代的不同個體都有不同的價值觀。兩代紡織服裝工人所經歷的種種變遷，正是這個群體背後越來越清晰的職業訴求與理想。
相關調查顯示，目前紡織服裝企業新招聘的工人以“80後”、“90後”為主，約佔70%.相比老一代，新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資薪酬外，更注重對職業前景的選擇，且把就業地區環境、工作場所環境及周邊生活環境列為選擇條件。
“候鳥”90後
等到這個月底拿到工資，張倩就決定打包回江西老家了。三年來，她一直在珠三角各個大小服裝工廠之間遷徙，工作時間最長的也就半年。一眨眼又是一年過去了，張倩坦言，她其實並不開心，外面根本沒想象中的那麼好。
“我今年19歲，1990年出生的。就是大家說的90後。老家是江西那邊的，初中畢業就和表姐一起過來打工了。現在是服裝廠裡流水線的一名工人。”張倩以這樣的開場與記者開始了視訊對話。這時已經是晚上九點，王文剛剛下班，然後找了一家工廠附近的網咖接受採訪。
辛苦、寂寞、煩惱幾乎構成了張倩的全部生活。“基本上每天做10個小時活，下班就回集體宿舍，每個禮拜有休息一天。”最令她氣憤的是，現在的工廠本地工友較多且有些排外。“剛到這個廠子的時候，有一次去食堂已經很晚了，我就想跟本地的幾個工友一起擠擠。過去之後她們很不情願地給我讓了個位子。後來聽另外的工友說，廣東人基本上看不起外來人。可這都什麼年代了，同樣是一個廠打工的，憑什麼我要被看不起？”
而這僅僅是張倩三年打工生涯所遭遇的事件之一。在她的記憶裡，類似這樣的不如意非常多。比如，以前在東莞一家制衣廠上班，企業在招工時承諾月薪多少多少，但實際到手的卻遠沒有那麼多。還有去年在佛山某內衣廠工作時，車間主管經常會找各種理由扣錢，“遲到1分鐘罰1元錢，遲到10分鐘就算曠工，請假請不了，3天不上班就算自動離廠，工資都很難要回。”
“我經常會想到真不該這麼早就出來上班的。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每天都想著早點出來掙錢，不聽父母嘮叨，可是現在，又特別懷念以前讀書的時候。”張倩說，這次回江西去，主要想找個學院讀書，兩三年後再出來找工作，她說：“我現在還年輕，機會很多，也不想一輩子做工人。”
《候鳥》是張倩最近常聽的一首歌。她尤其喜歡這首歌的歌詞：有一種鳥，一生註定隨著季節的轉變，南來北往，四處為家。它們一生飄蕩，不畏路途遙遠地飛著。無非只為了尋找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大家都叫它候鳥，我們則稱它為希望。
60年情結
2009年的最後一天，78歲的王永賢戴上帽子下樓去超市買菜。走到小區門口時，她靜靜地在寒風中矗立了5分鐘。一年前，小區對面的廢墟還能見著正在拆遷的老廠房，如今這裡已經被華潤橡樹灣高階住宅取代。
在賈樟柯執導的電影《二十四城記》中，通過三代“廠花”的真實經歷，演繹了一座國有工廠的斷代史。2008年，工廠再次遷移到新工業園區，而老廠土地成為了新開發的樓盤。同樣的真實故事發生在北京清河毛紡廠。這個曾發源於"洋務運動"、歷經百年輝煌與滄桑的企業，如今和許多老牌紡織企業一樣，無可挽回地隕落了。儘管它的老員工對這個工廠都懷有一種深深的難以名狀的情結。
往事成追憶，一切熟悉而又陌生。說起當年進廠時的情景，王永賢至今仍回味無窮。"我是1951年進的廠，1980年才離開。那個時候要進紡織廠，比現在考公務員都難。"經過筆試、口試兩輪考核後，王永賢被錄取了。報到那天她樂壞了，大廠房、大食堂、大方桌，氣派而現代。由於個子和紗車高度匹配，王永賢后來被分到了細紗車間，這一干就是幾十年。而和很多紡織女工一樣，她的身體也落下了一些小毛病：右腿膝蓋因為長期頂紗車變形，無法伸直。
在清河毛紡廠工作近三十年裡，王永賢經歷過不少記憶深刻的事，那是她閃爍著光芒的青春與歲月。最自豪的是月工資16元，8元捐給抗美援朝，一捐就是兩年。最樂的事是義務勞動也搞比拼。自己的活幹完了，還去其他車間義務勞動。從凌晨一點到三點，勞動兩個小時，義務勞動小組搞比拼，看哪個小組幹得活質量高、產量大。“那時，幹起活來有勁也有樂趣。”
那個國門剛剛開放的年代，“紡織女工”還是時尚與身份的象徵。她記得，正值豆蔻年華的女工們，穿起裙子來爭麗奪豔，一到下班時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工像成群的蝴蝶，從廠門口飄出來，對面是頭髮梳得油亮已經等候多時的男生，這耀眼的場面形成了一道美麗的風景。
當年的機器轟鳴變換成歷史的迴音，對於這個屆滿古稀之年的老人來說，這是美好又傷感的回憶。如今，當看到在原廠址上拔地而起的華潤橡樹灣，王永賢說：“好像是身體的一部分，就要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