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勒，G.
社會學 (sociology)是現代社會科學中從某種特有的角度，或側重對社會，或側重對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或側重對社會和人的關係，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因而具有自己獨特的物件和方法的學科。社會學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演變，不僅在現代科學知識體系中佔據獨特的地位，而且在全球範圍內發展成為一門包含眾多分支、具有獨立知識結構的社會科學。
“社會學”在語源學上的意義是關於社會的學問，由拉丁文societas（社會）或socius（社會中的個人）和 logos（詞、學說、學問）兩個部分組成。絕大多數社會學家認為社會學一詞最早是由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A.孔德在1838年10月出版的《實證哲學教程》第 4卷中正式提出的。據考察，這部共6卷至1842年才出齊的著作，從第1卷(1830)至第3卷(1835年9月)沒有出現過社會學這個詞，使用的都是“社會物理學”這個術語。因此，根據第3、4兩捲髮表的時間間隔推算，“‘社會學’這個名詞，大概是1835～1838年之間用的”（見陳序經：《社會學的起源》第1～2頁；嶺南大學，1949；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第1頁，商務印書館，1948）。也有個別社會學家認為社會學這個術語是由比利時社會統計學家L.A.凱特萊於1835年首先提出的。但即使持此種看法的社會學家也承認，是孔德把這一術語運用到學科中去的。關於孔德創造社會學一詞來代替他以前使用的社會物理學的原因，學術界至少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認為這是針對C.H.de聖西門的，因為孔德十分傲慢自負，以為社會學這門新學科是他發現的，所以要用自己創造的社會學來代替聖西門一生中大部分時間使用的社會物理學來命名這門學科。另一種解釋認為這是針對凱特萊的，因為在孔德看來，社會物理學這一術語已被這位比利時社會統計學家所“竊用”，所以要創造一個新名詞來代替它。這兩種解釋孰是孰非，除了具有考據意義之外，於學科的實質意義不大。重要的是孔德使用社會學這一術語的實質和目的，仍和使用社會物理學一樣，都是為了表明一門用實證方法研究社會現象的基本規律的獨立學科，以區別於過去那種思辨的社會哲學或歷史哲學。社會學的發展，無論從孔德開始的西方社會學，還是從K.馬克思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都經歷了一個從一般的社會哲學到專門的具體社會科學演變的過程。
據考證，中國各種書刊中最先採用社會學一詞的是譚嗣同的《仁學》。這本1896年出版的書在第一篇中稱：“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社會學在初輸入中國時，還叫做“群學”或“人群學”。最初用這一名稱的是康有為。據梁啟超所記廣州長興學舍教育大綱，康有為在1891年曾把“群學”同政治學原理一起並列為經世之學。但是，譚嗣同只是提到社會學，而沒有涉及具體內容；康有為的群學，我們也只知其名稱，無從考查其內容。嚴復是以群學的名稱系統介紹西方社會學內容的第一人，他從1889年迻譯H.斯賓塞的《社會研究》的前兩章到1903年出全書，書名譯為《群學肄言》，這標誌著中國社會學的開端。章太炎則最早直接用社會學的名稱在1902年翻譯出版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著的《社會學》。此外，吳建常、馬君武也在1903年分別出版了F.H.吉丁斯的《社會學提綱》和斯賓塞的《社會學引論》中譯本。
“社會學是什麼？”或“什麼是社會學？”一直是它的創始人以及後輩社會學家力圖明確回答而又不容易回答清楚的問題。由於各國國情不同，個人強調的重點各異，回答也各不相同。不僅不同歷史時期社會學家意見分歧，即使同一時期不同的社會學家也眾說紛紜，甚至同一個社會學家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看法，或者同時持有幾種看法。這樣，社會學在 15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就積累了為數眾多的定義。孫本文在《社會學原理》一書中曾系統介紹過從19世紀中葉起到20世紀30年代初為止的9種關於社會學的定義：
（1）以社會學為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持此說的有孔德、美國的E.A.羅斯和英國的E.A.韋斯特馬克等；
（2）以社會學為研究社會形式的科學，其代表是德國的G.齊美爾；
（3）以社會學為研究社會組織的科學，美國的E.梅堯—斯密和W.I.托馬斯主此說；
（4）以社會學為研究人類成績或文化的科學，其代表是美國的L.F.沃德；
（5）以社會學為研究社會進步的科學，美國T.N.卡維爾和蒲希持此說；
（6）美國的J.賴特和C.W.哈特認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關係的科學；
（7）美國的A.W.斯莫爾認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過程的科學；
（8）P.A.索羅金認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現象間的關係的科學；
（9）美國的R.E.帕克、E.C.林德曼以及德國的 L.von維澤等主張社會學是研究社會行為的科學。美國社會學家H.巴利和B.穆爾指出，在1951～1971年的20年中由美國出版的16種普通社會學教科書中關於社會學物件的提法就有8種，即社會互動、社會關係、集團結構、社會行為、社會生活、社會過程、社會現象、社會中的人。
這眾多的定義概括起來，主要分屬於三大型別：第一類側重以社會整體為研究物件。這類觀點的主要代表是孔德、斯賓塞、É.迪爾凱姆等人。其中孔德、斯賓塞在研究整體社會時，強調的是一般社會現象，而迪爾凱姆則強調特殊的社會現象，即“社會事實”。這種觀點形成社會學中的實證主義路線。第二類側重以個人及其社會行動為研究物件。這類觀點的主要代表是M.韋伯等人，形成社會學中的反實證主義路線。這兩類觀點對後世影響至深，後世的許多看法多為這兩類觀點的變形或混成。馬克思主義派的社會學者中，既有主張第一種型別的觀點的，也有贊成第二種型別的。但他們都是以社會和個人的統一為指導的，都贊成馬克思的下述觀點:個人是社會的存在物，應當避免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反之，社會又是人們互動作用的產物，是各個人藉以生產的社會關係的總和。至於不屬於這兩大類的其他社會學定義可以看作是第三大類，其中有些觀點影響不小，但都沒有成為社會學發展的主流。
按照上述分類，中國社會學界對社會學的定義，大體有以下幾種看法。
1、側重以作為有機整體的社會本身為研究物件 (這裡的社會既包括整體社會，也包括區域性社會，即社會的某一方面、某個領域、某個層次)。其代表性觀點有：
（1）認為社會學是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的治和亂、盛和衰的原因，揭示社會由以達到“治”的方法和規律的學問。這是嚴復首先提出的。他在《群學肄言》的序言中解釋說：“群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群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指正德、利用、厚生──本文作者注）之事操其本耳”。嚴復這樣給社會學下定義，既符合孔德、斯賓塞關於社會學的見解，又具有中國特色。80年代在中國的社會學者中，有人提出社會學是研究現代社會執行和發展的規律性，特別是研究社會良性執行和協調發展規律性的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這一定義可以說是沿著嚴復的思路發展的。
（2）認為社會學與歷史唯物論一樣是研究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1949年以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者李大釗、瞿秋白、李達、許德珩、陳翰笙等人，與俄國的Γ.Β.普列漢諾夫、Н.И.布哈林等人一樣，堅持這種觀點。他們對社會學所下的定義大體相仿：“社會學是一種科學，研究社會上各種現象及其原則與一切社會制度的學問，且用科學的方法，考察社會是何物，發明一種法則，以支配人間的行動”（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1920）；“社會學者，社會科學之一，其研究之目的在探求社會進化之原理；其研究之方法，在追溯過去以說明現在，更由現在以逆測將來”（《李達文集》第1卷，第237頁，人民出版社，1980）；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社會之構造，社會構造之存在、發展、變革及其相互聯絡，分析構成人類社會生活的諸要素，及諸要素的性質、諸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關係，探求社會變革的因果關係和法則，以推知社會進行的方法，預測將來的一種學問”(許德珩:《社會科學與社會學》，1936)。
（3）認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整體及其規律性的。由費孝通主持和指導的、中國社會學重建後出版的第一本《社會學概論(試講本)》，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下定義：“社會學是從變動著的社會系統的整體出發，通過人們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行為來研究社會的結構、功能、發生、發展規律的一門綜合性的社會科學”。臺灣省的一些社會學者也持有類似的看法：“社會學是使用科學方法，持守科學態度，以研究人類社會；主要論及社會之構造要素，其起源、發展、成熟與變遷；論述諸社會事象如社會制度、社會系統、社會活動、社會關係、社會運作程式、社會團體等；並想在諸社會事象中尋求或建立普遍性公律、原則、原理等的科學”（楊懋春：《社會學》第5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2、側重以作為社會主體的個人及其社會行為為研究物件。主張這種觀點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主要以孫本文為代表。他深受芝加哥互動學派心理行為理論的影響，認為社會學的各種定義雖沒有什麼錯誤，“但或失之抽象，或失之廣泛，或失之含糊，或失之狹隘，似均不能認為適當的定義。比較在目前可認為適當的定義，即是：以社會學研究社會行為的科學”(《社會學原理》)。龍冠海對社會學物件的定義也屬於這一類，認為社會學的主要旨趣“是在社會互動或社會關係中的人及其由此所造成的社會體系，社會團體，與社會組織，以及它們之間關係的情形”（《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社會學》第111頁）。
1979年以後，一些中國社會學學者師承了孫本文和龍冠海關於社會學研究物件的觀點。有的論證說：“社會學是研究人們的社會性行為規律的科學……。因為社會學是綜合地研究人們共同的社會生活中所產生的一切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的，而這些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都是由人們的社會性行為造成的”。因此，“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從本質上說就是關於人們各種社會行為規律的理論” (楊心恆、宗力：《社會學概論》，群眾出版社，1986)。另一種觀點認為:“社會學應該著重研究人的社會活動的固定化過程和固定化形式。具體說來，就是要研究個人一定的行為怎樣形成一定的關係，一定的關係怎樣形成一定的制度”(龐樹奇:《社會學概論》，1986)。
3、第三種類型的觀點，有代表性的意見有“剩餘說”、“學科說”、“調查說”、“問題說”和“未定說”等5種。
（1）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剩餘社會科學”，它的研究物件是其他社會科學不研究的“剩餘領域”。費孝通在1948出版的《鄉土中國》一書的後記中對“剩餘說”作過一番概括：在孔德和斯賓塞這些社會學的早期代表人物那裡，所謂社會學不過是“社會現象的總論，把社會學降為和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等社會科學並列的一門學問，並非創立這名稱的早年學者所意想得到的”。現在的社會學“只是個沒有長成的社會科學的老家。一旦長成了，羽毛豐滿，就可以鬧分家，獨立門戶了”。因此，“譏笑社會學的朋友曾為它造下了個‘剩餘社會科學’的綽號……。政治學、經濟學既已獨立，留在‘社會學’領域裡的只剩下了些不太受人問津的、雖則並非不重要的社會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這樣它還是守不住這老家的，沒有長成的還是會長成的。在最近十多年來，這‘剩餘領域’又開始分化了”。
（2）認為社會學是“科學群”。于光遠給社會學下了一個兼有“學群說”和“問題說”的界說。他說，社會學是“以研究社會問題為中心的一個科學群。它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群科學，一個科學群”（《社會學文選》第5頁）。關於這個科學群的範圍，他認為，除總論外，至少有7個方面是應歸社會學研究的，如：對社會發展不起決定作用但有一定影響的因素的研究；從人的分類對社會問題的研究；尚未被其他學科作為物件的某些社會關係的研究；社會生活；社會風尚；社會病理與社會病態；地域性的社會問題等等。此外，可能還有對於許多社會科學都有用的關於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同上書，第6～17頁）。
（3）認為社會學是關於社會調查研究的學科。由於社會學是以經驗研究為基礎的，離開社會調查研究便沒有社會學，有的學者抓住這個學科特徵，把社會學界定為調查研究的學科。
（4）認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問題的。1979年中國學者在重建社會學、論證社會學的必要性時，有一點共識，就是社會主義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因此需要社會學。上面的“剩餘說”、“學群說”、“調查說”各種觀點中也多少包含有“問題說”。
（5）認為社會學物件現在沒有確定。有的學者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在發展中尚未成熟的學科，不宜過早地給它劃定研究範圍。
上述關於社會學研究物件的種種不同觀點，都是由於研究者對社會的觀察角度不同造成的。從上述種種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社會，就構成種種不同的社會學理論。儘管角度不同，觀點各異，但是不同學派的社會學家之間仍有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可以溝通。這是因為：社會學實際上是以別的具體社會科學學科都涉及，但又不作專門研究的東西為物件的。社會學家們都自覺不自覺地在尋找這個東西，都有意識無意識地在沿著這條路探索。所以不論他們的觀點和方法有多麼大的差別，在研究實踐中仍然會走到一起來。這確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應當看到，社會學物件問題上的眾說紛紜，是這門學科從不成熟走向成熟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中國社會學界正在進行的討論，應看作是學術活躍的可喜現象，同時也表明，社會學物件是一個迴避不了的基本問題。
科學性
社會學是不是一門科學?它是一門什麼樣的科學?能否成為一門自然科學意義上的關於社會的科學？這些問題從孔德開始至今一直困擾著學術界。一些社會學家把該類問題看作是使社會學界發生分裂的最根本的問題，看作是西方社會學爭論的三類理論問題之一。
孔德不僅認為社會學是一門科學，而且認為是科學之首，是“科學的皇后”。孔德把社會學看作是“社會物理學”，表明他認為建立一門“社會的自然科學”是完全可能的。在他看來，社會學的科學性，就是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性和精確性。美國社會學家J.H.特納認為社會學研究應該成為像自然科學那樣客觀的、價值中立的科學活動。持這種統一科學觀的學者認為，社會學要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在社會研究中從經驗事實出發，一切理論、命題和概念必須能經受事實的檢驗，而研究過程中則須把事實與價值區別開來，使社會學日臻成熟、更加接近於自然科學的精確科學。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社會學知識的普遍性被認為是當然的，即使目前還未達到此種程度，只要持之以恆地努力，終究會得到關於社會的普遍性解釋，以至最終把握社會現象的規律。
另外一些人主張社會學是一門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不是“社會的自然科學”。孫本文從“科學是有系統組織而可驗證的正確知識”出發，論證了社會學是一種關於社會行為的有系統組織而可驗證的知識，論證了社會學與自然科學的兩點區分：不能完全採用自然科學的實驗法；不能完全適用統計法。他認為，以數量的精密分析為社會學的標準是不盡正確的。
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社會學的科學性，最根本的是能夠在把握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前提下，結合不同民族和地域在文化和歷史上的連續性和特殊性，用科學的方法揭示出自己所研究的物件的特殊規律性。為了保證社會學的科學性，社會學者越來越認識到必須把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巨集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相互補充。缺乏經驗研究的社會學是空洞、思辨的；而缺乏理論研究的社會學則是盲目、表面的。經過最近數十年的努力，社會學在科學性上，已取得了較大進展。如“概率模型”的運用大大增加了預測的精確度；“統計控制法”和“模擬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對所研究物件涉及的多個變項的控制等等。
價值性──一個頗多爭議的問題
社會學能否成為一種價值中立的學科？社會學家應扮演純粹客觀的研究者、還是積極參與者的角色？這也是社會學必須回答的問題。
孔德區分了社會學的理論目標和應用目標。理論目標就是用“純粹理論的態度”或“嚴格的科學態度”去研究社會現象，發現社會現象的自然規律，預測社會現象的發生。這時社會學是價值中立的，社會學者是純研究者。應用目標則是將所得到的預測現象發生的原則應用於社會，指導社會活動。這時社會學則是與價值相關的，社會學家也成為社會的醫生、參謀、策劃者或指導者等等的積極參與者。孫本文持與孔德相同的觀點，也區分了社會學的“純理目標”和“實用目標”。第一種目標即純理的研究，就是“取純粹客觀的科學態度，用純粹客觀的科學方法，研究人類的社會行為”；第二種目標則“在研究與瞭解現實生活的利點弊點，而後應用社會學上的原理原則，設法興利除弊”。
孔德之後，在西方社會學中主張價值中立的觀點逐漸強化，終於成為社會學的主流。迪爾凱姆主張科學理論的價值只在於能說明或解釋社會組織，而不在於改造社會；V.帕雷託提醒社會學者不要因為個人的宗教、道德、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感情，不去報導“是什麼”，而去報導“應當是什麼”；韋伯則明確提出了“價值中立”的觀點，強調社會學面對社會現象時應保持價值中立性，但他把“價值中立”限制在認識的領域，在實踐選擇的領域則是與“價值相關”的。“價值中立”在韋伯那裡大體有兩層含義：
（1）指科學研究的一種規範性原則，即科學家在研究工作中應以科學家的角色，而不以事件參與者的身份出現。這意味著研究社會現象首先作出客觀的因果性考察，即區別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事實描述與價值判斷、“是什麼”與“應該是什麼”，並把事實作為科學認識的基礎。
（2）作為科學的一種構成性原則，當人們說明社會現象的原因時，必須追溯導致社會現象生成的人的行動動機，亦即需要理解人賦予行動的主觀“意義”，而理解主觀意義就必須藉助人們的價值關係。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學研究又是與價值相關的。韋伯的“價值中立”概念與那些主張道德科學有科學基礎的觀點發生尖銳對立，加之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理解上的分歧，在社會學界內部曾引起曠日持久的激烈爭論。
在中國社會學界，有人贊成“價值中立”的提法;有人則主張“實事求是”的提法，認為這種提法既保留了“價值中立”包含的客觀性的要求，又能避免“價值中立”在理解上的分歧和矛盾。
綜合性
深入認識社會學研究的綜合性，是正確理解這門學科的性質及其在科學知識體系中的地位的關鍵。社會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說明社會學的綜合性。
一些社會學者主張社會學是從人的行動及其互動來研究人類社會的構成和變遷，認為社會行動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綜合。社會是人群以特定方式的組合，一切社會現象及其過程都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在人與社會的關係上，社會行動即人際互動是溝通的中介，它既涉及作為行動主體的人和群體的主觀方面（生理、心理、意識、情感、動機、願望、價值觀念等），又涉及行動者所處的客觀環境（自然環境、文化和歷史氛圍等）。這些主觀因素和客觀環境之間的互動作用，不僅為人的實踐行動提供了條件，又對行動的規模和範圍構成了限制。正是在這些社會行動的基礎上，出現了各種紛繁複雜和變動不居的社會現象及其過程。社會學通過社會行動研究社會的構成和變遷，物件本身就決定了這一研究必須集主觀—客觀、靜態—動態、微觀—巨集觀考察於一身的多維綜合的特點。
一些社會學者側重從社會學兼有多種學科的特點、涉及廣泛的範圍上來看待社會學的綜合性。他們認為社會學不同於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法學等單科性社會科學，它全面廣泛地涉及表現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層次上的各種人際互動關係，與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方面都以不同方式發生聯絡。因此，它要藉助各門社會科學的知識內容，但又不像它們那樣，只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研究社會系統的某個領域、方面。相對於其他各門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和知識內容而言，社會學研究具有綜合性。社會學研究社會現象如自殺現象、犯罪現象時，絕不能就自殺研究自殺，總是聯絡多種相關的社會因素、聯絡社會的整體進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考察。迪爾凱姆對“自殺”的分類（利己型、利他型、失常型），對影響自殺率的社會因素（如宗教信仰集團的差別）的研究等，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現代社會學家在看待社會進步時，也不僅僅單純地看經濟增長，還要綜合地看經濟、科技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社會研究的綜合性既與作為具體方法的、與分析方法相對的綜合方法不能等同，又不同於哲學的綜合性。哲學的綜合性是世界觀、方法論意義上的綜合性，是一種最普遍、最一般意義的綜合。社會學的綜合性則是較世界觀、方法論層次低的綜合性，是特殊意義上的綜合。這是因為社會學的研究物件，諸如社會秩序的社會進步、社會活動的社會關係等等，比起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世界觀、方法論來，都是特殊的東西。
社會學的框架是指社會學的總體框架和理論框架，弄清楚這兩個框架，也就掌握了社會學的大體的範圍和內容。
總體框架
社會學自誕生以來，關於總體框架的看法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以及混合法等，最基本的是二分法，其他的分類都是二分法的變形或發展。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中，首先將社會學區分為靜態社會學（研究社會秩序）和動態社會學（研究社會進步）兩部分。沃德在20世紀初出版的《純理社會學》中，將社會學分為純理社會學和應用社會學。純理社會學吸取了孔德的思想，把靜的社會現象問題和動的社會現象問題與社會勢力問題擺在一起；應用社會學則研究社會改進的現象問題。索羅金在30年代把社會學劃分為普通社會學和特殊社會學，前者研究社會現象的共同性與共同關係，後者研究社會現象與社會現象間的特殊性和特殊關係。特殊社會學實際上是分科社會學。
有的社會學家則把社會學分為巨集觀社會學和微觀社會學，前者側重研究社會整體結構功能，後者研究個人、小群體及行動。維澤在《系統社會學》一書中把社會學分成三部分：歷史社會學（研究社會生活的歷史程序）；哲學社會學(研究由社會養成的內心勢力的最後意義，及意識的力量)；系統社會學（根據實際與實驗，作社會現象的系統研究）。
影響較大的是孔德、沃德和索羅金的三種二分法，後世學者大多是在他們的分類方法基礎上加以修正和補充的。具體方式有下述幾種。
分層法
以三種二分法中的一種為基礎，依次排為若干層。孫本文的總體框架就屬此種。
1、純理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理。
（1）普通社會學：Ⅰ.社會靜學，Ⅱ.社會動學。
（2）特殊社會學：Ⅰ.地理社會學；Ⅱ.生物社會學；Ⅲ.心理社會學；Ⅳ.文化社會學（文化社會學又包括:a.政治社會學;b.經濟社會學;c.宗教社會學；d.法理社會學；e.藝術社會學等）。
2、應用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理應用於社會各部分，以期改進。
（1）農村社會學；
（2）都市社會學；
（3）教育社會學；
（4）犯罪社會學；
（5）社會工作，等等。
3、歷史社會學：研究過去社會生活的陳跡。
4、社會學方法論：討論如何研究社會行為現象的方法。
中國社會學重建後提出的一種三分法是：
第一個層次，研究社會整體結構的基礎理論；
第二個層次，研究社會分體結構的分支社會學；
第三個層次，對具體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的研究。
並列法
將上述三種中的幾種或全部並列起來。龍冠海的分類就採用上述方法。
第一種，以社會學所探究的現象的性質為根據，劃為社會靜學和社會動學兩部門；
第二種，以社會學研究的目的為根據，分為理論社會學和應用社會學兩部門；
第三種，以社會學的研究主題為根據，分為普通社會學和特殊社會學。
有的中國社會學者還提出4類劃分方法：
（1）根據研究現象的狀態，分為靜態和動態社會學；
（2）根據研究現象的規模，分為巨集觀和微觀社會學；
（3）根據研究的層次，分為一般和部門社會學；
（4）根據研究的目的，分為理論和應用社會學。
擇一法
從上述三種二分法中選擇一種作為主要理論框架。有選擇“普通社會學”和“特殊社會學”的，也有選擇“理論社會學”和“應用社會學”的，但對每部分所包含內容的解釋卻很不相同。
理論框架
社會學的理論框架主要指總體框架中理論社會學或普通社會學的體系。
孫本文采用社會學史上傳統的動靜二分法，並以社會行為為基本出發點和主線，構成一個較合邏輯的社會學理論體系。其中，靜的方面的研究包括：
（1）社會行為的要素問題：地理要素；生理要素；心理要素；文化要素。
（2）社會行為的過程問題：接觸與互動；暗示與模仿；競爭與衝突；順應與同化；合作與互助。
（3）社會行為的組織問題：行為規則、制度、組織；社會解組。
（4）社會行為的控制問題：有計劃控制；無計劃控制。動的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關於社會行為的變遷問題：異常變遷；非常變遷；變遷障礙；社會進步。
美國社會學家A.英克爾斯依據美國社會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列出如下一種三分的框架：
1、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
（1）社會行為和社會關係；
（2）個人的人格；
（3）人群（包括民族和階級）；
（4）社群，即城市的和農村的；
（5）社團和組織；
（6）人口；
（7）社會。
2、社會基本制度：
（1）家庭和親屬；
（2）經濟的；
（3）政治的和法律的；
（4）宗教的；
（5）教育的和科學的；
（6）娛樂和福利；
（7）美學的和表現的。
3、基本的社會過程：
（1）分化和分層；
（2）合作，調解，同化；
（3）社會衝突（包括革命和戰爭）；
（4）聯絡（包括意見的形成、表達和變化）；
（5）社會化和教育；
（6）社會評價（價值的研究）；
（7）社會控制；
（8）社會過失（犯罪、自殺，等等）；
（9）社會整合；
（10）社會變遷。
英國社會學家T.B.博特莫爾將理論社會學分為：
1、人口和社會群體：
（1）人口與社會；
（2）社會群體的型別。
2、社會制度：
（1）社會結構，社會和文明；
（2）經濟制度；
（3）政治制度；
（4）家庭和親屬；
（5）社會分層。
3、行為規範：
（1）社會生活中的勢力；
（2）習俗和輿論；
（3）宗教和道德；
（4）法律；
（5）教育。
4、社會變遷：
（1）變遷，發展，進步；
（2）社會變遷的要素。
此外，還有從不同視角構建這門學科的理論體系的。譬如英國社會學家T.比爾頓等人按照社會生活不同的形式，將理論社會學分為9個組成部分：
（1）不平等的型別；
（2）服從的形式；
（3）權力和政治；
（4）家庭；
（5）社會中的性的分化；
（6）教育；
（7）工作；
（8）信仰系統；
（9）偏離行為。
中國社會學家大體用兩種方式來處理他們的社會學理論框架。第一種是並列式，即將社會學歷史地形成的內容加以並列。例如，有的學者將社會學理論分為14個方面：社會學的物件；社會及其發展的條件；人的社會化；初級社會群體；社會組織；階級與階層；社會制度；社會控制；社群；社會變遷；社會現代化;社會問題;社會工作；社會學研究方法。
第二種是分塊式。這中間又有分成二塊、三塊、四塊、五塊的。
（1）二塊式。有的學者以社會關係為中心概念，把社會學理論分成社會學論和社會論。前者回答社會學是什麼，包括社會學的性質和物件；後者回答社會是什麼及怎樣發展，包括社會構成、社會系統、社會變遷與發展。
（2）三塊式。有的學者以社會行為為基礎，把社會學理論分為三部分：社會結構（社會、社會中的個人、家庭、基本群體、社會組織、社會階級和社會分層、社群）；社會行為（社會行為規範、社會行為方式、離軌與犯罪）；社會變遷(包括社會計劃與社會指標)。有的學者則把社會學理論框架分為三論：社會元素論；社會組合論；社會系統論。
（3）四塊式。有的學者以社會良性執行和協調發展的規律性為主線，把社會學理論分成四部分：社會執行的基本型別；對社會良性執行規律性作正向研究的內容（人的社會化、社會角色、社會互動、基本群體、社會組織、社會階級和社會分層、社會制度、社群、社會變遷）；對社會良性執行規律性作反向研究的內容（社會問題、越軌行為、社會控制等）；探討社會執行的方法和手段（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社會指標及其體系）。
（4）五塊式。有的學者把社會學理論分成五部分：社會的本質和結構；社會的運轉和變遷機理；個人、群體和社會；社會生活及其方式；社會管理。
從上面可以看到，在社會學框架問題上，一種趨同的傾向正在發展，除了少數例外，多數的內容大同小異。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隨著社會學研究的廣泛開展和社會學知識的普及，人們對這門學科的理論範圍和研究內容正在取得比較一致的看法。
功能
由於研究物件的特殊內容和性質，決定了社會學這門科學在人類認識社會的活動中發揮著獨特的功能，在社會科學體系中佔據著相應的地位。社會學是人類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的強有力工具。有的社會學者把社會學的功能概括為 3個方面：
（1）描述功能。這是指社會學使用科學的方法，客觀而忠實地記錄、蒐集和整理關於社會現象及其過程的資訊，為深入地認識和有效地管理社會提供可靠的感性經驗資料。雖然其他社會科學都以不同的形式傳輸各種專門的社會資訊，但社會學學科特徵決定了它向人們傳輸的社會資訊是其他學科無法代替的。具體說，社會學在描述社會現象方面既有定性又有定量，它可以及時向人們提供相對說來真實可靠和有效的社會資訊。
（2）解釋功能。這是指社會學研究過程藉助概念、範疇進行理論抽象，將描述功能得出的感性資料上升到理性認識，從而對社會現象的形成、發展及其過程作出科學的解釋。它包括對社會現象進行客觀的因果性考察和人的社會行動動機的意義理解。如果說描述功能只是告訴人們“是什麼”、“怎麼樣”；那麼解釋功能就是進一步告訴人們“為什麼”。社會學的解釋功能是社會學理論綜合能力的表現。
（3）預測功能。進行社會預測是社會學的又一項重要功能，這是前兩種功能的進一步運用。當社會學用經驗研究法把社會事實描述出來，再加以理論解釋以後，實際上就已經掌握了各變項之間的相關關係及相關程度。既然可以將需要了解的事物的規模、水平或速度精確地測量出來，當然就會知道受它影響的相關事物將如何變化。雖然這種預測還沒有達到自然科學的水平，但在社會科學中，社會學還是走在前面的。因此，許多發達國家在制訂各項社會政策時，均有社會學家的直接或間接參與。
有的社會學家則把社會學的功能概括為：認識社會的功能和改變社會的功能兩個方面。蘇聯1976年出版的《社會學手冊》還提出蘇聯社會學具有認識功能、實踐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
社會學的功能是向人類提供科學的社會知識，告訴人們社會和社會過程是什麼、為什麼、將要怎樣變化，使人們的社會行動更加自覺。它的目的是維護和改善現存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使之更加合理化。社會學研究的前提是從既成的社會事實出發，描述它的狀況，找出它的原因，預測未來的變化。它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對科學地管理社會和制訂正確的社會政策提供有根據的、經過論證的實際建議。
地位
社會學家對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地位的看法，也是歷史地變化的。在創立時期，社會學剛剛從哲學的懷抱裡解脫出來，社會學實際上是社會科學的代名詞，同時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有社會哲學或歷史哲學的色彩，帶有某種包羅永珍、凌駕於各門社會科學之上的印記。例如，孔德認為社會學的目標是一切現有知識的綜合。他對這種綜合，是用“三階段論”（神學、形而上學和實證階段）和科學分類法（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和社會學）來說明的。斯賓塞也認為社會是各種社會科學的綜合或總和，他的《社會學原理》包含了對政治、經濟、宗教等各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根據這種綜合和總和的觀點，社會學是離不開各門社會科學的。其中，總和的觀點事實上是把社會學與各門社會科學的關係看成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可以大體圖示如圖1。綜合的觀點則強調社會學是將各門社會科學的成果，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加以綜合而得出的，可以大體用圖2表示。
同時，孔德特別是斯賓塞還認為，社會學是一種研究社會第一原理的科學，是各種社會科學的根本科學。例如，他們兩人都主張社會有機體論，並把社會各組成部分相互之間以及部門與整體之間保持和諧作為社會根本原理。不過他們各自的著眼點有所不同，孔德強調整體，斯賓塞則強調個體。後來，美國的吉丁斯等人不同意孔德、斯賓塞的第一種觀點，繼承了他們的第二種觀點。他在1896年出版的《社會學原理》中說：“社會學不是社會科學的總和，它是一種普通社會科學──一種研究社會元素與第一原理的科學”。這種觀點認為，社會學研究社會的一般的普遍的現象，各門社會科學則研究社會生活的特殊現象。社會學的原理具有普遍性，適用於一切社會生活；各門社會科學的原理則只有特殊性，僅適用於特殊的社會現象。這種觀點，事實上把社會學與其他各門社會科學的關係看作是一般與特殊的關係。孫本文曾用圖3來示意這種關係。
隨著社會學進入形成時期，它逐漸擺脫了哲學的懷抱，越來越明確地確定了自己的範圍和方法，成為與其他社會科學並列的獨立科學。迪爾凱姆、韋伯、斯莫爾、托馬斯、索羅金等人雖然對社會學的說法各異，但都認為，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都研究社會生活現象的一個方面，它與其他社會科學處於平等地位。這種平等關係，孫本文用圖4來示意。
關於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孫本文於30年代在總結前人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生活現象的共通原理，此種社會生活現象的共通原理──社會行為的原理──為社會生活現象的一部分，而關係於部分的社會現象，故社會學為一種普通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原理》，第50頁)。這種說法，可以看作是吉丁斯、斯莫爾等觀點的結合。他用圖5來示意。
孫本文進一步論證說，任何人不能沒有社會行為，經濟行為、政治行為、道德行為都不能脫離社會行為。如此看來，社會學所研究的原理，就是一種普通的根本的原理。這種普通的根本原理──社會行為原理──就是社會學獨佔的領域。
臺灣省的社會學者在70年代提出了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社會科學分類，認為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處在並列的地位。由魏鏞撰寫的《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指出，事實上，各種社會科學家研究的最後目標都是人，不過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人罷了。體質人類學家是從人類的身體特徵去研究人；文化人類學家是從人類生活方式去研究人；心理學家是從人類的思想(即頭腦)去研究人;社會學家是從人類的群居生活中去研究人;經濟學家是從人類的交換行為中去研究人；政治學家是從人類的權力關係中去研究人；地理學家是從人類與環境的關係中去研究人；歷史學家是從人類的“記憶”中去研究人；法律學家是從人類社會中的強制性的規範上去研究人。這種殊途同歸的性質，可用圖6來表示。
關於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係，有的中國學者提出了一種與上述觀點不完全相同的看法。這種看法把全部社會科學大致分為一般、特殊和個別三個層次。屬於第一個層次的是歷史唯物論這樣的哲學科學；屬於第二個層次的是社會學、歷史學這樣綜合性的社會科學；屬於第三個層次的是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學、法學等專門性社會科學。上述三個層次的關係可以用圖7來示意。
社會學方法是社會學研究的指導原則、邏輯基礎、研究模式、操作程式、調查技術和手段等的總稱。它由方法論、研究法和技術手段三個層次構成。社會學方法是整個社會學知識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學的發展和得到社會承認，是與其方法的應用和完善分不開的。
社會學方法論
社會學方法論包括社會學正規化和社會學研究的指導原則、邏輯基礎、評價標準等，它處在社會學方法體系的最高層，對處於中層的研究法、處於下層的技術手段起指導作用。社會學方法論還探討社會現象的性質、社會知識的標準、社會研究的目標等元理論問題或工具理論問題，因而又與涉及具體經驗事實的社會學實質理論相區別。儘管社會學理論也具有某種方法論意義，但並不意味著任何一種理論本身都是方法論。
社會學正規化
正規化這一術語最早是由美國科學史家T.S.庫恩使用的。它有多種含義，但庫恩的主要旨趣是科學家共同體在社會和認知方面的整合。按照庫恩所下的定義，凡科學家在某一科學領域內所達到的共識及基本觀點，便是這門科學發展的正規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正規化是一種世界觀，是最高層次的方法論。任何一門科學都是在一定的正規化指導下觀察物件、蒐集並分析資料、檢驗假設、發展知識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正規化不只是科學研究的結果，而且是獲得新知識的指導思想，是一種潛在的知識框架。自從庫恩提出正規化概念後，學者們從多層面、多種意義上加以引申和使用。如美國社會學家K.D.貝利就把馬克思的人口理論與T.R.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視為研究人口現象的兩種正規化。社會學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在較低層次的意義上使用正規化概念，用以指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一套概念工具。這些概念工具反映了社會現象的性質和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所以也是一種理論模式。沒有這種理論模式的規範及其概念工具的幫助，社會研究便無法著手。例如，用迪爾凱姆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社會，那就要用社會事實、社會型別、社會強制、失範等概念作觀察分析工具；用唯物史觀理論研究社會，就要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階級和階級鬥爭等概念作觀察分析工具；用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理論研究社會，就要用合理化、理想型、權威型別和官僚制等概念作觀察分析工具，如此等等。
社會學正規化的多樣性是由社會的多元性和研究者的價值觀、興趣、觀察角度不同造成的。如前所述，迪爾凱姆觀察社會是從社會事實對個人活動的強制作用的角度去分析；馬克思觀察社會是從物質生活對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歸根結柢的決定作用這個角度去分析；韋伯觀察社會是從個人行為及其主觀意義方面去分析。因此，他們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創造出不同的概念去表達他們的基本理論。這樣，用不同的正規化去研究同一社會現象就會作出不同的解釋。例如對犯罪的研究，若用R.K.默頓的失範—機會結構理論正規化去解釋，就會認為犯罪是由於社會不平等，即合法和非法的機會分佈不平等造成的；若用標籤理論正規化去解釋犯罪，就會把犯罪歸結為執法者和社會對行為的判定；若用生物決定論的正規化去解釋犯罪，就會從人的生理特徵方面去尋找犯罪的原因。可見正規化對於研究實際上起著導向的作用。
既然理論正規化規定了科學研究的方向，那麼社會研究還能不能成為科學？沒有理論正規化，研究者就沒有一套可以運用的概念工具，也就無法開展研究工作，但有了理論正規化就必然會有一定的價值介入，而科學研究則要求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解釋物件，這不是使研究者陷入一種二難推論的困境嗎？誠然，每一種研究都是和一定的價值相聯絡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和純客觀的研究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在價值相關的前提下，研究者仍然可以做到比較客觀地蒐集資料和分析資料，避免主觀價值因素的干擾。具體地說，如果資料的蒐集和解釋不能證明預設的理論，甚至與之相反，也應客觀地接受這一既成事實。能否做到這一點，取決於研究者的素質和科學修養。
三種基本的方法論
對社會學方法論探討的闡述，是建立和發展社會學的必要條件之一。歷史地看，社會學有三種基本的方法論，這就是實證主義的、反實證主義的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
實證主義方法論
孔德在近代經驗論哲學、理性實驗科學和社會思想成就的影響下，系統地提出了他的實證主義方法論。這種方法論把理性限制在感覺經驗範圍之內，以區別於過去神學的、形而上學的方法論。他把“實證”解釋為“實在”、“有用”、“確定”、“精確”、“有機”、“相對”，認為只有在經驗的範圍內，理性才能是實證的，超出這個範圍，理性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變成虛妄、無用、不確實、不精確、機械、絕對。正是在這種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指導下，孔德提出用自然科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社會，創立社會物理學，亦即社會學。孔德提出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到了斯賓塞那裡又得到進一步論證和補充，並引進了生物進化論的觀點研究社會。孔德和斯賓塞的實證主義方法論是直接比照自然科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社會，從嚴格意義上講，他們並沒有真正建立起屬於社會學的實證主義方法論，這個任務是由迪爾凱姆完成的。迪爾凱姆認為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都是受客觀必然性支配的，可以用研究自然現象的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但他又指出不能直接用物理學、生物學或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社會，必須用社會學的觀點來解釋社會。所謂社會學的觀點，就是他認為社會現象是實實在在的客觀事實，它獨立於個人之外並支配著個人的行為。社會學研究的物件和單位就是這種獨立存在的社會事實。社會事實並不直接和人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相聯絡，而是和社會型別和社會環境聯絡在一起，所以對社會型別的分析和對特殊的社會環境的考察，才是解釋社會現象的鑰匙。因此迪爾凱姆認為，不能從個人方面，必須從社會結構方面來解釋社會現象。社會結構是一個客觀實體，對這個實體本質的認識只能用實證主義的經驗方法去獲得。迪爾凱姆還專門研究了社會學的方法，提倡用社會調查的方法來獲得經驗資料。
孔德、斯賓塞和迪爾凱姆是早期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代表。早期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1）社會學的研究物件和自然科學的物件一樣，都是純客觀的。社會現象背後存在著必然的因果規律，雖然各個社會的性質和型別不同，但相同的原因必然產生相同的結果，這是必然的、無差別的。
（2）社會現象是可以被感知的，經驗是科學知識的唯一來源，只有被經驗證明了的知識才是科學，否則就是烏托邦或形而上學。
（3）作為一門科學的社會學，它的任務在於說明社會現象是什麼，而不是應該是什麼，科學只回答真與假的問題，不能回答善與惡、美與醜的問題，因此事實和價值的區分是社會學研究者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19世紀末、20世紀初實證主義方法論從歐洲傳入美國並且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發展。美國是實用主義哲學的故鄉，這一思潮建立在經驗主義的基礎上，強調實驗和工具的作用並把“效用”視為判斷真理的標準。效用總是和主體的某種需求聯絡在一起的，帶有價值的意味。實證主義堅持的是與價值無關的純客觀的研究，尋求事物的純客觀的因果聯絡。這兩種哲學方法論本來並非完全一致的，為什麼它們在美國這塊土地上相遇之後能結合得如此緊密呢？這是因為這兩種方法論都認為經驗是證明真理的標準。實證主義摒棄主體需求的求真和實用主義聯絡主體願望的求真，都需要以經驗來證明。在美國許多社會學理論中雖然只有結構主義理論與實證主義方法論是吻合的，其他理論都對實證主義方法論持保留或批判態度，但這並沒有妨礙實證主義方法論在美國的傳播與發展，而且只有在美國才使這種方法論具體化，變成一套完整的可以操作的研究方法。
實證主義方法論在美國的具體化主要表現為研究理論的模式化。一種研究理論必須包括兩個至兩個以上可以被人們的經驗證明的變項，並說明它們之間的關係，以此來建立一定的理論構架。同時也表現為研究過程的程式化，即把研究過程變成可以操作的固定程式，研究者像自然科學實驗那樣按照規定的程式操作，他人也可以按照同樣的程式再現這個過程，以檢驗研究結論。具體化還表現在測量分析工具的精確化。美國學者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就提出儘量用自然科學慣用的公分、克、秒來制定測量工具，儘量用數量統計的方法來分析資料。自60年代以後，由於電子計算機的推廣使用，使大量的更精確的測量和統計分析成為可能。
實證主義方法論在社會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斷地遇到非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詰難，這是由這種理論自身的缺陷引起的。社會現象是有人的意識參與其中的，實證主義沒有考慮這個特點而把它視同於自然現象，必然會遇到許多無法解釋的問題，於是引起了各種早已存在的非實證主義觀點的詰難，形成了反實證主義的方法論。
反實證主義方法論
在用科學的精神認識社會的問題上，西方學術界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潮，即占主導地位的自然主義、客觀主義等實證主義思潮；強調歷史科學、人文科學的特殊性，強調主觀意義的反實證主義思潮。早在17世紀20～40年代義大利歷史哲學家G·維科寫成的《新科學》中，就區分了“關於自然界的科學”和人類理解自身產生的“歷史科學”。維科這一思想在18～19世紀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其中，對理解問題作出重要貢獻的有德國神學家和史學家F.施萊爾馬赫等人。施萊爾馬赫分析了理解過程，指出要理解的東西不僅僅是文字及其客觀意義，而且包括作者的心理個性。這一時期，關於理解的論述重點是強調把自然科學的“說明”與人文科學、歷史科學的“理解”區分開來，為人文科學、歷史科學自立要求作論證。這可以看作是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醞釀時期。
首先對19世紀中後期在社會學中佔統治地位的實證主義發起理論挑戰的，是德國生命哲學家W.狄爾泰，他在繼續強調人文科學特殊性及其與自然科學的區別性的同時，著重提出了理解的三原則：
（1）歷史知識是自我意識；
（2）理解與說明是有差別的；
（3）理解是從生命到生命的運動。他的目的是反對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方法絕對化的獨斷論。
在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提倡者中，韋伯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韋伯一反過去實證主義的傳統，不是從社會整體結構方面，而是從個人及其行動方面來研究社會。韋伯認為，人類活動有兩個方面──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社會學在研究人的行動時，必須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否則就不屬於社會學研究的範圍。行動的客觀方面是可以被觀察和體驗到的，可以用實驗方法和調查方法獲得這方面的經驗。但是行動的主觀方面，即行動的意義和動機是不能被直覺所觀察到的，必須聯絡具體的歷史環境，建立一種概念工具，加以解釋和理解。只有深入行動的主觀方面理解其意義和動機，才能說明行動的原因、過程和結果；只有把直覺的經驗結合到由理解而產生的因果說明的理論結構中去，經驗知識才能變成有效的知識。韋伯並不反對用實證的方法研究社會現象，他認為歸納和抽象的科學方法，適用於研究自然現象，也適用於研究人類行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必須從經驗入手，然後進行抽象和概括。在經驗面前，事物是一種客觀存在，是具體的因果聯絡，不是應當如何的價值判斷，所以韋伯把“價值中立”當作是科學研究的規範原則。但是，韋伯並沒有把價值中立絕對化，並不主張從全部研究活動中排除價值判斷，相反，他的“價值中立”是以“價值關聯”為前提的。所謂價值關聯，首先是指任何一種人類行動都是由一定的價值支配的；其次，研究者對什麼問題感興趣以及他要得到什麼樣的說明，取決於他們的理論正規化。再次，研究者對社會現象的解釋，必須聯絡行動者的主體價值。所以研究物件的選擇、理論結構的建立，以及對經驗事實的解釋，都是與價值關聯的，這正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的區別。
如果說在上述反實證主義社會學方法論中，行動者只是作為行動的有機體和價值的載體而存在的話，那麼在C.H.庫利的“鏡中之我”和G.H.米德的“心靈自我”理論中，“個人”的形象就更加清晰了。庫利反對把個人和社會二元化，認為社會和個人沒有誰先誰後、誰主誰從的問題，社會就是一群互相想象著的個人，社會和個人是同一物件的“集體”方面和“分散”方面。他認為，自我是在人們之間相互想象中產生的，個人想象他人對自己的印象便產生自我形象，自我是“鏡中之我”。米德在評價庫利的理論時，認為庫利使用的是內省的方法，這種方法認為心靈是相互作用的自我的活動場所，而對於這種心靈活動的客觀規則，他認為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而撇開不談，這是一個缺陷。米德試圖從外在的實踐經驗和內省的意識經驗兩個方面來分析自我的發生。他認為自我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作為主體，即“主我”，是對別人態度的反應;作為客體，即“賓我”是承受別人態度的有機體。因此，自我是“主我”與“賓我”的統一，它是在社會互動中實現的。米德的“心靈自我”理論比庫利的“鏡中之我”有明顯的進步，他把心靈自我與社會互動聯絡了起來。庫利認為社會是一群互相想象著的個人，米德則進一步指出社會是一群互動著的個人。心靈在社會互動中獲得反思能力和創造能力，從而形成自我。自我形成的過程也就是社會過程。社會不是一個已經定型的靜態實體，而是一個動態的互動過程。庫利和米德的理論顯然不是用來指導巨集觀的社會結構研究，而是用來指導微觀的行為研究的。
從米德的心理學理論發展起來的符號互動理論認為，人是唯一能夠創造並使用口頭語言、身體語言以及其他各種符號進行溝通和互動的特殊動物。有了互動，才有社會。互動是社會存在的前提，社會就是相對穩定的互動模式，因此社會學研究的物件是社會互動。米德的“自我”在互動理論中仍然是一個關鍵的概念，在這裡“自我”被看成是“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是個人在一定的情境中想象他人的觀點和態度並作出相應反應的過程，即把自己看作是情境中的適當的客體，以此來和他人交往。沒有這種角色扮演就沒有互動，而角色扮演得是否得當，取決於個人對符號的解釋和運用能力，即獲得自我形象的能力。社會的存在，即較穩定的互動模式的產生，依賴於人們這種解釋情境的能力。互動論者認為，他們的理論給社會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參考框架，研究者可以用這種理論直接觀察行為，而不是去檢驗各種具體的理論假設。互動理論的代表人物H.G.布魯默批評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認為它只是藉助一種先驗的理論體系來進行教條式的程式化研究，使理論分析脫離對經驗世界的直接觀察，使研究者無法看到現實社會的真實情況，助長了先入為主的不良風氣。他還認為實證主義的研究是由研究方法來決定研究物件，而不是由經驗世界的性質來決定使用何種研究方法。布魯默強調研究活動本身是一種互動過程，研究者在研究活動中應扮演研究物件的角色，通過觀察和抽象概括來建立理論和命題。這實際上是把社會研究方法歸結為參與觀察法。
和互動論相近的有20世紀上半葉在美國發展起來的現象學社會學，它的創始人是A.舒茨。舒茨把E.胡塞爾的通過現象還原去發現“純粹意識”的現象學理論引入社會學，並把胡塞爾的純粹抽象思維從哲學中解放出來，放到社會互動過程中去發現“生活世界”的主觀意義。舒茨認為社會學研究的物件是對個人具有意義的行動，而對意義的理解既不是純粹主觀的，也不是純粹客觀的，而是“互為主觀”的。“互為主觀”是舒茨現象學方法論中的一箇中心概念。行動者必須創造一個共同的主觀世界，亦即必須達到對行動的主觀意義的共同認識，方能實現互動，維持社會秩序。怎樣達到這一點呢？這取決於在互動中行動者對情境理解的互為主觀性。
受舒茨的影響，H.加芬克爾創造了一種叫民俗學方法論的理論和方法。這種方法論使現象學方法論更加具體化。民俗學方法論認為，社會秩序是建立在行動者對行為的主觀意義共同理解的基礎之上的，而這種共同的理解或“共同的現實感”是通過語言運用的技術來實現的。語言是在特定的互動場合中用來指示某種意義的，對意義的共同理解必須與特定的互動場合、行動者的意圖和以往的經驗密切聯絡起來才能達到準確無誤；也只有這樣，互動才能順利進行，社會秩序才得以維持。從這個理論出發，加芬克爾主張社會學研究的物件應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運用指示性的語言來建立對互動的共同理解，並從中發現人際交往的一般規律。加芬克爾還做了“反規律實驗”，使平時不被人們注意，卻在日常生活中默默遵守著的規則顯現出來，以此說明在互動中使用語言、符號的技術和規則對於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特徵可以大體概括如下：
（1）強調在自然客體和社會現象之間作出區分，突出社會現象的特殊性、不可重複性，要求社會學使用與自己研究物件的特點相適應的方法，反對把自然科學方法絕對化；
（2）突出社會行動者的主體性、意識性和創造性，反對把人當作非人格的客觀結構的物化現象；
（3）主張藉助價值關聯，理解人的主觀意義在社會認識上的重要作用，在社會認識上要求對社會事實和價值判斷、理論和實踐作出分別處理，因而具有相對主義傾向。
唯物史觀方法論
儘管馬克思從來沒有把自己的學說稱作社會學，但是由於他在社會巨集觀理論方面所作的貢獻，後世學者都把他看作理論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思的巨集觀社會學理論的基本觀點是：
（1）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而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
（2）社會存在主要是指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其中生產力歸根結柢是決定的因素，生產關係是適應生產力的水平而建立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物質關係。
（3）生產關係總和起來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在它上面建立起來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會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築。社會形態就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一。
（4）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構成社會的基本矛盾，其中生產力對於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對於上層建築歸根結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階級社會中，這兩種基本矛盾反映為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階級鬥爭是推動階級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把社會學置於科學的基礎之上，第一次使人們有可能科學地對待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唯物史觀作為一種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方法論，其基本特點是：
（1）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來，從一切社會關係中劃分出生產關係來，並把它當作決定其餘一切關係的基本的初始關係。也就是要從經濟條件出發解釋社會現象及其關係。但同時又要注意不忽視其他參與互動作用社會因素，避免把經濟因素看作是唯一的決定因素。
（2）把社會看作處在經常發展中的活動機體，必須客觀地、辯證地分析組成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研究該社會形態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一方面要承認這些規律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另一方面，它們又是可以被認識的，人在客觀規律面前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
（3）矛盾分析法是研究社會的根本方法，在階級社會裡，階級分析法是研究社會的根本方法。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深刻分析，是運用這些方法論原則的範例。
研究法
社會研究用來蒐集資料和分析資料的主要研究法有個案法、調查法、觀察法、實驗法、歷史法、比較法等。人們採取何種方法進行研究是由方法論決定的。每一種方法論都側重於運用某一種方法進行研究。例如實證主義方法論，側重於採取社會調查的方法研究社會。因為實證方法論把社會過程看作是純客觀的現象，使用社會調查的方法所蒐集的資料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並可運用統計的方法對大量資料進行分析找出一般規律。這種方法的優點是比較客觀、全面、具體，能夠比較及時和比較準確地提供社會普遍關心的必要的資訊，如市場調查、蓋洛普民意測驗等。此外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研究，也時常採取這種方法。不過社會調查法也有明顯的侷限性，它強調研究物件的共性，要使用統一的規範化的測量工具和方法，這就無法照顧到每一個研究單位的特殊性，調查中難免有削足適履的現象，得來的資料比較一般化，缺乏真實感，無法深入具體地解釋某種社會現象。
與實證主義方法論相反，反實證的人文主義方法論認為，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是一種特定的文化。文化都是特殊的、具體的，不能用一般的方法去調查，必須一個一個地深入研究，所以個案法是這派學者通常採用的方法。個案法以一個社會單位為研究物件，通常是一個社群、一個群體，有時也以個人為研究單位。以社群為研究單位的也叫社群研究法，以群體為單位的也叫群體研究法，它們都是個案研究的一種形式。個案研究是一種“田野工作”，研究者要身臨其境，通過直接與研究物件的接觸和觀察，深入瞭解研究物件的特徵、他們的主觀世界及客觀世界，以便具體地把握研究物件。這種方法對於深入瞭解一個社群或群體的形成、發展、現狀及其特殊的文化是很有幫助的。不過這種方法只重視研究物件的特殊性，忽視它們之間的共性，而且要花費較長的時間，用它進行社會預測是不可能的。
實驗法也是社會研究中常被採用的方法。這種方法最大的優點是預設的變數少、關係明確，用來檢驗某種因果聯絡十分方便，許多學者用這種方法驗證了一些有意義的理論。不過它的侷限性也同樣明顯，對實驗物件和參與的變數無法做到有效地控制，以致影響實驗效果的準確性。同時這種方法應用的範圍比較狹窄，看來用實驗方法可以取得效果的研究，常常會因法律的和道德的限制而不得不放棄。
觀察法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一種形式是把它當作單獨的研究方式使用，通過一次性的或連續性的非參與觀察，來記錄和描述正在發生和發展著的社會現象的情形，這是觀察法中最簡單的一種形式。另一種形式是在個案研究法中作為一種蒐集資料的手段而採用的長期參與觀察。還有民俗學方法論所重視的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直接的觀察。此外在各種理論指導下的實驗法也必須同時使用觀察法。不論哪種形式的觀察，觀察者都必須保持客觀的態度，以避免個人主觀價值的介入和干擾。
由此可見，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每一種方法論都有它的合理性和侷限性。在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理論日趨多元化，多種理論互相借鑑和補充，而不是互相拒斥，研究方法也可以互相借鑑和補充。只強調一種研究方法而排斥其他方法、觀點和做法，都不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一種研究方法“包打天下”的情形是不合理的。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過去主要是使用人文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那是由於歷史的原因造成的。自從70年代末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實證研究方法和技術迅速大量地傳入中國，這是一件好事。中國應當補上實證科學這一課，然而也要清醒地看到，實證研究方法並非是唯一的科學方法，它的侷限性早已為西方許多學者指出，假如我們從上述的那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會犯另一種簡單化的幼稚病。
研究的工具和技術
社會研究是在一定的方法論指導下，採取適當的方式蒐集資料和分析資料的過程，是一種科學實踐活動，這就必須有一定的工具和使用這些工具的技術。語言是最基本的工具。其他工具可分為兩類:一是文書性工具，如調查表、統計表和統計分析表等;一是器具性工具，即蒐集、貯存和分析資料的各種物質裝置，如計算機等。使用這些器具的技術（包括統計技術）也是社會研究必備的條件。
社會學產生的背景
思想理論淵源
人類對由自身活動所構成的社會生活及其思考，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是源遠流長的。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論述過“人生不能無群”的思想，他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於“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即“社會”。此後中國曆代思想家都圍繞著“經邦濟世”這個主旨，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倫理道德乃至民風民俗，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討論和辯論，積累的著作典籍浩如煙海，成為人類古代社會生活記錄和社會思想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關於人類共同生活的構成條件和變遷機制，是從古希臘時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歷代哲學家和思想家一直關注和論述的問題。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和A.奧古斯丁從宗教神學立場也曾對此做出過論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用人性反對神性、用個性解放取代封建專制、用快樂主義反對禁慾主義，在反對宗教神學和封建宗法制度的鬥爭中形成了一整套市民階級的社會倫理觀。啟蒙思想家T.霍布斯、A.弗格森、C.de孟德斯鳩、J.-J.盧梭、A.de 托克維爾以及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等人的社會哲學觀點，對摒棄宗教神祕主義去解決社會認識問題起了很大作用。上述中外思想家的成果，都為社會學的產生提供了某些理論啟示和可資借鑑的資料。但是，這些思想或學說都有一個與社會學本質相異的特徵，即它們沒有把社會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加以考察和論述，更沒有形成以經濟為基礎的獨立的學科。從社會學的學科歷史上考察，這些理論觀點都屬於社會學史前階段。社會學產生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以後，它的產生有其直接的社會歷史背景。
工業革命導致的社會結構變遷
各國學術界傾向於認為社會學產生於19世紀40年代的法國，它是歐洲社會、經濟、政治、科學長期發展的產物。17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揭開了資本主義發展新的一頁。隨著機器工業的出現，首先是英國的棉紡織業打破了封建行會和持國家特許狀公司對自由貿易和生產的限制，隨後僱傭勞動、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浪潮很快地席捲了其他行業。當英國的機器工業生產在18世紀以後相繼蔓延到法國和德國後，一場深刻的經濟變革便在歐洲開始了。機器製造業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了歐洲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革。工業革命使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並加速了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社會財富和資本逐漸從封建貴族轉入新興資產階級手中；機器生產瓦解了行會，改變了農村和城市家庭的結構和功能，產生了眾多龐大的社會組織；自由生產的競爭性加速了新技術的發明和使用，縮短了科學知識轉變為直接生產力的過程；商品生產的發展促進了市場的擴大，加劇了為獲取原料和產品市場而展開的世界性貿易競爭和掠奪；宗教組織面對市民社會的經濟活動逐漸失去往昔的神祕性和絕對權威，逐漸進入世俗化；法律由維護原有貴族特權而轉向以調節經濟活動為目的。總之，以工業革命為先導的18世紀的經濟變革，使歐洲從過去的禮俗社會變成工業社會。
市民社會的危機
工業革命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封建政治制度的徹底破產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1789年法國大革命標誌著新興的資產階級上升為歐洲政治的主宰者。本來法國大革命是在啟蒙思想家的理性旗幟下醞釀、準備和實現的，資產階級向人們描繪和許諾的市民社會是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性社會，然而資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和在奪取統治權之後所進行的階級殘殺和血腥鎮壓，把啟蒙思想家奉為高踞一切現實事物之上的唯一法庭──理性，變成了十足的非理性，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變成雅各賓的恐怖專政。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具有的階級對立、壓迫和剝削，成為對自由、平等、博愛原則的嘲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然導致的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使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19世紀30～40年代先後發生的英國憲章運動、法國里昂工人起義和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反映了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勞資階級衝突日趨加劇。為了克服市民社會面臨的重要危機，一些社會思想家試圖運用“社會組織規律”重新組織和安排社會生活秩序，以順應社會改良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於是社會學便應運而生。
自然科學方法的影響
隨著近代理性實驗科學的興起，以力學和生物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同時地質學、化學、生理學也有了重大進展。18世紀和19世紀前期自然科學的突出成就是細胞學說的確立、能量守恆和轉化規律的發現以及生物進化論的提出。經驗的自然科學取得了如此令人矚目的成就並積累了大量實證科學知識，為社會科學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從而使其可能擺脫過去僅僅侷限於理論思辨和定性描述的傳統窠臼，開拓了觀察問題的視野，引起新的突破。以A.斯密和D.李嘉圖為代表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取得的成就，就是這一時期社會科學突破的例證。此外，從17世紀起，歐洲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和學者，在數學方法的影響下用統計學原理觀察和研究社會現象，蒐集有關人口、商業、財政和犯罪問題的資料。例如英國經濟學家W.配第在《政治算術》一書中就已指出，任何社會現象都可用數學、重量和尺度進行表述和比較分析。馬爾薩斯和凱特萊也曾用數學和統計學方法對人口問題作過經驗研究。這些早期的經驗性社會研究對實證主義社會學的產生起了某種程度的啟示和示範作用。
早期社會學
早期社會學是指產生和形成期的社會學。這個時期的社會學主要形成了社會學發展史上的三大傳統，即孔德的實證主義社會學、韋伯的理解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
孔德—迪爾凱姆的實證主義傳統
在社會學史上最先對社會學的物件、方法和理論提出基本構想的是孔德。孔德認為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並無本質區別，它們都可用普遍的因果規律加以說明，因此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他採用物理學方法研究社會，把社會學分為“社會靜力學”和“社會動力學”兩部分，前者研究社會秩序、社會結構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後者則探尋社會變遷和發展的規律性。有時他還把這兩部分內容加以生物學的解釋，把前者稱為“社會解剖學”，後者稱為“社會生理學”。在社會政治觀點上，孔德深受C.R.達爾文進化論和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關於“意志支配世界”思想的影響，並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社會思想家A.de孔多塞和聖西門的思想為直接來源。他從秩序、進步觀念出發，把人類知識的發展劃分為神學、形而上學和實證科學三個階段，與此相對應的人類政治組織的發展是神權政體、王權政體和共和政體三個階段，以及相應的社會組織的發展是軍事社會、法律社會和工業社會三個階段。據此，孔德把重整法國革命後社會動亂的希望寄託在工業社會自身的秩序上，而反對一切激進的批判和空想的學說，因而他的社會學思想具有明顯的維護現存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改良主義的特點。
受進化論影響的斯賓塞則主張社會有機體論。他認為，社會進化是一個趨向理想社會狀態的進步過程，它表現為一種滿足社會功能分化需要的結構分化，即人口的增長──社會複合性的增加──勞動分工的細密，從而導致社會從同質性向異質性、從強制性合作向自願性合作、從軍事組織向工業組織的發展。斯賓塞把自然選擇的生物進化模式搬用到社會進化中，認為人類社會也是在自由競爭、自然淘汰過程中保持連續發展的。
在孔德、斯賓塞等人的影響下，19世紀中後期用進化論解釋社會變遷和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的實證主義思潮盛行，其中主要有以E.亨廷頓、F.拉採爾為代表的地理環境決定論，P.von利林費爾德、A.舍夫勒等人的社會有機體論，L.龔普洛維奇、W.白芝霍特的社會進化論，C.布思、凱特萊的社會統計學。這些學派在實證主義的影響下，強調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有基本的連續性，認為社會發展的過程在性質上與生物發展的過程是相同的，不過只是更為複雜一些。它們把生命看作一個從最簡單的自然現象延伸到最高階的社會有機體的巨大鏈條。因此，自然科學方法應該適用於社會科學研究，也基本適用於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的研究。它們把社會學視為社會科學的基本科學，認為通過社會學研究可以找到認識和控制社會發展的規律。
早期的社會學具有從實際經驗出發，強調從整體角度研究社會的特點，並試圖成為一門系統地描述社會構成及其歷史發展規律的綜合性的科學。從方法論看，社會學受到當時已有長足發展的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方法的強烈影響。從理論觀點看，由於受到啟蒙思想和進化論的影響，社會進步觀念是各社會學派一直關注的主題。鑑於社會學剛剛從哲學母體中脫胎分化出來，在考察社會歷史時還帶有較為濃厚的歷史哲學或社會哲學的痕跡。從政治傾向上看，孔德開創的社會學傳統從現存市民社會的結構和執行機制入手，目的在於調適以人際關係為表現的社會關係和克服市民社會危機，必然要以肯定和維護現有秩序為前提，因而具有社會改良主義色彩。
19世紀晚期，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繼承和發展了孔德的實證主義思想，強調社會學的研究物件是“社會事實”，反對把社會現象歸結為個人的生理或心理因素的還原主義。他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一書中詳細地論證了社會學研究應遵循的方法規則：
（1）能夠而且應該建立的社會學，是與其他各門科學一樣的客觀科學；
（2）社會學的研究物件是專門的，即社會事實是獨立於個人及群體之上，並對個人、群體及其行為具有某種強制性，在這一點上社會學物件與自然科學和其他各門科學物件是截然不同的；
（3）用其他科學的觀察和解釋事物的方法同樣能夠用來觀察和解釋社會學的物件。作為孔德的後繼者，迪爾凱姆關注的中心是社會的調適和整合問題。他在《社會分工論》中論述了使勞動分工日趨細密的工業社會保持整合的“有機團結”和傳統社會的“機械團體”問題，以及使社會形成精神和道德協調一致的“集體意識”和“集體表象”問題；在《自殺論》中，他通過分析一種被視為是社會病理現象的自殺，論述了對現代社會構成嚴重威脅的“社會脫序”；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迪爾凱姆研究了人類社會早期宗教的基本特徵，在揭示原始社會生活奧祕的同時，探討現代社會秩序進一步改良的途徑。在他看來，社會秩序的整合和維繫需要一種絕對的信仰，而以傳統宗教為表徵的信仰和道德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所崇尚的科學精神的需要；現代社會危機是由於植根於宗教的傳統信仰和道德未曾得到相應的替代。為此，他提出應樹立現代社會所需要的科學信仰並重建與科學精神相應的新道德。
迪爾凱姆進一步把孔德關於社會學的構想加以詳細的規定，明確地界定了社會學的研究物件和方法。他既繼承了孔德實證主義傳統，又摒棄了孔德、斯賓塞用生物學和物理學的觀點解釋社會現象，改變了他們學說中的濃厚哲學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學發展到迪爾凱姆這裡，才真正成為嚴格學科意義上的“社會學”。迪爾凱姆的思想為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法國社會學年鑑派的倡導下很快地得到了普遍的傳播，對後來社會學的發展發生了巨大影響。
韋伯的理解社會學傳統
19世紀下半期，實證主義社會學受到了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傳統和社會科學中的“歷史學派”的強烈反對。W.文德爾班和H.李凱爾特強調自然科學和關於人的文化科學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要求在這二者之間作出涇渭分明的區分：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界發展的一般規律，是“規範性科學”;文化科學研究的是由人的行為構成的社會現象，而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不可重複的個體，只能用與價值相關的特殊方法去表達社會現象的意義，所以文化科學是一種“表意性科學”。狄爾泰等人在主張自然和文化是本質不同的兩個領域時，認為社會科學只能描述和記錄人類歷史的特殊事件，反對在人類文化領域探尋規律的自然科學化傾向。韋伯的理解的社會學思想受到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傳統和英法實證主義的雙重影響，他主張社會學的基本研究單位是人的社會行動，通過把握人的行動動機“理解”社會現象的“主觀意義”。他使用“理想型別”這一主觀思維建構，一方面藉助價值聯絡“理解”行動者的動機，另一方面又堅持排除價值干擾考察社會現象的客觀可能性，從而做出因果性解釋。因此，他的“理解”既是“理解性的解釋”，又是“解釋性的理解”，目的在於克服實證主義和唯心主義在社會認識上的獨斷，走的是一條相對主義的折衷道路。韋伯在其政治社會學研究中對合法統治型別和官僚制的分析，在宗教社會學中對宗教信仰、倫理觀念與經濟行為相互關係的考察以及對東西方宗教的比較研究，使他獲得很高的學術榮譽，也使他的理解的社會學對後來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影響。
與韋伯同時代的齊美爾，在處理社會學與實證主義有機體論和唯心主義學派的關係時，也持與韋伯相似的立場。他認為社會是由相互間具有多重聯絡的單獨個體的人所構成的複雜網路，這些個體的人處在經常的互相作用中。在他看來，“社會”無非是由互相作用而聯絡起來的人群的名稱，因此，人們的互相作用及其形式則是社會學的主要研究物件。齊美爾認為，只有把性質不同的互相作用現象和同一形式的概念聯絡起來，才能獲得對紛繁駁雜的社會現象的認識。社會學的任務就在於闡明社會活動的“形式”，拋開歷史事件的特殊，關注於構成不同事件的同一性。齊美爾詳細地考察了人類社會互相作用的主要形式，人們把他的社會學稱為形式社會學。
韋伯和齊美爾通過對社會學的實證主義傳統的批判，完善和補充了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他們對社會學物件、基本概念和範疇的論述，開創了與孔德—迪爾凱姆不同的、關注社會行動者主體和主觀性一面的社會學傳統。這兩個傳統構成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兩塊基石，至今在西方社會學各種流派中還在發生著影響。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學傳統
幾乎在孔德提出社會學構想的同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已經形成了新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萌芽。馬克思認為人同自然界的關係是以勞動為中介的，他從經濟學上分析了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度下，人的勞動本性異化的表現，提出了勞動的解放將標誌著人性的復歸和社會的人性化，從而使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批判轉入到在社會學上關於資本主義對人限定的地位的批判。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在馬克思後來的著作《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以及與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逐步得到深化和發展，最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以極其簡明的形式表述出來。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作受客觀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意識為轉移，反而決定了人的意志和意識。他從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辯證矛盾運動以及由此形成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出發，解釋了人類社會的一般結構和歷史發展的原因，闡明瞭資本主義社會的起源、發展和必然衰亡的原因。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商品這個包含著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矛盾的最簡單的現象出發，按照歷史和邏輯一致的原則，使用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思維方法，逐步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完成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和執行機制的詳細考察。最後，他發現了這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奧祕──剩餘價值規律，指出了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為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提供了理論依據。
馬克思唯物史觀社會學的產生，使社會學在本質上變成為批判的、革命的科學，與孔德強調秩序、均衡，目的在於維護和改良現存制度的社會學形成鮮明的對立。這也是馬克思本人一直拒絕把自己的社會理論稱做社會學的基本原因。馬克思唯物史觀社會學對後來社會學的發展起著重大的影響，它是早期社會學的三大傳統之一。（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思想史）
社會學的中期發展
社會學的中期發展是指孔德、馬克思、迪爾凱姆和韋伯之後到20世紀40年代，社會學在世界各國的傳播與發展。19世紀70年代以前，社會學只存在於它的發源地歐洲少數國家，從70年代中期開始，首先傳入美國，然後世界各主要國家或者通過美國，或者直接從歐洲把社會學引入本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是歐洲社會學在世界各國的傳播與發展時期。
研究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
19世紀後半葉社會學開始從歐洲傳入美國。美國早期社會學家W.G.薩姆納率先於1876年在耶魯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程，主要講授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此後的十餘年時間裡，美國有18所大學相繼開設了社會學課程，把英國和法國的社會學引入美國，到1893年斯莫爾在芝加哥大學建立了美國第一個社會學系。產生於歐洲的社會學一經與美國本土的實用主義思想結合，其旨趣就逐漸地從純理探討轉向對社會生活的實證研究，併力求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方法來觀察和分析研究物件，使社會學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邁入新的發展階段。造成這一轉變的，既有思想理論方面的原因，又有社會歷史方面的條件。
從思想理論方面看，以W.詹姆斯和J.杜威為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在認識論上突出作為認識主體的人的實踐和行動的意義，用帶有某種利益需要的實踐主體或行動主體取代實證主義為解決認識之謎的純客觀的認識主體。在真理觀上則強調真理必須對主體利益或需要帶來某種滿足。因此，實用主義又稱“實踐哲學”或“行動哲學”，用詹姆斯的話說，它是經驗論和道德情感因素的調和。實用主義哲學家較多地注重對實踐主體的利益、需求和情感方面的探討，因而帶有較多的心理學因素。
從社會歷史方面上看，20世紀20～30年代正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低潮時期，美國的經濟大蕭條造成失業率急劇上升，使勞資衝突、種族矛盾、暴力事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F.D.羅斯福入主白宮後為克服面臨的社會危機全面推行“新政”，從財政上支援社會研究，各種基金會和私人財團也紛紛為此提供資助，吸引了大批社會科學家從事社會問題研究，導致了諸如行為科學、管理科學、社會測量學等新學科的出現。例如，以帕克等人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對美國都市化、移民、種族衝突、貧民、犯罪問題的大量實證研究，使社會學在解決實際社會問題上顯示了實效，促進了社會學嚮應用研究方向的發展。
美國早期社會學家大多受過宗教薰陶教育，他們更多關心社會倫理和人的道德情操、精神生活問題，具有較濃厚的心理學傾向。北美新教徒以世俗職業為“天職”的宗教情緒和工作中精於理性計算的特點，對社會學家選定應用研究方向也不無影響。可以說，從孔德、斯賓塞帶有進化論傾向的實證主義與突出實踐、行動地位的詹姆斯、杜威的實用主義相結合，中經托馬斯、庫利和米德的心理社會學的改造，構成了美國社會學發展的精神譜系。
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結合
這是社會學中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表現。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具體學科，它必須以經驗研究作基礎並使之上升為理論。孔德雖然倡導用實證主義方法研究社會，但他只是在自然科學發展的啟發下來論述實證方法是人類理智進化的必然規律，而沒有證明和實行如何用實證方法研究社會。提出並著手解決這個問題的是迪爾凱姆。雖然在孔德—迪爾凱姆時代歐洲有些學者主張對社會現象進行經驗研究，例如，帕雷託主張社會學研究應使用邏輯—經驗方法，排除價值判斷，F.勒普累對社會研究的量化分析作出了貢獻，還有人對當時的社會問題作了大量的實地調查，但他們都是注重於社會研究的技術層面和實際操作，缺乏理論建樹。而在迪爾凱姆的思想和著述中，無論他把社會學視為關於社會形成的研究，還是他根據共同的道德原則和價值觀念對社會所作的分析，都從理論和方法上提出了現代社會學的主要問題。
社會學傳入美國以後，引起了一場從20年代開始的關於社會學方法論的爭論。爭論的一方是受過歐洲教育的索羅金和F.W.茲納尼茨基等人。他們主張，社會學屬於文化科學，社會現象與物理或生物學現象具有根本的區別；由於生活在特定社會文化中的人們是靠文化的意義聯絡在一起的，因此社會文化科學需要有別於自然科學的特殊方法論，即關於邏輯—意義的因果聯絡的方法論或整體方法。索羅金並不一般地反對將社會現象量化，而是不滿意定量分析模式中所體現的邏輯。在他看來，基於統計學原理的定量分析，尤其是相關因素分析，遵循的乃是J.S.密爾通過實驗研究發現和證明一般性命題的歸納邏輯；將歸納邏輯應用於社會領域並試圖發現社會現象的一般規律，是不能奏效的。麥克艾弗也認為，物理學和生物學探討的因果關係，與社會學所要研究的社會因果鏈條上的“社會—心理關係”是完全異質的不同聯絡，不能完全襲用自然科學方法。此外，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社會學研究的計量化，只能驗證一些簡單而又重複的假設，無法研究和提出一些從社會學理論上看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R.S.林德的《是知識嗎？》(1939)一書，對美國社會學20～30年代的定量研究傾向持最激烈的否定態度。
爭論的另一方是在美國成長起來的社會學家，如G.A.倫德伯格和S.C.多德等人，堅持社會學研究的計量化方向，他們關注社會學的科學地位，主張作為科學的社會學應排除價值判斷，反對傳統社會研究中的大多依賴理論思辨和歷史比較的定性描述方法，並以其定量研究和發現新的調查技術方面屢有建樹來堅持自己的觀點。倫德伯格的《社會研究：一種蒐集資料的方法研究》(1929)和多德的《社會的多維性：社會科學的數量體系學》代表了對美國社會學的數量化的研究方向。托馬斯和茲納尼茨基合寫的《波蘭農民在歐洲和美國》以及由E.W.伯吉斯和帕克領導下的芝加哥學派，對美國社會學的經驗研究方向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儘管這次爭論雙方的意見是互相反對的，但從整個學科的發展來看，雙方的意見實際上是互相補充的。通過這次爭論，使許多社會學家既從客觀經驗方面，也從主觀意義方面來解釋社會現象。在社會研究中，既重視統計描述，也重視理論分析。在這場爭論後期產生的帕森斯的現代結構功能理論，試圖綜合歐洲古典社會學思想，使之適合20世紀社會發展狀況。這對後來社會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英、法社會人類學的興起
研究中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以後，社會學在它的發源地並沒有停止發展，不過他們關心的領域、研究方向、使用的方法與美國不同。在英國，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思想一直有著重要影響。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國社會學家L.T.霍布豪斯繼承並發展了斯賓塞的思想，他把社會進行看作一個不斷分化和適應的過程。與斯賓塞把社會進化看作自然的、完全獨立於人的意志不同，霍布豪斯則力求闡明，儘管生存競爭等自發因素對進化過程有重要影響，但社會進化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人依據理性對社會行為施加的控制。在他看來，社會學是一門研究人類進步的科學。另一位生於芬蘭而長期在英國生活和工作的社會學家E.A.韋斯特馬克，對道德和精神倫理價值以及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婚姻進行了研究，他的《人類婚姻史》、《道德觀念的起源和發展》與霍布豪斯的《道德進化》都沿襲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統，並試圖為促進社會進步將自由主義與集體主義結合起來。
從配第的“政治算術”到19世紀末以布思為代表的社會統計研究，形成了英國的定量社會研究傳統，至今仍然延續不衰。20世紀30年代倫敦經濟學院的B.韋布和S.韋布兩人對社會研究中的定量方法和調查技術做出了努力，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定量研究不僅成為英國制訂公共政策的依據，而且英國學者在統計學抽樣方法上的建樹也影響到了國際社會學界。但是，與美國的應用社會學研究主要是在大學和社會學學科中發展的情況不同，英國的定量社會研究主要是靠某些政府部門和私人基金會提供財政援助並且是在社會學之外進行的。社會學在英國往往被稱為社會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英國是個老牌殖民帝國，現實的需要使它更為關注對外的開拓和殖民地的鞏固，為此研究殖民地土著人種、文化、風俗、習慣的社會人類學得到很快的發展。A.R.拉德克利夫-布朗和B.K.馬林諾夫斯基是這一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他們對太平洋島嶼一些少數部族的社會、宗教、禁忌的研究，開創了社會學史上功能學派的先河。
在法國，儘管19世紀曾經產生了孔德、勒普累和迪爾凱姆這些名聲顯赫、成就卓著的人物，但社會學在大學裡得到承認，還是在迪爾凱姆1887年被聘為波爾多大學講師和1902年受聘於巴黎大學之時。社會學在法國像在英國一樣，它的發展與人類學密切聯絡在一起。迪爾凱姆倡導的社會學年鑑派推動了20世紀初法國人類學的發展。他的學生M.莫斯對人類學材料進行了比較分析，通過對“贈禮”的研究建立了贈禮和回贈的交換儀式理論。迪爾凱姆的另一位學生勒爾內則以對古代社會的人類學研究著稱。
人類學的發展促進了法國地理學、人口學、歷史學、政治學的發展。其中，人文地理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取得長足的進展，它將自然地理環境當作人類產物和社會的反映來進行研究，使大量地區性研究帶有了文化和社會研究的性質，並將這種方法推及到對世界各國的研究。A.西埃弗裡德建立了政治地理學，應用地圖繪製方法分析選票分佈情況，拓展了政治學的視野。在G.勒布拉斯的影響下，對宗教活動感興趣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一起建立了法國的宗教社會學，並使之成為法國社會學中最有特色的分支學科之一。法國社會學另外一個最出名的分支學科是社會歷史學，在M.布洛克、L.費布弗爾和F.布羅代爾等人為首的史學年鑑派推動下，法國社會歷史學家在中世紀、現代和當代社會的研究中取得可觀的成績，並促進了農村歷史學、政治歷史學和社會心態歷史學的迅速發展。
德國的文化社會學
德國是一個崇尚理論思辨和唯心主義哲學傳統的國家，這使得社會學在德國從一開始就與以實證主義為理論根基的英法社會學不同，具有注重歷史過程的理論分析和人文科學的特點。20世紀初，A.菲爾坎特繼承齊美爾的形式社會學思想，倡導文化社會學，主張對民族學、人類學和其他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各門科學的經驗資料進行理論分析，目的在於把社會學建設成為一門關於文化變遷的理論。維澤則強調要對德國的歷史社會學、社會地理學和民族社會學等進行“系統歸納”，以便把社會學建設成有別於歷史哲學和人類學的獨立學科。K.曼海姆主張知識社會學觀點，他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試圖從社會結構發展的規律和規範上，研究人的思想、精神價值體系、政治觀點和群體組織的特點。20世紀前期，德國許多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程或講座，培養了一批有名的社會學家，但1933年納粹掌權後全面推行法西斯主義，殘酷迫害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社會學家像曼海姆一樣都被迫流亡國外，少數像維澤這樣沒有逃離的社會學家也採取與納粹政權不合作態度，致使德國社會學處於停滯狀態，直到50年代後才逐漸復興。
當代社會學的狀況及其發展趨勢
當代社會學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迄今的社會學。這是社會學研究日益深入和不斷完善、社會學知識的分工和專業化程度日趨嚴密的時期，也是社會學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普遍傳播和發展的時期。
結構功能主義的興衰
在 40～60 年代的西方社會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理論和方法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T.帕森斯倡導的結構功能主義。帕森斯試圖對A.馬歇爾、帕雷託、迪爾凱姆和韋伯的不同理論要素實行綜合，將英國的功利主義經濟學、法國的實證主義和德國的歷史主義傳統結合在一起，為整個社會科學構築一個跨部門的概念框架。這一思想體現在他的成名作《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中，把上述歐洲思想家的不同觀點統合成一個以意志為起點的行動理論，用以取代在美國盛行的實證主義變種──心理學主義的社會行為理論。在《社會系統》(1951)中，帕森斯強調對共同具有的價值的意見一致是社會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他還概述了五個模式變數，並指出行動模式表徵社會各系統，作為理論抽象形態的結構功能主義，則是行動理論和功能主義的綜合。後來，帕森斯又提出了結構功能主義的AGIL分析模式(見T.帕森斯)，從而使結構功能主義成為一種完整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
結構功能主義的一個基本假設認為，社會是由諸多相互依存的單元組成的統一系統，其內部存在著結構上的分工，每個單元都各自發揮著特定的功能，它們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維繫著社會作為一個整合系統而存在。倘若一個部分發生變化，勢必影響到其他部分乃至整體發生變化。系統一般保持均衡狀態，當受到外部或內部因素刺激時，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統內部開始進行調整，為適應新的環境而出現結構分化，繼而吸收或同化干擾，爾後建立新的均衡。50年代美國社會學界廣泛開展的社會變遷、現代化、社會分層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結構功能分析模式進行的，這在客觀上促進了這一理論的普遍傳播，使之成為西方社會學中佔統治地位的觀點。
帕森斯的理論雖然表現出對歐洲各派社會思想家觀點的概括綜合，但從整體特徵上看，則明顯具有抬高文化系統以及重視主觀意志作用的傾向，這點可從《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的起始點仍未脫出韋伯的“行動”和“理解”概念窠臼得到驗證。用這種結構功能分析的觀點研究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不可避免地帶有某些侷限性，這就是：
（1）用體系合理化的觀點來研究社會，雖然比單純用測量指標來研究社會更加深刻合理，但是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社會，體系合理化是具體的、特殊的，不可能用同一個體系概念工具去分析一切社會。
（2）結構功能理論強調內部的均衡和自我調適，但現實社會中無處不見的諸多矛盾表明衝突比均衡更多地存在。
（3）帕森斯的這種巨型理論忽視了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個人和小群體之間的互動，無法用它進行微觀社會研究，這種理論也無法用經驗資料進行驗證。為此，結構功能主義在60年代受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在重新評價帕森斯理論的基礎上西方社會學出現了多種理論並存的多元局面，結束了理論上獨尊一派的一統狀態。
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多元化
在西方社會學發展的早期和中期，每一個時期都有一種相對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學理論，但在當代，自從現代結構功能主義衰落以後，這種格局就不復存在了，代替它的是多種理論並存的局面，如默頓的功能分析，R.達倫多夫和L.A.科瑟爾的衝突理論，G.C.霍曼斯和P.M.布勞的交換理論，等等。
默頓的功能分析和中層理論是從批評帕森斯社會行動結構理論直接產生出來的。默頓起初在哈佛大學任教，曾與帕森斯同事，後來轉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默頓批評帕森斯的理論體系過於龐大和抽象，總體系中每個子體系的功能不是根據社會生活實際的需要，而是根據體系本身的需要而確立的，無法用觀察到的理論直接檢驗，無法和理論研究掛起鉤來，因此它無法結出豐碩的果實。默頓認為當前社會學需要的不是高不可攀的巨型理論，而是與經驗世界密切相聯、具有明確操作化概念的“中層理論”。例如，他提出的失範—機會結構理論便是“中層理論”。這種理論的優點是可以指導實證研究，可以用經驗事實加以驗證，同時也可抽象概括。默頓在分析帕森斯的結構功能理論時，發現結構的功能並不完全是正向的，結構也會發生反向功能，否則就無法用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解釋諸如犯罪等社會問題。默頓的上述觀點被稱為經驗的功能主義，受到美國社會學界的普遍贊同，尤其是被他的學生科瑟爾稱讚備至。
受默頓關於結構反功能觀點的啟發，科瑟爾認為衝突不僅僅有破壞社會體系均衡的作用，而且有社會整合的作用。社會體系的均衡，不僅依賴於體系內部各部分之間的調適，也依賴於它們之間的衝突。社會體系內部各部分之間縱橫交錯的衝突，把體系“縫合”在一起，防止它從中間裂開。所以科瑟爾的衝突論被稱為功能衝突論。
現代衝突論另一名代表是達倫多夫。在西方社會學界，達倫多夫的思想被公認為受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分析的影響。他認為，帕森斯理論和功能主義觀點從整體上把社會視為一個均衡、和諧、統一和靜止的系統，使它帶有意識形態的烏托邦性質。實際上，社會除了有一致性的一面之外，還有其衝突性的一面，現代社會學為了走出烏托邦就應該用衝突模式取代功能模式。達倫多夫從權力和權威的角度解釋社會衝突的根源。他的衝突論被稱為辯證的衝突論，與科瑟爾的功能衝突論互相呼應，成為當代社會學中一個重要理論流派。
帕森斯的另一名學生布勞雖自稱是一個結構論者，但是人們卻把他和霍曼斯一起稱為交換理論的代表人物。交換理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都是圍繞著行動者之間的資源交換而展開的，社會關係也是一種資源交換關係，人們之間的交往都是以自己的物質的或非物質資源去交換對方的資源。這種交換有的是經過精心的理性計算、用契約載明的;有的是非理性的、禮俗的，因而無論是對社會結構的靜態形式，還是對社會行為的動態過程，都應從資源交換的平衡與否加以解釋。這種理論是對商品交換原則的擴大應用，同時受心理學中的行為主義的影響，用它來解釋社會結構和過程能為許多人接受，成為社會學理論中一種頗有影響的理論。
互動論也是當代社會學的一種理論。當代互動論思想淵源於庫利和米德的心理學理論，它把米德的“社會我”看作是角色扮演過程，把興趣的重點放在尋求導致特定的社會形式形成和變遷的互動過程上面。互動論的基本觀點是：任何客觀的社會組織形式都是由個體之間的互動構成和維繫的;在互動過程中，個體具有使用、識別和解釋互動符號（語言、姿勢等）的能力，從而判定情境，把自己看作是特定情境中的適當客體，方能使互動順利進行；只有通過解釋人們在微觀社會聯絡中的社會互動性質，才能真正理解社會結構及其變遷。
以舒茨為代表的現象學社會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一種反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理論，它的思想來源是德國哲學家胡塞爾的現象學、韋伯理解社會學中的主觀意義和互動論中的角色扮演理論。現象學社會學理論的基本點是反對把認識的主體和客體二元化的觀點，認為社會現象是由人們之間的互動構成的，互動是有目的有動機的，不可能存在一個獨立於人類意識之外的客觀世界。人們在互動中是“互為主體”的，在互為主體的互動過程中建造一個共同的“生活世界”，這才是社會學關注的重點。加芬克爾創立的民俗學方法論進一步發揮了現象學社會學的理論，它強調理解本土文化對於實現溝通和互動的重要意義。
社會結構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傳統的課題，在現代結構分析中，從實證主義角度研究的有J.亞歷山大的“新功能主義”，從歷史主義角度考察的有I.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見社會發展理論）。現代結構研究的另一種劃分為：一是從巨集觀結構方面分析結構的特徵，以及這些特徵對結構整合的影響;二是微觀分析，即把結構概念放在互動的基礎之上，研究行動者個體所具有的能力，以及通過這種能力在互動中再現巨集觀結構的秩序。布勞和A.吉登斯是這兩種結構分析的代表。
在當代社會學理論中，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理論家J.哈貝馬斯的影響在不斷增大。哈貝馬斯通過對知識和人類旨趣、現代社會的合法性危機、溝通行動理論的分析，採取建立社會學理論與歷史地重構古典社會學思想相結合的方法，論述了自己一套批判理論的構想。他把知識區分為滿足不同人類利益的3種類型：
（1）通過勞動旨在對環境進行技術控制以滿足物質再生產利益的經驗──分析的知識；
（2）藉助語言表現對情境意義作出理解、對他人主觀狀態作出解釋，以滿足實踐行動利益的形而上學──歷史的知識；
（3）通過權威擺脫不必要的支配和強制，獲得自由和解放利益的批判知識。他認為，在現代社會由於國家日益強化對經濟的干預，並試圖把政治問題轉變為技術問題，使“技術統治”成為一種普遍風行的意識，進而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它竭力突出“工具合理性”在誘發各種社會行動動機選擇時的作用，把評價社會行動和解決社會問題時的效率標準推向極端，實際上也就是用工具合理性行動取代其他社會行動型別，結果必然導致現代社會的“動機危機”和“合理性危機”。批判理論的目的就在於揭示現代社會的這一發展趨勢和找到克服的辦法。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哈貝馬斯引入了“系統”概念（指維繫人類生存的經濟、政治、法律、家庭等結構），並從現象學中借用了“生活世界”(指由文化傳輸和用語言組織起來的解釋正規化的根基) 的概念。他認為，社會系統過程和生活世界過程的演進趨勢，表現為在這二者內部和二者之間出現分化，而社會整合則取決於這二者過程之間的均衡。現代社會過程表明，當表徵系統過程的貨幣、權力干擾或支配涉及相互共享的意義和互為主體性的生活世界過程時，這一均衡屢屢被打破，社會整合過程則日益降低。哈貝馬斯提出溝通行動理論的目的在於重新恢復二者關係的平衡，以克服社會整合的危機。這樣，哈貝馬斯就把對現代社會的批判與對實證主義社會學的批判聯絡在一起了，意欲在溝通行動理論基礎上重建社會學知識體系。
在當代社會學理論的多元格局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是獨樹一幟的。應該指出，馬克思的社會理論中所包含的豐富的社會學內容，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長期以來被西方社會學界所忽視，往往只看到它的經濟學意義和歷史哲學意義，或者把它僅視為謀求無產階級解放的社會革命學說。這種狀況還因蘇聯早期用歷史唯物主義取代全部社會學研究而進一步加深。在教條主義的解釋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經驗研究職能被侷限於狹小的領域，社會學似乎成了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同義語。
到了 60～70年代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蘇聯從 50年代末開始著手恢復社會學研究，1972年蘇聯科學院正式設定社會學研究所，標誌著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的社會學在社會主義國家內取得合法存在的地位。此後，蘇聯對國民經濟建設中的許多社會問題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經驗研究，同時在理論界對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學的關係問題展開了歷時長久的學術討論。60年代中期列寧格勒大學的Β.Α.亞多夫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三級結構說，成為蘇聯學術界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看法。這種觀點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一般理論，它是研究社會的總體理論和方法論；專門社會學理論亦稱“中級理論”，它是對不同領域的社會現象進行分門別類研究的區域性理論；具體社會學研究，它是對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實施經驗調查及其技術、方法的總合。蘇聯學術界內部對上述三級結構框架也有異議，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是從哲學基本問題即存在對思維的關係上看待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及其動力的基本觀點，還不是分析和研究社會是怎樣構成和執行的一門經驗科學意義上的社會學理論。因此，歷史唯物主義只能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一般理論和方法論的基礎，除此之外社會學還應有其自身的一般理論和方法論。隨著學術界討論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學物件之間關係問題的深入，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的社會學豐富內涵不斷地被挖掘出來，使它的影響滲透到當代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中。
不同理論之間的融合和綜合趨勢
當代社會學就是由上述不同的理論以及影響稍小一些的觀點及其指導下的經驗研究所組成的多元整體，是一門多種正規化並存的科學。為了便於對當代社會學理論結構作提綱挈領式的把握，可以把它們看成由三種占主導地位的正規化構成的：
（1）社會事實正規化。其典型樣本是迪爾凱姆的《社會學方法的規則》和《自殺論》；研究主題是社會事實亦即大型的社會結構和制度（不僅要關注這些現象，而且還要考慮個人思想和行動的後果）；使用的是問卷調查法和歷史比較方法。屬於這種正規化的有結構功能論、衝突論、體系論和某些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
（2）社會界定正規化。其典型樣本是韋伯論述社會行動的著作；研究旨趣在於通過主觀意義理解行動、互動及其所導致的後果(界定社會情境)；主要使用觀察法，輔之以問卷調查。屬於這種正規化的有行動理論、符號互動論、現象學社會學、民俗學方法論以及存在主義社會學等。
（3）社會行為正規化。其典型樣本是心理學家B.F.斯金納的著作；研究興趣集中在個體行為上，尤其關注誘發預期行為的報償和阻止非預期行為的懲罰；使用實驗方法。屬於這種正規化的有社會行為主義和交換論。
80年代以來，不同的理論觀點在圍繞自然主義—主觀主義、實證主義—反實證主義、巨集觀—微觀、社會—個人、結構—過程、秩序—行動等問題形成對立的同時，出現了在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上相互對話、彼此借鑑和互相滲透的融合態勢。
倡導微觀結構研究的美國社會學家R.柯林斯，批評巨集觀理論往往把結構與形成結構的過程割裂開來，他把社會結構定義為“互動儀式的鏈條”，試圖將交換論、互動論的某些觀點以及精神分析理論融合起來。在他看來，社會結構是由一連串的人際互動鏈鎖構成的，是處於具體位置上的個人重複地互動在時間上的延續。社會學的結構論必須研究社會結構怎樣在個體之間互動中展現出來的過程，即從微觀互動角度用參與互動人數的增加、互動在時間的延續和在空間上的擴充套件的原理去解釋巨集觀社會結構。柯林斯認為社會生活就是具有特定資源、在社會市場上互相討價還價的人們的不斷談判。他的觀點主要傾向交換理論，但也有互動論和民俗學方法論的因素，因為他反覆強調對話和交談是社會市場的關鍵資源。此外，他把感情視為隱藏在互動和社會結構背後的動機，也具有精神分析的成分。柯林斯將上述三種理論融合在一起，力求概括互動的本質和互動形成，再現巨集觀結構和巨集觀結構反作用於互動的基本特徵，同時採用了馬克思、韋伯和迪爾凱姆的某些見解，成為一種綜合的理論研究觀點。
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堅持社會學理論本質的批判性，在拒斥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方向上力求對各種理論觀點作出綜合。他的“結構性理論”把結構界定為行動者在超時空的互動脈絡中所使用的“規則”和“資源”；行動者正是在使用這些規則和資源時在時空中形成或再現出結構。他強烈地反對社會學理論中的二元論，力主對微觀—巨集觀、主體(人)—客體（社會）、主觀—客觀諸如此類的二分法實行理論綜合。在他看來，這些對立的二分內容並不能構成二元論，而是同一實在的“兩面性”。人們在互動中使用規則和資源構成了日常生活中共有的社會結構，同時也再現了結構的規則和資源。社會系統的結構特徵既是構成社會系統的手段，又是這種構造實踐的結果。因此，個體行動、互動、社會結果都是互相包容、彼此涵括的。有時為了分析的便利可以區分為互動中的個人和制度結構中的個人，但這也只是方法論上的程式問題，而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確認。吉登斯把結構解釋為規則和資源，它們可以派生出許多不同的組合，加之借用法國結構主義者C.列維－斯特勞斯的某些觀點，從一般結構原則和結構要素去看待不同社會，於是，他的結構性理論就從不同方面把結構論、功能論、互動論、現象學社會學和精神分析理論的各種思想傳統融匯成一個概念體系。
亞歷山大提出的新功能主義試圖在“後實證主義”基礎上對各派理論進行綜合。亞歷山大認為，通常作為一門科學理解的社會學都有一種實證主義傾向，它的一種關鍵性的前提預設是把事實陳述與非事實陳述 (價值判斷)相分離，進而認為在社會學理論中哲學或形而上學不起基本作用；社會學的爭論只能根據經驗事實或實驗才得以確立；實證或否證的方法技術具有終極意義。與這種實證主義觀點相反，亞歷山大認為，一般思維和具體思維對科學都有決定作用，因為科學執行在經驗環境與形而上學環境之間的“科學連續統”上，這個連續統從最一般的、形而上學的假設到較具體的理論假設和模型，再到更為經驗性的假設和方法規則，最後過渡到與經驗相關的假設和事實；連續統不同層面或維度的科學規則之間都具有相對自立性，具有各自獨立的評判標準，同時又相互保持緊密的聯絡，不能將特定層面的問題“化約”（還原）或“混同”於其他層面的問題。社會學的理論邏輯的任務就是要解釋這些科學規則的作用及其內部相互關係，這一任務是不能靠方法論或經驗邏輯來解決的。為此，他反對社會學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同時也強烈地排斥將理論邏輯化約為意識形態的作法以及極端的相對主義，主張採取“多維度”的理論視角把社會學的不同思想傳統和理論流派融匯起來。
針對60年代以後在批判結構功能主義之後形成的以互動論、交換論和民俗學方法論等為一方的微觀分析和以衝突論為另一方的巨集觀分析的對立，亞歷山大的新功能主義主張對雙方持開放態度，並試圖在功能主義傳統背景下對上述理論實行整合，通過重構帕森斯的行動理論綜合微觀理論的洞見，探索聯結微觀個體行動與巨集觀社會結構和制度的環節；在保持帕森斯“規範秩序”的前提下，強調對權力、強制、衝突、戰爭等問題進行巨集觀分析的必要性，力圖把社會變遷研究納入帕森斯的“分化”理論之中。此外，亞歷山大對文化社會學給予高度重視，併力求在功能主義框架之內解決文化與社會、與人格系統的關係問題。由此可見，亞歷山大的新功能主義既強調對帕森斯理論的傳承關係，又強調從內部對這一理論尤其是它的實證主義認識論進行批判，要求在“後實證主義”基礎上建立多維度的理論框架，對各種社會學理論傳統進行綜合。
還應指出，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也是一種植根於批判理論基地上對社會學各種思想傳統實行理論綜合的嘗試。按照哈貝馬斯關於知識型別和人類認知旨趣的觀點，溝通行動理論是從批判反思的立場將經驗資料和意義理解加以整合。在這種整合下的資料和意義便不同於從技術控制觀點所掌握的資料及其變數之間的關係，也不同於單從溝通理解觀點所獲得的意義共識。因此，作為批判理論的溝通行動理論，它同時是經驗分析的、意義理解的和批判反思的，是三者的綜合。
在各種思想觀點不斷相互融合和綜合的發展趨勢中，社會學史上曾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觀點受到了抑制，社會認識的複雜性和綜合性受到日益增多的關注。與過去相比，社會學的理論色彩和認識論色彩加重了。為了對各派觀點進行理論綜合，就需對不同理論的思想淵源加以深入的考察，70、80年代以來出現了研究古典社會學家思想的熱潮，其中迪爾凱姆、韋伯和馬克思是各派研究的焦點。迪爾凱姆及其社會學實在論是西方社會學中的正統觀點，他的思想影響歷久不衰。相比之下，韋伯的理解的社會學觀點在50年代以後普遍傳播開來，而馬克思的社會學思想則是在70年代以後受到日益增多的研究。
社會學的分化和“本土化”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技術革命的飛速發展給社會生活帶來了急劇的變化。社會生活節奏加快和社會生活領域分化，提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新現象，需要社會學加以分門別類的專門研究，從而導致了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分化。社會學的分化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1）社會學在社會科學體系中的專業化，它與歷來關係較密切的並長期相互依附的學科完全分離，即不僅獨立於哲學，而且與歷史學、經濟學、心理學、地理學分離，成為與它們具有同等地位的完全獨立的一門社會科學。
（2）在社會學內部，原來一些與之共生共存的學科，如人口學、社會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等，也分化出去取得獨立地位。
（3）依照不同社會領域和不同社會問題的研究，社會學日益向著專門化和分支化發展。50年代，在席捲世界範圍的現代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工業社會學、都市社會學、農村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相繼出現。60年代是世界經濟飛速發展和西方社會急劇變遷的時期，勞動社會學、職業社會學、教育社會學、文化社會學、大眾傳播社會學、集體行為和犯罪研究都成為獨立的熱門課題。70年代以後隨著西方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閒暇社會學、消費社會學、老年社會學，以及研究移民和失業的社會學日益增多起來。分支社會學不斷增多的傾向引起了人們的一些疑慮：如果每個社會生活領域都將有一門分支社會學來研究，那麼社會學是否還是一門統一的科學？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到社會學的性質和研究物件的古老爭論中去。
戰後，社會學在不斷分化的同時，還經歷著一個“本土化”的發展過程。所謂“本土化”是指用外來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本土社會，從而對原有的理論和方法加以檢驗，結合本土實際情況修正其中的某些概念，或賦予新的內容，或重新建構一些更為切合本土現實的理論和方法論。
50年代，西方社會學如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的現代化研究，通常沿用結構功能主義把社會發展區別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傳統社會被視為靜態的、特殊主義的、重視名位身份的，而現代社會表現為動態的、普遍主義的、看重能力成就的。當人們用這種理論模式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和都市化問題時，不斷髮現許多完全不同於西方社會的特徵，使西方社會學的某些理論、模式、範疇時常發生“解釋不通”的情況。於是許多社會學家結合不同民族的文化、歷史背景，對起源於西方的社會學理論提出批判、修正或重建，在不同國家的社會學中形成了本土化的發展趨向。A.G.弗蘭克對拉丁美洲國家進行詳細的研究，他依據P.巴蘭的政治經濟學觀點建立的“依賴理論”（見社會發展理論）對“現代化”理論作了深入的批判，指出由現代化概念引出的發達與不發達、傳統與現代的區分都是西方跨國公司擴張所造成的剝削和依賴關係。60年代後期，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幾個傳統上奉行儒家文化的國家在經濟上的飛速發展，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諸如家庭中心觀念、東方的家產繼承製度，以及儒家的忠孝仁愛等傳統社會的價值因素和結構，仍在現代化程序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在探究西方以外的一些地區的社會現實時，不能削足適履地套用社會學原有的一些理論模式，而必須加以改造、修正或重新建立一些適合本土文化、歷史背景和社會現實的新的理論和方法論。
社會學的本土發展也從理論和方法論上使實證主義陷入困境。按照傳統的實證主義觀點，社會學被認為如同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是一種統一的、無差別的客觀科學。按照實證主義的這一前提預設，社會學家必須恪守“價值中立”的立場，力求應用科學的、計量的方法，客觀地驗證各種假設和命題，以求獲得關於社會的精確知識，最終要對社會現象做出普遍性、規律性的解釋。但它忽視了不同民族和地域在文化上和歷史上的特殊性和連續性。至於實證主義提倡的比較研究，無非是要從比較得出的差異中找到具有普遍解釋能力的理論模型，目的仍在力求使社會學日臻成熟，成為或接近成為自然科學那樣客觀而精確的科學。這種實證主義的科學觀自60年代以來受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批判。最具挑戰性的是庫恩依據科學史材料提出的關於科學革命及其結構的論述，以及由此引起的拉卡託斯、P.K.費耶爾阿本德關於科學哲學的辯論，其中關於“科學”的重新界定和重新認識，從基礎上動搖了傳統的科學觀。此外，受日常語言分析學派影響的社會學家溫奇、現象學社會學家舒茨和解釋學家H.G.加達默爾，都從不同學術立場一致強調，由人際互動構成的社會現象本質上是一種互為主體性，從而使實證主義社會學將社會現象完全客觀化的觀點受到了更嚴重的挑戰。還有倡導批判理論的社會學家哈貝馬斯關於知識的三種旨趣的論述，又從另一立論角度闡明，從本質上看，實證主義主張的經驗分析的知識與解釋性的歷史知識具有不可割裂的互補性，而批判已有的知識則是對經驗的分析和意義的解釋之統合。
當代科學的各種思潮從不同方面證明，實證主義作為認識社會的一種理論和方法論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它只是從社會現象的客觀性和普遍性方面去把握社會，忽視了社會現象發生的具體歷史文化背景和行動者賦予它的主觀意義。從上述各種反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理論觀點來看，無論是社會現象的形成還是對社會現象的解釋，都不能脫離對“情境”的界定，因此試圖建立一種世界各國普遍適用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是不切實際的。各國、各地區的社會學研究，必須結合自己社會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實際，尋求解釋自己的研究物件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正因為如此，從60年代以後，許多國家，尤其是後發展起來的國家，相繼提出並開始了社會學本土化的程序。
在東方諸國中，中國是從西方引進社會學較早的國家。清代末葉，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侵略，打破了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的封閉隔絕狀態，使以自給自足經濟為基礎的、政治上依靠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封建專制的清王朝，陷入日益嚴重的覆滅危機。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以及庚子賠款這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喪權辱國事件，徹底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昏庸腐敗，進一步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一部分受過西方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為挽救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主張必須學習西方，辦洋務，走日本明治維新富國強兵的道路。起初，他們關注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採西學”、“制洋器”，目的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中日甲午海戰的慘敗徹底打碎了“洋務運動”的夢想。在殘酷的現實教育下，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開始宣傳維新變法思想，主張學習西方不僅要在浮表上學科學技術，而且要從根本上學習西方的人文知識和社會思想，按照西方社會面貌自上而下地改變中國。在這種社會改良主義思想的推動下，章太炎於1902年翻譯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幾乎在同時，嚴復將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譯成《群學肄言》，稍後又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通常人們把這視為社會學從西方傳入中國的標誌。
早期的中國社會學以翻譯介紹英、美和日本的社會學著作為主。清末中國政府曾多次派遣留學生去日本學習，歸國後他們曾將一些日本社會學的著作翻譯出版，其中章太炎譯有賀長雄《族制進化論》(1902)、吳建常譯市川源三易名的《社會學提綱》(1903)等。率先在中國實施社會學教育的是美國在華辦的一些教會學校，1908年上海聖約翰大學曾開有社會學課程，並以W.白芝霍特的《物理學和政治學》一書為教本。1913年上海滬江大學由美國布朗大學葛學博教授創立社會學系，並邀美國學者來華任教。清華學校於1917年開設社會學課，由美國人C.G.狄特莫任教。早期的社會研究多是由教會學校外籍教師主持下的小範圍的調查，其中1918～1919年燕京大學教授步濟時與美籍傳教士S.D.甘博曾對北京社會狀況進行調查，成果曾用《北京──一種社會調查》（英文，1921）發表，這可視為中國最早的城市社會學研究。
30～40年代，是中國社會發生激烈變動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以及隨後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極大地加劇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固有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使中國陷入了嚴重的社會、政治、經濟危機。在連年戰爭造成的極端困難的教學和科研條件下，一批先後在國外學成歸來的知識分子，較為著名的有孫本文、陳達、李景漢、吳文藻、吳澤霖、吳景超、許德珩、陳翰笙、費孝通、雷潔瓊、楊堃等人，為社會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中費孝通對中國江南農村社會經濟的研究和李景漢對河北定縣的農村調查，為從社會學角度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經濟狀況提供了現實依據。另一方面，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如瞿秋白、李達等人在大學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思想，使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50年代初，受蘇聯的影響，在高等學校停止講授社會學，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
1979年，在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國民經濟建設的軌道上，中斷了近30年之久的社會學開始重建。在10餘年的時間裡，社會學在中國獲得了很大發展，這主要表現在：
（1）建立和健全了社會學的研究、教學機構和學術團體。1979年成立了中國社會學研究會，1982年易名為中國社會學會。至1990年，全國大多數省份都成立了社會學會，部分大中城市也有了社會學的學術團體；大多數省市社會科學院都成立了社會學研究所或研究室等專業機構；已有12所大學建立了社會學系或社會學專業，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還設立了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有近50％的高等院校設立了社會學教研室，開設有關社會學的課程，中共中央黨校和相當一部分省市地方黨校也建立了社會學教研室或開設社會學課程。
（2）培養和訓練了社會學教學和科研隊伍。經過10餘年的發展，已形成一支擁有1200多人的社會學教學和研究的專業隊伍，其中有高階職稱的達200餘人。1989年，在校的社會學專業本科生近千人，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近 200名。
（3）對國情和當代中國社會問題進行了比較廣泛的調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費孝通主持的中國小城鎮調查研究，雷潔瓊指導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 5城市家庭調查等，所獲成果均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實際應用價值。其他具有重要影響的調查成果還有：“中國青年的生育意願調查”、“當代中國青年職工狀況調查”、“80年代農村青年狀況調查”、“全國六省市青少年犯罪原因調查”、“天津市區千戶居民戶卷調查”、“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調查”、“天津市區老年人狀況調查”、“上海市人口老齡化趨勢調查”、“北京市人口和城市發展問題調查”、“武漢地區中年知識分子狀況調查”、“黑龍江人口遷移調查”、“關於中國農民和農村生活方式的調查”，以及廣州市和深圳市的社群調查等等。在一些跨學科的大型綜合性調查中，也有許多社會學工作者參與，充分顯示了中國社會學界的研究實力。如從1988年開始進行的全國百縣市情調查，在參與調查的上千名社會科學工作者中，就有相當數量的社會學工作者成為其中的主力或骨幹。
（4）吸收並消化國外社會學的先進方法和技術，同時參考和借鑑國外社會學理論，全面展開對社會學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社會學方法、社會學史和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研究、探討，取得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成果。（見中國社會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