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經濟關係

[拼音]：waiguo zai Hua jingji tequan

[英文]：foreign economic privileges in China

指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以侵犯中國主權為特徵，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即片面優惠而非平等互惠的原則所取得的經濟方面特權。它是外國侵略者在近代中國所享有的特權的主要組成部分。

中國近代史上的外國在華經濟特權，主要的有以下各項：

條約口岸

指中國受不平等條約的約束被迫開放的對外通商口岸。從1842年《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起，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時期的國民黨政府根據條約一共開放了77個通商口岸。所有這些口岸，一經開放，按照條約規定，中國政府便無權加以變更（見條約口岸）。

協定關稅

指根據不平等條約在關稅稅率上給予外國的片面優惠。先是在《南京條約》中規定進出口關稅必須由中外雙方進行所謂“秉公議定”，其後在1858年《天津條約》中擴大於內地通過稅，使得中國內地子口稅率固定為進出口關稅的半數，而進出口關稅則長期限制在5％的水平上，實徵稅率甚至多在5％以下。至於中俄和中國與法屬安南陸路貿易的稅則，又較海關稅則減少1/3 ，取得更加片面優惠的待遇（見協定關稅）。

管理海關行政

海關行政權由中國海關監督轉到外國稅務司手中，開始於1854年。中國海關為外國稅務司控制了95年。其中英籍總稅務司赫德一人獨掌海關行政達45年之久（1863～1908）。在他主持之下的口岸海關，先後增加到46個。1901年起，通商口岸50裡以內的內地常關，也歸各口海關稅務司兼管。於是，海關總稅務司手中，又增加了24個常關和 121個分關、分卡。在這個龐大的機構中，總稅務司居於絕對統治的地位。

沿海轉運貿易

本國產品在本國沿海的轉運貿易，屬於本國主權範圍之內，外國不得參與，這是國際公認的準則。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外國侵略者最初強加給中國的第一批不平等條約中，也沒有開放沿海轉運貿易的條款。但在五口通商以後，這項權利，實際上已為外國所攫取。在19世紀50年代，往來上海和其他口岸的外國商船，有一半從事沿海轉運貿易。5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沿海貿易，有很大一部分已經轉移到外國船隻掌握之中。

內河航行和內地遊歷通商

和沿海轉運貿易一樣，內河航行和內地通商也屬於本國的一項不可侵犯的主權。這一項權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也為外國所侵奪。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英國民人準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遊歷、通商。……僱船、僱人，裝執行李、貨物，不得阻攔。”這是外國勢力由口岸向內地伸延的一個標誌。從此以後，中國內河全面對外開放，由長江流域擴大到珠江流域，由主流擴大到支流。至於東北三江的通航權，則為沙俄所獨佔。

租界和租借地

兩者都是19世紀西方侵略者直接破壞中國主權的重要專案。租界的產生，開始於1845年的上海，租借地的出現，則是19世紀末葉帝國主義列強劃分中國勢力範圍高潮中的產物。截至1905年止，英、美、法、日、德、俄等國曾先後在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強佔租界達30多處。租借地則先後有德租山東膠澳，俄租旅順、大連，英租九龍和威海衛，法租廣州灣。租界是外國對華進行經濟、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據點，租借地則既是它們的軍事基地，又是經濟侵略活動的前哨。

口岸和內地土地掠買

外國在中國通商口岸和內地非法進行土地掠買，是一項大量的活動。鴉片戰爭前，外國教會就已經開始在中國內地侵佔土地，戰後更進一步擴大。20世紀初，全國各地有教堂、會所和教會學校近萬處，幾乎每一處都擁有房產和土地。在通商口岸，外國銀行是進行土地掠買的主要機構。1936年外國銀行通過抵押、轉押和套購等方式佔有的房地產，估計在1億元以上。所有這些活動，都是沒有條約根據的。

銀行發鈔

外國在華設立銀行，開始於19世紀40年代中期。它們的設立，沒有任何條約根據。它們在中國的活動，不受中國方面的任何制約，享有多方面的特權（見近代外國在華銀行）。發行鈔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從第一家外國銀行（麗如銀行）開始， 100年間，在中國發行過紙幣的外國銀行，至少有20家以上。在中國流通的外國銀行紙幣，包括外國銀元在內，在20世紀初，估計共約14億元以上，成為直接掠奪中國人民財富的一項重要工具。

口岸設廠

五口通商以後，外國洋行遍佈中國口岸，其中有不少洋行從事設廠活動。截至中日甲午戰爭止，外國在華各口岸的大小工廠，將近200家。1895年中日兩國簽訂的《馬關條約》，第一次規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根據“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國待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也取得了在中國投資設廠的特權（見外國在華設廠權）。從此外國資本大量湧進，構成壓迫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巨大勢力。

內地開礦和修築鐵路

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路礦權的爭奪，是它們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一項重要內容（見帝國主義對中國路礦利權的爭奪戰）。早在 1885年法國就提出中國修建鐵路要“向法國業此之人商辦”。1895年又進一步要求法國享有在雲南、廣西、廣東三省開礦築路的優先權。這一年中法簽訂的《續議商務專條附章》中，“議定中國將來在雲南、廣西、廣東開礦時，可先向法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見外國在華開礦權）。越南鐵路“可由兩國酌商妥訂辦法，接至中國界內”。三年以後（1898）德國要求修築山東境內鐵路，第一次提出在鐵路沿線30裡內，德商有自行開挖煤礦的權利。其他各國相繼仿效，形成了一個掠奪礦權的高潮。

財政借款和稅收管理

外國對中國政府的借款，開始於19世紀50年代。甲午戰爭以後，外國對華借款的範圍和數額，顯著擴大和增加（見中國近代外債）。截至1927年止，中國曆屆政府所借外債，總數在30億銀元以上。在這一時期中，借款方式由一國借款到多國聯合的銀行團借款，借款許可權由一般借款到優先借款，借款抵押由關稅擴大到厘金、鹽稅和常關稅收。而借款抵押之稅收，由中國人掌管變為外國人掌管，稅款之存放，由中國國庫轉入外國銀行，使中國財政主權受到極大的損害。

郵政管理

西方國家在中國原有的郵遞系統之外，擅自設立它們的郵政機構，在19世紀60年代初即已出現。它們利用非法成立的郵局，不但郵遞信件，而且“攬寄應稅包裹，使奸商得以乘隙偷漏”。1896年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炮製的郵政官局，開始了對中國郵政的全面侵奪。這個名為中國郵政官局的機構，卻“不要僱中國官員而要讓赫德總攬一切”。因此，所謂郵政官局，不過是海關總稅務司署的一股。各口海關稅務司的管域，就是郵政分局的管區。各口稅務司也就是分局的當然郵務長。隨著郵政由口岸向內地伸延，外國勢力進一步擴大到海關所不及的地區。到1906年中國政府成立郵傳部接管郵政之時，全國各府、州、縣所設郵遞局所，已達2800處。

電訊交通

外國對中國電訊主權的侵犯，在有線電訊方面，發生較早。19世紀70年代初，通過海底電纜，中國和歐洲建立了電訊聯絡。外國電訊公司就開始在中國進行活動。1907年中德《會定電報事宜合同》規定，中國“凡有建造或擴充水、陸電線或無線電報以及用他法通電之事，德國電局在中國當享滿足優待”。這是帝國主義侵犯中國電訊主權的第一次條約記載，而且第一次由有線電擴大到無線電。1918年中日《無線電臺借款正合同》，進一步授權日本以在中國承辦無線電臺的權力，《合同》中規定“中國政府於三十年內須付承辦人以管理之全權”，這是對中國無線電訊主權的明顯破壞。

航空運載

外國對中國航空主權的侵犯，開始於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中華民國時期。1929年美國的航空發展公司與國民黨政府訂立合同，在中國開闢上海—漢口、南京—北平、漢口—廣州三條郵務航線。第二年國民黨政府交通部又與美國飛運公司訂立合同，成立中美合辦中國航空公司，“經營在中國之航空運載業務”。在中國航空公司中，美國掌握機航組的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