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埠戰役
[拼音]：eluosi suwei'ai wenxue
俄羅斯蘇維埃文學是在1917年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烈火中誕生的，它又繼承了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翻天覆地的歷史大轉變，不能不使文學發生根本的質的變化，使它成為一種新型的文學。
60多年來，由於蘇聯社會現實和蘇共文藝政策的變化，俄羅斯蘇維埃文學大體上經歷了三個發展時期：1.從十月革命勝利到30年代初期聯共（布）中央發表《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議以及隨後召開的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2.從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包括40年代上半期的衛國戰爭階段；3.從50年代中期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到今天，其中又可分為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以後兩個階段。這三個時期前後互相聯絡，其共同的特點是：在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強調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基本的創作方法。但各個時期又有其複雜的內容和不同的特點。
一、從十月革命勝利到30年代初期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作家按其政治傾向可分成三類：有的在革命前就與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保持密切聯絡，積極參加或支援革命；有的敵視甚至惡毒攻擊革命；多數人則雖然同情革命，但暫時持觀望態度，或僑居國外。高爾基 (1868～1936)、綏拉菲莫維奇（1863～1949）、別德內(1883～1945) 、馬雅可夫斯基(1893～1930)等屬於第一類，是年輕的無產階級文學的核心。而高爾基又是它的奠基人，他在團結具有民主傾向的作家、幫助他們轉向革命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列米佐夫(1877～1957)、吉皮烏斯(1869～1945)等人屬於第二類。許多屬於第三類的作家，其中包括曾經一度僑居國外的阿·托爾斯泰(1882～1945) ，後來都逐漸轉向革命，並對蘇聯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文學中首先出現的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充滿激情和信心的詩歌：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進行曲》(1918)、勃洛克（1880～1921）的《十二個》（1918）、勃留索夫(1873～1924)的《在這樣的日子裡》(1921)以及別德內和一些工人詩人的詩歌。稍後，小說和戲劇也開始取得顯著的成績。2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以革命為中心題材的小說中，對革命和革命者的描寫雖然存在過抽象的公式化和濃厚的自然主義傾向，但革命的性質，革命隊伍的自覺性、組織性和紀律性卻受到愈來愈多的注意，如符.伊凡諾夫 （1895～1963）的《鐵甲列車14-69》(1922)、馬雷什金(1892～1938)的《攻克達伊爾》(1923)。新社會中人們的相互關係和尖銳的階級鬥爭所產生的精神衝突，在李別進斯基（1898～1959）的《一週間》(1922)、費定(1892～1977)的《城與年》(1924)、拉夫列尼約夫(1891～1959)的《第四十一》(1926)中得到了不同的體現。這時，富爾曼諾夫（1891～1926）在《恰巴耶夫》(1923)中塑造了一個被革命喚醒的人民英雄的典型。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1924)描寫了歷盡千辛萬苦、經過革命熔爐鍛鍊的人民群眾的覺醒。在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毀滅》(1927)中，深刻地表現出在戰爭中進行著人材的精選，在革命中進行著人的改造。在這幾部作品中，領導革命隊伍的共產黨員形象第一次使人感到在藝術上是具體的、有血有肉的。這些作品把浪漫主義的激情同現實主義的真實描寫有機地結合起來，在表現現實與塑造人物上作了新的可貴的嘗試，起了里程碑的作用。
從20年代中期開始，反映國民經濟恢復工作、表現工人階級解放了的勞動熱情和創造精神的作品不斷出現，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水泥》(1925)是這類題材的第一部重要的小說。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思想作了出色諷刺的，有馬雅可夫斯基的劇本《臭蟲》(1928)和《澡堂》(1929)、左琴科(1895～1958)的短篇、伊裡夫(1897～1937)和彼得羅夫(1903～1942)的小說《十二把椅子》(1928)等。革命領袖的作用、革命的社會歷史意義、革命年代的社會衝突，在更大的範圍和深度上引起作家的思考，如散文方面高爾基的特寫《列寧》(1924～1931)，詩歌方面馬雅可夫斯基的《列寧》 (1924)和《好！》(1927)、葉賽寧(1895～1925)的《安娜·斯涅金娜》（1925），劇本方面特列尼約夫(1876～1945)的《柳波芙·雅羅瓦婭》(1926)。
高爾基聽從列寧的敦促，從1921年起到國外養病，這時完成了自傳體三部曲最後一部《我的大學》(1922)和表現俄國剝削階級必然滅亡的長篇《阿爾塔莫諾夫家的事業》（1925）。他雖遠離祖國，卻仍和國內文學界保持密切的聯絡，仍然是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參加者。
30年代初，國家工業化不斷向前發展，農業集體化全面鋪開。聯共(布)中央在1931年關於出版工作的決議中號召作家“更深刻更完滿地反映社會主義建設和階級鬥爭的英雄氣概，反映社會關係的改造和新人即社會主義建設的英雄們的成長”。作家們響應了這個號召，寫出了一些好作品。反映工業建設的蓬勃景象和工人群眾的忘我勞動的小說有列昂諾夫(1899～)的《索契河》(1930)、卡達耶夫(1897～)的《時間啊，前進！》（1932）以及馬雅可夫斯基歌頌五年計劃的長詩的序曲《放開喉嚨歌唱》（1930）等。最早多方面地反映集體化時期的農村生活和農民精神上成長的小說有潘菲羅夫(1896～1960)的《磨刀石農莊》(1928～1937)等。同富農的鬥爭、農民私有心理的克服、農村中社會主義關係的誕生，在肖洛霍夫（1905～）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1932；第二部，1955～1960）裡得到生動的體現。
在探討當代題材的同時，許多作家繼續注意保衛十月革命成果的題材。30年代初期，雙目失明、身染重病的尼·奧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32～1935)問世，它塑造了一個獻身革命和建設的優秀青年共產黨員的形象。保爾·柯察金成了全世界進步青年的榜樣。維什涅夫斯基(1900～1951)的史詩式的劇本《樂觀的悲劇》(1933)，表現了國內戰爭時期紅軍一個團隊覆沒的悲劇，但這個悲劇卻顯示了社會主義真理的勝利。
從十月革命到30年代初期，俄羅斯文學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存在著各種文藝思想的激烈鬥爭。這是革命時期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和過渡時期的社會動盪在文學中的反映。五花八門的流派和團體發表各自的宣言和綱領，有的曇花一現，有的存在較久。十月革命前夕成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在初期曾起過啟蒙和團結的作用，但後來它的理論家鮑格丹諾夫、普列特尼約夫等否認文化發展的繼承性，宣揚建立新的“純粹無產階級的文化”，進行擺脫俄共與國家領導的分立主義活動。列寧批判了它的錯誤觀點和分立主義活動，並強調指出:“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1920年俄共中央還就此專門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信件。未來派、“鍛冶場”等也否定古典文學遺產，認為自己是革命藝術的創造者。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出現了一些形式主義和思想上動搖不定的文學團體和流派。影響較大的有：“謝拉皮翁兄弟”認為文學可以不問政治，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強調藝術形式上的實驗；“左翼藝術陣線”輕視古典遺產，宣揚“事實文學”、“生產藝術”、“社會定貨”的理論；“山隘”派誇大藝術創作中直覺和下意識因素的作用，宣揚自我表現；“構成主義者文學中心”誇大技術的作用，過高估計西歐資本主義文化的意義。一批集合在《在崗位上》雜誌周圍的無產階級作家，堅決反對文學領域中的資產階級影響，但帶有宗派色彩，後來成了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拉普”)的核心。由沃朗斯基(1884～1943)任主編的《紅色處女地》雜誌，就建立無產階級文藝問題與“崗位”派展開論戰。它雖然正確地批評了“崗位”派對藝術創作的階級性的公式化概念，支援“同路人”作家，但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卻持懷疑態度。1925年，俄共(布)中央作出《關於黨在文學方面的政策》的決議，反對兩種傾向：一方面指出，在階級社會裡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藝術，號召建立擺脫資產階級影響的、具有高度藝術性的、先進的文學，反對向資產階級思想投降；另一方面也反對擺“共產黨員架子”，企圖壟斷文學事業。決議指出應細心周到地對待中間作家，使他們儘可能迅速地轉到共產主義思想方面來。“拉普”在初期對蘇聯無產階級文學的發展起過一定的作用，但到了20年代末，它宣傳“辯證唯物主義的創作方法”，教條主義、庸俗社會學傾向日益嚴重。它的某些領導人甚至提出“沒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敵人”的口號，逐漸成了文學發展的障礙。加之，到30年代初，大部分作家都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各種不同的文學團體的存在已不能反映文學生活的實際過程。因此，在1932年，聯共（布）中央作出了《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議，解散“拉普”等無產階級作家團體，把各種文學力量團結起來，組成一個單一的作家協會。
在捍衛列寧的文藝觀點、建設蘇維埃文學方面，盧納察爾斯基(1875～1933)有很大的貢獻。他深入探討了黨和國家同文學的相互關係，論證了俄國和世界文學遺產的重要意義。他最早試圖把列寧關於文藝的言論系統化（《列寧和文藝學》，1932），以便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體系。他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發表過不少精闢的見解。
1931年，高爾基回到祖國，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團結國內外創作力量，創辦雜誌，輔導青年作家，特別是在總結前一階段文學發展的經驗的基礎上，與文藝界人士以及黨政領導人一起探討並確定蘇聯文學的創作原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1934年4月，召開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討論了蘇聯文學的發展方向和任務，成立了蘇聯作家協會，選舉高爾基為主席。在協會章程中，對蘇聯文學的創作方法作了這樣的表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保證藝術創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發揮創造的主動性，去選擇各種各樣的形式、風格和體裁。”在大會前後和大會上，還指出革命浪漫主義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組成部分。
二、從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
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提出的幾項重要任務：同當代的迫切問題和黨的政策保持緊密聯絡，真實地反映生活，不斷完善藝術形式，在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中逐漸收到效果。
3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馬卡連柯(1888～1939)的小說《教育詩》(1933～1935)，描寫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和集體對流浪少年兒童的教育作用。馬雷什金的《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1937～1938）表現了偏僻地區的人們參加工業生產後精神上的變化。克雷莫夫 (1908～1941) 的小說《油船“德賓特”號》(1938)顯示了人們在社會主義競賽中面貌的改變。這都是30年代文學特別注意新人成長這一主題的收穫。
這個時期，完成了一系列規模巨集大的小說。高爾基的《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1925～1936），在十月革命前40年的廣闊背景上深刻地表現了俄國知識分子中間尖銳的思想鬥爭和各個階級的命運，揭示了反社會主義思想和市儈主義的破產。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1928～1940）通過一個哥薩克中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國內戰爭時期的經歷，反映了頓河地區哥薩克社會的變化、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反革命暴亂的平定，在生活的矛盾和衝突中顯示出新世界誕生的複雜而困難的過程。阿·托爾斯泰的三部曲《苦難的歷程》（1920～1941）描繪了優秀的舊俄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國內戰爭中的命運以及布林什維克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法捷耶夫的長篇《最後一個烏兌格人》（1929～1940，末完成）描寫的是國內戰爭時期共產黨員和知識分子的活動以及少數民族烏兌格人的覺醒。
在30年代中期和後期，湧現出一批有成就的抒情詩人，如施巴喬夫 (1898～1979)、普羅科菲耶夫(1900～1971) 等。特瓦爾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長詩《春草國》(1936)是反映農業集體化的抒情的敘事詩。伊薩科夫斯基(1900～1973)的許多詩成了群眾性的歌。出現了列寧題材的重要作品，戲劇方面有波戈廷(1900～1962)的《帶槍的人》（1937），小說方面有莎吉娘 (1888～1982)的《烏里揚諾夫一家》(1938，修訂版1957)。在30年代後期，戰爭風暴的預感愈來愈強烈，保衛祖國的主題也愈來愈多地受到文學界的注意。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國入侵蘇聯，蘇聯人民奮起抗擊，壯烈的衛國戰爭歷時 4年。在這期間，蘇聯文學工作者集中力量為前線和後方服務。一千多名作家志願上前線，吉洪諾夫(1896～1976)、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著名作家都以各種身份在部隊服役。許多作家和詩人在戰場上獻出了生命，其中包括作協總書記斯塔夫斯基(1900～1943)和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蓋達爾(1904～1941)。
政論與詩歌最先發揮與敵人作鬥爭的作用。阿·托爾斯泰、愛倫堡（1891～1967）等的政論力圖從歷史的發展上來闡釋祖國的概念，無情地揭露法西斯主義的反動本質。詩歌方面，列別傑夫—庫馬奇（1898～1949）的《神聖的戰爭》（1941）成了全民的戰歌。吉洪諾夫的《基洛夫和我們在一起》（1941）、阿利格爾（1915～）的《卓婭》（1942）、安託科利斯基（1896～1978）的《兒子》（1943）以及蘇爾科夫(1899～)、西蒙諾夫(1915～1980)、英貝爾(1890～1972)、普羅科菲耶夫的詩歌，在蘇聯人民心中喚起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有力地說明了蘇聯人民的堅毅精神來源於社會主義制度。 特瓦爾多夫斯基的長詩 《瓦西里·焦爾金》（1941～1945）是戰時有名的作品，它深刻地表達了人民對戰爭的看法、人民在戰爭中的感情。長詩的主人公是俄羅斯士兵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使人民抗敵禦侮、取得勝利的種種素質。
劇本和小說也發揮了戰鬥作用。劇本中列昂諾夫的《侵略》(1942)、西蒙諾夫的《俄羅斯人》(1942)，小說中格羅斯曼(1905～1964)的《人民是不朽的》(1942)、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1943～1944）、戈爾巴托夫(1908～1954)的《不屈的人們》(1943)、 別克(1903～1972) 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大道》(1943～1944)都確認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是人在戰爭中的行為的準則。這類作品幫助黨和國家把過去愛好和平的建設者培養成勇敢無畏、嚴守紀律的戰士。
1945年， 衛國戰爭勝利結束。 在戰後初期的作品中，蘇聯人民在戰爭中的英雄業績繼續成為主要的題材。法捷耶夫以文獻材料為基礎寫成了長篇《青年近衛軍》（1945，增訂版1951），塑造出在蘇維埃政權下成長的青年一代優秀代表的典型形象，生動地表現了人民群眾的可歌可泣的鬥爭，以感人的藝術力量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是“青年近衛軍”力量的泉源。同樣，波列沃依(1908～1981)的小說《真正的人》(1946)也是以真人真事為基礎，它歌頌了蘇聯人為祖國獻身的那種百折不撓的精神。描寫衛國戰爭的優秀作品還有布賓諾夫 (1909～)、卡扎凱維奇(1913～1962) 、潘諾娃(1905～1973)等的小說以及一些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詩人的詩歌。
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恢復生產的規模擴大了，許多作品塑造了城鄉先進勞動者、生產組織者的典型，小說有巴甫連科（1899～1951）的《幸福》(1947)、阿扎耶夫(1915～1968)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1948)、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收穫》（1950）、柯切托夫(1912～1973)的《茹爾賓一家》(1952)等。
費定的三部曲的頭二部《早年的歡樂》（1945）和《不平凡的夏天》（1947～1948）（第三部《篝火》，1961～1965，未完成），革拉特科夫的自傳性三部曲《童年的故事》（1949）、《自由人》（1950）和《荒亂的年代》（1954），描繪了革命前後的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前者敘述共產黨人和藝術家在歷史大轉變時期的經歷，後者再現了瀕於破產的農村、漁業工人的繁重勞動以及人民中間革命意識的增長。列昂諾夫的長篇《俄羅斯森林》(1953)通過一個正直的林學家和他的對手之間的鬥爭，號召人們要堅持自己的正確的信念。小說既有複雜細膩的心理分析，又富於哲理，森林不時作為“綠色的朋友”的象徵性形象出現。
在戰後初期，聯共（布）中央鑑於文學創作中出現了不問政治、無思想性、趨奉唯美主義和個人主義等傾向，作出了《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等4項決議（1946～1948），中央書記日丹諾夫相應地作了報告和發言。這些決議和報告的目的是要提高社會主義文藝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強調黨性原則對文藝創作的重要意義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正確反映現實中的作用，但方式簡單，對某些文藝界人士和某些作品的批評不夠實事求是，因此產生了不好的作用。加之從30年代末開始，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逐漸形成，給文學也帶來了不良的影響。出現了“指示性的”、簡單化的、政治鑑定式的文學批評。40年代末還有一些文藝工作者被指責為具有世界主義和反愛國主義的思想。出現了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為政治口號作圖解的作品。同時，“無衝突論”的流行又滋生了一些粉飾現實的作品。在19大前夕，蘇共中央已察覺了某些問題，如《真理報》發表社論《克服戲劇創作的落後狀況》(1952)，批判了“無衝突論”，在19大的總結報告中也提出“需要蘇維埃的果戈理和謝德林”，要求文藝大膽地表現生活的矛盾和衝突，但由於把藝術典型的塑造過於直接地同政治聯絡起來，一些弊病也未能得到糾正。
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4年底，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對20年來文學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總結，蘇共中央在給大會的祝辭中號召作家更深刻、更真實地表現蘇聯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創造同時代人的鮮明形象，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反對形式主義和無思想性。會上肯定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也批評了文學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粉飾現實等弊病。也有人認為，原作協章程中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表述的後一句話：“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是粉飾現實的根源。
三、從50年代中期到今天
這個時期又可分為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到今天兩個階段。
在1956年的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藉口反對個人崇拜，全盤否定斯大林，使蘇聯社會生活發生劇烈的動盪，也在文藝界引起激烈的爭論和緊張的探索。20大以後的一段時間內，蘇聯文藝工作者中間，既有思想活躍的一面，也有思想混亂的一面。有人直接提出了過去在文藝工作中的行政干預過多、對藝術規律重視不夠，片面要求作品的思想性、忽視藝術性，喜歡歌功頌德、迴避生活中的困難和矛盾；有人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有人對文學的黨性和人民性、文學中的正面人物、文學的真實性和描寫“陰暗面”等問題提出不同的理解；也有人全部否定斯大林時期蘇共對文藝的領導以及30年來文藝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要求所謂的“創作自由”。爭論時起時伏，對創作產生了積極的和消極的兩種影響。
從50年代中期開始，為過去在肅反擴大化中和歷次批判運動中受害的一批文藝界人士恢復了名譽。在“積極干預生活”的口號下，文學中也出現了一批比較真實地反映現實的作品，它們提出了工農業中的種種迫切問題，揭露了社會中各種矛盾和衝突。奧維奇金 (1904～1968) 的農村特寫《區裡的日常生活》(1952～1956)最早表現出這種傾向，隨後出現的這樣的小說有特羅耶波利斯基(1905～)的《農藝師手記》(1953)、田德里亞科夫 (1923～)的農村小說(1953～1956) 、格拉寧(1918～)的《探索者》（1954）、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戰鬥》(1957)等，其中包括因揭露過多或調子低沉而引起爭論或批評的愛倫堡的《解凍》 (1954～1956) 、杜金採夫（1918～）的《不是單靠麵包》(1956)等；這樣的劇本有羅佐夫(1913～)的《祝你成功》(1954)、阿爾布佐夫(1908～)的《伊爾庫茨克的故事》(1959)等。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反對過去那種粉飾的描寫、但又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即充滿悲觀、懷疑的小說，如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的《日瓦戈醫生》(1957，國外出版)。柯切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1958)則是對這股揭露浪潮進行爭辯的作品。
從這時開始，抒情的作品增多了。散文有別爾戈利茨(1910～1975)的《白天的星星》（1959）、索洛烏欣(1924～)的《一滴露珠》(1960)等，詩歌有盧戈夫斯科依(1901～1957)的《世紀的中間》(1958)、普羅科菲耶夫的詩集《請去旅行》(1960)等。特瓦爾多夫斯基的長詩《山外青山天外天》(1950～1960)是一部抒情的日記，改寫的個別章節帶有蘇共20大否定斯大林的印記，但全書卻多方面地反映了蘇聯50年代的社會思潮。
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文學界出現了一批所謂“第四代”作家:詩人有羅日傑斯特文斯基(1932～)、葉夫圖申科(1933～)、沃茲涅先斯基(1933～) 、阿赫馬杜林娜(1937～)等，小說家有卡扎科夫(1927～)、阿克肖諾夫 (1932～)等。他們大多反對繼承文學傳統，主張“大膽革新”。他們的創作宣揚個人主義，表現出“非英雄化”的傾向，反映青年中缺乏信念、精神空虛的迷惘情緒，如阿克肖諾夫的小說《帶星星的火車票》（1961），有的明顯地接受了西方現代資產階級流派的影響， 如沃茲涅先斯基的 《三角梨》(1962)，引起評論界激烈的爭論。
衛國戰爭仍是這個階段的重要題材。肖洛霍夫的影響較大的短篇《人的命運》（一譯《一個人的遭遇》，1957）注意到普通人的命運，在戰爭題材的開拓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它的調子雖然有些低沉，卻表現出俄羅斯士兵在經受了難以忍受的折磨之後仍舊保持堅毅不屈的精神。此後有一些小說重視細節真實的描寫，在藝術上有一定感染力，但有自然主義的傾向，為了突出“戰壕真實”，或渲染戰爭的殘酷，或通過主人公的言論來籠統地譴責戰爭，或表現主人公的求生本能，或描寫無謂的犧牲，如巴克蘭諾夫（1923～）的《一寸土》（1959）、邦達列夫（1924～）的《最後的炮轟》(1959)，流露出和平主義的調子。
這一階段，要求“信任人”、“尊重人”的呼聲增強了，關於藝術的人道主義內容和人性的討論增多了。這方面出現了一些較有特色的作品，如尼林(1908～)的小說《冷酷》和《試用期》（均1956），也出現了一些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的作品。
1961年蘇共22大以後，索爾仁尼琴(1918～)發表了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1962)，在一段時間內引出了一大批所謂 “集中營文學”作品， 在這期間，還出現了一些醜化斯大林及其領導下的蘇聯社會的作品， 如特瓦爾多夫斯基的長詩《焦爾金遊地府》(1962)。
1964年10月，蘇共中央舉行全會，批判了赫魯曉夫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改由勃列日涅夫擔任第一書記。全會決定繼續貫徹蘇共20大、22大的路線；在文藝政策上，則力求平息不同的意見，加強控制。1965年，《真理報》就向文學界提出“既反對抹黑，也反對粉飾”的要求；1967年初，又發表編輯部文章，既嚴厲批評了主張揭露生活“陰暗面”和描寫“小人物”、宣揚“非英雄化”的觀點，也批評了在評論文藝現象時的“簡單化態度”和“缺乏藝術要求”。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蘇共24大上更明確地提出了文藝上要“反對兩個極端”：既不許對現實抹黑，也不許粉飾過去。次年，蘇共中央又專門作出《關於文藝批評》的決議，強調必須注意提高“貫徹黨的藝術創作的路線的積極性和原則性”。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蘇共25大上重申了24大對文藝問題的方針，在1981年的26大上也強調對有問題的作品要“作出積極的原則性的表態”，要過問“藝術的思想方向”。
這個階段，文藝理論界的討論比較活躍。總的傾向是：強調寫正面人物，寫“時代的真實”和“生活中的美”，提倡“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解，則主張它是一種“真實地描寫生活的歷史地開放的體系”。
這個階段，文學作品的一個特點是非常廣泛地反映生活，在蘇聯評論界稱為“範圍廣、線索多、具有立體鏡那樣深度的全景圖長篇小說”方面取得了進展。這類小說有西蒙諾夫的三部曲《生者與死者》、《軍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後的夏天》(1970～1971)，恰科夫斯基(1913～)的《圍困》（1968～1975），普羅斯庫林(1928～)的兩部曲《命運》(1972)和《你的名字》(1977)，阿·伊凡諾夫(1928～)的《永恆的召喚》(1970～1978)等。
受到評論界重視的戰爭題材小說有：肖洛霍夫的未完成的《他們為祖國而戰》(1943～1969)、邦達列夫的《熱的雪》(1969)、瓦西里耶夫(1924～)的《這裡黎明靜悄悄……》(1969)、格拉寧的《克拉芙季婭·維洛爾》(1976)等。同時，一些反映蘇軍現代生活、炫耀武力的軍事題材作品也受到了表揚。
這一階段，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仍然不少，既寫農村，也寫工廠，以小說最為突出，如扎雷金(1913～)的《鹽谷》(1967～1968)、柯熱夫尼科夫(1909～)的《特別分隊》(1969)、馬爾科夫(1911～)的《西伯利亞》（1969～1973）、阿列克謝耶夫（1918～）的《不屈的小柳樹》(1971～1975)、阿勃拉莫夫 (1920～)的三部曲 《普里亞斯林一家》（1974）。隨著蘇聯推行“新經濟體制”，文學中湧現出一批反映“企業科學管理”、“科技革命”的作品，小說有格拉寧的《奇特的一生》（1974）、柯列斯尼科夫(1918～)的阿爾圖寧三部曲（1974～1978），劇本有德沃列茨基(1919～)的《外來人》（1972）、鮑卡廖夫 (1934～) 的《鍊鋼工人》(1973)、蓋利曼(1933～)的《獎金》(1975)等。
道德問題在這一階段的文學作品中也佔有重要地位。這在各種題材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但有一些作品更突出地表現了這個主題。蘇共領導提倡這種題材，要求作家“努力去反映人的優秀品質──人的原則性、誠實和深厚的感情”。但大多數這類題材的作品都帶有揭露的性質，反映出蘇聯近20多年來社會風氣的衰微和道德的淪喪，如萬比洛夫（1937～1972）的劇本《外省軼事》（1970）、米哈爾科夫（1913～）的劇本《泡沫》(1975)等。有一些作品，由於揭露陰暗面過多而引起爭論或批評，如特里豐諾夫(1925～1981)的小說《濱河街公寓》(1976)、李帕托夫（1927～）的小說《伊戈爾·薩沃維奇》(1977)等。另一些藉助童話、傳說或動物的擬人化來描寫善與惡的小說，則受到一致的表揚，如特羅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3)、阿斯塔菲耶夫 (1924～)的《魚王》（1976）。 阿納尼耶夫(1925～)的長篇《愛情的歷程》(1971)和拉斯普京(1937～) 的中篇小說《活著，可要記住》(1974)因尖銳地提出了道德標準問題而受到重視。
這一階段出現了不少國際題材的作品。受到重視的有吉洪諾夫的小說集《六根圓柱》（1969）、丹古洛夫(1912～)的長篇《庫茲涅茨橋》(1970～1973)、邦達列夫的長篇《岸》（1975）等。但這類作品中，有的也宣傳蘇聯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宣傳“緩和”，宣揚大俄羅斯主義或小國必須依附大國的思想，有的甚至為霸權主義張目。在國際題材的作品中還有一些具有反華的內容，如傑米堅科的小說《在長城後面》(1968)、葉夫圖申科的詩《在烏蘇里江鮮紅的雪地上》(1969)等。
中俄文字之交由來已久。從19世紀末開始，俄羅斯古典文學巨匠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的作品就不斷被介紹過來。中國讀者通過俄國文學“看見了被壓迫者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把俄羅斯文學看作是“導師和朋友”(魯迅)。“五四”以後，十月革命的影響日益擴大，中國讀者對俄羅斯蘇維埃文學的興趣更為濃厚。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綏拉菲莫維奇、尼·奧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對中國讀者起了教育和鼓舞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蘇聯文學更是大量地介紹過來。無論是俄羅斯古典文學，還是俄羅斯蘇維埃文學，其優秀作品和理論著作都對中國讀者產生有益的影響，使中國作家得到啟發和借鑑。
除了翻譯介紹以外，中國的文學工作者也對俄羅斯文學進行從點到面的研究。中國革命的先驅瞿秋白和革命文學的前輩魯迅、郭沫若、茅盾、周揚、夏衍、雪峰、巴金、曹靖華等，不但於20至30年代在翻譯介紹方面起了拓荒的作用，而且對俄羅斯古典和現代文學都發表過精闢的言論。中國當代的蘇聯文學研究家們正在大量積累資料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為寫出有較高水平的評論俄羅斯古典和現代文學的專著以及文學史著作而作出新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