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詡(?～137)
[拼音]：Zhuangzi
中國戰國時期哲學家莊子及其後學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著錄52篇。唐陸德明所著《經典釋文·序錄》說：“《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據陸德明所記：司馬彪注21卷，52篇，內篇 7篇，外篇28篇，雜篇14篇，解說3篇；崔注10卷，27篇，內篇7篇，外篇20篇；向秀注20卷，27篇，內篇7篇，外篇20篇；郭象注33篇，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陸德明所列諸本，現僅存郭象編輯註釋的33篇。
關於《莊子》內、外、雜篇的異同，各篇的真偽、年代，爭論已久。宋代蘇軾開始懷疑《盜跖》、《漁父》、《讓王》、《說劍》4篇非莊子所作。此後，不斷有學者探討這一問題。明代焦竑說:“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認為《胠篋》等篇是“秦末漢初之言”。明清之際王夫之認為內篇與外、雜篇的思想傾向不一致，因此內篇為莊子所著，外、雜篇出於莊子後學之手。他說：“外篇非莊子之書，蓋為莊子之學者，欲引申之，而見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內篇參觀之，則灼然辨矣”；“雜篇言雖不純，而微至之語，較能發內篇未發之旨”。近人羅根澤對外、雜篇的各篇作了具體分析，認為有的是戰國末年反對儒家的“左派道家”所作，有的是與儒家妥協的漢初“右派道家”所作，有的出於秦漢間的神仙家，有的為莊子一派的後學所作，有的為老子一派所作，有的是兼宗老、莊兩家的作品，有的是漢初道家的隱逸派所作，有的是戰國末的縱橫家所作。
近人王叔岷、馬敘倫對陸德明所說“內篇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無雜”作了考釋。王叔岷認為“內篇眾家並同”，只是說各家都有內篇，至於內篇包括哪些篇各家並不同，“今本內外雜篇之名實定於郭氏，則內篇未必儘可信，外雜篇未必儘可疑”。馬敘倫認為所謂“有外無雜”，只是說有些家只分內、外篇，不立雜篇名，並不是沒有為郭象列入雜篇的那些篇目。
60年代初，對《莊子》內篇的年代問題以及內、外篇區分的意義問題，展開了討論。任繼愈認為內篇不代表莊子的思想，是漢初後期莊學的作品，外、雜篇則代表了莊子的思想。馮友蘭認為，研究莊子哲學，應該打破郭象本內、外篇的分別。張德鈞認為內篇不是漢人的著作。現代學者張恆壽認為，內篇的思想當屬戰國中期，而內篇的題目是漢代淮南王劉安的門客所加。
當前學術界通行的看法是:內篇為莊子所著，外、雜篇的思想與內篇不盡一致，可能摻雜了莊子門人和後學以及道家其他派別的作品，但外、雜篇的某些篇章也反映了莊子的思想。
內篇
最集中表現莊子哲學的是《齊物論》、《逍遙遊》和《大宗師》三篇。《齊物論》以齊是非、齊彼此、齊物我、齊壽夭為主要內容。 全篇從 “道未始有封”，即道是無界限差別的命題出發，論證對任何事物的認識本無確定不變的是非標準，一切是非之爭，都是對道的全面性的歪曲和割裂，反對認識的片面性，但最終倒向相對主義。《逍遙遊》借用大鵬和小鳩、大椿和朝菌的比喻，說明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自己本性和客觀環境，主張各任其性，放棄一切大小、榮辱、生死、壽夭的差別觀念，逍遙自在，在精神上修養一種“至人”的超現實的境界。《大宗師》以論道和論修道為主要內容，說：“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得道的“真人”達到與自然合一的境界，忘仁忘義，忘記知識，甚至生命，唯天命是從。
外篇
《駢拇》、《馬蹄》、《胠篋》和《在宥》四篇，一般認為非莊子所作，著作年代較晚。《秋水》篇則被認為是最能體現莊子思想的。王夫之說：“此篇因逍遙遊齊物論而衍之”。篇中借河伯與海若的對話說明萬物的大小、貴賤、生死、是非都是相對的。因此，“以道觀之，物無貴賤”。根據這個道理，應該一切任其自然，反對人為。
雜篇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一般認為與莊子的思想有牴觸，出於後人之手。雜篇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寓言》和《天下》兩篇，《寓言》的主旨是說明《莊子》表達“道”的手法。莊子認為一般的名言、概念不能表達“道”，但又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認為用寓言表達哲學道理，十之九能被人信；借重古人的話，十之七能被人信，別人怎麼說，我就跟著說，利用別人的話，即所謂卮言，可以達到齊是非、齊彼我。莊子以“卮言”為“曼衍”，說明他運用的概念是流動、靈活的。但他這種卮言是主觀地運用了概念的靈活性，導致了相對主義的詭辯。《天下》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哲學史論文。它提出了一種哲學史觀，認為諸子百家的形成是“道術將為天下裂”的過程。它闡述了先秦各學派的中心思想及其活動情況，並列舉了重要的代表人物。它認為諸子百家只察見一個片面便自以為是。同時，它又肯定“百家眾技”猶如人身的五官，“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它對諸子百家的批評和肯定有片面性，但它對諸子百家的寬容態度是可取的。這篇是研究先秦思想的重要史料。
《莊子》的影響
在漢代未被重視，到魏晉時期才產生重大影響， 它和《周易》、《老子》 一起並稱為“三玄”。唐天寶元年(727)，詔號《莊子》為《南華真經》，《莊子》正式成為道教的經典之一。《莊子》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魯迅說：“其文則汪洋闢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漢文學史綱要》）。《莊子》書中還包含不少先秦時期的自然科學資料。
對《莊子》的註釋
以晉時郭象《莊子注》最為有名，系根據向秀的注擴充、修改而成，註文與原意不盡合，因作者借注而發揮自己的思想，是當今通行本之一，有古逸叢書覆宋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影明世德堂本、四部叢刊影宋本等。唐陸德明的《莊子釋文》、成玄英的《莊子疏》，均是據郭注寫成的。成玄英疏有道藏本。以後比較重要的註釋有：明代焦竑《莊子翼》，收集了明以前各家對《莊子》的解釋，有明萬曆刻本及清刻本。清末郭慶藩《莊子集釋》，包括郭象注，成玄英疏、陸德明釋文，又吸收了清代學者關於《莊子》的文字考訂成果，有思賢講捨本，諸子整合本、中華書局標點本，是當今通行本之一。清末王先謙《莊子集解》，比較簡明，有清刻本、諸子整合本，也是當今通行本之一。近人馬敘倫《莊子義證》，對《莊子》的文字作了許多校勘和考訂，有商務印書館刊本。近人王叔岷《莊子校釋》，收集了現在所有《莊子》的不同版本，作了很多校勘，重點在文字考訂，有商務印書館刊本。最近中華書局出版了陳鼓應的《莊子今注今譯》，此書在註釋與譯文方面，頗為用力。（見彩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