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補註

[拼音]：Wenxin Diaolong

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成書於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501～502），全書共50篇，3.7萬多字。最後一篇《序志》為序言，《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辯騷》為總論，《明詩》以下20篇論文體，《神思》至《總術》19篇論創作和風格，《時序》至《程器》 5篇論作家和批評。作者劉勰（約公元465～約532），字彥和，年輕時篤志好學，梁武帝時歷任奉朝請、東宮通事舍人等職，晚年出家為僧。

劉勰“博通經綸”，“長於佛理”，熟諳印度因明之學，深受魏晉玄學影響，對前人的理論作出了嚴密系統的總結。

齊樑時代，“文”的範圍寬泛，包括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幾乎涵括經史於全部典籍。但齊勰著重研究詩賦等文學作品的創作和鑑賞規律。全書起始從哲學上探討詩文起源問題，認為“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而天地之間，人“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說“夫以無識之物，鬱然而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把詩文的起源提到了自然之道的哲學高度，視為“與天地並生”的合規律的必然現象，反映了魏晉時期文學創作地位提高的傾向。

《文心雕龍》全書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採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樑以前的美學成果，細緻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鑑賞的美學規律。它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全是劉勰的獨創，但對文學語言的有限與無限、確定性與非確定性之間相互統一的審美特徵，作了比前人更為具體的說明。劉勰還看到，詩文的內容不是一般經典的道與理，而是和理、志、氣相聯絡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與“文”相結合的有“採”之言。兩者的關係是：“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它們相輔相成，形成質文統一的完美的藝術。而這種統一在創作過程中是通過“神思”達到的。“神思”是劉勰繼《文賦》之後，對形象思維的進一步探索。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想象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在他看來，“神思”雖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邏輯思維那樣受著概念的規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與物、象、言相結合，始終在感性形象中運動，並伴隨著主體情感的體驗和自由抒發。書中說：“夫神思方遠。萬塗竟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認為語言文學既再現著客體的物貌，又抒發著主體的情與理、志與氣。所以，劉勰側重從“體性”來劃分文學的風格，即所謂“才情異區，文體繁說”。劉勰對文學的形式也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從語言文學的角度總結了平衡、對稱、變化統一等形式美的規律。

儒家中庸原則是貫穿《文心雕龍》全書的基調。劉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學範疇都是成對的，矛盾的雙方雖有一方為主導，但他強調兩面，而不偏執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在對道與文、情與採、真與奇、華與實、情與志、風與骨、隱與秀的論述中，無不遵守這一準則，體現了把各種藝術因素和諧統一起來的古典美學理想。劉勰特別強調同儒家思想相聯絡的陽剛之美，表現出企圖對齊、樑柔靡文風進行矯正的傾向。他關於“風骨”的論述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對後世發生了重要影響。

《文心雕龍》一書版本種類較多，影響較大者為清人黃叔琳的輯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范文瀾注本較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