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抗日民主根據地

[拼音]：Sima Qian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漢武帝建元、元封之間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養的學者。他在《論六家要旨》中，對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之學”，概括出重要的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分別以評論：對陰陽等五家，既有所肯定，也指出其不足，而完全肯定了道家。這說明司馬談接受的是西漢初年占主導地位的黃老思想的影響，與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不完全合拍。司馬談十分重視自己史官家世的傳統和史官的職責，曾慨嘆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史記·太史公自序》）所有這些對司馬遷後來所從事的事業都有十分明顯的影響。司馬遷的童年是在家鄉黃河邊上的龍門山下度過的。10歲時，隨父親司馬談到長安，開始了對古代文獻的研讀，並直接受學於當時著名儒學大師董仲舒、孔安國。20歲，南遊江淮，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他這次“上會稽，探禹穴，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以後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以及中書令時，或奉旨出使，或陪駕巡幸，遊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經歷，使他有機會親身領略祖國壯闊的自然風貌，調查瞭解許多歷史故實，訂正和補充文獻上的疏漏，也使他有可能接觸廣大人民的實際生活，增加了他對社會現實的瞭解。

司馬遷漫遊江淮回長安後，任郎中，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他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視察和安撫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元封三年（公元前108），任太史令。日常職司以外，他在“石室金匱”（國家藏書處）閱讀、整理歷史資料，以便實現父親著述歷史的遺願。經過四、五年的準備，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馬遷在完成了主持改革曆法的工作後，正式著手寫作《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為李陵事上奏武帝，獲罪，受腐刑。司馬遷受此大辱，憤不欲生。但是為了完成已經著手的著述，他決心“隱忍苟活”。

出獄後，司馬遷任中書令，這是比太史令品秩更高的官職。但由於這一職務當時通常由宦官充任，使司馬遷時時想起自己受腐刑的恥辱，因而對朝廷的一切事務毫無興味，專心於自己的著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司馬遷的朋友任安寫信給他，鼓勵他能有所作為，要把推薦選拔人才作為自己的責任。為此，司馬遷寫了有名的《報任安書》，信中沉痛地敘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而得禍的經過以及忍辱含垢的心情，並告訴任安：“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的《史記》此時已基本完成。以後，司馬遷的事蹟無可考，據王國維等人推斷，大約卒於漢武帝末年。

司馬遷繼承了先秦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加上他個人的特殊的家世和遭遇，使他在社會歷史問題的認識上較之前人有重大突破，具有積極的進步的意義。在《史記》中，他論證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和歷史人物成敗原因時，儘可能要找出社會根源，而避免用“天道”來說明人事。他在《史記》中主要寫了帝王將相的世系和事蹟，但也寫了不少沒有社會地位、受人輕視的下層人物的種種值得讚揚的事蹟，肯定了這些人物對社會的貢獻和歷史作用。他甚至把僅僅稱王幾個月的陳涉及其領導的農民起義與湯、武革命並列，給予極高的歷史地位。這樣的歷史見識，在古代歷史學家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但由於時代和階級的侷限，司馬遷不可能找到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他的歷史觀的核心仍是唯心主義的“三王之道若迴圈，終而復始”（《史記·高祖本紀》），這說明他對歷史發展的論述最終還是陷入了歷史迴圈論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他個人的不幸遭遇，固然使他對封建專制的統治有了清醒的認識，給他那支有力的史筆增添了強烈的愛憎感情色彩，但也使他的思想帶有某些消極悲觀的成分，表現出宿命論的色彩，這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他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認識、評價。

司馬遷在中國歷史學的發展中，繼承了先秦史學的優良傳統，並有所發展。他開創了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紀傳體史學，也因此開創了歷史傳記文學，這使《史記》既生動地表述了歷史程序，又刻畫了幾十乃至上百的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對中國史學和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尚著錄有賦8篇。今存《悲士不遇賦》一篇。這篇賦是他受腐刑後所作，不僅抒發了作者身遭大難後仍不甘於“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而且對現實社會中存在的不合理現象表示強烈的不滿，是漢武帝時期眾多賦作中有個性、有社會意義的一篇。《報任安書》不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而且由於作者真誠坦率的自我剖白，對自己不幸遭遇的充滿感情的敘述，使之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成為古代散文中不朽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