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國觀察家報

[拼音]：Ruan ji

中國三國時期魏國思想家。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為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志氣巨集放，任性不羈，尤好老莊，善彈琴。與嵇康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魏正始年間，任尚書郎，旋以病免。後召為曹爽參軍，又以病辭。司馬氏執魏政後，歷任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阮籍不滿司馬氏圖謀代魏，殺戮異己，遂不與世事。他發言玄遠，在政治鬥爭中，常以醉酒的辦法擺脫困境。他不拘禮節，嘗以白眼對待禮俗之士。魏景元四年(263)冬卒，時年54歲。阮籍的著作最早的版本有明嘉靖年間陳德文、範欽刻 2卷本《阮嗣宗集》，現在流行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的《阮籍集》校點本。

在自然觀方面，阮籍認為，天地是自然而然，自己生成的；萬物是由天地所生；自然界的天地日月，風雨山川等等，從不同的方面看，雖然形態各異，但從相同的方面看，則是“一氣之盛衰”，是“自然一體”的，“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最後都統一於氣。他以“道”為世界的本原，說:“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在論證自然界運動變化時，阮籍認為，“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自然界與萬物相互聯絡，和諧一致，“變化而不傷”。在論證音樂和自然的關係時，他認為，和諧是天地萬物之性，聖人作樂，是“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因此音樂的和諧是自然界和諧的體現。關於人體和自然的關係，阮籍認為，人的形體和精神都是自然界的產物。他說：“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達莊論》）。他認為理想的人格至人應是“恬於生而靜於死”，即對生死全不在意，“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完全順隨自然，與自然同體。他錯誤地認為，“生死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主張不去分辨是非、生死。

關於名教與自然的關係，阮籍的看法在他不同的著作中表現出不同傾向。《樂論》強調禮樂的教化作用，認為禮樂對維護“尊卑有分，上下有等”的等級制度有重要作用，“禮逾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通老論》和《通易論》認為，“明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體”，名教和自然沒有矛盾。又說“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就是順應了自然。而他的《達莊論》和《大人先生傳》則認為名教和自然不能調和。他從天地萬物“自然一體”的思想出發，指責儒家學說是制定名分、分別彼此的“分處之教”，違背了自然。他認為古代的“自然”社會沒有君臣、名教，沒有等級貴賤，人們“各從其命，以度相守”，“蓋無君而庶物言，無臣而萬事理”；君臣、名教產生之後，社會上的一切醜惡現象就與之俱生，“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遊拙，藏智自神”。他譴責統治者“竭天下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慾”，對人民強取豪奪；諷刺虛偽的禮法之士，是寄生在褲中的蝨子，他們藉以“詐偽以要名”的禮法則是“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

對阮籍的哲學思想，學術界有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阮籍自然觀的基本傾向是唯物主義的。另一種觀點認為，阮籍基本上是承襲了莊子的唯心主義天道觀，他講的“道”和老子、莊子講的一樣，是精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