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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Yan Fu

近代思想家、文學家、翻譯家。初名傳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後又改名復，字幾道；晚年號愈野老人，別號尊疑，又署天演哲學家。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

生平

嚴復14歲父死，以第一名考入福州造船廠附設海軍求是堂藝局即船政學堂，學習航海術及近代數、理、化等科學知識。19歲以最優等畢業，派往建威練船練習，次年改派揚武艦。光緒三年(1877)被派往英國留學，入格林尼茨海軍大學。當時他的興趣已轉向研究西洋政治制度和學術思想，常同駐英國大使郭嵩燾討論中西學術和政治制度的異同。光緒五年畢業回國，任福州船政學堂教習。次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創辦北洋水師學堂，調他任總教習，光緒十六年，升總辦。

嚴復到北洋水師學堂的上一年（1879），日本變法圖強，吞併中國屬國琉球。他看到清朝的政治腐敗，常對人說：“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王遽常《嚴幾道年譜》）。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後，嚴復受中國危亡時局的刺激，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闢韓》，強烈地宣傳“尊民叛君，尊今叛古”（蔡元培《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的理論，成為維新運動的重要理論家之一。這時期，他直接參預維新運動。除發表政論外，光緒二十二年(1896)，幫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提倡西學，培養維新人才。次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通中外之情，提高國人對西洋的認識，以利於推行變法維新。光緒二十四年，王錫蕃推薦嚴復通達時務，光緒帝在“百日維新”中召見，問他對維新的意見，要他把《上皇帝萬言書》抄呈。不久政變發生，通藝學堂歸併京師大學堂，《國聞報》被封，他的《萬言書》寫不下去了，仍在水師學堂任總辦。

從戊戌政變到辛亥革命，嚴復的生活是不安定的。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起義，嚴復慌忙避到上海，從此脫離水師學堂。二十八年，到北京任編譯局總辦。三十一年，在上海幫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三十四年，到北京任審定名詞館總纂。在這13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譯，所譯計有赫胥黎《天演論》(1896～1898)、亞當·斯密《原富》(1901)、斯賓塞《群學肄言》(1903)、約翰·穆勒《群己權界論》(1903)、《穆勒名學》(1903)、甄克斯《社會通詮》(1903)、孟德斯鳩《法意》(1904～1909)、耶方斯《名學淺說》(1909)。

辛亥革命後，從1912年到1916年，即袁世凱任大總統到竊國死去的5年中，嚴復在袁世凱手下先後任京師大學堂校長、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約法會議議員、參政員。1915年，袁世凱準備稱帝，授意楊度組織籌安會，嚴復被吸收為發起人之一，不過他沒有替袁稱帝鼓吹。晚年主要依靠譯書的版稅為生。

政治哲學思想

梁啟超說：“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嚴復其首也。”(《清代學術概論》)嚴復以英國留學生而為維新運動的理論家，用資產階級經典理論作武器，是他勝過其他維新運動者的地方。他在戊戌維新前發表的《救亡決論》裡提倡“西學格致”，即提倡科學，認為對於救亡來說，程朱之學“無實”，“徒多偽道”;陸王之學“師心自用”；其他考據、辭章“無用”。在《闢韓》中猛烈攻擊君主專制，認為“自秦而來，為中國之君者”，皆“最能欺奪者”，“所謂大盜竊國者”。在譚嗣同《仁學》發表以前，這是對君主專制所作的極猛烈的攻擊。嚴復還用中西事理作比較，有力地用資本主義思想來抨擊封建思想，宣傳變法救亡的主張。他指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教化之極則”（《論世變之亟》），用力今勝古來反對好古忽今，用進化論來反對迴圈論。又指出“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同前），“彼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原強》），要用自由平等來代替封建思想和專制政治。

到戊戌變法前一年，嚴復的思想有所後退。在《中俄友誼論》中說：“以今日民智未開之中國，而欲效泰西君民並主之美治，是大亂之道也。”他的後退，一方面出於外面的壓力。他的《闢韓》發表後，湖廣總督張之洞命屠守仁作《辯闢韓書》，在《時務報》上發表，痛罵嚴復。據傳嚴復將罹不測之禍，經人疏解才罷（王栻《嚴復傳》）。另一方面，嚴復的思想裡本有消極的庸俗進化論。他在《原強》裡說：“善夫斯賓塞爾之言曰：‘民之可化，至於無窮，惟不可期之以驟’。”這種庸俗進化論主張漸變，反對突變，主張改良，反對革命，影響他後來對革命的態度。戊戌政變後，民主革命勢力越來越發展，嚴復在翻譯《群學肄言》時，就宣揚改良主義，不贊成革命。到翻譯《社會通詮》時，更認為孫中山提倡的民族主義是屬於宗法社會的產物，會使中國社會停滯不進。他從先進轉到落後，趨向反動了。

文學創作和理論

嚴復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戊戌維新前後所創作的詩文，突出的是政論文。他的政論文充滿激情，象《論事變之亟》，開頭說：“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在文中揭露頑固派的卑劣靈魂：“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權勢之地乎！”他還用了不少形象性的比喻，象寫封建統治者用科舉籠絡人才，說：“吾頓八紘之網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曝腮斷鰭，頹然老矣，尚何能為推波助瀾之事也哉！”達到了“喻巧而理至”(《文心雕龍·論說》)。吳汝綸稱讚嚴復的文章“往復頓挫，尤深美可誦”（《吳摯甫尺牘·答嚴幾道》）。章炳麟卻在《社會通詮商兌》裡批評嚴復的文章：“然相其文質，於聲音節奏之間，猶未離於帖括。申夭之態，回覆之辭，載飛載鳴，情狀可見，蓋俯仰於桐城之道左而未趨於庭廡者也。”章炳麟批評他的文章還在桐城派的門外是對的。桐城古文對語言的運用有種種限制，力求雅潔，不適於表現當時的新事物。嚴復的散文突破桐城派的範圍，能更好地結合新事物來表達新思想，與八股文的空洞無物不同。至於他的表達手法，“申夭之態，回覆之辭，載飛載鳴”，也就是“往復頓挫”，在論文中表達感情，來抒發“諷諭之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因之“深美可誦”。他不以詩著名，但戊戌政變時所寫的詩，也往復頓挫，深美可誦，如《戊戌八月感事》等篇。

嚴復的文藝論，主張“光景隨世開，不必唐宋判”，跟著時代開闢新的光景，不必學唐學宋。“詩中常有人，對卷若可喚”，要寫出作家的個性和品格來。“譬彼萬斛泉，洄洑生微瀾，奔雷驚電餘，往往造平淡”，強調要有深厚的內容（《愈野堂詩集·以漁洋精華錄寄琥唐山》）。他的詩雖然不能實踐他的詩論，但是比較樸實真切，有感情。他在《詩廬說》中說：“讀者兩間至無用之物也……無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則失其真甚焉。”主張為藝術而藝術，認為詩不能為其他的目的服務，是片面而不正確的看法。他在《〈天演論〉譯例言》裡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首先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準則。但他對於雅，認為“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後來又反對梁啟超說他的譯文“太務淵雅”，認為“若徒為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分見《新民叢報》第一、七期）所以到五四運動中提出以白話代文言時，他表示反對，以為是“退化”，“遺棄周鼎，寶此康瓠”（《與熊純如書札》節抄第64），站到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一邊了。

翻譯

嚴復另一方面的突出成就是翻譯，他在戊戌維新失敗之後，努力譯述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用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思想。在當時發生了極大影響的譯著是《天演論》。他在譯著中加了不少按語，在《察變》的按語中，提出“物競、天擇二義，發於英人達爾文”，介紹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在《趨異》的按語中指出：“資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術者既多取之而豐，無具者自少取焉而嗇。豐者近昌，嗇者鄰滅”，對當時中國的落後貧困會趨向滅亡，給全國人民敲起了警鐘。他翻譯《原富》，在《斯密亞丹傳》中說：“顧英國負雖重，而蓋藏則豐，至今之日，其宜貧弱而反富強者，夫非掊鎖廓門，任民自由之效歟？”實際是為中國指出用《原富》的理論來扭轉貧弱而趨富強。這些都是用翻譯來為變法圖強服務的。他是介紹資本主義學術思想的傑出的翻譯家。

嚴復的譯著彙刊為《嚴譯名著叢刊》，自著有《嚴幾道文鈔》、《愈野堂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