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伯奇(1895～1979)

[拼音]：Sang Hongyang

中國西漢時期傑出的理財家。洛陽人，商人家庭出身。他13歲入宮為侍中，善“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漢書·食貨志》）而深得漢武帝寵幸。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出任大農丞，掌管歲計事務。元封元年（前110）升任治粟都尉，後任大司農、御史大夫，長期執掌西漢中央財政大權。

漢初，西漢王朝對匈奴一直採取屈辱的和親政策，武帝即位後，為了抗禦匈奴的軍事侵擾，軍費支出浩繁，加上漢武帝本人的糜費，造成封建財政上的嚴重困難。當時有關國計民生的冶鐵、煮鹽、鑄錢等重要經濟事業，卻仍操縱在富商大賈和地方豪強手中，他們“財過王者”、“富埒天子”（《食貨志》）而不佐國家之急。桑弘羊掌管中央財政大權後，為了從經濟上加強中央集權，打擊富商豪強，扭轉財政困窮的局面，鞏固封建統一政權，全力輔佐漢武帝制定和推行了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統一鑄幣、均輸、平準（見均輸、平準論）和屯田戍邊等一系列重大的財政經濟政策，對漢武帝一代文治武功作出了重要貢獻。

桑弘羊在政治思想上祖述法家，崇尚“法治”；在經濟思想上則主要繼承了《管子》以及范蠡、白圭等先秦思想家的觀點，並運用於實踐而有所創新。

封建國家控制經濟的思想

桑弘羊認為鹽鐵等經濟事業是封建王朝的“霸王之資”，“人君統而守之則強，不禁則亡”（《鹽鐵論·刺權》）。基於這一認識，他提出“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復古》），即一切自然財富，都應屬國家所有，並由國家經營，而不能放任讓富商豪強專利。因此，他在積極推行鹽鐵官營、統一鑄幣的基礎上，又首創了均輸、平準和酒類專賣等政策，從而把生產和流通的主要部門和大量經濟利益牢牢控制在國家手中。他指出這樣做的好處是：有利於抗禦匈奴；有利於打擊富商豪強兼併勢力，鞏固封建中央政權；有利於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備荒；有利於平抑物價，安定民生；有利於縮小社會貧富之間的差別;有利於穩定幣值，百姓樂於其業。桑弘羊的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及其具體措施，適應了當時封建王朝的財政需要，不僅為西漢政權開闢了可靠的財政來源，而且出現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漢書·食貨志》）的局面，從而鞏固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

重視發展官營工商業

桑弘羊把商業看作是攫取貨幣財富的源泉，認為孔丘的弟子子貢之致鉅富，就是由於“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鹽鐵論·貧富》），即經商賤買貴賣的結果。他說：“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從事商業經營，也可以發財致富。他還十分強調商業在流通中的作用，認為當時“百姓匱乏，財用不足”的原因，就在於“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因此，必須通過商品交換，促進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才能使“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通有》）。

農工商之間的相互關係

桑弘羊提出了“農商交易，以利本末”（《通有》），農工商並利的重要思想。他雖然說“富國何必用本農”（《力耕》），但並不否認農業是封建經濟的根本，與手工業、商業有著密切的依存關係：“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大力發展手工業，就能為發展農業提供足夠的農具；大力發展商業，就能使各地的物產暢通和得到充分利用，增加社會財富，從而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因此他主張“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本議》）。但是，他重視發展官營工商業，認為工商業必須由政府控制，而對私人工商業，則主張加以排斥。所以，他在重視工商業的同時，也提出了“建本抑末”的主張（《復古》）。

貨幣和價格

在貨幣問題上，桑弘羊提出“幣與世易”的思想，即貨幣隨著時代變化而發展。他還認為貨幣應由國家統一鑄造，貨幣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錯幣》）。在價格問題上，他繼承《管子》的價格觀，提出“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力耕》）的觀點，主張由國家運用價格政策，以平衡輕重關係（見輕重理論），調劑物資餘缺，使“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禁耕》），反對那種貴賤無常的市場價格。

此外，桑弘羊還對大量移民戍邊屯田、發展對外貿易以消費刺激生產，減輕農民賦稅等問題，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