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昌

[拼音]：Tan Sitong

中國近代思想家，資產階級維新運動政治家。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等。湖南瀏陽人。

生平和著作

譚嗣同生於封建官僚家庭，少時受中國傳統舊學影響較深而好任俠。1894～1895年受中日甲午之戰刺激，他思想上開始從傳統舊學轉向新學，廣泛研究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政治上則力主“盡變西法”以圖強。1896年他經過上海訪康有為，未遇。後結識梁啟超，並通過樑啟超瞭解到康有為維新變法的基本理論，對康十分景仰，自稱為康的私淑弟子。同年，他以同知入資為江蘇候補知府，在南京候補約一年。其間，他從楊文會研究佛學，也積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並來往於滬寧間，與梁啟超等研討變法理論。1897年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回湖南籌辦新政，參與創立時務學堂、武備學堂，編輯《湘學新報》、《湘學報》。次年，創辦南學會和《湘報》等，積極進行維新變法宣傳。1898年6月，光緒帝下詔變法，譚嗣同由候補知府權充四品軍機章京，參議新政。然而，在封建頑固派和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干預下，歷時僅百日的變法維新運動即告失敗。當反變法政變發動之始，有人曾力勸譚嗣同出走暫避，但他謝辭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隨即遭捕，並於9月28日與楊銳、林旭等6人同時就義。

譚嗣同短促的一生，留下了10多部著作，在他生前只自編刻印了《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包括《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和《石菊影廬筆識》等篇，是研究譚氏早期思想的重要資料。1899年梁啟超、唐才常分別在《清儀報》和《亞東時報》上連載發表譚嗣同的哲學代表作《仁學》。1900年出版《瀏陽二傑遺文》。辛亥革命後在長沙出版了《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後來上海文明書局編印了《譚瀏陽全集》(後由群學社改版為《譚瀏陽集》)。此外，上海中華圖書館出版了《譚復生文鈔》。1954年三聯書店出版了《譚嗣同全集》。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譚嗣同全集（增訂本）》，蒐羅完備，校勘詳細，並附有關傳記史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哲學思想

譚嗣同哲學思想的來源和構成比較混雜，充滿著矛盾。他的初期思想受張載、王夫之等人氣一元論的影響，主張“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說“元氣縕，以運為化生者也”，是一種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後來，他學習了一些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又深受佛學唯心主義的影響，便企圖把科學與宗教熔為一爐，建立一種“仁學”宇宙觀。

仁學

譚嗣同依據近代自然科學的知識，認為充滿宇宙間的是“以太”，儘管構成宇宙萬物的是“原質”（化學元素），而“原質之原，則一以太而已矣”。他從“以太”進而提出“仁”，說“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學者第一當認明以太之體與用，始可與言仁”。說物質性的以太是仁之體。同時，譚嗣同又強調以太作為媒介的傳導效能，把它看作是與仁一樣的東西，從而否定了以太的物質性，他說：“以太也，電也，粗淺之具也，借其名以質心力”；“精而言之，夫亦曰‘仁’而已矣”。甚至說，“以太者亦唯識之相分”，“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天地間仁而已矣”。把宇宙萬物的本原歸結為“仁”，這明顯地反映出譚嗣同所要建立的“仁學”體系，已轉向唯心主義。

認識論

在認識論上，譚嗣同早期曾具有某些唯物主義思想因素。他曾說過人的認識來源於客觀實際，認為“古聖人正五色以養明，定六律以養聰，豈能憑虛無而創造哉？亦實有是物而不容廢也”。並明確提出“名”是“實之賓”，“名無實體，故易亂”。這種唯名論觀點，為他沖決名教之網羅提供了認識論根據。但是他又主張“貴知不貴行”，否認人們通過感覺和思維活動能認識客觀事物，認為只有靠佛教唯識宗的“轉識成智”的神祕直覺，才可獲得真理。這一根本觀點是唯心主義的。

辯證法思想

譚嗣同的“仁學”體系中包含有比較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因素。他十分強調事物的運動、變化和進化，並指出“日新”乃“異同攻取”的結果。他認為，“天地萬物之始，一泡焉耳”，由於“異同攻取”，在宇宙間演成各種天體，又在地球上進化出各種生物:“沮洳鬱蒸，草蕃蟲蜎，璧他利亞，微植微生，螺蛤蛇龜，漸具禽形。禽至猩猿，得人七八。人之聰秀，後亦勝前”。人類社會也是不斷向前發展、“自苦向甘”的。可是，他又以佛教的“剎那生滅”、“一多相容”和“破對彼”等理論否定事物性質的相對穩定性，幻想溶合矛盾、取消對立，陷入了相對主義。

政治思想

譚嗣同的“仁學”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要求。他在“仁學界說”中提出:“仁以通為第一義”，“通之象為平等”，並根據“仁”、“通”、“平等”這種政治倫理哲學，對封建名教和君主專制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認為“三綱五倫”的名教和君主專制主義根本違反了“仁”、“通”、“平等”的道理。他抨擊君主專制主義說：“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而君主專制之所以得以維持，“則賴乎早有三綱五倫字樣，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他人為，在維新變法中，若“五倫不變，則舉凡至理要道，悉無從起點，又況於三綱哉！”因此，他大聲疾呼“沖決君主之網羅！”“沖決倫常之網羅！”譚嗣同這些反封建的急進思想，對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產生了積極影響。

關於譚嗣同哲學的性質，有的學者認為他始終堅持了唯物主義的路線;有的學者則認為，片面強調心的作用，是他始終未變的觀點。（見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