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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Guomin Caifu de Xingzhi he Yuanyin de Yanjiu
[英文]：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8世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A.斯密的名著。簡稱《國富論》。1776年在倫敦出版。19世紀末，中國清末維新派代表人物嚴復將該書第一次譯為中文，譯名《原富》，1902年出版。
歷史背景
18世紀50～60年代，城鄉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相當發達的英國，正處在工場手工業向大機器工業的過渡時期。但殘餘的封建制度和重商主義政策還阻礙著新興產業資本的發展。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國富論》，其經濟思想代表了產業資本同封建殘餘作鬥爭，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
斯密深受18世紀資產階級進步哲學的影響。他的家鄉格拉斯哥是這一時期新興的工業城市之一。18世紀中葉，這裡迅速地發展起了紡織、皮革、冶鐵、造船等工業，作者目睹了這一發展過程，並經常與工商業者接觸，參加他們組織的“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的活動，討論發展經濟遇到的問題。這些對《國富論》經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出發點和物件
資產階級人性論是斯密認識社會問題的出發點。在他看來，人的本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倫理道德領域人們都具有“同情心”；另一方面，在經濟活動領域人們都具有“利己心”。《國富論》即以“利己心”為出發點，認為追求個人利益是每個“經濟人”進行經濟活動的動機和目的。國家干預私人經濟活動，只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和國民財富的增長，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才能充分體現“經濟人”的利己本性，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有利於生產發展，會自然而然地達到社會共同利益。
全書以國民財富為研究物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在於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書中指出：“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國富論》的體系正是圍繞著分析影響國民財富增長的各方面的因素展開的。
內容
全書共分五篇，三十二章。書的“序言及全書設計”指出：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是財富的源泉。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取決於勞動生產力的水平和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數。因此第一篇和第二篇首先論述了這兩個影響國民財富增長的主要因素。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力的增進是分工的結果。所以在本書的第一篇，他從分工開始進而論及與之有關的交換（貨幣、價值）、分配（工資、利潤、地租等問題。這一篇實際上圍繞著提高勞動生產力闡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流通和分配的規律。斯密又認為社會上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數取決於資本量；社會就業人數的增加，從而產品的增加將是資本增加的結果。所以在本書的第二篇，他著重分析了資本的性質、資本積累和資本的用途。以上兩篇實際上已經包括了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內容。第三篇從經濟史的角度考察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因素，主要論述了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農業受阻抑的情況，和都市勃興商業發展的作用。第四篇評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學體系。對重商主義把貨幣和財富等同起來的觀點、貿易差額論和國家統治對外貿易的政策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對重農主義，肯定其認為在完全自由、完全公平的制度下國家才能繁榮的觀點“最接近於真理”；批評其片面地認為只有農業是生產的，工商業是不生產的觀點。第五篇論述國家的費用、公共收入的來源，以及國家財政稅收政策對國民財富增長的影響，主張限制君主和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實行經濟自由主義。
《國富論》的全部內容，始終貫徹的一個指導思想是主張實行自由放任政策，實際上就是主張在自由競爭中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斯密在《國富論》第一、二篇中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歷史上各種經濟觀點，創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使政治經濟學形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因此，《國富論》在政治經濟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不過，斯密的研究方法是二重的，即一方面探索各個經濟範疇的內在聯絡，另一方面又僅僅描繪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中表現出來的表面的聯絡。《國富論》中的理論觀點也表現出二重性，即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正確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內在規律性，另一方面，又僅對經濟現象作一般的描述和概括。書中正確的觀點和錯誤的觀點常常交錯在一起自相矛盾。這種情況從客觀來說是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中現實的矛盾在斯密理論中的反映，從主觀上來說則是由於作者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造成的。《國富論》中的這一情況還表現了當時政治經濟學尚處在創立時期，許多經濟理論尚不成熟。這些互相矛盾的觀點後來成為不同經濟學派別的思想來源。
分工
斯密認為發展分工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主要方法。他首先從當時的主要生產形式手工工場的特點出發，總結了分工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原因。他指出：
（1）勞動者的技巧因分工和專業化而增進；
（2）分工可免除工人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所費的時間；
（3）分工使操作簡單化，可促進機械發明。他繼而考察了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生產，指出文明國家的一切工業品，從生產原料、製造工具到加工成品、運輸出賣，都是由各行各業分工協作而成。這種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生產，使勞動生產力提高，產量增加，各生產者之間通過交換，互相供給需要，使社會各部分聯成一個協作的整體。但是他的論述只強調分工對提高勞動生產力的作用，而忽視分工的歷史性和社會性。他也不懂得手工工場內部分工和社會分工的區別。在他看來兩種分工只是範圍不同。他不知道前者是以生產資料集中在個別資本家手中為前提，後者則以生產資料分散於不同的商品生產者手中為前提；手工工場內部的分工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分工則是各個企業或獨立生產者生產不同的商品，通過市場交換彼此聯絡起來，這種分工受自發的競爭勢力支配。在分工與交換的關係上，他還錯誤地認為分工是人類本性中互通有無的交換傾向引起的，不把分工看成是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書中也指出了分工給工人帶來的不利影響，使操作單一、呆板、妨礙工人智力發展，可是他不聯絡手工工場中分工的資本主義性質去認識這種危害，而認為是一般分工的結果。
貨幣
斯密認為分工發生之後，人們就要靠交換生活。因此，他論述了作為交換工具的貨幣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以及它在交換中的作用。他認為貨幣是在克服物物交換的困難中產生的。例如屠夫要賣肉，釀酒人和做麵包的人需要買肉，但屠夫不需要酒和麵包，交換就發生了困難。一些人就想到先用自己的產品換取為許多人都樂於接受的商品，以便使交換順利進行。於是這種商品就逐漸成為交換的通用煤介，發展為貨幣。起初在各個地方充當貨幣的商品是多種多樣的。後來集中到用貴金屬作貨幣，開始用金屬條塊，後來又發展為金屬鑄幣。斯密在一定程度上正確地敘述了貨幣產生的歷史事實。但沒有與勞動價值論聯絡起來，從分析商品內在矛盾的發展中，對貨幣的產生、貨幣的本質作出理論的說明。
《國富論》中只突出了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作用，認為“貨幣只是貨物藉以流通的輪轂”。這一觀點和其反重商主義有關，但忽視了貨幣的其他職能。斯密讚揚紙幣代替金屬貨幣方便了流通，減少了費用，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忽略了二者的區別。
價值
《國富論》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外在的交換尺度，進一步探討商品交換的基礎，交換的內在規律性，從而轉入了對商品交換價值的研究。在總結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對商品的交換價值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
斯密在書中首先對商品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作了區分。他說：“價值一詞有二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於佔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後者可叫做交換價值。”他還指出一個商品可能使用價值很大，而交換價值很小，或者使用價值很小甚至沒有使用價值，而有很大的交換價值。他強調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區別是正確的，但不懂得這二者在商品中的對立統一關係，不知道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作了以上區分後，他便拋開使用價值，集中說明交換價值。書中提出關於商品的交換價值要說明三個問題：“第一，什麼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換言之，構成一切商品真實價格的究竟是什麼？第二，構成真實價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麼？第三，什麼情況使上述價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時高於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有時又低於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在第一個問題中，他主要闡述了勞動決定價值的觀點。在第二個問題中他實際上闡述了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庸俗觀點。在第三個問題中他闡述了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
斯密在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宣稱任何一個生產部門的勞動都是財富的源泉，克服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對生產勞動的片面看法。他以分工為基礎說明交換價值，把商品同商品交換的實質歸結為商品生產者對勞動的交換。這時，他講的勞動實際上已經不是各部門的勞動，而是一般的勞動。但是他並沒有研究使勞動成為商品價值的社會關係，即勞動的社會性質。
斯密在論述商品的交換價值時提出了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和商品的“真實價格”兩個概念。“真實尺度”指的是一個商品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這是商品交換價值在不同社會中共同的外在尺度，也就是一個商品的購買力。這個“真實尺度”又取決於作為商品交換價值的內在尺度的“真實價格”。商品的“真實價格”，在不同的社會中，由不同的因素構成。在初期社會（斯密稱之為“野蠻社會”），它只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所構成，所以商品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也就等於生產這一商品所耗費的勞動。在“進步社會”（指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的“真實價格”不再單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構成，而由工資、利潤、地租三者構成。於是“真實尺度”不再取決於耗費勞動而取決於工資、利潤、地租之和，於是形成了斯密價值理論中的二重觀點。如果拋開商品價值中包含的補償生產資料的部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商品價值可以分解為三種收入，但他倒果為因，認為三種收入是商品價值的根本源泉顯然是錯誤的。這種觀點不僅把價值的源泉和收入的來源混同了，而且必然在理論上陷入迴圈論證。
造成斯密價值理論二重觀點的原因，首先是由於他理論上的混亂，但在客觀上也有其深刻的社會基礎。斯密對於歷史較為敏感，他覺察到價值規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所不同。這一變化實際是：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直接按照耗費勞動決定的價值進行交換；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現實的交換是以生產價格為中心。但斯密沒有研究商品價值所反映的社會經濟關係，因而也就不能正確說明從簡單商品生產轉變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引起的價值規律作用形式的變化。他誤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勞動決定價值的規律不起作用了，把資本主義商品交換以生產價格為中心，看成是由三種收入決定價值了。
《國富論》中還論述了市場價格和自然價格的關係。這裡講的自然價格是以他的三種收入價值論為基礎，指的是與工資、利潤、地租的自然率相符合的價格。市場價格是指的由商品的實際上市量和其有效需求之間的比例決定的實際價格，簡單說也就是受供求影響的價格。他指出自然價格是中心價格，由於供求比例的變動，市場價格有時高於有時低於自然價格。但前者受後者制約，時時刻刻都圍繞著自然價格這個中心。斯密在這裡正確地表述了價格圍繞價值波動的規律性，但是他沒有從理論上說明價值和價格的內在聯絡，以及為什麼價格圍繞價值波動是價值規律作用的必然形式。
總之，斯密在《國富論》中第一次對價值理論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儘管他的觀點包含許多矛盾和混亂，但畢竟正確地闡述了耗費勞動決定價值的觀點。他以後在論述有關剩餘價值的性質和來源的問題時，常常堅持這一觀點，從而成為他的分配理論中科學成份的基礎。
分配理論
《國富論》中的分配理論以對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結構的分析為基礎。斯密認為這個社會分為工人、資本家和地主三個階級。三個階級的收入是社會上的基本收入，其他收入如利息等是派生的收入。因此，斯密的分配理論主要是論述三種收入的性質及其自然率。
《國富論》中首先論述自然工資。認為“勞動生產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在土地尚未私有，資本尚未積累的原始社會狀態下，工資包括全部勞動生產物。這時，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工資也在增長。但在產生了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以後，土地所有者和資本所有者都要求佔有勞動生產物的一部分，因此，這時的工資就不再是全部勞動生產物，而成為生產物的一部分了。工資佔的份額由勞資雙方競爭中達成的協議決定。工資額至少要達到勞動者能購買維持其生活和延續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斯密把工資看成是勞動的報酬有正確的方面，但看成是永恆的範疇是不對的。工資代表的是資本主義條件下僱傭勞動者的收入，因此，斯密的解釋未能正確說明工資這一範疇的特定性質。不過他在工資問題上同在價值問題上一樣也表現出歷史的敏感性。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產生後，工資發生了變化。這時由於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工資不再包括全部勞動成果，而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就這個意義上說，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一部分勞動成果被生產資料所有者佔有的剝削關係。另外，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資只能等於維持工人生存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他實際上講的是勞動力的價值。可是他不懂得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分，又誤認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工資是勞動的價值或價格。
此外，書中還從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庸俗觀點出發，認為平均工資是生產費用的一部分，工人的工資似乎是他的勞動的全部報酬。這種觀點又掩蓋了僱傭勞動者受剝削的實質。
《國富論》中還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情況對工資變動的影響。斯密把國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國民財富不斷增長的國家，這種國家對勞動的需求不斷增加，工資不斷提高。第二類是國民財富不增不減生產停滯的國家，工資也不增不減處於停滯狀態。第三類是國民財富衰退的國家，由於對勞動需求減少，工資也在降低。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勞動報酬優厚是國民財富增長的結果。國民財富的增長和勞動者的利益是一致的。斯密不分析各類國家經濟關係的性質，籠統地得出國民財富增長，必然使工資提高的結論是不科學的。這一觀點和前邊說明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資只是工人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的觀點也是矛盾的。
《國富論》中認為利潤是資本家階級的收入，在對利潤的性質和來源的解釋上也表現出二重的觀點。一方面，斯密拋開競爭現象從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出發認識到了利潤的本質。他指出資本家手中一旦積累起了資本，為了獲得利潤便用它購買原料和勞動投入生產。這時勞動生產物就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資，另一部分支付企業主的利潤。這裡利潤是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的扣除部分，即剩餘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他還明確地反對把利潤說成是資本家監督指揮勞動的工資。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斯密認識到了剩餘價值的真正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58頁）。不過斯密並沒有從利潤抽象出剩餘價值這個本質的範疇。另一方面，他又從表面現象看問題，把利潤看成是資本的收入，是價值的本源之一，這一看法違背了他的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掩蓋了利潤的真正來源。斯密還認為利潤總是同資本量成比例，因此，他講的利潤又是平均利潤。他不僅不能區分剩餘價值和利潤，並且把利潤和平均利潤也直接混同起來。
斯密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利潤率有下降的趨勢，但未能正確說明利潤率下降的原因。他把利潤率下降只歸結為資本家之間競爭的結果，不知道利潤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佔的比例的減少。不過在當時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形勢下，利潤率下降還沒有引起他的擔心。他抱著樂觀主義的態度，認為利潤率下降是國民財富增進和社會繁榮的標誌。
書中把利息看成是利潤的一部分，是派生的收入。這種觀點雖然早在斯密之前由J.馬西（?～ 1784）和D.休謨（1711～1776）提出來了，但都不如斯密論述得詳盡。他指出英國法定利息率不斷下降，正是由利潤率下降引起的。
《國富論》中認為地租是地主階級的收入，是土地成為私有財產後，耕種者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代價。自然的地租是租地人所得農產品總額扣除用於補償種子和購置耕畜及其他農具的農業資本，支付工資，並提供當地農業資本的普通利潤後剩餘的份額。這種觀點正確地認識到地租是在土地私有制出現的基礎上產生的，實際上把地租看成是平均利潤以上的餘額，基本上說明了資本主義農業中三個階級的分配關係。但斯密沒有科學的平均利潤理論，因而他不可能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說明這個平均利潤以上的餘額在農業中是怎樣形成的。
斯密對地租來源的解釋是極不統一的。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他認為土地所有者佔有的是勞動生產物的一部分，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種觀點認識到了地租是工人的剩餘勞動所創造的，正確說明了地租的真正來源。從商品價值由三種收入決定的錯誤觀點出發，他把地租看成是使用土地的自然報酬，是價值的本源之一。這種觀點割斷了地租和工人勞動之間的關係，掩蓋了地租的本質。書中有時又把地租看成是來自農產品的壟斷價格，這種觀點看到農業中由於土地所有權的干預，農產品價格中含有壟斷的因素，有正確的成份。但是他不知道土地私有的壟斷，只是阻礙農業部門參加平均利潤的分配，能維持按農產品的價值出賣，因此，高於平均利潤的部分成為地租。他錯誤地認為農產品的壟斷使其價格高於價值，高出的部分轉化為地租。這樣實際上是把地租看成是來源於流通過程。斯密還受重農主義影響，認為農業中自然力也和勞動一樣參加工作並創造價值。地租是地主借給農業家使用的自然力的產物。這種觀點混淆了使用價值的生產和價值的創造。他不懂得自然力只能使勞動生產力提高，增加產品作為使用價值的數量。地租作為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只能來源於勞動創造的價值，和自然力的作用無關。
斯密對三種收入的分析，明顯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維護本階級的利益，他肯定利潤是資本家正當的收入來源。對於地主階級來說，雖然他批評地租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但又同時承認地租收入的合理性。這也表現了英國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土地貴族妥協的烙印。
資本理論
《國富論》第二篇中對資本作了論述。關於資本的性質，斯密在論述利潤時，實際上已經論述到了。當他講到資本總是用來僱傭工人進行生產，獲取利潤時，他實際上已接近於認識到資本代表的是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之間的關係。不過斯密從來沒有給資本下定義為代表一定的經濟關係。他認為資本是總資財中用於再生產以取得收入的部分。他只是把資本看做是用於再生產的生產資料，因此，他只是說明了資本在再生產過程中的表現形式，而沒有說明資本是佔有剩餘價值的工具的本質。這種認識也決定了他不可能區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斯密的貢獻是提出了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分。他根據資本在再生產運動中的不同情況，認為資本可以劃分為兩部分：用於生產或購買物品，然後通過出賣以取得利潤的部分，可稱為流動資本。用於改良土地或購買機器等不用通過出賣即可提供利潤的部分，可稱為固定資本。在這之前重農學派雖然已把資本區分為“原預付”和“年預付”，但斯密把它發展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劃分，就把資本的概念普遍化了，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他的認識也有退步的地方，即重農學派在劃分“原預付”和“年預付”時只限於生產資本，斯密的解釋則把流動資本和流通資本混同起來了。他還受重農主義的影響，對二者的區別只從資本的物質形態變換的角度而沒有從價值轉移的角度來認識。從價值轉移的角度看，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價值都要轉移到新產品中去，都要通過產品出賣進入流通過程。二者的區別僅在於價值轉移的方式不同。流動資本的價值是在一個生產週期內全部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固定資本的價值則是每個生產週期只轉移其價值的一部分。書中認為固定資本不經過出賣進入流通過程是不正確的。
《國富論》中認為資本積累是擴大生產、增加財富的重要條件。資本積累取決於社會總資財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書中說：“資本增加，由於節儉；資本減少，由於奢侈”。他把資本積累的源泉看成是資本家勤勞節儉的結果，顯然是掩蓋了資產階級對工人剩餘勞動進行剝削的真正來源。但就他主張積累資本反對奢侈浪費來說，當時具有反封建的意義。
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區分
斯密在書中強調增加國民財富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增加生產勞動者人數，減少非生產勞動者人數，由此斯密很重視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分析。不過斯密對這一問題的論述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生產勞動是與資本相交換的勞動；非生產勞動是與收入相交換的勞動。創造業工人的勞動屬於前者，他生產的價值不僅能維持勞動者自身，還為僱主提供利潤。家僕的勞動屬於後者，它不增加價值。這種觀點基本上正確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性質，即僱傭勞動是為資本生產利潤的勞動。另一種觀點，把生產勞動解釋為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是不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這種觀點只是從一般勞動過程中的表面現象看問題，完全不能說明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本質。
社會資本再生產
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是斯密理論體系中一個薄弱的部分。他沒有接受F.魁奈《經濟表》中對再生產論述的觀點，甚至對這一問題沒有專題論述，只是在有關的理論中有所涉及。這一方面是由於在理論上從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觀點出發，形成了所謂的“斯密教條”，即認為商品的價值只包括工資、利潤和地租三部分，忽視了生產資料的價值部分。這種觀點顯然為研究社會再生產中的實現問題造成了困難。另一方面從分析問題的方法上看，魁奈的《經濟表》是以全社會經濟綜合運動為物件的巨集觀分析；而斯密則是以個體經濟單位活動為物件的微觀分析。不過斯密在社會再生產問題上也有他的貢獻。這就是他在研究一個國家的總財富時，提出了總收入和純收入的區分。他說：“一個大國全體居民的總收入，包含他們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在總收入中減去維持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費用，其餘留供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純收入。換言之，所謂純收入，乃是以不侵蝕資本為條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資財。”這裡他已把“斯密教條”中丟掉的生產資料部分通過曲折的道路補充進來了。他進一步考察總收入和純收入，在物質形態如何區分時，遇到了一個重要問題。他看到一部分社會產品如機器等，從物質形態上看無論如何不能歸入個人消費品。這就是說生產生產資料部門的產品從物質形態上不能歸入社會純收入，其價值可以歸入純收入。另一部分生產生活資料的部門的產品無論從物質形態或價值形態上都能歸入社會純收入。但他並沒有明確地把社會生產部門分為兩大部類，更沒有研究兩大部類在再生產中的關係。
《國富論》的經濟思想對以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國富論》中若干經濟觀點被當時的政府所採納，對這一時期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對歐美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972年和197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國富論》中譯本（上、下）。
參考書目
魯友章、李宗正主編：《經濟學說史》上冊，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陳岱孫：《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陳冬野：《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