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法典
[拼音]：Qin-Han zhi Qing （Yapian Zhanzheng qian）de jingji sixiang
[英文]：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from the Qin-Han to the Qing dynasty
從秦漢到鴉片戰爭是統一的封建地主經濟體系佔統治地位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經濟思想，主要反映了地主階級及其內部各階層的經濟利益與要求。同時農民階級的經濟主張，也在反對封建壓迫和剝削的鬥爭中得到了體現。
在這兩千年的漫長時期內，土地兼併、財政困難和貨幣問題不斷出現。如何認識和解決這些矛盾，始終是地主階級思想家最棘手的難題，因此，其他方面的經濟觀點雖有所反映，終究不如土地、財政、貨幣問題上的議論廣泛而頻繁。當然，在封建地主經濟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特別是在它的前期和後期，由於客觀經濟條件的變化，經濟思想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即使討論同一經濟問題，也因客觀形勢的發展而各具有不同的時代特色。
與先秦時期比較，秦、漢以來的經濟思想更偏重於解決實際經濟問題，較少作理論原則上的闡述。在基本經濟原則方面，一般是遵循先秦諸子尤其是儒家的觀點，並逐漸使之成為傳統經濟教條。但本時期在有關具體經濟措施的大量調整、改革和爭論中，也出現不少對於經濟事物發展的新認識。到封建地主經濟後期，又逐漸形成反對或批判若干傳統經濟教條的思想發展趨勢，反映了新的經濟關係在封建經濟體系內部的孕育和成長。
秦漢
秦王朝的建立，在中國開始形成了統一的封建地主經濟體系，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問題。如何對待和解決這些問題，特別是如何鞏固封建地主政權賴以建立的物質經濟基礎，就成為秦漢四百年間地主階級思想家所面臨的重要任務。因此，這一時期湧現出許多頗具見地、內容豐富的經濟思想。
農工商思想
漢初一些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面對戰後社會經濟的凋敝狀況，極力主張大力發展農業。賈誼針對當時棄農經商、“背本而趨末”的現象，強調使民“歸之農，皆著於本”，並把積貯財物，特別是糧食儲備，視作“天下之大命”（《漢書·食貨志上》）。晁錯進一步指出商人對農民的“兼併”是使農民流亡的原因，因此主張“貴五穀而賤金玉”，提出“以粟為賞罰”（《食貨志上》），從而把古代的重農思想推到了極端。
秦漢初期曾推行抑商政策，到公元前一世紀，又出現了重視商業活動的思想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專為富商大賈立傳，把他們譽為“賢人”，並積極宣揚他們的致富之道。桑弘羊重視商業的作用，但主張發展官營商業而打擊私人商業資本，他要求“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鹽鐵論·本論》），採取工農商業並舉的方針，甚至倡言“富國何必本農”（《力耕》），“利在勢居，不在力耕”（《通有》）。這種反對單靠農業而重視商業的觀點，在整個封建時期內都是罕見的。此後肯定工商作用的言論雖仍有出現，但重農抑商思想已佔絕對優勢。在這種條件下，惟有東漢王符提出農工商各有本末的理論，對傳統的農本工商末觀點表示異議。
求富觀點
這一觀點以司馬遷的論述為最集中而突出。他認為，“求富益貨”是人類“不學而俱欲”的本性，是人們的基本社會活動。在他看來，從事農、虞、工、商四業均系致富的正當途徑，而各業的營利能力可概括為“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對於求富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分化現象，他認為“貧富之道，莫之奪予”，不必人為地加以均平。在如何求富問題上，他贊成漢初時的放任政策，主張封建國家對於人們的營利活動最好聽其自然，不加干涉。這同他把社會經濟活動看作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是與合乎“自然之驗”（《史記·貨殖列傳》）的客觀規律密切相關。與經濟放任觀點相對立，當時經濟干涉思想也廣泛流行，它主張國家從事各種經濟活動。西漢前期，無論主張放任還是干涉政策以求富，均能擺脫倫理觀念的束縛而重視財利問題。但是，漢武帝時亦有董仲舒（前179～前104）鼓吹“正其誼不謀其利”（《漢書·董仲舒傳》）的觀點。
限田主張
面對西漢土地兼併的日益嚴重，董仲舒首先提出“限民名田”（《食貨志上》）的主張，即限制私人佔田數量以堵塞兼併之路。限田主張對於以後整個封建地主經濟時期的田制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實際影響。後來王莽政權推行王田制，宣佈土地國有，禁止土地買賣，亦系針對土地兼併而發。這與漢初重點反對商人對農民的兼併相對照，是一個重要的思想變化。
貨幣、財政思想
針對漢初以來的錢幣私鑄問題，賈誼最早建議由封建國家壟斷幣材，“勿令銅佈於天下”（《食貨志下》）。他還第一次提出“法錢”，即現代所謂標準本位貨幣的概念；並且認識到國家通過掌握貨幣，可以調節商品供應、穩定物價和增加財政收入。這些主張對於後來貨幣鑄造權的統一與集中，具有重要影響。桑弘羊實行統一鑄錢時，更明確地指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鹽鐵論·錯幣》）。晁錯認為貨幣“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其價值完全取決於“上用之故”（《漢書·食貨志上》），則屬於明顯的貨幣名目論觀點，對後世貨幣思想的發展曾發生重要的影響。貢禹（前 124～前44）建議廢錢用谷帛，則完全是一種倒退主張。
西漢的財政措施在許多方面具有首創意義，對以後各封建王朝的理財活動，起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尤其是桑弘羊創行的均輸和平準，前者旨在“齊勞逸而便貢輸”（《鹽鐵論·本議》），結果使“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準書》）；後者系國家運用貴時拋售、賤時收買的方式來穩定物價，其設想之周密而有效，在世界歷史上是少見的。此後耿壽昌建議的常平倉制度，亦成為封建時期一種常設的經濟措施。另外，要求封建中央財政權力的統一與集中，也是西漢新經濟條件下產生的新觀點。至於王莽推行的“六筦”政策，可算是集以往各種經濟管理措施之大成。其中除了荒唐的貨幣改制及其他混亂的部分而外，尚有一些合理或新穎的見解：如設立“五均賒貸”，將政府貸放貨幣與平定物價結合起來，由政府根據市場客觀變化，規定和調整某些重要商品的標準價格，即所謂“市平”；各行業均應按利潤交納什一之稅；注重生產成本在經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並予以精稽核算。
移民與人口觀點
秦王朝曾用政治權力強迫移民，而晁錯則以經濟方式鼓勵人民遷徙，他在安定移民經濟生活方面考慮問題的周密細緻，一直為後代各封建王朝主張移民戍邊的人們所稱頌。桑弘羊也主張移民屯墾，他對於移民在鞏固邊防、開發邊疆方面的有利作用，又進一步予以闡發。在人口問題上，東漢徐幹（171～218）在《中論·民數》中強調掌握“民數”即人口數目的重要性，把它看作是國家實行各種政治經濟措施的基礎，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用專篇談人口問題的著作。
兩漢時期還有其他一些經濟觀點，如司馬遷關於生產經營原則的論述和合理的貨幣利潤率觀點；桑弘羊對大規模生產優越性的論證；東漢王符重視“日力”、即勞動時間對財富生產的作用，將“愛日”作為一條關係到國家安危的原則來考慮等。東漢末年，張角（?～184）領導的農民起義第一次提出了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萬年太平”思想（《太平經》）。他們要求建立萬年太平的世界，實行財產公有，人人平等，人人勞動，並以積極的行動來實現自己的理想。
魏晉南北朝
在這一時期，由於戰亂頻仍，土地兼併有增無已，為了安定封建秩序以鞏固地主政權，封建統治者不能不把解決農民的土地要求放到極重要的地位，因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田制思想與改革方案。此外，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貨幣和財政等方面也出現了若干新觀點。
佔田、均田思想
西晉佔田制規定各級貴族與官僚佔田數的級差限額；農民的佔田數以“丁”為標準，男子一人佔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特點在於將賦稅負擔與佔田中的規定畝數緊密結合起來，這是封建政權企圖解決土地問題的一次重要嘗試。更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均田制，它體現了當時思想家對於土地的不同形式利用的重要性、各類土地作物的生產週期及與其有密切關係的固定資產投資的作用、按生產能力分配田地的意義等，均有相當深入的認識。均田制還包括其他一些新的土地分配原則，如“先貧後富”、“恆從其近”（《魏書·食貨志》），以及勞動力的地區均勻分佈等。均田思想自北魏李安世提出後，成為封建時期具有極大影響的田制思想之一。惟對“均田”含意的理解，在封建前期和後期具有顯著變化。
分民定業觀點
西晉傅玄為了解決農民大量流徙，因而影響封建生產基礎的現實問題，建議“通計天下”，按社會各行業的客觀需要，具體規定士、農、工、商各業的從業者人數。此後北魏李衝（450～498）創立鄰、裡、黨三長制，通過賦役關係將勞動編組與土地密切結合起來，也反映了封建政權加強勞動力編組的思想。
財政、貨幣思想
傅玄從賦稅輕重應根據客觀需要的觀點出發，將租稅的徵課歸納為三條原則，即“至平”、積儉而“趣公”和“有常”（《傅子·平賦役篇》）。這是本時期在財政理論上的突出表現。另外，佔田制與均田制體現了按勞動力負擔賦役的原則。北周蘇綽（498～546）認為租稅及差徭都不應讓富豪得到便利才是真正的“平均”，是對傳統的平均負擔原則作了新的補充。
這個時期首次出現了明顯的貨幣拜物主義觀點，它在東晉魯褒的《錢神論》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其他的貨幣觀點以南齊孔較為突出，他反對貨幣名目論觀點，指出鑄錢不能“惜銅愛工”（《南齊書·劉悛傳》），此說成為往後一千多年中經常引證的名論。孔還從通貨緊縮角度去考察貨幣購買力的增高。東漢張林也曾提到通貨膨脹時貨幣購買力的降低。他們是中國最早這樣明確地根據市場價格動態來追溯流通中貨幣價值的變動的人。南北朝時，詔令鑄錢採取“官自立爐”，“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魏書·食貨志》）的辦法。北魏為了穩定幣值，以低於市場價格的價格拋售藏絹。這些作法頗與近代所謂“自由鑄造”和公開市場活動相類似。
此外。北朝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詳細設計和記載了一個地主家庭的生產、交易和消費活動，被後世稱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封建主義家庭經濟學。
唐代
唐代處於封建地主經濟的鼎盛時期。其時思想家對土地問題的探討已不如前那樣熱烈，在貨幣問題上所提出的新觀點也不多，最突出的是對財政思想的豐富和發展。此外，適應客觀經濟條件的變化，唐末經濟思想已顯示出若干新的轉折徵兆。
財政思想
在傳統的量入為出原則仍佔支配地位的條件下，楊炎第一次提出“量出以制入”（《舊唐書·楊炎傳》）的新財政原則，這在世界範圍內也是最早的創見。劉晏主張理財“以愛民為先”（《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六），注重培養稅源。陸贄也提出“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陸宣公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的理財原則。劉晏理財的另一特點是運用商業原則進行財政改革，重視商人的商業活動對促進社會經濟繁榮的作用。他還第一次創設商業情報網，以蒐集各地的商情及物價動態。
賦稅觀點
對於財政徵課，劉晏注意掌握兩條原則：一是“因民所急而稅之”（《新唐書·食貨志四》），以此獲得充足而穩固的稅源;二是“知所以取，人不怨”（《劉晏傳贊》）。稍後楊炎創制兩稅法，實行計資而稅、以貨幣定稅額和簡化稅制，這是中國財政思想史上的重要發展。他還堅持劃分公賦與天子私藏以保證公賦的獨立，陸贄又進一步否定天子的私藏。此外，李翱（772～841）和李珏對於稅率高低的經濟影響所作的論述，也是本時期在財政理論上的新觀點。
財務行政概念的周密化
隨著唐代封建中央政權的加強，封建財政日益集中，因而產生由封建國家統一掌握全部財政收支的中央集權思想、財政稽核職能獨立等概念。至於李林甫（?～752）建議頒行的“長行旨條”，它作為國家年度財政收支的長期指導原則，可算是國家預算制度的發韌。
減租觀點
在西漢董仲舒提到農民耕種地主土地負擔“見稅什五”（《漢書·食貨志上》）的沉重地租之後，陸贄更明確地將貧富不均的原因歸結為地主階級殘酷的地租剝削，並且主張“裁減租價”（《陸宣公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這是前人尚未提過的新觀點。至於白居易堅決反對官府高利貸對貧民殘酷盤剝，以往也不曾出現過。
貨幣數量論觀點
陸贄指出“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這是把古代久已流行的貨幣數量論觀點，作了鮮明而典型的表述。另外，關於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問題，本時期內不少思想家如白居易、楊於陵等重視貨幣窖藏對貨幣流通的影響，指出人口增加或貨幣使用區域的擴大會要求貨幣流通量的增加；注意到貨幣的自然損耗和貨幣外流現象等。
從經濟思想的發展程序來看，唐代後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
（1）對傳統的諱言財利教條開始表示懷疑。如陸贄主張虛名實利相輔而行，白居易則肯定“聖人”也一樣好利。
（2）重視工商作用的思想傾向逐漸增強，象陸贄和韓愈（768～824）那樣的儒家代表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張農工商並重，劉晏更運用商業原則來處理國家財政。
（3）對貧富不均的批判已不如前世之突出，柳宗元（773～819）還為富室進行辯護。
（4）注意平賦役的問題多於解決土地問題本身，“均田”一詞也被用作分攤官荒田地賦稅的代詞，喪失了它緩和土地兼併的本意。以上經濟思想的變化，在宋代以後或者更加明顯，或者廣泛流行而形成主流思想。
宋元
從宋代起，封建地主經濟已轉入後期階段，商品貨幣關係也有更長足的發展，這就使宋元時期的經濟思想具有許多新的時代特徵。尤為突出的是對先秦以來一直起支配作用的若干傳統經濟觀點，提出了異議或批判。此外，本時期關於紙幣方面的豐富思想，令人矚目。
對傳統經濟觀點的批判
對傳統的諱言理財觀點，宋初李覯已持異議，並公開主張“言利”。隨後王安石明確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王臨川集·答曾公立書》）。他把“理財”作為發展社會生產、充實國家財政、調節財富分配和“摧抑兼併”的重要手段，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力講求理財之術的秉政儒者。南宋葉適的批判態度更加堅決，甚至宣稱不善理財不能成為“聖君賢臣”。他還反對把理財與聚斂相混同，否定什一稅為“中正”的理想稅制，並對傳統的“量入為出”原則提出異議。
反對傳統的“抑末”觀點。北宋時為私商自由經營辯護而主張“通商”的觀點不斷增多。歐陽修 （1007～1072）還提出“誘商”為上、“制商”為下的新原則，要求封建國家與商賈實行“共利”（《歐陽文忠公集·通進司上書》）。到南宋，葉適第一次指出“抑末厚本，非正論也”（《習學記言序目·史記一》），公開否定了傳統的重本抑末觀點。元代的重商氣氛更為濃厚，因而產生由國家自制海船而利用商人進行對外貿易的觀點，連祖述程（頤）朱（熹）的道學家許衡（1209～1281）也主張封建“士君子”可以兼管商業。與此相關，為工商富民辯護的觀點不斷出現，李覯曾指出“富者”不必是“強者”，故對那些靠辛苦經營起家的富裕工商業者，不能任意打擊。他是為新興工商富人辯護的先行者。此後反對打擊“富工”、“豪賈”的思想廣泛流行，葉適更宣揚“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水心別集·民事下》）。
土地私有觀念的加強
本時期許多思想家談論土地問題時常把土地私有權力的不可動搖性作為前提，認為限田、均田都是徒勞無益的事。即使以“摧抑兼併，均濟貧乏”相標榜的王安石，也不同意奪富人之田“以賦貧民”（《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一十三）。同時，有不少思想家對井田思想進行了分析批判，蘇洵（1009～1066）和葉適即為其重要代表。那些仍堅持井田制的人如林勳，其方案也不過是在保證地主土地所有權不變的條件下，由農民使用一定量土地，並把重點放在賦役負擔上。從南宋起，人們已不熱心於提出新的田制改革方案，朱熹（1130～1200）更把“定經界”作為他處理土地問題的唯一內容。此後經界法或土地清丈即成為流行的土地思想。
貨幣流通速度概念及其他
北宋沈括（1031～1095）在闡述“錢利於流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八十三）時，十分明確地指出貨幣流通速度與流通中貨幣數量的關係，這在世界貨幣思想史上也是極值得稱述的。其他，如周行己重視貨幣與商品“相為等而輕重自均”（《浮沚集·上皇帝書》），並對以往關於貨幣輕重理論的分析作了重要闡述和補充。他還具體地論述了貨幣貶值對物價的影響。
鈔幣思想
鈔幣思想是宋代紙幣流通的產物，到南宋時人們總結了管理和發行兌換紙幣的各項原則，即所謂“稱提之術”，它包括規定發行最高限額、一定數量用於兌現的現金準備，分屆發行，防止鈔幣貶值的補救措施等，可算是世界貨幣發行史上最早出現的兌換紙幣理論。在元代，經葉李（1242～1292）的建議頒佈了《鈔幣條劃》，這是一種較完備的紙幣發行條例，它對發行不兌換紙幣所應考慮的理論原則，差不多均有論及，在世界貨幣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另外，元代在全國各路設定金銀平準庫，以便利寶鈔的兌換，它頗類似於近代的現金準備制度。盧世榮（？～1285）主張設立平準周急庫，經營貸放業務，也與近代銀行活動相似。
“等貴賤、均貧富”口號
北宋初，王小波（？～994）領導的農民起義首先以“均貧富”為口號，並將它付諸實踐。南宋初的農民起義領袖鐘相（？～1130）、楊麼（？～1135）又予以發展，完整地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七）的革命綱領，這個口號代表封建時期農民階級的革命要求，其鬥爭矛頭直接指向封建制度。
宋元時期還有不少建議或措施，反映出一些值得稱述的經濟觀點。例如，南宋時鄭伯謙從理論上闡述了會計的原則與作用，主張擴大會計的監督範圍，提高會計官司的地位。董煟的《救荒活民書》，集中而系統地探討了各種救荒措施的利弊及改善辦法，成為此後討論救荒問題的理論先驅。宋、元之際的鄧牧（1247～1306）在《伯牙琴》中，描繪了一個無階級、無剝削的“至德之世”來和它所批判的現實相對立。元代的董搏霄 （？～1358）在軍糧運輸上倡行所謂“百里一日運糧之術”（《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四），其指導原則與近代生產中的流水作業法頗為相似。
明清
這一時期的經濟思想除農民的激進經濟觀點以外，主要仍沿著宋以來對傳統經濟教條的批判思潮繼續進展。尤其自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已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因而在經濟思想的許多方面均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利益的要求，並對鴉片戰爭以後的經濟思想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此外，因客觀經濟條件的變化，本時期還出現了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經濟觀點。
重視經世致用及理財的觀點
這一時期的進步思想家談論經世致用及理財之道已蔚為風氣。明代泰州學派宣揚自己的學說是“百姓日用之學”（《王心齋先生遺集·年譜》）。李贄（1527～1602）在其《藏書》中專闢“富國名臣”一欄，對歷代理財家大事讚揚。丘濬也宣稱“《大學》以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大學衍義補》卷二十）。至於明末大量出現的以“經濟”或“經世”命名的專門著作，更是以財政經濟問題的討論作為其重要內容之一。清初顏李學派又把物質財富作為重要課題來悉心研究和大為宣揚，甚至主張將“理財”設為學習的專科和定為取士的考試科目之一。到19世紀前半期，連儒家的神聖經典也被說成是為了“致用”。這些都表明諱言財利教條的傳統支配地位開始發生動搖。
工商皆本與反對禁奢的思想
在明代，何心隱（1517～1579） 設想工商業者能與封建士人一起上升到“聖賢”的地位；李贄則宣揚工商富人是“天與之以富厚之資”（《李氏文集·明燈古道錄》）；張居正主張厚農資商和厚商利農等等觀點，繼續發展了宋以來出現的反對重農抑商的思想。尤其是明清之際的黃宗羲，明確提出工商“皆本”（《明夷待訪錄·財計三》）的命題。此後要求發展工商的思想不斷增多，如王源堅決反對“輕末”，俞正燮（1775～1840）指出抑商非“抑末”，包世臣主張“本末皆富”。到鴉片戰爭前夕，魏源宣揚以商業富國，更體現了新的時代精神。
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的傳統思想，但宋以來已陸續出現與此不同的消費觀點，如北宋范仲淹（ 989～1052）與沈括均有擴大奢侈消費以刺激生產並增加就業的思想。在明代，陸楫明確地反對禁奢，把擴大消費看作是增加貧民生計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到鴉片戰爭前夕，魏源對傳統的“禁奢崇儉”論提出新的解釋，認為儉只能適用於封建統治者和貧民；對於富民，則應鼓勵他們奢侈以促進巨室與貧民“通工易事”（《古微堂內集·治篇十四》），這是市民意識在消費觀點上的體現。
土地及田制思想
明代李贄從“私者人心也”出發，把財產私有說成是人們從事生產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並認為這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藏書·德業儒臣後論》），連孔子一類的“聖人”也不例外。明清之際的著名啟蒙思想家無不肯定“自私”、“自利”是合乎規律性的行為。顧炎武還把財產私有制看成是杜絕紛爭和促進生產的決定因素。這些觀點都是當時市民思想的反映。尤其是土地財產的私有權，更受到這一時期思想家的重視，如丘濬的“配丁田法”，黃宗羲所謂恢復井田的土地方案等，均明確地以不許侵犯富人的現有土地權益作為前提。清初顏元（1635～1704）曾提出“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存治篇》卷一）的口號。但在具體討論各種土地方案時，他和他的弟子仍將土地私有權力視為理所當然。這也是宋以來土地思想的一個重要變化。本時期最值得珍視的土地思想之一是清初王源主張“有田者必自耕”、“不為農則無田”的主張（李塨：《平書訂》卷七），這已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雛形。另外，他對於城市宅地和農村耕地作差別處理的設想，也是前人不曾提過的土地觀點。與上述土地思想有別，明末李自成（1606～1645）領導的農民起義高舉“均田免賦”的旗幟，直接代表農民群眾的利益第一次提出均分土地財產的革命要求，並全部否定了封建剝削。這是中國歷史上農民革命的經濟綱領的重大發展。
貨幣、賦稅與對外貿易觀點
元末王褘（1322～1373）最早主張鑄造金、銀幣。明代丘濬設計以白銀為主要貨幣，錢、鈔皆“權之以銀”（《大學衍義補·銅楮之幣下》）的貨幣制度。他還在討論鈔幣問題時，認識到商品的“價”由生產商品所用的“功力”來決定，這一見解是比較深刻的。到19世紀，林則徐建議鑄造銀幣以代替銀錠的流通。此時主張行鈔者重視私商銀錢號在幫助封建國家紙幣流通上的作用，這一趨勢也是以往所沒有的。特別是在19世紀30～40年代，出現了討論紙幣問題的系統專著，即王瑬的《錢幣芻言》，以及專為反駁它的觀點而刊行的許楣兄弟的《鈔幣論》。
中國秦漢以來堅決反對高利貸的思想是不多的。唐末及北宋陸續有不少思想家反對封建官府所從事的高利貸，而對私人貸放取息行為卻很少反對，南宋陳亮還公開為它辯護。到明代，丘濬一面抨擊官府高利貸為“不義”，一面又論證私人放債取息活動的合理性並主張它應受封建政權的保護。惟有明末宋應星（1587～？）猛烈攻擊私人高利貸，指責它是造成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這在當時是十分突出的。
明代後期在全國普遍推行一條鞭法，計畝徵銀，變實物稅為貨幣稅，這是財政思想上的一個重要演變。明、清之際，王夫之總結人民在實物繳納中遭受的苦痛，論述了貨幣稅對實物稅的優越性。同時，對於傳統的農業單一稅和什一稅思想，他也予以全面而有力的否定。清初王源堅持廢止行之已久的對物課稅制度，建議對行商和坐商均按其所得利潤抽取一定比例的稅額，這已接近近代的所得稅制。另外，在財政思想方面，丘濬提出了編造年度財政預計收支的周密步驟，頗類於近代國家概算的編制程式。
明代丘濬積極提倡讓私商自行出資從事對外貿易業務，而外貿物件也從以往主要為滿足奢侈消費服務轉向進出口一般商品。許孚遠同樣堅決反對當時的海禁政策，併為海外貿易作了更為細緻的辯護。到清代，藍鼎元替開放海禁辯護時，尤為注重以有易無的貿易經濟需要，主張讓人民自由經營海外貿易，政府不加干涉，將元、明以來日益發展的對外貿易的思想，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此外，丘濬曾列舉元代四十七年間逐年海運漕糧的實收統計數字，證明海運的損失較河運為小。這是中國歷史上運用長期統計資料進行比較分析的典型。
明清時期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經濟觀點，如人口觀點。自先秦以來，人們一般都把人口多寡作為衡量一國經濟興衰的標誌。北宋時蘇軾（1037～1101）首先指出眾多的非生產人口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威脅，元代馬端臨（約1254～1323）進一步考慮到人口的質量，因而得出“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文獻通考·自序》）的結論。明末徐光啟第一次提出了人口每三十年增加一倍的人口增長率問題。最突出的是清中葉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他對人口增長的一般趨勢所作的結論及其建議的補救措施與五年後T.R.馬爾薩斯的觀點極為相似，所不同的是他更焦慮人民的就業之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