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線軍事運輸

[拼音]：Kangri Jiuwang Geyong Yundong

[英文]：Movement of singing for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National Salvation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前後遍及全國的群眾性愛國歌唱活動。這一運動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開始醞釀，於1935年“一二九”運動前後形成熱潮，至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時達到高潮。從運動發展的歷史程序來看，可分為3個階段：

醞釀準備階段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中國各階層人民紛紛要求抗日救國，當時音樂院校的一些師生，也以創作歌唱愛國歌曲作為響應。其中，黃自等創作的合唱歌曲《抗敵歌》、《旗正飄飄》等，表達了人民要求團結禦侮、救亡圖存的呼聲，從城鎮到農村激起了強烈反響。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音樂組織，積極開展以抗日救亡為中心的音樂工作。聶耳等人在為左翼電影、戲劇創作的大批歌曲中，突出了抗日救亡的內容，其中如《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前進歌》、《自衛歌》、《自由神之歌》、《新編“九一八”小調》等，以戰鬥的風格和大眾化的形式，唱出了廣大群眾強烈要求開展抗日鬥爭，拯救民族危亡的心聲。這些作品通過銀幕、舞臺、唱片、廣播等途徑，在社會上迅速傳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起到了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作用。

為進一步傳播救亡歌曲，1935年初，“民眾歌詠會”和“業餘歌詠團”相繼成立，為救亡歌詠運動的興起作了組織準備。

民眾歌詠會由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劉良模發起，並得到左翼音樂工作者的支援，參加者以上海的愛國青年（店員、職員、教師以及大、中學校學生）為主，初有90餘人，後增至300多人；它明確宣告“為民族解放而唱歌”，以集體歌唱、歌詠大會、歌詠比賽、廣播演唱等多種方式開展活動，影響日益擴大，至1936年中，會員已增至1000多人，並在香港、廣州等地建立了分會。業餘歌詠團又名業餘合唱團，由呂驥、沙梅等組織並主持，參加者均為上海左翼影劇、音樂界人士，不久，又吸收了許多中、小學校進步教師和學生以及進步職業青年。除經常舉行集體歌唱和演出外，其中一部分人還分頭到工人、學生、市民中教唱救亡歌曲，每人分別領導或聯絡一至數個群眾歌詠團體，對上海的群眾歌詠運動起了指導作用。當時演唱的歌曲除國內創作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外，還介紹了國外的革命歌曲。

形成運動階段

抗日救亡歌詠在1935年下半年舉行過兩次音樂活動，第一次是“聶耳追悼會”，會中一些歌詠團體演唱了聶耳的大部分歌曲；第二次是在精武體育會禮堂舉行的群眾歌曲音樂會。兩次活動都對廣大聽眾產生了很大影響，有力地推動了群眾歌詠活動的開展。緊接著在“一二九”運動的推動下，逐漸形成了群眾性歌詠熱潮，並發展為具有全國規模的歌唱運動。北平的青年學生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等大規模的群眾集會、救亡宣傳和示威遊行時，都高唱各種救亡歌曲，併成立了“海燕歌詠團”(清華大學)等組織，在各大中學校開展了救亡歌詠活動；繼而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數十個城市的青年學生，也先後舉行愛國集會和示威遊行，救亡歌詠活動也隨之在這些城市開展起來。1936年1月成立的“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又進一步把救亡歌曲傳播到平津鄰近各縣城鄉。上海、武漢、廣州、開封、長沙、濟南等地的學生，也相繼舉行同樣的活動。從此，救亡歌詠開始向中小城鎮普及。

群眾性的救亡歌詠熱潮，促進了救亡音樂隊伍、救亡歌曲創作和救亡歌詠團體的發展。1936年初，在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召喚下，相繼成立了詞曲作者聯誼會（又名歌曲作者協會）和歌曲研究會等組織，參加者有來自各個方面的詞、曲作家，如施誼（孫師毅）、安娥、周鋼鳴、陳子展、塞克、許幸之、龍沭勳、任鈞、柳倩、關露、呂驥、張曙、任光、冼星海、賀綠汀、江定仙、劉雪庵、沙梅、孫慎、周巍峙、麥新、孟波、吉聯抗、丁璫、盛家倫等。以這支創作隊伍為主在“一二九”運動前後，創作出了一大批新的救亡歌曲，其中如《五月的鮮花》、《救國軍歌》、《救亡進行曲》、《中華民族不會亡》、《打回老家去》、《心頭恨》、《上起刺刀來》、《保衛國土》、《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松花江上》、《全國總動員》、《大眾的歌手》等，都迅速唱遍全國。救亡歌詠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遍及各地，僅上海地區在“一二九”運動至1937年初期間，就先後成立了近百個之多。許多歌詠團體以各種方式展開活動，其中如：1936年6月7日，民眾歌詠會在上海公共體育場舉行“民眾歌詠大會”；同年7月，由上海15個歌詠團體聯合舉行紀念聶耳的歌詠演出；以及在全國各界救國會組織的歷次愛國示威遊行中（如在魯迅逝世追悼、送殯活動中）出動的群眾救亡歌詠隊，都對上海市民產生了很大影響，並得到各界愛國人士和社會輿論的支援。《生活日報》、《立報》、《讀書生活》、《光明》、《大眾生活》和《救亡日報》等，均以相當篇幅刊登救亡歌曲和報道救亡歌詠，並對國防音樂、新音樂運動進行理論探討。

1936年初，還陸續出版了許多救亡歌集，如《民眾歌集》（劉良模編）、《中國呼聲集》（周巍峙編）等，其中《大眾歌聲》(麥新、孟波編)從1936年9月至1938年連續編印3集，並一再增補重版，彙集了“九一八”事變以來產生的大部分優秀歌曲和《國際歌》等外國革命歌曲，成為各地救亡歌詠活動中採用的主要歌唱材料。1936年起，救亡歌詠開始進入廣播陣地，上海的“大陸”、“交通”、“友聯”等電臺，都先後開設了由各歌詠團播唱救亡歌曲的專題節目，救亡歌聲傳播愈益廣泛。

由於救亡歌詠的社會影響不斷增長，當時的南京政府和上海租界的統治當局，以禁唱禁演、禁止出版、取締歌詠組織、驅散歌詠集會、直至逮捕歌詠骨幹等手段，力圖撲滅救亡歌聲。1936年8月，民眾歌詠會被勒令解散，其他歌詠團體也遭受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壓迫。但民眾歌詠會、業餘歌詠團等仍以分散、隱蔽的方式堅持了活動，並於同年10月以後，隨著全國抗日民主鬥爭的再度高漲，掀起了救亡歌詠運動的新高潮，舉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歌詠活動。其中如：1936年10月22日，為魯迅葬禮舉行的“輓歌遊行”;年底為援助綏遠抗戰，舉行的“援綏音樂會”；1937年6月，為賑濟西南、西北各省災民舉行的一系列“賑災音樂會”和“賑災歌詠大會”；1936年底至1937年上半年，呂驥、劉良模及“青年會戰區服務團”等，赴綏遠抗戰前線，舉辦“軍民聯合歌詠大會”和“軍官歌詠訓練班”，後又到山西等省繼續推廣；其他愛國宣傳團體如新安旅行團等，也在綏遠前線進行相同的活動，並巡迴宣傳於全國各地。這都標誌著救亡歌詠運動不斷向縱深方向發展。

進入高潮階段

1937年“七七”事變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也把救亡歌詠運動推向最高潮。全面抗戰激發起更多作曲家的創作熱情，促使他們源源不斷地創作出大批藝術形式更多樣、民族風格更鮮明的抗戰歌曲，其中如《大刀進行曲》、《武裝保衛山西》、《保家鄉》、《游擊隊歌》、《軍民合作》、《長城謠》、《打殺漢奸》、《巷戰歌》、《歌八百壯士》、《打回東北去》、《洪波曲》、《丈夫去當兵》、《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等等，傳唱於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此時，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曾組成了數以百計的“戰地服務團”、“救亡演劇隊”和“抗戰歌詠團”，走向戰區和內地，深入到前線、工礦和農村，在更邊遠的地域內傳播和組織救亡歌詠，從而形成了“有人煙處，即有抗戰歌曲”的形勢。救亡音樂隊伍的團結，也在全面抗戰的形勢下得到加強。1937年8月8日，上海成立了有50多個歌詠團體參加的“國民救亡歌詠協會”。1938年前後，各種抗戰文化組織和歌詠團體雲集於武漢地區，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號召下，於同年1月17日，成立了包括全國音樂界各方面代表的“中華全國歌詠協會”。同年4月1日，以郭沫若為首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由冼星海、張曙等組織了數百個歌詠團體，並連續舉辦了“抗戰擴大宣傳週”、“七七抗戰週年紀念”歌詠遊行、“抗戰獻金音樂大會”、“七七兒童歌詠大會”、“音樂遊園大會”、“八一三宣傳遊藝會”、“抗戰歌曲播送會”、“九一八紀念音樂會”等活動，發動起擁有數十萬人蔘加的規模巨集大的抗戰歌詠活動。與此同時，以延安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部隊、機關、學校的群眾歌詠運動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蓬勃開展起來。此外，海外華僑也開展了救亡歌詠活動。如在抗戰爆發前後，法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的華僑中，均建有各種救亡歌詠團體，其中以任光在新加坡舉辦的“民眾歌詠訓練班”和他輔導的“銅鑼合唱團”等影響較大。1940年後，劉良模在美國華僑中組織了“華僑青年歌唱隊”，並與著名黑人歌唱家P.羅伯遜合作，錄製了以“起來”為題的一組中國抗戰歌曲和民歌唱片，其中包括羅伯遜用中、英文演唱的《義勇軍進行曲》。

抗日救亡歌詠運動是中國有史以來空前廣泛的群眾性愛國音樂運動，它對發動群眾投入抗日民主鬥爭，發揮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促進了中國革命歌曲創作和群眾歌詠活動的發展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