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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shenghuo jiaoyu yundong
中國教育家陶行知所倡導的一種教育運動。生活教育理論， 是他在提倡鄉村教育運動， 辦曉莊學校時提出的，以後隨著時代的前進，他陸續做了新的解釋和發展。生活教育的基本觀點是：“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教學做合一”， “行是知之始， 知是行之成”。他反對“儀型他國”，反對洋化教育，反對“沿襲陳法”，反對傳統教育。而把美國教育家J.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學校即社會”的論點顛倒了過來， 改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他對生活即教育的解釋是：“是生活就是教育，是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過壞的生活就是壞的教育；是認真的生活就是認真的教育，是馬虎的生活就是馬虎的教育；是合理的生活， 就是合理的教育， 是不合理的生活， 就是不合理的教育”。“康健的生活， 就是康健的教育; 非康健的生活，就是非康健的教育。勞動的生活，就是勞動的教育；非勞動的生活，就是非勞動的教育。科學的生活，就是科學的教育；非科學的生活， 就是非科學的教育。藝術的生活， 就是藝術的教育；非藝術的生活， 就是非藝術的教育; 改造社會的生活，就是改造社會的教育;非改造社會的生活， 就是非改造社會的教育。” 1934 年他寫的《什麼是生活教育》一文，給生活教育的確定的定義是： “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1936年他寫的《生活教育之特質》一文說: 生活教育是:“①生活的”，“②行動的”， “③大眾的”，“④前進的”，“⑤世界的”，“⑥有歷史聯絡的”。1939年他在《生活教育目前的任務》一文中說:“我們要拿好的生活來改造壞的生活，拿前進的生活來引導落後的生活。針對著現在說，我們要拿抗戰的生活來克服妥協的生活……教育只是民族大眾人類解放之工具”。1940年在《談生活教育》一文中說：“生活教育理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爭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論”。1946年在《大眾的藝術》一文中說: “我們生活教育運動……訂了四大方針，即民主的、大眾的、科學的、創造的方針”。
對於社會即學校，陶行知在《生活即教育》一文中解釋說：“生活即教育，就是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與“社會即學校”是相聯的。“我們主張‘社會即學校’，是因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裡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多起來。因為在這樣辦法下，不論校內校外，都可以做師生的”且能使“社會與學校打成一片”。他在《普及現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說：“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因此，我們又可以說：‘社會即學校’”。在他寫的《民族解放大學》中說：民族解放大學校，“沒有圍牆……，現在中華民國的國界就算是我們這個大學校的‘四至’”。“它也用不著花上幾百萬去建造武漢大學那皇宮一般的校舍。工廠、農村、店鋪、家庭、戲臺、茶館、軍營、學校、廟宇、監牢都成了這個大學校的數不清的分校；連墳墓都做了我們的課堂”。他在 《社會大學運動》 一文中說：“社會大學有兩種：一是有形的社會大學，二是無形的社會大學”，“無形的社會大學，是隻有社會而沒有‘大學’之名。它是以青天為頂，大地為底，二十八宿為圍牆，人類都是同學。依‘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之原則說來，人類都是先生，而且都是學生。新世界之創造，是我們的主要功課”。“有形的社會大學是夜大學、早晨大學、 函授大學、 新聞大學、 旅行大學、 電播大學”，“社會大學無論有形的無形的，要有一個共同的大學之道”，“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於人民之幸福”。
關於陶行知“教學做合一”的教育觀點，他在《教學做合一》一文中說，“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他在《試驗鄉村師範學校答客問》一文中說：“教學做合一是：教的法子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根據做的法子。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學做有一個共同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事’，就是實際生活；教學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他在《勞力上勞心》一文中說：“真正之做只是在勞力上勞心，用心以制力”。他還說:“教學做合一隻是生活法”。在《手腦相長歌》裡提出每人“手腦都會用”。他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說：“陽明先生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認為不對，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墨辯》 提出親知、 聞知、說知。陶行知認為“親知為一切知識之根本，聞知、說知必須安根在親知裡面，便可見‘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在 1923年到 1925年，陶行知與晏陽初從事平民教育運動。這是他從事普及教育運動的開端。後來，他認為平民教育運動“碰了壁”就改變了方向。從1926年到1930年，他提倡鄉村教育運動，創辦了試驗鄉村師範學校，1928年改為“曉莊學校”。其目的就是他寫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所說的那樣:“我們的新使命，是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徵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1930年曉莊學校被國民黨政府藉口封閉。1932年到1935年，他提倡普及教育運動，“為謀普及大眾兒童向上生活所需要之教育， 以助成中華民國與大同世界之創造”。 他在上海郊外創辦了山海工學團。 提出工學團是“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工學團是中華民族之救命圈”。1936年初，在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組織的推動和幫助下，陶行知發起組織國難教育社。他明確表示，當前的“生活”是國難當頭， 積極主張推行“國難教育”運動。他在《發起組織國難教育社緣起》和《國難教育社成立宣言》中說：“整個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後的生死關頭”，“我們除了反抗敵人的侵略，沒有法子可以獲得民族解放; 我們除了流血， 不會獲得民族自由”。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抗日戰爭開始，陶行知指導生活教育社出版《戰時教育》雜誌等刊物，將“國難教育運動”改名為“戰時教育運動”。為適應抗戰形勢的需要，停辦山海工學團，成立戰地服務團，為抗戰服務。1938年到1945年8月抗日勝利，陶行知積極執行“全面教育”運動。他指出：“我們要有全面的教育來配合以促成全面抗戰”。在這期間，1939年他在重慶還創辦了育才學校。他指出：“創辦育才的主要意思在於培養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夠發展”。1945 年秋到 1946年秋陶行知為了適應爭取民主鬥爭需要，提倡民主教育運動。他寫的《實施民主教育的提綱》、 《民主教育》和《民主教育之普及》指出:“民主的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文化為公’，‘教育為公’是教育的目的”。“國民教育，是人人應當免費受教育”。“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 做國家的主人， 做世界的主人”，“教育為公以達到天下為公”。“因此民主教育需要普及”。1946年他積極倡導社會大學運動。他寫的《社會大學運動》一文指出：“社會大學運動是要把有形的社會大學普及出去，並且要給無形的社會大學一個正式的承認，使每一個人都承認這無形的社會大學之存在， 隨時隨地隨事進行學習。”
陶行知所倡導的生活教育運動，包括鄉村教育運動，普及教育運動，國難教育運動，戰時教育運動，全面教育運動，民主教育運動和社會大學運動，始終貫穿著他的生活教育理論和觀點。這一運動實際就是他的教育救國理論的實踐。但從“一二·九”運動到他逝世的最後十年，他“一直跟著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路線走”（《周恩來選集》第 238頁），獻身於民族民主革命鬥爭，同時把生活教育運動同民族民主革命鬥爭聯絡起來，併為之服務。這就是生活教育運動的起緣和發展的歷程。